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胡錦濤同志:
我是王傳忠,1969年出生於福建省福州市的一個普通的中國共產黨員的農民家庭,1992年畢業於福建林學院，從小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十六歲就加入了中國共青團，是個堅定不移的共產主義信仰者。但是，當1989年6月4日中共已故領導人鄧小平同志下令鎮壓和屠殺北京天安門愛國民主運動學生時，讓我開始感到非常震驚，同時，讓我開始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正確性以及共產主義社會是否會實現等問題產生質疑。這種質疑，促使了我開始研究和驗證《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的正確性以及共產主義社會是否會實現等問題。
1998年我開始旅居美國，以廚師為業游歷美國各地，進行觀察和考察美國等西方民主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等問題。終於在2003年美`伊二次戰爭爆發之前，從歐盟內部產生的嚴重分歧矛盾變化中，找到了導致以我國和前蘇聯為代表的原共產主義國際聯盟破裂的根本思想原因，從而找到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在邏輯推理過程中所存在的嚴重自相矛盾的錯誤問題，即：以無產階級專政和生產資料公有制同時並存關系為基礎的專制共產主義思想理論，嚴重違背了其自身的“國家政權對生產資料所有權起決定作用的辯證關系”即“誰擁有國家政權，生產資料所有權就歸誰所有”的正確理論，應該屬於畸形矛盾錯誤思想理論。並且，經過正確邏輯推理修正後，成為了更加符合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民主共產主義思想理論，即國家政權公有制和生產資料公有制同時並存的辯證關系。民主共產主義思想理論足以證明了：只有在建立以國家政權公有制為基礎的民主政治制度前提下，才能也必然實現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共產主義社會。同時，在民主共產主義思想理論指導下，我又進一步地解決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中未能解決的“按勞分配”原則問題；所謂“按勞分配”原則，就是按照勞動力投資股權式分配制度。而“按勞分配”原則問題的解決，實際意味着可以徹底解決建立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公有制經濟體制問題，也就意味着可以理性地有規律地推動人類社會走上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共產主義社會正確道路。
如果民主共產主義思想理論是正確的，那麼不但可以徹底解決和修正《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中“專制共產主義”畸形矛盾錯誤問題，同時，還可以揭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運用民主共產主義思想理論，不但將可能促使世界唯一僅存碩果的中國共產黨能夠清楚認識到，在受到《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中“專制共產主義”畸形矛盾錯誤思想影響下，所走上的錯誤道路；同時，還能夠促使我國包括七千多萬中國共產黨員在內的全體勞動人民清楚知道，只有建立以國家政權公有制為基礎的民主政治制度，才是實現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唯一的正確選擇。
為此，我先後多次前往我國常住紐約領事館和華盛頓大使館，以及聯系中央黨校`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福建黨校等，希望通過他們能夠將民主共產主義思想理論交給我國政府和中共中央，但是他們都置之不理。所以我將民主共產主義思想理論交給了國內的一些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家和普通中國共產黨員`以及一些信仰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等，並且獲得了他們的認同和支持，還成立了中國民主共產主義小組。我們小組希望能夠利用民主共產主義思想理論，進行解剖社會矛盾的思想根源，尋求解決社會矛盾的策略，推動我國社會能夠理性地有規律地走向一條民主`自由`和平`統一的民主共產主義社會正確道路。
