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可以算得上中国最穷的省了，近几年，却接连出了至少七个亿元大贪官。其中，2024年1月至今，已有4人被审判；2022年1个，2021年1个，2019年1个；正省部级官员两个，副省部级官员三个，正厅局级官员两个。
现根据中共官方公布的贪腐金额对七个亿元贪官作一个简要盘点：
七个亿元大贪官
第一名：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8.13亿元。
2024年8月14日，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开庭审理了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受贿一案。天津市检察院第二分院起诉指控：2002年下半年至2023年8月，孙志刚利用担任湖北省委常委、秘书长，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贵州省委书记，贵州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8.13亿馀元。
第二名：贵州省政协原主席王富玉，4.5亿元。
2022年1月17日，王富玉因犯受贿罪，被天津市第一中级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法院认定：1995年至2021年，王富玉利用担任中共海南省琼山市委书记、市长，中共海南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中共海南省委副书记、海口市委书记，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贵州省政协副主席、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直接或通过他人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4.34亿馀元。
2019年至2020年，王富玉离职后还利用影响力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1735万馀元。
第三名：贵州省政协原副主席李再勇，4.32亿元。
2024年8月13日，李再勇因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重庆市第五中级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法院认定：1998年至2023年，李再勇利用担任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委书记，黔东南州委常委、副州长，铜仁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贵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六盘水市委书记，贵州省委常委、秘书长，贵州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贵州省委常委、副省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4.32亿馀元。
2014年至2017年，李再勇担任六盘水市委书记、市城乡规划建设委员会主任期间，滥用职权造成生态破坏损失人民币8645万馀元。
第四名：贵州省原副省长王晓光，2.1亿元。
2019年4月23日，王晓光因犯受贿、贪污、内幕交易罪，被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0年，并处罚金1.73亿元人民币。法院认定：1998年至2017年，王晓光利用担任贵阳市乌当区区长、区委书记，贵阳市副市长，中共贵阳市委常委、秘书长，中共遵义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代市长、市长，中共六盘水市委书记，中共遵义市委书记，以及中共贵州省委常委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利用其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直接或通过其近亲属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4870.435万元。
1999年至2000年，王晓光利用担任贵阳市乌当区区长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乌当区政府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人民币480万馀元。
2009年8月至2016年2月，王晓光利用其职务便利、工作关系知悉或从他人处非法获取的内幕信息，直接或指使其亲属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买入相关股票，累计成交金额共计人民币4.9亿元，盈利共计人民币1.6亿元。
第五名：贵州省政协原副主席周建琨，1.08亿元。
2024年3月26日，周建琨因犯受贿罪，被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判处无期徒刑。法院认定：1999年至2022年，周建琨利用担任贵州省都匀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贵州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贵州省政府副秘书长，贵州省安顺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贵州省毕节市委书记，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1.08亿馀元。
第六名：茅台集团原董事长袁仁国，1.129亿元。
2021年9月23日，袁仁国因犯受贿罪，被贵阳市中级法院判处无期徒刑。法院认定，1994年至2018年，袁仁国利用担任贵州省茅台酒厂副厂长，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副总经理、副董事长、总经理、董事长，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上的便利，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1.129亿馀元。
第七名：贵州省煤田地质局原局长高卫东，1.1亿元。
