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评共产党》已经发表了20年，在这20年中，全球大量的三退义工克服重重险阻，传《九评》劝三退（退党、团、队）。这些义工都有着怎样的经历和故事，全球退党中心推出三退义工系列报道，今天的主角是：潘淑珍。
潘淑珍是1990年移居瑞士的一位三退义工，曾与同为三退义工的先生一起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任职。因年幼时全家遭中共打压迫害，她一直对共产党存有戒心。《九评》发表后，该书对共产党邪恶本质的揭露让潘淑珍深表认同。潘淑珍认为，中国人被中共欺骗的太惨了，继续跟着中共只会给中共陪葬，所以她立即全身心投入到传《九评》、讲真相、劝三退的工作中。根据潘淑珍的粗略统计，从2005年到2020年疫情前，她劝退的总人数不少于16万人。
一、家人遭中共迫害 中共做法难认同
潘淑珍出生在一个世代修道的家庭，无论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还是其他亲友，都修炼同一种道家功法，世代相传。在父母的悉心教导下，潘淑珍自小也是这一法门的虔诚修行者，遵循为他人着想、做好人、不怕吃亏的理念生活。然而，这样与人为善的家庭，却是共产党的惩治对象。潘淑珍回忆道，小学时，有一天她正在学校做功课，突然听到一声拍桌子的巨响，看到一盏电灯随之熄灭，而一位遭到审问的男士，被推到室外的滂沱大雨中，瞬间全身湿透了。
她再一看，淋雨的那人竟是自己的父亲。潘淑珍赶忙跑回家问母亲怎么回事，才得知城里来了一群中共干部，因父亲是当地的道首，就把他抓走了。过后，淋成落汤鸡的父亲回了家，尽管安慰家人说没事了，自己最终却被中共管制4年，失去了人身自由。
祸不单行，倡导“打土豪、分田地”的共产党，让家境相对富裕的潘淑珍家及母亲娘家再次经受考验。
潘淑珍说，北京来的干部打算给她家定为富农，幸好父亲为人极好，这一决定遭到了农民街坊的反对。大家向中共干部说他父亲如何用自家的车、马帮大家播种、耕地，每逢农忙如何又出钱又出力，让城里干部最后给他家定为了“下中农”。
但作为地主的潘淑珍母亲家，因田产、房产过多，受的影响较大，尤其是潘淑珍的大舅家。当时，她的大舅很快被赶到农村挨批斗。农民向城里干部说，这家人很善良，逮到我们正在偷粮食，不但不阻拦，反而帮忙一起搬，还嘱咐农民们没有吃的就来拿。干部们听了，却气愤地说，这里农民觉悟太低了，不跟共产党一个心，反而和地主一个心！
在农民的私下接济下，潘淑珍的舅舅、舅妈在农村没受太多苦，但他们的子女都受到很大影响，有的甚至不认自己父母，觉得出生在这样的家庭被人看不起，老死不相往来。由此可以看出，共产党是如何拆散家庭的，因此，潘淑珍深有体会，也一直坚持不入党。
二、从中科院到瑞士 远离中共斗争
潘淑珍毕业后，来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并在这里结识了自己的先生。她的先生在中科院的秘书班子中任职。后来胡耀邦成了中科院的一把手，他则成为胡耀邦的秘书。胡耀邦要回中共中央任职时，想把潘淑珍的先生带去，潘淑珍则劝他不要去，要他警惕中共那套斗争哲学、整人手段。她先生认同她的意见，就选择下岗创业，在中科院科学家的支持下，兴办了一个光电公司，并在1987年获得外派到瑞士合资公司工作的机会，并被瑞士的老板长期聘用。就这样，潘淑珍一家人在1990年，都先后来到瑞士首都伯尔尼生活。
而在中国，做到中共最高领导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胡耀邦，因邓小平等中共元老的压力被迫辞职下台，最终被气死，继任的赵紫阳也以悲剧收场。这正是中共激烈权斗的真实写照。
潘淑珍说，她年幼时家人的遭遇就是最好的借鉴，因此，全家都觉得移居瑞士是正确的选择。