然而，讓我非常吃驚的是，從去年4月份開始，一位名為王偉的人帶人在我的福州老家進行調查我和監視我家人;並在6月份前後,分別伙同福州市外事辦范主任`福州停江派出所劉所長,以欺騙手段兩次非法傳喚審訊我愛人以及傳喚我姐姐，還扣發我的護照。當我通過范主任電話聯系王偉時，他居然在拒絕表明自己真實身份情況下，竟以我和我家人的生命安全問題，威脅我交出民主共產主義思想理論。我在斷然拒絕後，從范主任口中得知，王偉就是代表我們中國共產黨和我國政府進行調查我的,並且還警告我必須主動配合王偉的調查,否則後果自負。
尊敬的胡錦濤同志,王偉等人的這種行為,讓我對您所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和政府感到非常不解。當然,89“六四”屠殺事件，已經足以讓我相信,您所代表的黨和政府同樣會在受到專制共產主義畸形矛盾錯誤思想影響下，對我這麼一位堅定追求實現民主共產主義社會的信仰者進行迫害的，因為當年被屠殺的天安門愛國民主學生幾乎都是清一色的身為中國共產黨後備力量的中國共青團員`甚至部分學生還是預備和普通中國共產黨員。但是，我今天給您寫公開信，只是想向您和您所代表的黨以及政府提出嚴正忠告：當您和您所代表的黨以及政府在繼續對我和我家人以及我國追求民主的志士同胞們進行政治迫害之前，務必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中的“專制共產主義”畸形矛盾錯誤思想有個清楚的認識，以及對民主共產主義思想理論正確性加以認真的思考。以下就是我要向您進行簡單論述民主共產主義思想理論：
由原國際共產主義聯盟組織徹底破裂`以前蘇聯為代表的東歐共產主義國際社會爆發“和平演變”事件以及我國爆發89“六四”屠殺慘案等事實，足以證明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必然存在嚴重錯誤問題。而理論所存在的錯誤，基本包括兩個方面：一`理論本身存在邏輯推理錯誤問題：二`理論本身違背了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錯誤問題。在這裡，只簡單論述《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所存在的嚴重邏輯推理錯誤及其修正問題。
根據《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可知，馬克思在提出以公有制來解決生產資料所有權問題後，進一步地提出建立以無產階級專政思想為基礎的國家政權共產黨專政制度，進行推翻國家政權資產階級專政制度，作為推動人類社會實現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共產主義社會的手段。而共產國際各國共產黨在領導社會勞動人民奪取國家政權後，就以《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中的“無產階級專政”思想作為建立國家政權共產黨專政制度的依據。從而，造成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中的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共產主義思想，在實際上，變成了以國家政權共產黨專政制度和生產資料公有制同時並存關系為基礎的“專制共產主義”思想。在這裡,我們必須提出一個重要問題，那就是國家政權共產黨專政制度和生產資料公有制是否可以同時並存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那就必須知道馬克思提出無產階級專政思想的理論依據是什麼？根據《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可知，馬克思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理論依據，就是其自身的“國家政權對生產資料所有權起決定作用的辯證關系”的正確理論。而馬克思對這個正確理論作了具體且明確的解釋：“誰擁有國家政權，生產資料所有權就歸誰所有”。因此，我們可以按照“誰擁有國家政權，生產資料所有權就歸誰所有”理論，進行驗證國家政權共產黨專政制度和生產資料公有制同時並存關系，是否存在邏輯推理錯誤問題。
