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各位觀衆，大家好，歡迎您走入今日的百姓話壇節目。最近這些年在中國大陸有很多人，到各級政府甚至到首都北京進行上訪。聽說在北京的附近出現了一個個上訪村，很多訪民在那�邊少則住了幾個星期，多則甚至住了好多年。他們的情況我們在海外的網上經常能看到，好像他們是目前中國當局認爲是一種不穩定因素。這些訪民經常是作爲被監視，被驅趕，甚至被抓捕的物件。那麽爲什麽會出現這樣一種上訪的現象，那麽他去上訪都有什麽樣的結果，他們的遭遇情況又是如何呢？今天我們很榮幸請到了來自中國大陸的一位殘疾訪民張建平先生。張先生呢，他因爲冤案，他曾上訪從鄉鎮一直到首都，歷經八年的時間。首先我們看一下他的案情簡介：
************************************************************************************* 江蘇常州市民張建平，90年代曾是當地一家小型化工廠的承包人，97年7月的一天在送貨途中，被浙江湖州市妙西紡織廠的大卡車追尾，釀成慘案，致使張建平高位截癱。交警最終認定肇事方應負全責，但關於賠償問題，雙方始終無法達成一致意見。1998年張建平只能將肇事方告上法院。98年12月，宜興市法院一審判決：被告沈建中應賠償張36萬餘元，然而判決生效後法院並未執行。直到2001年12月，張等到的卻是宜興市法院的一紙中止執行的裁定書，理由是“被執行人沈建中確無財産可供執行”。張在正義人士的幫助下，找到了確鑿證據，證明宜興法院辦案法官枉法判案。證據顯示：肇事車輛實際承包人是沈建芳、沈春軒等人，而判決結果卻由沈建中來賠償。據張建平說，法院判定對他賠償的沈建中實際上沒有財産可執行，而實際承包人沈建芳卻有償還能力。張的代理律師認爲：案子很清楚，交通肇事者造成人身損害必須承擔責任，原審判決認定事實、認定法律關係和適用法律都是錯誤的。拿到足以推翻原審判決的證據後，張建平先後向宜興市法院、無錫中院申請再審，而兩級法院均以駁回其再審申請做答。
張建平不得不無數次的到市政府、人大、法院、檢察院、省高院、最高人民法院等地上訴、申訴，歷經八年。無辜被撞成高位截癱的受害者，在事實清楚，實際責任人有能力賠償的前提下，八年多來卻始終得不到應有的賠償。張建平是家�的獨子，上有年近80歲的父母，下有年幼的兒女，傷殘後寸步離不開妻子的陪護，且化工廠倒閉，所以家�除了他父親的退休金外，無其他生活來源。法院不負責任的裁定破滅了全家人的最後一線希望，並把他們推向了災難的深淵。多年的奔走呼號，張家已債臺高築，一貧如洗，承受著巨大的精神和經濟的雙重壓力。因多次上訪，張遭到公安人員的威脅、恐嚇、監控，多次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2005年7、8月，張建平的雙親先後憂憤辭世。好好的一個家庭被害的是家破人亡、生不如死，張建平不得不向政府書面申請困難補助。中央二台對張建平的經歷做了報導，雖然報導只是就案件的不公做了一些說明，沒有敢觸及任何實質性問題，也造成一點輿論影響，使有關部門終於決定“關心”一下張建平的問題。2005年12月底再由省高院組織相關部門就張建平的案子組織協商，達成一致：由宜興市政府協調有關方面給予張建平一次性補助26萬元，條件是必須承諾“停訪息訴”；法院官員則口頭警告：若不服再上訪，按勞教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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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看了以上的介紹呢，作爲一個在海外生活的人，我們很難想像這樣一位無辜被撞成高位截癱的這樣的受害者，在事實非常清楚，肇事的責任人有能力賠償的這種情況下，卻八年來得不到賠償，很難想像。那麽爲什麽在中國所謂法制很健全的這麽一個國家，爲什麽這麽簡單一件事得不到解決呢？好，觀衆朋友，我們現在通過網上電話，與張建平先生進行交談，聽聽他是怎麽講述他的故事的。張先生，您好，您能不能進一步跟我們談一下，在這個判決中，被判以承擔賠償責任的那位沈建中是個什麽人，好嗎？