三、不顾使馆人员奚落 动力十足传《九评》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问世后，很快便传到了潘淑珍手中。通读之后，潘淑珍认为这本书把共产党的邪恶本质揭露得相当透彻，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从那时起，她最想做的，就是马上把《九评》传播给更多的人，并选择从中国大使馆做起。潘淑珍坦言，她的先生因为学历高、学识广，曾是科学家的秘书，在瑞士的华人圈中有一定的知名度。她家不仅每周都有当地博士留学生登门拜访，他们也经常是中共驻当地大使馆的座上宾，直到中共镇压她和先生都修炼的法轮功为止。
1998年，潘淑珍和先生开始修炼法轮功。使馆人员很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要与共产党唱反调，说了很多不敬的话。潘淑珍先生说，以前大使馆请他们去吃饭，潘淑珍是拄着拐杖去的，如今因修炼法轮功走路一身轻，完全不需要拐杖、椅子，也不需要吃药。“这么好的功法我们炼定了！”
潘淑珍认为，大使馆的中国人也是被中共谎言毒害的受害者，需要耐心给他们讲真相。于是，拿到《九评》后，潘淑珍又来到大使馆，想让更多中国人了解中共的真面目。然而，得到的则是部分使馆工作人员的讽刺和挖苦，以及使馆坚持不给她和先生更新中国护照的决定，也让他们最终入了瑞士国籍。
四、到热门景点讲真相 从受委屈到受鼓舞
在大使馆的冷遇，并未让潘淑珍气馁。《九评》出版的第二年，她就决定每天来回坐3个小时的火车，到瑞士最受欢迎的景点——卢塞恩去讲真相、劝三退，并终于凭藉自己的坚持，让十几万中国游客三退了。万事开头难，初到卢塞恩向华人游客劝退时，他人的讥笑、辱骂、推搡和排斥，曾让潘淑珍在回家的火车上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但潘淑珍意识到，不能怨这些不明真相的人，而应该理解他们。于是，她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不管别人怎样对待，都面带笑容，耐心给他们讲真相。也因她越来越有经验，成批成批的中国人都三退了，通常一天就能劝退100多人。
一次，潘淑珍给一对母女讲真相，说《九评》写得多好啊，共产党却宣扬无神论，并且一直搞运动，杀害了我们8,000万无辜的百姓，相当于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潘淑珍还给她们讲到天然形成的、显示“中国共产党亡”的藏字石，说这是天要灭它，劝她们退出，并说爱党和爱国要分开。
这对母女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商议之后，都决定三退。然后女儿问妈妈，“咱们平安了，咱们保住命了，可是我爸跟我弟还在家里。他们怎么办呢？”然后女儿赶快给家里打长途电话，和父亲及弟弟一说，都同意起化名三退。
妈妈刚放心下来，又问女儿刚才打电话花多少钱。女儿却直接反问道：“妈，你提什么钱呢？这钱能买命吗？咱花多少钱咱也买不了这命，是吧？所以你说平安了，咱多少钱能买着平安呢？钱算什么呀？咱有命还可以挣呢！”
母亲一听，连连赞许表示同意，在一旁的潘淑珍也非常受鼓舞，最后和这对母女紧握双手告别。
像这样的例子，潘淑珍说，多得不胜枚举。
五、被游客怀疑偷东西 平日善行打消疑虑
一次，潘淑珍在景点发完了所有的真相材料，正要回家时，被一个50多岁的男士拦住，说：“你不能走，你偷我东西了！”潘淑珍说，奇怪，你看我两手空空的，我偷你什么东西了？那人则认定潘淑珍已经把赃物转移给别人了。后来，另一位被潘淑珍劝退的女游客来解围，劝他不要栽赃好人，这位男士则让导游来帮他要回东西。
不一会儿，一位30多岁的导游来了，问潘淑珍是不是真的偷他们团游客的东西了。潘淑珍对这位熟悉的导游说，自己是信法轮功的，按真善忍做事，怎么可能去偷东西呢。
见导游仍紧绷着脸，不相信她的话，潘淑珍便问他：“导游，你别忘了，有一次我在那个电话亭里捡了一个高级照相机。我是不是问过你？我说，这照相机，你问是不是你们团队里丢的，你说没听说，你要我把这个照相机给警察。”
