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笑：主持人好。
主持人：能不能跟我們觀眾朋友先介紹一下，整個這次答問會的背景，還有這兩位候選人的背景。
李天笑：首先從這兩位辯答人的背景談起。兩位都是香港的士紳，都有很高的學位。曾蔭權是從小做起，後來拿了哈佛大學的公共管理學位，之後在港英政府大概有三十多年，已經四十年的從政歷史。梁家傑是學法律的，在英國劍橋大學拿了學位，同時他也是從做律師開始，做大律師，然後慢慢的做上來，後來在2004年當上了立法議員，在污染方面，警察投訴方面還有其他領域也都有所建樹。
那麼這次辯論總的、大的環境背景，我看主要是中共接管了香港之後，由於民眾要求民主和普選的熱情，這種情緒不斷高漲，而中共沒有辦法通過其他方式把這個東西平息下去。比如我們看到在2003年的時候，有五十萬人起來反對二十三條惡法的制定；到2004年的時候，中共的人大通過釋法的方式否定「雙普選」，後來到2005年12月4日的時候又有二十五萬人起來遊行。
最後曾蔭權取代了董建華，他提出了一個政改方案，但是他沒有給普選制定任何時間表，因此人們各方的反對，在他提出政改方案以後遭到立法會的否決，這對他的執政是一個重大的打擊。
那這種情況下，中共一直在尋找一種方式，就是通過什麼方式能夠把民眾這種要求釋放出去，把它平息下去。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事情，那麼正好曾蔭權被任命一年半之後需要重選，當然梁家傑、另外一位候選人就抓住這個機會，提出來要跟他進行辯論。
那這樣的話，中共看了這是一個機會，如果舉行這麼一次辯論的話，很可能對中共在香港的這個民主櫥窗還能抹上一層光圈，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它同意了。所以雙方的辯論一開始就是在一種不公平的基礎上進行的。
主持人：那麼這次辯論，很多評論媒體都報導說：梁家傑和曾蔭權相比，曾蔭權好像略輸一籌，不知道您怎麼看他們二位的表現？
李天笑：如果從競選辯論來看，（曾蔭權）不單是略輸一籌，實際上是大輸特輸。整個辯論的一小時四十五分當中，大概有三分之二的時間曾蔭權完全是被梁家傑壓著，梁家傑是主動進取，對他連連發問，其中只有三分之一的時間雙方是持平的。因此整個感覺就是曾蔭權是處於守勢，梁家傑是處於攻勢。
另外一方面，梁家傑藉這個機會把香港民眾對於「雙普選」的要求很明確的提了出來，而且他提的方式是非常明確的。然後他還用比較親民的方式，比方他的開場白就先問候坐在電視機前面的市民，就是跟場外的個觀眾有一個溝通。而曾蔭權就顯得比較木訥，他還是照著他那種政府做官的形式來逐一回答。
但是從辯論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即使在曾蔭權比較拿手的方面，比方說對於政府政策方面，他也是處於守勢，他只是不斷的在為自己辯護。那麼從這個角度來說，這也不是偶然的，為什麼？因為曾蔭權在這個競選過程中基本上已經掌握勝選，他有六百多張選舉人的票，而梁家傑只有一百多票。
中共基本上是操控了整個辯論的過程以及辯論的設置規則，但是他仍然處於劣勢，為什麼？因為在辯論當中，他不敢說任何得罪中共的話，他要看中共的臉色行事，他要看中共所控制選委的臉色，要根據他們的喜好來辯論，所以就顯得略處下風。
主持人：您說到這兒，我正好摘了梁家傑的一些話。他批評曾蔭權拒絶市民參加辯論，而且他說出中共操縱的小圈子選舉的荒謬性；他說，在沒有候選人互相對質的環節，也不讓公眾到場，是完全漠視民意。那您覺得像他們這樣的辯論和我們普遍看到的西方社會，比如總統辯論會，他們的市長選舉、各種選舉辯論會，那有什麼不同呢？
李天笑：差得很遠了。從根本上講，這兩者之間是有本質的差別。這次香港舉行港首的所謂辯論，它不能說是一個真正的競選辯論。因為剛才我講了，在這之前勝負基本上已經定下來了，而且整個辯論的規則都是由中共規定的。那另外，在場外兩方面也沒有進行大規模的競選演說、各種活動等等，這跟美國還有西方社會是大大不同的。
另外，真正代表民意，代表香港民眾要求普選、要求取得民主的梁家傑，基本上沒有可能通過這次競選得勝的。他只不過是想利用這次機會，把民眾的要求和呼聲進一步讓大家知道，同時讓民眾看到一個希望，受到鼓舞。
另外一個，他也想通過這個機會讓中共治港的政治文化得到一次改變，也就是即使生存在這種非常小的發揮空間當中，他也要做到、也想改變一些東西。因此我覺得他參加這個實際上是打了引號了，就是具有「大忍之心」，他能夠忍受這些東西來做一些事情。
主持人：在這次答問會上，他們雙方最大的焦點就是在2012年的普選上。我們知道，梁家傑一直是百分之百的支持，而曾蔭權在這上面說，如果連任之後，五年之內他再去解決。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知道，2003年7月1日的時候，保守估計有五十萬人上街要求香港普選。那有這麼強的民意，我想問一下，普選對香港人民有什麼樣的意義？另外，他們二人在這個問題上的不同政綱對香港有什麼樣的影響？