張建平：要談到沈建中這個人物，那就是個移花接木，爲了把這個案子複雜化，爲了複雜化，爲了逃避賠償。他是誰呢？他就是這個肇事車的真正承包人，沈建芳的小舅子。其實這個案子，我們後來拿到的證據，根本跟沈建中沒有任何關係。
主持人：那麽就是說爲了逃避賠償，這個案件的責任人他是被調包的。不過在中國不是有很健全的法律嗎？中國的法律條文，是一條條白紙黑字，很清楚的，而且很健全的，難道在中國可以有法不依嗎？
張建平：你就說法律來說，憲法也增加了保障人權，尊重人權，包括侵權、瀆職，包括立案標準這些司法，其實都是非常完備的。這些法律，甚至包括憲法實施有用嗎？它根本不是一個普遍的法律，不是一個人人平等的法律。這些法律它只是在打擊異己啊，政治鬥爭中才用。你不是說老百姓，你有貪贓枉法的證據，我有相關法律，我就可以到檢察院，或者到人大，或者是監督部門來控訴，它就受理，它根本不予理睬。老百姓，法律不是來保護你的，根本你要按照它的程式走。什麽信訪，檢察院，人大，監督，那都是死胡同。我在北京信訪村南站一住就是一個月，那邊常住的有上萬人，都去和他們溝通，沒有聽到一個按照政府提供的救濟途徑能夠得到解決的。
主持人：是啊，八年是個很長很長的時間，中國抗戰才八年嘛。您能不能談一下，這八年您的遭遇，怎麽樣？
張建平：我到北京，到南京去上訪，當地的國安、政法委、公安都專派了車子，前門後門，你從那個央視報導我那個房子，你看到，前後門警車停著，三個所長、一個指導員，帶著六個人，聯防隊的，還包括公安局的，就在我後門口，八個小時一個班，被限制了人生自由。而且它們很下流，晚上就給你打騷擾電話，我這身體不好，上半夜都睡不著覺，剛睡著它就給你打電話。晚上就踹你的門，砸你的門，不讓你睡覺。我走不了，我的母親跟我岳母上北京，抓回到宜興市芳橋派出所，那種非人的虐待，冬天一個禮拜，每天給你一頓稀飯，一碗稀飯，你餓死也不給你餓死，就打啊，晚上不讓你睡覺。我們是冤啊，它不否認這是個貪贓枉法的案子，而且它還給你下毒手。所以我們當地老百姓說，共產黨真厲害啊，對付一個癱瘓的人用千軍萬馬，那麽多人圍著。曾經有一次我上街到醫院去，它們派了幾十輛車子，武警、交警、公安、國安整個的車路全部封起來。
主持人:到北京上訪了多少次？您最近一次是什麽時候？
張建平：到北京大概有十多次吧，最近的一次是去年的五中全會。剛剛開始，我不是說非常信任共產黨，因爲你是在這個體制下，不得不去按照它的規定走正常的程式。後來，走了幾次，一次，去一次都是幾千塊，我夫妻兩個，費用都要幾千幾千，根本沒有用。他接待了你，“這個是有問題，你回去……”他就是騙你，“你回去，回去之後等等…”怎麽怎麽，一等等一年，半年，沒有任何消息。最高法院我去過幾次，他從來不否認這個案子有問題，他從來不否認，他就是不給你處理。還有一個荒謬的事就是第三者責任險，我是法定的受益人，他開庭審理，他竟然不通知我參加訴訟，你說荒謬不荒謬，你說到什麽程度，司法腐敗到什麽程度了。
主持人：那麽這種貪贓枉法的現象，在中國是一種普遍的現象呢，還是僅僅是你這個案子有它的特殊性呢？
張建平：像我這樣的受害者，得不到司法救濟，得不到司法公正，就包括我請的律師，也都（說）……簡直是不可理喻。但是從我這個上訪的經歷來看，那是普遍的，那不是一個個案。原來我們以爲我們司法腐敗，我們就針對腐敗來進行申訴，但事實上這是跟一個體制有關係。打個比喻，鄧小平他提出了改革開放，當然他沒有改革沒有政治改革，他只是開放。當時的我們國家，是非常貧窮落後的，在這樣的狀況下，開放，打個比喻就是久旱遇到了一場大雨。但是這場大雨下來之後，就是貪贓枉法，貪污腐敗，官商勾結，官匪勾結，貧富差距等等社會問題，都開始泛濫，這是一個制度的問題。說實在話，一黨專政就是堵住下水道的一塊石頭，如果這塊石頭不拿掉，那麽這些貪污腐敗，貪贓枉法等等問題，包括兩岸問題，都不會得到解決的，都會泛濫成災的。如果不廢除黨禁，不廢除報禁，那麽你看，每年上訪到北京上訪的人，是幾百萬。記住哦，幾百萬不包括到縣、市、省上訪，如果包括那個，那是幾千萬上億。我所說的幾百萬進京上訪的，就是在地方上到省一級都解決不了，多年解決不了，才被迫到北京去的。