导游一听恍然大悟，脸色马上舒展开，并把那位说潘淑珍偷东西的游客带走了。
六、在法国劝退中共高官等一行人
潘淑珍不仅在瑞士讲真相劝退，还会参与欧洲退党协调工作，7月份去法国巴黎铁塔景点讲真相。她通常一去就是一个多月，在高峰时每天能劝退100多人，无论是老师学生、大人孩子，还是高官平民。一次，她看到一个游客的举止很像中共的高官，周围还簇拥着一群人。她便上前去和那人打招呼，说看他举止不凡，问他是不是当官的，并被告知，这是一位刚退休的省长。
潘淑珍听后，开始夸赞这位省长平易近人，并从容地提醒他，他的官不是共产党给的，而是命中本来就有的，是老天爷给的。他若这辈子敬天信神，下辈子可能会做更大的官，而不能听信共产党的无神论，让自己不做中华儿女，去追随马列主义去。
那位退休省长觉得潘淑珍说得有理，便同意潘淑珍帮他起化名三退，并说“那我借你吉言了”。
就这样，潘淑珍三言两语，就劝退了跟随这位高官的一群人。高官随行的秘书，开始时犹豫不决。潘淑珍见状，就说，您能做这么高大官的秘书，也是自己命中带来的，别人也都要敬您几分。潘淑珍再提议给他起个化名三退，这位秘书想想便说：“听你的！”
潘淑珍说，她在法国和其他义工互相协调配合，让相当多的中国人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有时候是一群一群的人退，有时候是一家人一家人退，有时候则是一车一车的人退。
七、疫情期间 打电话劝退数千人
疫情的爆发打乱了潘淑珍平日的安排，她便于2020年3月起，打电话劝中国民众三退，这一打就打了整整一年，周一至周五从未间断。潘淑珍说，2020年3月起，她每天都会拿到30个电话号码，但打电话和面对面沟通很不同，很多人一看是陌生来电根本不接，还有人接听了也骂她，但这一切都没有让潘淑珍知难而退。
潘淑珍发现，好的切入点非常关键。于是，她在打电话时，会以“这位先生/女士，你好，我告诉你一个重要消息”开头，然后说对方声音听上去很善良，是个好人，和他们拉近关系。
接下来，她会提到中国各种自然灾害及先进的科技，并问对方：“共产党有枪、有炮、有原子弹，打得了地震吗？打得了洪水吗？打得了疫情吗？科学再发展也解决不了问题。打了疫苗照样不是被感染吗？我告诉你，神下来收人了，收的是什么样的人？是不道德的坏人，收的是不信神佛的人。”
这时候，接电话的人一般就不会轻易挂电话了，潘淑珍则会继续和对方讲中国出现的怪事，例如北京天安门广场出现一只黑天鹅，北京潭柘寺出现一只大狐狸、藏字石的启示等，并说，这些不祥之兆都表明，天要灭中共。
接电话的人往往会听得津津有味，并对潘淑珍表示感谢。这时，潘淑珍则会提醒对方，“您先别谢，您的生命永远要保住。您看，不祥之兆要有大事发生，谁倒楣？咱们中国百姓倒楣！”然后，潘淑珍则会建议给其起个化名退党，一般问一个，退一个。
就这样，潘淑珍用2部手机，每天拿出4个小时，来回这样打电话。每天的30个号码中，平均能退18个。有时，一个号码，能退好几个人，一年下来好几千人。
八、视劝三退为使命 利用一切机会讲真相
多年来，潘淑珍全身心投入到传《九评》、讲真相、劝三退的事业上，利用一切机会劝中国人三退。她不仅在瑞士、法国做三退义工，去看望新加坡的女儿时，就在新加坡劝三退，疫情打电话期间，周末她还在参加集体活动时劝三退。潘淑珍说，有的游客了解真相，或亲身挨过共产党整的，主动找她做三退，并且不用化名，用真名退出相关组织。还有不少中国游客三退后，送她随身携带的零食等礼物，表示感谢。这一切，都让她很感动。
自2008年起，潘淑珍开始统计她劝退的人数，每年都劝退一万多人。从2005年到2020年疫情前，她劝退的总人数不少于16万。
如今，年过八旬的潘淑珍每天还在打电话，劝更多中国民众三退。
“我觉得传《九评》、讲真相、劝三退是我的使命。”潘淑珍说。
“我利用一切的时间，有机会我就做这个。我做梦都梦见我在劝退、劝三退，所以，我觉得我有一种使命感。我就有这个决心，一直到共产党被灭亡，这是我的使命。”
（视频内容请看反映三退大潮的纪录片《四亿人的觉醒》）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