首先，根據“誰擁有國家政權，生產資料所有權就歸誰所有”理論，可知，當共產黨擁有國家政權時，生產資料所有權就歸共產黨所有；而不是歸社會全體勞動人民共同擁有；也就是說，在國家政權共產黨專政制度下，只能存在生產資料共產黨私有制，而不可能存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由此可見，以無產階級專政為基礎的國家政權共產黨專政制度和生產資料公有制是不可能同時並存的，而是完全屬於畸形矛盾錯誤關系。這就證明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中以“無產階級專政和生產資料公有制同時並存關系”為基礎的專制共產主義思想，完全是屬於畸形矛盾錯誤思想。
同樣，根據“誰擁有國家政權，生產資料所有權就歸誰所有”理論可知，社會勞動人民要想擁有生產資料所有權，就首先必須擁有國家政權，也就是說，社會全體勞動人民要想共同擁有生產資料所有權，就首先必須共同擁有國家政權。而馬克思將社會全體勞動人民共同擁有生產資料所有權，稱為生產資料公有制，因此，社會全體勞動人民共同擁有國家政權，也就稱為國家政權公有制。由此可見，只有在國家政權公有制下，才可能和必然存在生產資料公有制。這也就進一步地證明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中“專制共產主義”思想，完全是屬於畸形矛盾錯誤思想。
在這裡，我們必須對國家政權公有制進行簡單且具體的解釋：所謂國家政權公有制，就是說以公有制來解決國家政權所有權問題；而所謂國家政權所有權問題，就是指國家政權所有權歸誰所有問題。因此，所謂國家政權公有制，就是指國家政權所有權歸社會全體勞動人民共同擁有，也就可稱為人民民主政權。同時，必須指出的是，國家政權所有權對國家政權領導權起着決定的作用，也就是說，在國家政權公有制下，社會全體勞動人民共同行駛自己所擁有的國家政權所有權，進行共同決定國家政權領導權歸誰所有。而社會全體勞動人民共同行使國家政權所有權，通過直接投票方式，進行決定國家政權領導權歸誰所有的過程，就是人民當家作主最為具體的表現，也就是民主主義思想最為直接的體現。因此，國家政權公有制就是人民民主政治的基礎，也是民主主義思想的基石。所以，將國家政權公有制和生產資料公有制同時並存的辯證關系，稱為民主共產主義思想。
由於，國家政權對生產資料所有權起着決定的作用，所以，社會全體勞動人民在共同擁有國家政權所有權後，可以共同決定生產資料所有權歸社會部分勞動人民（主要指資產階級）私有或者社會全體勞動人民共同擁有。由此可見，在國家政權公有制下，生產資料所有制基本上可以存在生產資料資產階級私有制和生產資料公有制兩種形式。所以，根據“國家政權對生產資料所有權起着決定作用的辯證關系”正確理論，可以將《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中“專制共產主義”畸形矛盾錯誤思想，修正成為以下四種的國家政權所有制和生產資料所有制同時並存的辯證關系：
一`國家政權共產黨專政制度和生產資料共產黨私有制同時並存的辯證關系，稱為共產黨專制帝國主義思想。而由國家政權共產黨專政制度和生產資料共產黨私有制共同組成的人類社會，稱為共產黨專制帝國主義社會。
在這裡必須指出的是，這種共產黨專制帝國主義思想，必然導致共產黨在堅持和維護國家政權共產黨專政制度前提下，利用所擁有的國家政權所有權，徹底將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國有經濟轉變成為生產資料共產黨私有制經濟，從而開始步入了一條徹底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制度以及徹底背叛追求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的偉大事業的錯誤道路。
二`由國家政權公有制和生產資料資產階級私有制同時並存的辯證關系，稱為民主資本主義思想。而由國家政權公有制和生產資料資產階級私有制共同組成的人類社會，稱為民主資本主義社會。
三`在國家政權公有制前提下，生產資料資產階級私有制和生產資料公有制同時並存的辯證關系，或者說，生產資料資產階級私有制逐漸轉化成為生產資料公有制的轉變過程，稱為民主社會主義思想。而在國家政權公有制前提下，同時存在生產資料資產階級私有制和生產資料公有制的人類社會，稱為民主社會主義社會。