主持人：好吧，談談你個人，這麽多年的上訪你都是沒有結果的，那麽你還會，這麽多人都在上訪，很多人都是沒有結果的，那麽你還會沿著這條路繼續走下去嗎？
張建平：過去告狀，進京告禦狀是民告官滾釘板，現在告官是九死一生，多少人死在上訪這條路上。但是我又沒有其他選擇啊，不去爲我自己的合法權力去爭取的話，那麽我也是死路一條。因爲你看我愛人今年是40歲，把我弄到衛生間啊，廁所啊，現在她非常吃力了，再過五年她怎麽弄？這很現實啊，沒辦法生活啊。
主持人：那麽，張先生，我能不能繼續問一下，那麽這麽多年來您是經歷了很多的不幸，那您有沒有過絕望的時候？
主持人：當我出事的時候，我小孩6歲，我父母親74歲，都要靠著我在生活啊。我當時出事之後，看到司法這麽腐敗的時候，我真是不想活了，生不如死啊，本身的病啊，傷痛啊，生不如死。那種迫害，這種冤案，這種折磨，更是生不如死，我無法面對這個現狀。我也曾經嘗試過絕食，甚至嘗試過到多用插座上去摸，因爲我動不了，翻身都翻不了，沒有成功啊。後來我也想通了，何必呢，誰害我？肇事者是過失，那貪贓枉法那些貪官，他是故意呀，我就應該，我應該，身體不行，我把我的精神豎起來，精神支柱不能倒啊。所以我一直堅持一個原則：一，從此以後不尋死；二，不送死，不找死，不怕死。那些人恐嚇，不是一點半點的恐嚇。他不是恐嚇我啊，不單單是恐嚇我，他甚至“張建平，你小孩還要讀書呢”。因爲我小孩當時在宜興讀書的話，到學校還要大概七八�路。當時我也很擔心啊，它們什麽事都幹的出，來一個什麽事故啊，什麽，它們幹的出啊，這些人幹的出啊。當時我就非常嚴肅的跟宜興公安的人說，我說我家小孩這麽多年，要麽不出事，要出事就是你們這幫人幹的。而且我說這個話的時候，我當著我們村�面的村民，很多人，周圍的人，老百姓，因爲我不怕死，因爲我怕我的家人……
主持人：您談的這些呢，讓我覺得有點恐怖，因爲我們在海外住的人，很難想像你的孩子都能受到威脅的。中國中央電視臺二台不是拿你的遭遇做過節目嗎？像這樣的媒體曝光難道對你沒有幫助嗎？你能不能談談中國媒體在中國起到一種什麽作用，好嗎？
張建平：從我的理解來說，所謂那個監督，當然按照我們這個體制有人大，有檢察院，媒體也是一個監督的作用，但是效果不是很大。因爲它畢竟是黨的喉舌，它對那個貪贓枉法腐敗這些東西，它只能點到爲止，甚至它對這些踐踏人權、非法拘禁、迫害我們冤民、訪民，更不能去涉及這些東西。在這種體制下，是受到局限性的。但是總的來說，還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拍了之後，報導之後，當時那個公丕祥，江蘇省高院的院長公丕祥，他原來是師範大學，南師大的法學院的院長，他是一個國內還是比較知名的法學專家，我們當時是抱著很大的希望，報導之後，他的那個辦公室給我打了電話，張建平你這個案子公院長在親自督辦，你放心。那麽後來我就給公院長打了個電話，一我是表示感謝，第二個我要看看他是什麽態度，當時公院長很明確，張建平，我看了這個案子，我也知道你的情況，我肯定給你公正的處理。當時我把這個情況告訴我的那些關注我的律師啊，記者啊，國內那些關心我的人，他們當時就給我潑冷水，張建平，你不要太樂觀，因爲他也是受這個體制的限制，他們是利益共同體，如果三個月內，它有規定，三個月不下裁定再審，或裁定哪怕是駁回，因爲原來它是用通知書，一直沒有下法律文書，那麽，你自己看吧。果然到今天，它都沒有給我駁回，裁定駁回，或者裁定再審。可見這個體制下，法學專家跟文盲法盲流氓當院長是沒有本質的區別，這是一個體制造成的悲哀。