李天笑：首先要搞清楚他們倆在這問題上有什麼政見，這是一個關鍵問題。梁家傑現在提出一些完全對中共作根本挑戰的政綱。比方他提出二零一二年的時候把現在八百個人的小圈子擴大到一千二百人，同時增加四百名民選議員來參加整個提名；同時他還提出競選的過程中，行政官員提名的門檻要由現在的一百名降低到五十名；同時還建議行政長官要由市民直選，這和現在現行的選舉制度就完全不一樣。
另外，他也提出在立法會的選舉當中要取消現在的功能組，三十名全部都要由民眾自己來選。這樣一種明確的要求以及有明確的時間表，在曾蔭權看來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因此他在辯論當中完全沒有提到時間問題，而且當問到的時候，他也是支支唔唔的迴避過去了。
那麼普選對香港人的意義何在呢？到現在為止，香港的經濟在二零零四年雖然有很大的起色，但是香港人面臨的根本問題是他們沒有投票權，不是一人一票。很多香港民眾通過遊行，通過各種方式都表現出這種要求和願望。二零零三年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例子，另外在二零零五年的時候也有非常明顯的例子。
因此要求港人治港或者一國兩制這種根本的方針原則來對待這個問題，就應該讓港人的要求在政策方面，在選舉過程中得到體現。這對香港將來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香港作為一個金融重地，它的政治制度對它整個金融地位是具有一個重要作用的。
主持人：我們知道，梁家傑建議修改基本法，但是他的建議卻受到中共官方非常強烈的抨擊，您能不能說一下這問題的焦點在哪兒？為什麼會有這麼強烈的不同？
李天笑：因為現在的《基本法》規定香港的選舉制度必須由八百人的小圈子經過三重難關，第一個首先要特首同意，然後要立法議會三分之二人通過，然後還要中央的同意。這樣就很大層面限制了怎麼樣把香港的行政官員和立法委員從民眾中真正的選出來。
梁家傑在政綱裡面就明確提出，有很多現行的法律可能要重新修改，換句話說，他提出要修改或者是取消一些基本法的規定。這就引起中共方面強烈反彈和打壓，認為給它扣上了很多頂帽子。
實際上在基本法裡面我也看了，它不是不可以修改，它也可以修改，只要經過民眾、當地三分之二議會的同意以及行政長官的同意，然後人大常委會的批淮以後，還是可以修改的。
主持人：這個主要焦點是不是由於當時中共人大釋法，所以引起他要修改基本法呢？
李天笑：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實際上最早的時候，對於二十三條惡法到底是要擱置它還是通過它，這個時候已經表現出非常大的爭議，中共千方百計想剝奪香港人的選舉權和進一步省視他們的自由權，而民眾表現出很強大的反彈。
在二零零四年四月的時候，當時人大釋法又取消了二零零七年、二零零八的雙普選，這樣在香港人的心目中就感到中共的「五十年不變」、香港的「一國兩制」政策得不到真正的體現，所以他們起來反抗，就有很多的遊行。
遊行本身實際上已經說明他們的要求得不到實現，他們才通過這種民間的方式而不是通過與政府之間交流的方式來實現，所以這本身已經說明很大的問題。
主持人：這一次他們二人的辯論，很有意思的是大部分的媒體都報導：梁家傑是比較主動而曾蔭權比較被動。比如梁家傑說曾蔭權施政方面有很多失誤，如偏向大財團、無法解決貧富懸殊的問題、民主步伐落後、教育政策失當等等。那您認為曾蔭權在他從政這一、二年來有什麼樣的表現嗎？
李天笑：曾蔭權最大的失誤還不是在這裡，我覺得他在政治上失誤是最大的要害。他的政改方案遭到立法會的否決，同時他一再否定民眾對普選權的要求，這是他最大的失誤。
主持人：梁家傑還有一些言論，比如說要讓市民有機會選擇香港的願景，爭取市民的選擇權；他還提到，只有一個信任市民的政府才會得到市民的信任。您怎麼看他這種想法？
李天笑：我覺得他講的是對的，一個政府、特別像香港政府當然是要對香港市民負責，這是首要的。曾蔭權提出一個競選口號我覺得是值得探討的，他說「打好這份工」。你是為誰打工？你把主人看成誰？當然香港市民是第一位，當然也要對中央政府負責，但在兩邊的平衡當中，你是代表香港市民來向中央政府負責的。
在這個過程當中，他是把中共所給他的指令當作聖旨來看待，完全忽視了民眾這方面的要求。所以我覺得如果真正有民主的競爭，梁家傑才可能當選，在去掉中共的控制之後，我想香港的民主才可能有進一步的發展。
主持人：好，謝謝李先生。觀眾朋友，也感謝您的收看，下次節目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