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2024年09月01日讯】在联合国“强迫失踪受害者国际纪念日”之际，中国的人权纪录再次成为舆论焦点，而强迫失踪似乎也正成为当局打压异己的常态化工具。那么，在那些被失踪者之外，家属又要面对怎样的痛苦和恐惧呢？
8月30日，是联合国确立的第14个“强迫失踪受害者国际纪念日”。值此时间节点，中国的人权纪录再次受到外界关注。然而，面对中国当局一再泛化强迫失踪的打压行径，多位强迫失踪受害者的家属感到深深的无力与悲观。
联合国大会1992年通过第47/133号决议《保护所有人免受强迫失踪宣言》，并在2006年通过采纳《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宣言》强调：“违反其本人的意愿而予以逮捕、拘留或绑架，或剥夺他们的自由，随后又拒绝透露有关人员的命运或下落，或拒绝承认剥夺了他们的自由，结果将这些人置于法律保护之外”。
这一公约旨在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这一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然而，中国至今仍未批准该公约，并似乎正将强迫失踪常态化。2012年，中国通过修订《刑事诉讼法》，引入第73条规定，将强迫失踪的合法性写入了国家法律。这一行为不仅公然践踏人权，还与《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等国际法规背道而驰。
鉴于世界各国和地区涉及强迫或非自愿失踪，特别是构成强迫失踪行为中遭逮捕、拘留和绑架事件的持续增多，联合国大会2010年通过一项决议，确定8月30日为“强迫失踪受害者国际纪念日”，并于2011年开始纪念。
案例回顾：无尽的痛苦与抗争
就在纪念日到来之前，中国人权律师王宇在前往苏州参加人权律师余文生被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庭审途中，再次遭遇强迫失踪。王宇律师的丈夫包龙军告诉本台，虽然王宇在消失11个小时后与家人取得了联系，然而这已不是王宇的第一次“被失踪”。他指出，当局对强迫失踪这种打压手段的普遍应用，凸显了中国警权无限扩大的现实。
“我感觉，就是用恐怖手段来统治一个国家的行为，（强迫失踪）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你要是稍微不顺从，他们（中国当局）马上就以公权力强制限制你的自由，把你控制住，为了维护某种他们认为的稳定。”他说，“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权力腐败和权力暴行。”
包龙军说，强迫失踪是中国当局打压异议人士的典型手段，回溯过往历史比比皆是。但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这种非法手段的应用愈发变本加厉。他说：“这就是权力大于法律，公权力的恣意妄为，因为缺少监督和制衡必然产生的后果。”
人权律师高智晟的案例更为触目惊心。被誉为“中国良心”的人权律师高智晟于2017年8月13日第三次失踪，外界至今仍不知道他的下落。截至本年度的强迫失踪受害者纪念日当天，高智晟已经“被失踪”7年零17天。
高智晟的妻子耿和在提及高智晟七年杳无音讯的状况时，几度痛苦大哭。她说，高智晟只是逼迫统治者回到法律层面上、按照人民的要求统治国家，要求何等的低。
她说：“像高智晟这次失踪，7年零17天，没有任何消息，没有任何说法，不管是口头的、书面的都没有。（中国当局）还用整个国家机器对付像高智晟这种说真话、为人民办事的人。”
耿和说，目前不仅高智晟生死未卜，他们的整个家庭都受到株连，甚至全家人的身分证也都被当局没收：“全家人的身分证早早都是没收了，不低于十五年。给家人不管是工作、生活、就医、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就把你控死了，说白了你就不能出门。”
她还透露，高智晟的姐姐因亲眼目睹中国当局破门而入逮捕高智晟，而长期生活在恐惧中，长期的心理压力导致精神恍惚，不幸于2020年5月轻生。而耿和的姐夫亦因身患癌症，每次领取处方药时，都需要前往有关部门把身分证“借”出来，但这期间所受的种种羞辱令人难以启齿。最终，耿和的姐夫也因不堪压力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她说：“我到美国十五年了，这十五年来一直不断地去寻找高智晟。跟我爸爸只有一次通话，这十五年来这一次通话就是断绝关系。”
耿和哽咽着说，她和母亲也只通过一次电话。即使在她母亲患老年痴呆症期间，她的母亲还安慰她说“你不要着急，我给你去找小高。”她说，但断绝关系并不能保护国内的家人，尤其是在数字化时代，家人连附近的公园都无法通过识别身分证进入。
高智晟的案例只是冰山一角，许多中国维权人士和人权律师也面临着相似的命运。中国大陆良心犯数据资料库显示，2019年1月至今年8月30日，共收录高智晟、彭立发、克尤木·穆罕默德、曲桑嘉措等三十三位人士处于强迫失踪状态。
与此同时，第十一世班禅喇嘛遭中国政府强制失踪也已29年。而获释不久的公民记者张展近日因为人权事业奔走再度被失踪，“无国界记者”组织等国际人权组织也对她的失踪表达关切。
中国人权律师、新公民运动主要活动人士之一丁家喜2023年被中国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十二年。但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告诉本台，丁家喜在2020年也遭遇了强迫失踪。