他法學專家也是利益共同體�的一員，也會用我們的生存權、合法權益去做交易的。在零四年，開了個聽訴會，當時提出一個什麽呢，給十萬塊錢，以其撤訴條件。我說我絕對不會撤訴的。後來就跟我的律師談，不超過二十萬。不要說這個判決計算遠遠不公正，一半都不到呢。這幾年上訪，一次次的南京北京花費多少，你給我二十萬讓我撤訴的話，我等於一分錢沒拿到，我現在欠多少外債？我說，你要是這樣做的話，我說，院長，我肯定還要上北京。當時他們這幫人，“北京？嘿嘿，六四怎麽樣？”“憑你張建平到北京？”那種恐嚇，當時還有我們很多村民在，因爲共產黨它有個很下流的一個口號，就是毛澤東提出來的，槍桿子�出政權，這個非常血腥。我說是非常下流，那就是流氓行徑，一黨專政，這體制，說白了是什麽，就是人爲的造成了統治和被統治兩個階級，就形成了一種非膚色的種族歧視現象。老百姓，你不要談人權，你就像我張建平，八年了，連自己起碼的生命健康權都保證不了，還談什麽人權，談什麽政治權。在這個體制下，你談這個都是癡人說夢。
主持人：那麽在你這八年的上訪中，難道你沒有碰到過同情你的人幫助你的人嗎？有沒有什麽事情使你覺得特別感動呢？
張建平：最使我感動的應該說是那些平民百姓對我的幫助。我一個高位截癱的人，我愛人要把我弄上汽車，弄上火車，到北京，到南京，都是路途非常遙遠。她是一個女人，她是根本沒有能力的，幫助我的都是一些生活在基層的平民百姓。還有個使我感動的是什麽呢，我們的執政者到處在宣傳什麽三個代表，什麽和諧社會，但是對待我們上訪的人，雇傭一些流氓，當地的地痞流氓，來打上訪的人，殘害上訪的人，而真正讓我感動的是什麽呢？你比如說，每個禮拜在南站，韓國的有個基督教會，他們都來發放一些救濟的糧食，禦寒的衣服，人家沒有宣傳什麽三個代表，也沒有說什麽和諧社會，人家就是真正的關心，人性化。
主持人：在中國對宣傳一向控制得非常嚴厲的，那麽今天您能接受我們的採訪，您有沒有擔心過，您的個人安全會受到影響？
張建平：我知道過去國內有反革命罪，現在有顛覆政權罪，有很多人就因爲這個罪名被抓，被入獄。如果我因爲自己的合法權力，因爲我愛國，愛自己的國家，說了真話，而被賦予這樣的罪名的話，我不介意。我認爲有一本書說的很好，有一本書，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叫“正悟的黑暗”。就是蘇聯的獨裁者史達林時代那些搞運動，其中有一個元帥，我忘記他叫什麽名，當時那個清算的時候，清查組，搞運動的那些，相當於當時我們的文革小組一樣，讓他交代反革命罪。他經過反省，他說我經過了很長時間的反省，我沒有覺得自己有反革命罪，我倒是因爲參加了共產黨，給這個國家和這個民族帶來了這麽大的災難，我倒覺得我有反革命罪。那麽同樣，如果我要是因爲我說了真話，因爲我的愛國，我說了真話，而獲得了顛覆政權罪，那我應該很樂意啊。
主持人：您這一番講話我覺得很有深度，對我有非常大的啓發，我也同時很佩服您的這種勇氣。張先生，由於時間關係呢，我們今天這個節目到這就要結束了，那麽最後您看您通過我們這個媒體對海外的觀衆有什麽話要說嗎？
張建平：最近那個胡錦濤又在效仿江澤民談什麽三個代表，現在又在談那個和諧社會八榮八恥，我很失望，真的很失望。我就想通過媒體懇請胡錦濤先生，做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愛國的中國人。因爲他是現任的領導人，他既然是領導人，他就有這個責任。唯一的出路就是廢除黨禁，廢除報禁，讓司法獨立，什麽問題都能夠得到很大的改善。我們生活在大陸，我們看到對岸臺灣，那兩種社會，一個是綠洲，一個是沙漠，這種生態，這種民主生態就是這樣大的差別。
主持人：好的，謝謝您，張先生。但願您的努力能夠討回公道。張先生，他的案子呢，我們在海外這樣一個環境，特別是中國大陸這樣一種狀況，我們很難進行核實，但是我想你們每個人能夠得出您自己的結論。今天的節目到這就結束了，下次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