四`國家政權公有制和生產資料公有制同時並存的辯證關系，稱為民主共產主義思想。而由國家政權公有制和生產資料公有制共同組成的人類社會，稱為民主共產主義社會。
由以上所述可知，《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中“專制共產主義”思想，完全是屬於畸形矛盾錯誤思想。這個專制共產主義畸形矛盾錯誤思想，不但反映了馬克思在提出以公有制來解決生產資料所有權問題後，並沒有進一步地提出以公有制來解決國家政權所有權問題；同時，也反映了馬克思所提出的無產階級專政思想，完全是屬於在受到無產階級革命斗爭思想的嚴重約束和影響下，主觀提出的錯誤思想。而這個專制共產主義畸形矛盾錯誤思想，導致了原以中`蘇為代表的共產國際社會先後步入了專制共產主義畸形矛盾社會的錯誤道路。經過正確邏輯推理修正後，成為了更加符合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民主共產主義思想理論，而實現民主共產主義社會必須經過民主資本主義社會`民主社會主義社會`民主共產主義社會三個階段。
至於民主共產主義思想的正確性，可以通過淺析現代人類社會重大轉變的思想根源問題進行驗證。
首先,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民主資本主義社會在二戰結束後,發生了政治民主化的重大轉變。而這個政治民主化重大轉變，實質就是建立國家政權公有制`進行取代國家政權資產階級專政制度，同時，保留了生產資料資產階級私有制的政治民主化的和平轉變過程。顯然，這種西方社會的政治民主化重大轉變，不但符合《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中“國家政權對生產資料所有權起決定作用的辯證關系”的正確理論，同時，也符合民主共產主義思想中以“國家政權公有制和生產資料資產階級私有制同時並存的辯證關系”為基礎的民主資本主義思想正確理論。
西方社會這場政治民主化重大轉變,具備有推動人類社會從專制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民主資本主義社會的巨大進步意義。其巨大意義就在於：在推動建立以國家政權公有制為基礎的政治民主化過程中，促使了社會勞動人民開始真正擁有了國家政權所有權，並且通過行駛國家政權所有權，進行直接投票決定國家政權領導權歸誰所有，從而，促使了社會勞動人民開始真正當家作主，獲得了民主自由獨立的解放，而不再受到資產階級專制統治者的統治和壓迫；而社會勞動人民所獲得的民主自由獨立解放的最大意義，就是在於社會勞動人民與生俱來的生產勞動力獲得了徹底解放，從而不再受到資產階級統治和壓迫下勞動。這種生產勞動力的解放，標志着社會勞動人民開始擁有支配和使用自身所具有的生產勞動力的權力；這種權利，不但，意味着社會勞動人民可以按照自身的客觀條件需要，進行自主地自由地支配和使用自身勞動力，充分發揮巨大勞動積極性，進行創造和發展自身經濟財富，推動社會經濟迅速發展，同時，也意味着社會勞動人民自身的勞動力所有權開始徹底歸屬自己所有，不再受到資產階級的支配和私有了。由此可見，在以國家政權公有制為基礎的民主政治前提下，社會勞動力所有權已經開始歸屬社會全體勞動人民共同擁有，而不再屬於資產階級私有化了，也就是說，在國家政權公有制為基礎的民主政治制度下,社會勞動力已經是自由化`公有化或者社會化了，而不再是資產階級私有化。這就是西方民主資本主義社會出現勞動力自由化的根本原因。
這種勞動力自由化的具體表現，就是社會勞動人民就業自由。而這種勞動力自由化的出現，已經促使了由勞動力`生產資料`生產工具資產階級私有化共同組成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開始破裂，從而導致了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因勞動力自由化而開始面臨着瓦解和崩潰。由於國家政權對生產資料所有權起決定的作用，所以，在以國家政權公有制為基礎的民主政治前提下，社會勞動人民必然不自覺地自發地間接地在通過行使國家政權所有權過程，逐漸地決定擁有生產資料所有權，進行投資生產和投資貿易等生產勞動。這就是促使了西方民主資本主義社會迅速出現自由投資和自由貿易的根本原因。自由就業`自由投資和自由貿易就是不斷推動民主資本主義社會經濟迅速發展的根本原因，從而推動了西方民主資本主義社會自由化經濟的迅速出現和發展；而自由就業`自由投資和自由貿易就是共同組成了西方民主資本主義社會的自由化經濟。
