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纪念日:媒体关注中国强迫失踪背后的抗争

2024年08月31日人权
【北京时间2024年09月01日讯】在联合国“强迫失踪受害者国际纪念日”之际,中国的人权纪录再次成为舆论焦点,而强迫失踪似乎也正成为当局打压异己的常态化工具。那么,在那些被失踪者之外,家属又要面对怎样的痛苦和恐惧呢?
8月30日,是联合国确立的第14个“强迫失踪受害者国际纪念日”。值此时间节点,中国的人权纪录再次受到外界关注。然而,面对中国当局一再泛化强迫失踪的打压行径,多位强迫失踪受害者的家属感到深深的无力与悲观。
联合国大会1992年通过第47/133号决议《保护所有人免受强迫失踪宣言》,并在2006年通过采纳《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宣言》强调:“违反其本人的意愿而予以逮捕、拘留或绑架,或剥夺他们的自由,随后又拒绝透露有关人员的命运或下落,或拒绝承认剥夺了他们的自由,结果将这些人置于法律保护之外”。
这一公约旨在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这一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然而,中国至今仍未批准该公约,并似乎正将强迫失踪常态化。2012年,中国通过修订《刑事诉讼法》,引入第73条规定,将强迫失踪的合法性写入了国家法律。这一行为不仅公然践踏人权,还与《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等国际法规背道而驰。
鉴于世界各国和地区涉及强迫或非自愿失踪,特别是构成强迫失踪行为中遭逮捕、拘留和绑架事件的持续增多,联合国大会2010年通过一项决议,确定8月30日为“强迫失踪受害者国际纪念日”,并于2011年开始纪念。

案例回顾:无尽的痛苦与抗争

就在纪念日到来之前,中国人权律师王宇在前往苏州参加人权律师余文生被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庭审途中,再次遭遇强迫失踪。
王宇律师的丈夫包龙军告诉本台,虽然王宇在消失11个小时后与家人取得了联系,然而这已不是王宇的第一次“被失踪”。他指出,当局对强迫失踪这种打压手段的普遍应用,凸显了中国警权无限扩大的现实。
“我感觉,就是用恐怖手段来统治一个国家的行为,(强迫失踪)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你要是稍微不顺从,他们(中国当局)马上就以公权力强制限制你的自由,把你控制住,为了维护某种他们认为的稳定。”他说,“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权力腐败和权力暴行。”
包龙军说,强迫失踪是中国当局打压异议人士的典型手段,回溯过往历史比比皆是。但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这种非法手段的应用愈发变本加厉。他说:“这就是权力大于法律,公权力的恣意妄为,因为缺少监督和制衡必然产生的后果。”
人权律师高智晟的案例更为触目惊心。被誉为“中国良心”的人权律师高智晟于2017年8月13日第三次失踪,外界至今仍不知道他的下落。截至本年度的强迫失踪受害者纪念日当天,高智晟已经“被失踪”7年零17天。
高智晟的妻子耿和在提及高智晟七年杳无音讯的状况时,几度痛苦大哭。她说,高智晟只是逼迫统治者回到法律层面上、按照人民的要求统治国家,要求何等的低。
她说:“像高智晟这次失踪,7年零17天,没有任何消息,没有任何说法,不管是口头的、书面的都没有。(中国当局)还用整个国家机器对付像高智晟这种说真话、为人民办事的人。”
耿和说,目前不仅高智晟生死未卜,他们的整个家庭都受到株连,甚至全家人的身分证也都被当局没收:“全家人的身分证早早都是没收了,不低于十五年。给家人不管是工作、生活、就医、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就把你控死了,说白了你就不能出门。”
她还透露,高智晟的姐姐因亲眼目睹中国当局破门而入逮捕高智晟,而长期生活在恐惧中,长期的心理压力导致精神恍惚,不幸于2020年5月轻生。而耿和的姐夫亦因身患癌症,每次领取处方药时,都需要前往有关部门把身分证“借”出来,但这期间所受的种种羞辱令人难以启齿。最终,耿和的姐夫也因不堪压力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她说:“我到美国十五年了,这十五年来一直不断地去寻找高智晟。跟我爸爸只有一次通话,这十五年来这一次通话就是断绝关系。”
耿和哽咽着说,她和母亲也只通过一次电话。即使在她母亲患老年痴呆症期间,她的母亲还安慰她说“你不要着急,我给你去找小高。”她说,但断绝关系并不能保护国内的家人,尤其是在数字化时代,家人连附近的公园都无法通过识别身分证进入。
高智晟的案例只是冰山一角,许多中国维权人士和人权律师也面临着相似的命运。中国大陆良心犯数据资料库显示,2019年1月至今年8月30日,共收录高智晟、彭立发、克尤木·穆罕默德、曲桑嘉措等三十三位人士处于强迫失踪状态。
与此同时,第十一世班禅喇嘛遭中国政府强制失踪也已29年。而获释不久的公民记者张展近日因为人权事业奔走再度被失踪,“无国界记者”组织等国际人权组织也对她的失踪表达关切。
中国人权律师、新公民运动主要活动人士之一丁家喜2023年被中国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十二年。但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告诉本台,丁家喜在2020年也遭遇了强迫失踪。
“我之所以这么关注强迫失踪,当初我的先生被失踪了六个月,这六个月没有一点消息的时候,我作为家人我都快疯掉了。”她哽咽地说:“而且他在6个月当中受到的酷刑他跟律师讲了,我们跟联合国汇报了,一点说法都没有。联合国给中国政府发一个调查函,中国政府敷衍一句,‘他所有的权利都得到了保障’,就一笔抹消了他受到的所有酷刑。”
罗胜春表示,她至今仍在为丁家喜在强迫失踪期间受到的酷刑奔走申诉。她说:“我不会放弃,也不敢放弃。”
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曾指出,截至2021年年底,遭中国政府强迫失踪的公民可能至少有四万例。然而,由于当局采用的强迫失踪手段多达留置、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等六种而难以全部追踪,实际被强迫失踪的人数可能更多。