“我之所以这么关注强迫失踪，当初我的先生被失踪了六个月，这六个月没有一点消息的时候，我作为家人我都快疯掉了。”她哽咽地说：“而且他在6个月当中受到的酷刑他跟律师讲了，我们跟联合国汇报了，一点说法都没有。联合国给中国政府发一个调查函，中国政府敷衍一句，‘他所有的权利都得到了保障’，就一笔抹消了他受到的所有酷刑。”
罗胜春表示，她至今仍在为丁家喜在强迫失踪期间受到的酷刑奔走申诉。她说：“我不会放弃，也不敢放弃。”
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曾指出，截至2021年年底，遭中国政府强迫失踪的公民可能至少有四万例。然而，由于当局采用的强迫失踪手段多达留置、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等六种而难以全部追踪，实际被强迫失踪的人数可能更多。
国际社会持续关注与呼吁
在“强迫失踪受害者国际日”之际，国际社会也对中国政府滥用强迫失踪的行为深表关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周五通过声明表示：“强迫失踪是一种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受害者往往因为持不同政见或倡导人权和民主而成为被针对的对象，并因此遭受无限期拘留或失踪的创伤。被强迫失踪者的家人也遭受巨大痛苦，不知道亲人在哪里，也不知道他们是生是死。强迫失踪给受害者及其家人带来的痛苦是难以想像的。……今天，我们缅怀世界各地这种做法的受害者——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那里的宗教和少数民族成员、律师、活动人士和其他人成为攻击目标；……美国敦促各国政府制止这种做法，追究肇事者的责任，尊重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China Human Rights Defenders）通过声明敦促中国政府停止使用强迫失踪，签署并批准《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ICPPED）。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也呼吁中国政府，终止西藏的强迫失踪行为。
外界注意到，中国政府目前不仅继续无视联合国关于要求其批准《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的呼吁，还一直对联合国强迫和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WGEID）的访问请求置若罔闻，包括于2022年1月7日的最近一起请求。截至今年5月，根据该工作组的记录，在中国仍有144起未解决的强迫失踪案件。
另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今年5月发布的公告显示，经过1月对中国人权纪录最新一轮普遍定期审议 (UPR) 后，该机构提出了428项建议，中国政府拒绝了98项建议。而这98条被拒绝的建议中，就包括要求中国政府停止通过强迫失踪打压异议人士。对此，中国政府表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是中国法律规定的非拘禁措施，目的是确保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中国司法机关和执法机构依法办事，不存在强迫失踪的问题。”
“在中国的这种作为（强迫失踪）就像国家恐怖主义，经常用这种手段让人民产生莫名的恐惧。”人权团体“人道中国”负责人周锋锁表示：“孙文广教授现在基本上可以认定已经去世了，但是连去世的消息家人都没有办法确认。这种‘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情况，在中国有很多。”
周锋锁认为，国际社会寄希望于中国市场经济自由化掀起民主浪潮，从而可以促进当局改善人权的思想已经不适用于当今局势。他说：“国际社会不能对中共有任何幻想。正因为这样，我们要施加压力，让那些失踪的人被外界记住，这也是我们帮助这些被失踪的人最好的方式，也是反抗镇压最好的方式。”
原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的翻译、全球化智库（CCG）副总裁高志凯日前在接受半岛电视台专访时，直接回避了强迫失踪这一敏感议题。本台曾报道，有与会的维吾尔人权工作者在现场追问高志凯，其在科技行业工作的哥哥被邀请到北京参加国家级晚宴却强迫失踪8年，当局为何对她的哥哥不宣不判？然而高志凯对此闪烁其词。半岛电视台主持人麦迪·哈森 （Mehdi Hasan）发问：“中国让不喜欢的人消失就是中国的法治吗？”
此外，中国前外交部长秦刚和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在落马后，也陷入强迫失踪的状态同样受到国际舆论的关注。在面对相关问题时，高志凯甚至说：“你永远不会知道”、“永远不会再看到他”。高志凯甚至还恳请现场观众，一旦他自己也被强制失踪，希望大家能伸出援手。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原标题：《强迫失踪在中国：纪念日背后的无尽悲痛与抗争》）
（责任编辑：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