在這裡必須指出的是：這種自由化經濟，實質已經就是公有化或者社會化經濟，而不再是資本主義經濟了。但是，由於民主資本主義社會勞動人民仍然受到資本主義思想的約束和影響，所以，在這種自由化經濟發展過程中，他們仍然繼續利用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作為自由化經濟發展的經濟體制。而這種自由化經濟的迅速出現和發展，已經不斷地促使由勞動力`生產資料和生產工具資產階級私有化共同組成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徹底破裂，也必然導致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徹底瓦解和崩潰。因此，在民主資本主義社會發展過程中，這種自由化經濟發展和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之間的矛盾，就是其社會內部主要矛盾。而民主資本主義社會在解決這個社會內部主要矛盾問題時，由於受到資本主義思想的影響和約束，必然走上依靠強大的資本和軍事力量，對外掠奪和擴張，進行維護其國內名存實亡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存在,這就是可能和必然將導致人類社會爆發一場民主資本主義社會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思想根本原因。
人類社會如果要理性地消除這場民主資本主義社會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就必須正確面對解決民主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自由化經濟發展和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之間的矛盾問題。而正確解決自由化經濟發展和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之間矛盾問題的唯一途徑，就是在以國家政權公有制為基礎的民主政治體制下，進行建立以按勞分配原則為基礎的公有制經濟體制，來滿足和符合實質已經為公有化`社會化的自由化經濟發展的需要。由於受到《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中的專制共產主義畸形矛盾錯誤思想影響和約束，所以，社會勞動人民錯誤地將原共產主義國際社會內部的國有經濟當成了公有制經濟，同時，又以國有經濟的崩潰和失敗，就錯誤地認為公有制經濟是不符合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以及共產主義社會徹底失敗或者是不可能實現的。這種認為完全是沒有任何事實和理論為依據的主觀錯誤想法，其理由是：其一，按照《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中“國家政權對生產資料所有權起決定的辯證關系”正確理論可知，所謂的國有經濟實質是共產黨私有制經濟，而根本就不是公有制經濟；其二，《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雖然提出了按勞分配原則，但是並未對按勞分配原則的具體方式進行解釋，也就是說，國有經濟根本就不是以按勞分配原則為基礎的公有制經濟。這兩點足以證明了，以按勞分配原則為基礎的公有制經濟不但還不存在也還沒有出現過，也就根本不存在公有制經濟或者共產主義社會徹底失敗的問題。
在這裡，我們必須對以按勞分配原則為基礎的公有制經濟體制作簡單解釋（詳細另作專文解釋）：所謂按勞分配原則，就是按照勞動力投資股權式分配制度，具體地說，就是按照社會勞動人民所確定的工資數額之間的比例進行直接分配利潤；所謂的公有制經濟體制，就是按照勞動力投資股權式分配制度進行建立公有制經濟個體，通過生產資料投資股權式分配制度以及生產工具投資股權式分配制度互相連接而成為公有制經濟整體。而勞動力投資股權式分配制度和生產資料投資股權式分配制度以及生產工具投資股權式分配制度，共同稱為社會公有制經濟的三個主要共同利益生態鏈。這種以按勞分配原則為基礎的公有制經濟，具備有兩個重要特點：第一，徹底消除了因勞動力固定工資等級分配制度`生產資料固定投資分配制度以及生產工具固定投資分配制度而產生的成本即資本問題，也就是說，公有制經濟是不存在有任何的資本問題或者說資本為零,從而可以徹底推翻了所有“資本論”學說；第二，在公有制經濟內部的每一個社會勞動人民的個人經濟利益直接取決於社會整體的經濟利潤，並且成正比關系，從而，徹底消除了因利潤和成本不等而產生的剩余價值問題。
