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8日，中共正式发布2024年版中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其中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实现“清零”。“清零”很动听，但与2021年版相比，并没多大含金量，只不过是将制造业领域仅剩的2条限制措施也取消了。
是哪两条呢？一是“出版物印刷须由中方控股”，一是“禁止投资中药饮片的蒸、炒、炙、煅等炮制技术的应用及中成药保密处方产品的生产”。中共一直实施严苛的出版审查，“出版物印刷须由中方控股”这条取消不取消并没多大实质意义。另一条，因为中共现在强化所谓保卫“国家秘密”，即使取消了准入限制，外资真要通过正常的商业渠道获得涉密的中药饮片和中成药处方产品的生产，也是几乎不可能的。因此，中共取消这仅剩的2条限制措施，不过为自己脸上贴金，外资仍是可望不可及。
在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清零”的同时，中共也在加快开放服务业。9月2日，发布《关于以高水平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5方面20项重点任务。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开放非常迟缓，因为里面牵扯太多的既得利益群体。2015年，北京才成为全国首个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城市；2021年4月，试点首次扩围，天津、上海、海南、重庆4地加入；2022年12月，第二次扩围，沈阳、南京、杭州、武汉、广州、成都获批开展试点，为期3年。2024年7月，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造势，当局在沈阳市、南京市、杭州市、武汉市、广州市、成都市等六个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城市，就非营利性医疗、养老、旅游、互联网虚拟专用网络、电信业务、娱乐演出、社会调查等领域放宽外资进入。9月8日，商务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药监局联合发布关于在医疗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工作的通知，允许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苏州、福州、广州、深圳和海南全岛设立外商独资医院（中医类除外，不含并购公立医院）。不过，总的来说，当前服务业的开放还不多。离服务业的全面开放，还相当远。
以上的开放措施，对中共而言，有很强的被动性和应付性，是迫于糟糕的经济形势和为了牵制西方的“脱钩断链”，而非出自深远的“顶层设计”。
外资也不傻。针对中国经济大盘动摇和中共政局向左转的严峻现实，再考量全球战略格局向中美两极对抗加速演变和全球产业链重组的大背景，外资从中国大撤退是大势所趋。
其实，这也是对之前几十年经济全球化走向极端——生产布局一国化（中国化）——的纠正。中共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04万家，累计实际使用外资超过2.4万亿美元。2.4万亿美元，这么大的数字，都投在中国，在人类历史上都是极罕见的。这是中国经济最近20年爆发的一个核心因素。
但是，疫情爆发后，这一切都逆转了（见图表1）。在2020年攀上峰顶后，来华直接投资（即直接投资负债方）几乎直线下降。根据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2022年同比下降47.6%；2023年再降81.7%，净流入330亿美元，为1994年以来最低。引发市场热议。
（转摘自第一财经网站）
正是这几年来华直接投资的骤降，才迫使当局不断推出开放措施，把“稳外资、稳外贸”当作一个中心工作。例如，2023年，中共国务院出台“外资24条”。其中，商务部建立外贸外资协调服务机制重点外资项目工作专班，中央网信办忙于制定关于数据跨境流动的有关规定，财政部忙于制定政府采购产品“中国境内生产”标准定义，国家药监局忙于明确已上市境外生产的化学药品、治疗用生物制品转移至境内生产的上市注册申请申报资料要求等等。
但是，另一方面，中共高调喊“国家安全”，修订《反间谍法》《保守国家秘密法》等，搜查外资公司、抓捕外企员工，在全社会搞举报，大大恶化了中国经商环境。
所以，中共政府为“保外资”忙得不亦乐乎，外资并不买帐。即使是中共商务部的数据，也显示：2023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1,339.1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8.0%；2024年1～7月，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394.7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了29.6%。（注意，外商来华直接投资，中共有商务部和国家外汇管理局两个口径，两者数据差异很大。）
这里再举两个具体点的事例。其一，9月2日，标普全球（S&P Global）的首席信用分析师克利福德‧库尔茨（Clifford Kurtz）发布的市场分析报告说，“在未来两三年内，科技公司将继续把供应链迁离中国，重点转向科技价值链的中游。”报告称，在搬迁的第一阶段，许多下游电子制造服务（EMS）公司，包括台湾的富士康工业互联网，已经将投资从中国，转移到越南和印度等其它国家。目前，这一阶段已基本完成，来到了很难逆转的第二阶段——把中游产能（即产品制造过程的中间环节，例如核心部件的生产和组装）从中国转移出去。标普报告称，尽管存在额外成本、运营中断和效率降低等问题，但“更加分散的地理生产布局将有助于科技公司应对地缘政治风险，包括失去关键供应线、惩罚性关税的出现，或其它源于美中紧张局势的事件。”
其二，外资律师行加速撤离中国。例如，全球权威律师数据库Leonard Solutions数据显示，美资律师行在中国的办公室数量，从2022年的643所减至今年7月的545所，也就是说有近一百所关门大吉；在中国最大的73家美国律师事务所中，有32家在过去十年中减少了律师人数。中共司法部的数据也显示，2017年至2022 年期间，在华设有代表处的外国律师事务所数量下降了16%。外国律师行在中国和香港设办公室，主要做三种生意，第一种是中国企业在美国或欧洲并购当地公司，第二种是安排中国企业在欧美上市，第三种是协助外商到中国内地投资，包括并购中国公司。而外资律师行之所以加速撤离中国，在中共司法扭曲、监管恶化以及地缘政治紧张之外，主因还是中国经济低靡，不赚钱。
这两个事例，第一个主要针对制造业，第二个属于服务业。这两个事例，和中共官方数据（不论它们自己怎么打架，但都在说外商来华投资下降了），都明确无误地说明，无论是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清零”，还是服务业扩大对外开放，都无法阻止外资撤退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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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