国际社会持续关注与呼吁

在“强迫失踪受害者国际日”之际,国际社会也对中国政府滥用强迫失踪的行为深表关切。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周五通过声明表示:“强迫失踪是一种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受害者往往因为持不同政见或倡导人权和民主而成为被针对的对象,并因此遭受无限期拘留或失踪的创伤。被强迫失踪者的家人也遭受巨大痛苦,不知道亲人在哪里,也不知道他们是生是死。强迫失踪给受害者及其家人带来的痛苦是难以想像的。……今天,我们缅怀世界各地这种做法的受害者——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那里的宗教和少数民族成员、律师、活动人士和其他人成为攻击目标;……美国敦促各国政府制止这种做法,追究肇事者的责任,尊重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China Human Rights Defenders)通过声明敦促中国政府停止使用强迫失踪,签署并批准《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ICPPED)。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也呼吁中国政府,终止西藏的强迫失踪行为。
外界注意到,中国政府目前不仅继续无视联合国关于要求其批准《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的呼吁,还一直对联合国强迫和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WGEID)的访问请求置若罔闻,包括于2022年1月7日的最近一起请求。截至今年5月,根据该工作组的记录,在中国仍有144起未解决的强迫失踪案件。
另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今年5月发布的公告显示,经过1月对中国人权纪录最新一轮普遍定期审议 (UPR) 后,该机构提出了428项建议,中国政府拒绝了98项建议。而这98条被拒绝的建议中,就包括要求中国政府停止通过强迫失踪打压异议人士。对此,中国政府表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是中国法律规定的非拘禁措施,目的是确保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中国司法机关和执法机构依法办事,不存在强迫失踪的问题。”
“在中国的这种作为(强迫失踪)就像国家恐怖主义,经常用这种手段让人民产生莫名的恐惧。”人权团体“人道中国”负责人周锋锁表示:“孙文广教授现在基本上可以认定已经去世了,但是连去世的消息家人都没有办法确认。这种‘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情况,在中国有很多。”
周锋锁认为,国际社会寄希望于中国市场经济自由化掀起民主浪潮,从而可以促进当局改善人权的思想已经不适用于当今局势。他说:“国际社会不能对中共有任何幻想。正因为这样,我们要施加压力,让那些失踪的人被外界记住,这也是我们帮助这些被失踪的人最好的方式,也是反抗镇压最好的方式。”
原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的翻译、全球化智库(CCG)副总裁高志凯日前在接受半岛电视台专访时,直接回避了强迫失踪这一敏感议题。本台曾报道,有与会的维吾尔人权工作者在现场追问高志凯,其在科技行业工作的哥哥被邀请到北京参加国家级晚宴却强迫失踪8年,当局为何对她的哥哥不宣不判?然而高志凯对此闪烁其词。半岛电视台主持人麦迪·哈森 (Mehdi Hasan)发问:“中国让不喜欢的人消失就是中国的法治吗?”
此外,中国前外交部长秦刚和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在落马后,也陷入强迫失踪的状态同样受到国际舆论的关注。在面对相关问题时,高志凯甚至说:“你永远不会知道”、“永远不会再看到他”。高志凯甚至还恳请现场观众,一旦他自己也被强制失踪,希望大家能伸出援手。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原标题:《强迫失踪在中国:纪念日背后的无尽悲痛与抗争》)
(责任编辑: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