然而，以我國和前蘇聯為代表的共產主義國際社會，由於受到《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中“專制共產主義”畸形矛盾錯誤思想的影響和約束，各國共產黨在領導社會勞動人民奪取國家政權所有權後,先後以無產階級專政為基礎建立國家政權共產黨專政制度和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國有經濟制度,從而開始步入了一條專制共產主義畸形矛盾社會的錯誤道路。這種專制共產主義畸形矛盾社會內部主要問題，就是導致了國有經濟同時處於生產資料共產黨私有制和生產資料公有制矛盾之中，也就是說，國有經濟個體是以共產黨私有制形式存在，而國有經濟整體卻是以生產資料公有制形式存在，這就是我國在七十年代出現“國產就是黨產”或者“國產和黨產分不清”之說的根本原因。這種國有經濟同時處於生產資料共產黨私有制和生產資料公有制之中的矛盾問題，不但造成了包括共產黨員在內的社會全體勞動人民無法弄清楚國有經濟所有權到底歸誰所有問題，同時，也造成了國有經濟整體利益和社會勞動人民的切身經濟利益不存在有任何的直接關系，從而導致了社會勞動人民在國有經濟內部的生產勞動處於極其的消極`甚至不勞動的狀態。在這裡，必須清楚說明一點的是，社會勞動人民這種勞動消極性以及不勞動的態度，實際是社會勞動人民對實質為生產資料共產黨私有制的國有經濟體制的不自覺自發的一種反抗，同時，也是徹底導致國有經濟逐漸走向衰退以至崩潰的根本思想原因。而國有經濟的衰退和崩潰，必然促使了國有經濟內部的生產資料共產黨私有制和生產資料公有制之間的矛盾徹底爆發，從而導致了專制共產主義畸形矛盾錯誤思想徹底分裂。
根據民主共產主義思想理論可知，專制共產主義畸形矛盾錯誤思想必然分裂成為專制共產黨帝國主義錯誤思想和民主共產主義正確思想，也就是說，專制共產主義畸形矛盾社會可能和必然分裂轉變成為專制共產黨帝國主義社會和民主共產主義社會的兩種不同社會形態。這就是我國和前蘇聯在80年代末,先後爆發了一場社會重大轉變的根本原因,這一場社會重大轉變,促使了我國和前蘇聯先後分別走向了專制共產黨帝國主義社會和民主共產主義社會的兩條完全不同的社會道路。
前蘇聯在80年代末,由於其內部國有經濟面臨着嚴重衰退以至崩潰的問題,而爆發了一場“和平演變”重大事件。這場“和平演變”事件，實際就是一場社會勞動人民不自覺地自發地推動建立國家政權公有制`進行廢除以無產階級專政錯誤思想為基礎的國家政權共產黨專制制度的政治民主化和平轉變過程,同時,也就是一場不自覺地自發地以民主共產主義正確思想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中專制共產主義畸形矛盾錯誤思想的修正運動,從而徹底消除了國有經濟內部的生產資料共產黨私有制，化解了國有經濟同時處於生產資料公有制和生產資料共產黨私有制之間的矛盾問題,促使了社會勞動人民能夠真正擁有和行使國家政權所有權,決定擁有生產資料所有權,促進社會經濟正常穩定的發展，推動其社會開始走向民主資本主義社會的正確道路。
但是，我們中國在70年代末，國有經濟同樣面臨着嚴重衰退以至崩潰的命運。此時，被中共內部稱為偉人的鄧小平同志開始復出，提出了在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推動國有經濟體制改革，並且將這場改革稱為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同時，將自由市場經濟定性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 。然而，鄧小平同志在沒有任何理論依據前提下，以這種“摸石頭過河”主觀地提出大膽且盲目的經濟體制改革，必然遵循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中“國家政權對生產資料所有權起決定作用的辯證關系”的正確理論的思維邏輯，進行推動國有經濟體制改革；這就必然致了這場國有經濟改革將徹底廢除國有經濟在整體上的公有制形式，並徹底地以共產黨私有制個體形式出現和發展，具體地說，這場所謂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實質就是將國有經濟改革成為共產黨私有制經濟，而所謂的自由市場經濟，本質就是共產黨私有制經濟。