【新唐人北京时间2024年06月20日讯】一名患者母亲指控武汉同济医院未经正常程序就将儿子判定为脑死亡，以便摘取他的器官。专家指出，哈佛医学院上世纪六十年代推出的新型死亡标准——脑死亡，有可能成为中共用来活摘器官的一个藉口。
今年六月，大陆网络上流传一则视频，显示一名母亲前往武汉同济医院，质问创伤外科主任医师，为何造假医疗记录，在没有进行任何脑死亡的科学测试下，将她本来活着的儿子判定为脑死亡，并劝说家属捐献器官。面对质疑，这名医师让这名女子“滚蛋”。
这名女子29岁的儿子今年年初因为脑损伤到武汉同济医院创伤外科就诊，但是被医生诊断为脑死亡，随后医生劝说家属捐献器官。女子在微博上发文说，“病程记录上孩子一直是有自主呼吸的，李XX你为什么要欺骗我们脑死亡？陈XX，你为什么没走流程，想着立即要我们捐器官？这是救死扶伤的医院，还是为器官害姓名的731部队？这是人间地狱呀！”
五千年来，人们对死亡的判断标准是血液循环停止和呼吸停止。然而从1968年开始，哈佛医学院提出了脑死亡的概念，即使一个人仍然有血液循环和呼吸，但是如果医生认为他的脑干以及大脑功能停止，也可以认定这个人死亡。
哈佛制定新型脑死亡标准
哈佛医学院研究脑死亡定义特别委员会制定的脑死亡判断标准是：1. 无感受、无反应。“即使最剧烈的疼痛刺激也不会引起声音或其他反应。”
2. 无运动或自主呼吸（呼吸器协助不包括在内）。
3. 无反射。为寻找反射，医生用灯光照射眼部，确保无瞳孔放大。测试肌肉。将冰水灌进耳朵。
4. 脑电图平直。医生将对患者进行脑电图扫描。确保病人的脑电波为直线。
1981年，美国统一州法全国委员会批准了《死亡法统一定义》。这一定义基于哈佛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一些人认为，哈佛特别委员会制定这种新的死亡标准——脑死亡标准的最大目的是为了解决人体器官用于移植。
亚利桑那大学外科副教授，心脏外科医生哈尔佩（Zain Khalpey）告诉新唐人，一些人已经昏迷了很多很多年，没有大脑功能或没有脑干反射。他们仍然在呼吸，但他们永远不会康复。
“当不会出现有意义的复甦时，你必须结束并说再见。” 哈尔佩认为，脑死亡的概念不是为了器官移植而编造的，是真实的。
哈尔佩说，在西方国家，判断脑死亡的过程受到严格监管，因此不会有医生为了获取器官而故意将活人判定为死人的情况。
“因为一切都是由国家和地区监管的。例如，我们在每个单独的地区、每个单独的州都有捐助者网路。在美国，此标准规范受到 UNOS 标准（即联合器官共享银行）的监督。即使在英国他们也有同样的标准规范。所以你受到监管。所以你不能在这里这样做。”
脑死亡可能成为中共活摘器官藉口
然而，在中国，中共被指控大面积活摘良心犯器官。2019年，位于伦敦专注于调查中共活摘良心犯器官的独立机构“中国法庭”认为，中国监狱中150多万名被拘留者中的一些人被杀害，他们的器官被用来满足日益猖獗的器官移植贸易，每年的器官移植贸易额高达10亿美元。脑死亡对中共而言，可能是方便他们杀死良心犯获取器官的一个藉口。
以色列拉马特甘特拉维夫大学医学院舍巴医学中心心胸外科中心心脏移植科医生雅各布·拉维2022年在《美国移植杂志》发表文章，揭露在许多情况下，中国医院在摘取器官中使用的“脑死亡”病人并非是真正“脑死亡“，而是在摘取器官中被杀死的。
文章使用计算文本分析对 124770 篇中文移植出版物中的2838 篇论文进行法医审查，发现71份报告中宣称的脑死亡是虚假的。
拉维医生判断中共伪造脑死亡的一个重要依据是，脑死亡患者在死亡之前，一定是有气管插管的，因为脑死亡判定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进行呼吸暂停测试，而这又需要插管和通气。但是在调查过程中，拉维发现许多病例是在宣布脑死亡之后，医生才开始进行气管插管。
比如，对于一名脑外伤患者的心脏捐献者，中共文献描述说：“到心脏取出时，呼吸已停止。进行了气管插管并建立人工呼吸。“
对于另外一名供体，中共文献描述说：“供体于术前1小时静脉注射肝素3mg/kg……心跳微弱，心肌呈紫红色。经气管插管辅助通气后，心肌呈红色，心跳有力……”
还有一个案例，中共文献对其描述说：“供体脑死亡后，尽快气管插管，进行人工通气。迅速开胸，向升主动脉和肺动脉注入冷心脏停搏液……”
哈尔佩表示，虽然中共也会冠冕堂皇的制定脑死亡的标准，但是实际上，脑死亡只是给了中共一个活摘良心犯器官的藉口。
“他们会制定自己的标准，但是如果他们认定你是良心犯，无论如何你都会死，那么标准是什么并不重要。他们只会这么做……所以无论如何，这只是一种犯罪。这给了他们一个藉口。”
对于武汉女子指控同济医院伪造她儿子脑死亡摘取器官一事，哈尔佩医生建议，她需要设法获取真实的病例记录。
“是否进行了脑电图检查或呼吸暂停测试？做过脑干检查吗？是其他人记录的还是那位医生记录的？如果事情的确是这样（没有做相关检查），而这个人有这样做的模式，那么那就是一个大问题。”
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猛增 青年大量失踪
根据《湖北日报》2019年4月10日报导，武汉地区的心脏和肾脏移植量在中国领先。其中同济医院平均每天至少有一台移植手术。据同济医院的官网介绍，其移植项目、累计例数一直处于国内领先地位。肾移植是国内首个超过7000例的单位；肝移植近2000例，保持全国领先水平；胰肾联合移植近200例。大纪元获得的内部文件显示，同济医院DCD（心死亡器官捐献）肾移植例数在2015年、2016年、2017年连续3年全国第一。
其中，2015年、2016年、2017年的肾移植量暴增。2015年肾移植数量接近350例，比前一年增加约100例。2016年肾移植数量达到一个高峰，约460例。
一个“巧合”的现象是，在同一时期，有许多青年在武汉神秘失踪。
比如，武汉理工大学学生，22岁的帅总斌在2016年3月17日凌晨两点钟消失在武汉前进路附近的江滩上。
长沙学院的学生，20岁的罗浩2015年9月10日晚上11点出现在武汉大学的校园里，稍后他翻越过接近六米高的铁大门，消失在夜幕之中。
20岁青年林飞阳2015年11月26日从莫斯科大学回到武汉后，在常青五路失踪。
原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子立曾在2017年9月对武汉失踪大学生做过调查。他认为，大量青年在武汉神秘失踪可能跟器官贩卖有关。“这里要是有什么阴谋，器官移植之类的，犯罪团伙跟这些医院能不勾结吗？
（记者关月采访报导/责任编辑：林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