2024年2月2日，高卫东因犯受贿罪，被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法院判处无期徒刑。法院认定：1999年至2022年，高卫东利用担任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建设环保局局长，贵阳市小河区副区长，金阳新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金阳建设投资（集团）公司董事长，贵阳市交通运输局局长，贵阳市副市长，贵州双龙临空经济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贵州省交通运输厅党委书记、副厅长、厅长，中国贵州茅台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贵州省煤田地质局局长等职务上的便利，直接或通过相关人员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1.1亿馀元。
七个亿元贪官的四个共同特点
第一，贪腐时间长，都是从江泽民当政时开始贪腐的。 王富玉贪腐26年（1995-2021）；李再勇贪腐25年（1998-2023）；袁仁国贪腐24年（1994-2018）；周建琨贪腐23年（1999-2022）；高卫东贪腐23年（1999-2022）；孙志刚贪腐21年（2002-2023年）；王晓光贪腐18年（1998-2016）。2013年习近平发动反腐打虎运动以来，所有的舆论战、法律战、心理战等，在他们落马前，对他们贪腐的心，都没有实际的约束作用。他们表面上都拥护习反腐打虎，背地里却大搞贪腐。
第二，越贪腐越得到提拔重用。
七名亿元贪官在每个职位上获得提拔重用时，都经过了中共组织部门的考察。被提拔重用为副省部级及以上高官时，都经过了中共中央组织部的考察。考察的结果是，个个都是党的好干部。
第三，在他们落马前中共所有监督机制几乎全部无效。
中共的监督机制非常多，有党内监督，行政监察，人大监督，民主党派监督，审计监督，反贪局监督，舆论监督，信访监督，群众监督，等等等等，在他们被查办前，这些监督几乎全部等于零。
第四，他们无一人把贵州贫困人民的疾苦放在心上。
贵州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贫困面最广的省，2020年11月，孙志刚任贵州省委书记时宣称，贵州脱贫了。但从孙志刚贪腐8.13亿元来看，从贵州官员不顾百姓死活大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导致贵州陷入严重债务危机看，贵州脱贫，百分之百是假的。
2019年6月14日，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在贵州省委警示教育活动上称，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王晓光等腐败案件，警示我们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事实证明：孙志刚是个大骗子，他比王晓光等亿元大贪官还要贪婪。
中纪委的通报称，孙志刚“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利用职务影响为其子经营活动提供帮助；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对配偶、子女失管失教；将……公权力异化为谋私的工具，大肆收钱敛财，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股份认购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原贵州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王富玉，面对贫穷的贵州人民，却一直追求奢靡的生活。为了冬住三亚，夏住贵阳，春、秋住深圳，他特别安排行贿者在三亚、深圳、贵阳给他买房，然后再豪华装修。
王富玉酷爱打高尔夫球，从海南打到贵州，从在职打到退休，甚至要求私营企业主安排他乘坐私人飞机到全国各地打高尔夫球。
王富玉收受钱财到上瘾的地步。被抓捕后，他说：“我不知道要钱干什么，我吃喝不愁啊。你要钱干什么，埋你啊！我现在知道我疯狂的贪欲登峰造极，但我不知道要钱为了什么。”
贵州省副省长王晓光被抓后，办案人员在他家中发现有一间房子堆满茅台酒，数量超过4,000瓶。王晓光供认，他已处理了一批价格最贵的年份酒，从家中的下水道倒掉了4000多瓶。也就是说，仅存放在他家的茅台酒，就超过8,000瓶！
当时，他的妻子感叹：扔也扔不掉，喝也喝不了，送也送不完，倒也倒不尽。
2022年3月，最高检察院微信公众号发布视频，公布了茅台集团原董事长袁仁国受贿案的一些细节。自2004年以来，仅袁仁国的妻子和儿女违规经营茅台酒就获利2.3亿馀元。
40多名办案人员从袁仁国家中清点出黄金制品、手表、珠宝、字画等1588件，其中不乏象牙等稀有物品，以及人民币、美元、英镑等，办案人员用了一天一夜才清点完毕。
中纪委的通报称，周建琨“利用扶贫项目谋取私利”；“违规持有非上市公司股份，搞权色交易”；“大搞权力寻租和家族式腐败，大肆收钱敛财”。
高卫东吃喝嫖赌样样都来，长期赌博，多次嫖娼。他自供“见钱就收，没有底线”；“喜欢和商人老板比吃讲穿”。
李再勇主政六盘水市三年多，新增债务超过1500亿元，主要用于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
李再勇被抓后说：“如果当时我借的这笔钱要由我来还，我肯定不会去借，但是由政府来还我就去借了，反正过几年一换（岗位），一拍屁股走人。”
结语
1995年1月16日，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正威之妻，原贵州省国际信托投资总公司董事长阎健宏，因贪污公款65万元人民币、1.43万美元，伙同他人共同贪污150万元人民币，个人挪用公款200.64万元人民币和5万美元，利用权力为其子刘博非法获利120万元，被执行死刑。阎建宏的继任者向明序上任后，信警旦旦表示，一定吸取阎建宏的教训，绝不重蹈覆辙。但在阎建宏被枪毙仅1年零1个多月，1996年2月29日，向明序锒铛入狱！
接替刘正威担任贵州省委书记的是刘方仁（1993-2001年）。2004年，刘方仁因贪财好色被判处无期徒刑。
但是，无论是阎建宏的死刑也好，刘方仁的无期也好，都挡不住贵州贪官们贪财好色的欲望。到了2023年，原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又因严重贪腐落马。
上述七名亿元大贪官，是已被查办的，没有查办的，可能还有不少。
按照中共现有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和监督机制，这一批亿元大贪官倒下了，很可能产生新一批亿元大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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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