顯然，鄧小平同志的這場實質為共產黨私有制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必然導致中國共產黨步上一條徹底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制度以及徹底背叛追求實現共產主義社會偉大理想的專制共產黨帝國主義社會錯誤道路。而這場實質為共產黨私有制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本質錯誤問題，同樣，可以以鄧小平同志和朱容基同志為代表的中共內部經濟改革派所提出的經濟改革政策得以證明，因為他們在維護以無產階級專政錯誤思想為基礎的國家政權共產黨專制制度下，必然按照建立以勞動力`生產資料`生產工具共產黨私有化共同組成的共產黨私有制經濟生產關系的思維邏輯，而進行提出促使國有經濟內部勞動力`生產資料`生產工具共產黨私有化的經濟體制改革政策的：
其一，鄧小平同志所提出的“企業自主，自負盈虧”政策,實際就是將國有經濟內部生產資料所有權進行共產黨私有化。
這個“企業自主，自負盈虧”政策關鍵在於“自”字，即“自”字到底指的是“誰”，也就是說，企業到底由誰自主，由誰負責企業盈虧問題的經濟責任。在黨領導一切下,每一個國有企業個體都是由該企業內部的中共企業基層黨委組織掌控的,但是,由於受到國有計劃經濟在整體上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制度(如申報`審核`審批制度)的約束和控制，致使這些中共企業基層黨委組織無法自主，也無須承擔盈虧問題的經濟責任。由此可見，鄧小平同志所提出的“企業自主，自負盈虧”政策，實際就是廢除了國有計劃經濟在整體上的申報`審核`審批等生產資料公有制制度，促使了中共企業基層黨委組織獲得了自行做主經營企業並承擔企業盈虧問題的經濟責任的權力；這種權力，具體就是指中共企業基層黨委組織擁有支配和使用國有企業內部的生產資料所有權，進行企業自主經營生產活動，並承擔企業經營生產活動過程所出現的盈虧問題的經濟責任的權力。這就意味着，在“企業自主，自負盈虧”政策下，國有經濟內部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已經成為了中共企業基層黨委組織私有化了，而不再屬於企業內部全體勞動人民共同擁有了。這種國有經濟內部生產資料所有權共產黨私有化的出現，標志着鄧小平同志所提出的國有經濟體制改革，實質就是將國有經濟改革成為以生產資料‘勞動力’生產工具共產黨私有化共同組成的生產關系為基礎的共產黨私有化經濟。
顯而易見，“企業自主，自負盈虧”政策是維護和符合中共企業基層黨委組織發展自身經濟利益的需要，而不是維護國有企業內部工人階級經濟利益發展需要的，所以，鄧小平同志提出“企業自主，自負盈虧”政策之後，獲得了中共各級地方黨委組織的支持和擁護，並把鄧小平同志稱為“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也因此，中共各級地方黨委組織在實施“企業自主，自負盈虧”政策過程中，實際上已經蔓延成為了“地方自主，自負盈虧”政策，從而促使了中共各級地方黨委組織，開始依靠所擁有的國家政權所有權，自由地自主地支配和使用以及徹底擁有各級地方國有經濟內部的生產資料所有權，進行發展其個人的私有經濟，從而促使了共產黨私有化經濟開始迅速出現和發展。這種共產黨私有化經濟的出現和發展，就是標志着鄧小平同志在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推動自由市場經濟改革，實際就是將國有經濟改革成為共產黨私有化經濟，從而促使了我國社會從專制共產主義畸形矛盾社會，開始步入了以國家政權共產黨專政制度和生產資料共產黨私有制同時並存為基礎的專制共產黨帝國主義社會的錯誤道路。
在這裡必須指出的是，這種專制共產黨帝國主義思想，本身也是修正《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中專制共產主義畸形矛盾錯誤思想的一種方式，所以,專制共產黨帝國主義社會對於專制共產主義畸形矛盾社會來說,是具有一定社會進步意義的，因為它同樣也可以徹底解決國有經濟同時處於共產黨私有制和生產資料公有制之間的矛盾問題。但是，它只是以廢除國有經濟在整體上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制度`並以共產黨私有制的個體形式出現和發展的方式,進行解決國有經濟同時處於共產黨私有制和生產資料公有制之間的矛盾問題。但是，由於這種專制共產黨帝國主義思想，必然導致共產黨內部各級基層黨委組織，依靠和利用所擁有的國家政權所有權`進行掠奪和侵占國有經濟來發展其私有化經濟的嚴重問題出現，所以，這場實質為共產黨私有化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不但必然導致中國共產黨內部迅速出現貪污腐敗嚴重惡化問題，而且，還會必然導致中國共產黨自身開始走上一條徹底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制度以及徹底背叛追求實現共產主義社會偉大事業的錯誤道路。
由於這種共產黨私有化經濟的迅速出現和發展，不但導致中共內部迅速出現貪污腐敗嚴重惡化問題，同時，還逐漸暴露出這場自由市場經濟改革，所潛在的徹底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制度以及徹底背叛追求實現共產主義社會偉大事業理想的本質錯誤問題。所以，鄧小平同志在提出“企業自主，自負盈虧”政策之後，為了維護其經濟改革是符合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道路的正確性和正當性，就在毫無理論性的前提下,依靠其專制獨裁最高統治者的地位，強行地將自由市場經濟定性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可惜的是，所謂的“具體中國特色”到底指的是什麼意思？鄧小平同志在臨終之前，始終沒有向我國人民做出具體解釋。而作為鄧小平同志欽定的中共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同志您，是否明白“具有中國特色”到底指的是什麼了嗎？
然而，當鄧小平同志將自由市場經濟定性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時，實際上也就直接地推翻了其自身所提出的“企業自主，自負盈虧”政策。因為，既然將自由市場經濟定性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那麼，自由市場經濟仍然屬於社會主義國有經濟范疇，仍然屬於國家和人民所有，所以，自由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盈虧問題，仍然是由國家來負責承擔企業盈虧問題的經濟責任的，而不是由中共企業基層黨委組織來負責承擔企業盈虧責任的，也就是說，在自由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中共企業基層黨委組織根本不存在也無需承擔企業盈虧問題的經濟責任。這在事實上,已經導致了鄧小平同志自身所提出的“企業自主，自負盈虧”政策，在實際上變成了一個“企業自主，不負盈虧”的荒唐錯誤政策。這個“企業自主，不負盈虧”荒唐政策，直接造成了中共企業基層黨委組織在推動自由市場經濟改革過程中，不但無須承擔自由市場經濟盈虧責任，同時，也無法通過行使企業自主權力，進行直接地合法地侵占和掠奪國有經濟來發展其自身的共產黨私有化經濟；從而，導致了中共企業基層黨委組織，在無須承擔自由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盈虧問題的經濟責任前提下，以各種經濟改革名義，充分行使企業自主權力，通過間接地非法地侵占和掠奪國有經濟，進行發展其共產黨私有化經濟。這就是在自由市場經濟改革過程中，導致中共內部迅速出現貪污腐敗嚴重惡化問題的根本思想原因，同時，也是造成我國社會出現國有經濟和國有資源大量流失問題以及出現大量的豆腐渣工程`形象工程以及泡沫化的房地產和股市嚴重問題的根本思想原因。
在這裡必須指出的是，鄧小平同志提出在堅持共產黨領導下`推動自由市場經濟改革，實際就是以廢除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國有經濟制度，進行發展實質為共產黨私有化經濟的自由市場經濟，來徹底解決國有經濟同時處於生產資料共產黨私有制和生產資料公有制之間的矛盾問題，但是，鄧小平同志卻又盲目地將自由市場經濟定性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從而導致了這種自由市場經濟又重新陷入了同時處於生產資料共產黨私有制和生產資料公有制兩種體制矛盾之中。而這種自由市場經濟同時處於生產資料共產黨私有制和生產資料公有制兩種體制之中的矛盾問題，直接造成了中共內部在推動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出現了嚴重的自相矛盾問題：一方面，中共各級基層黨委組織利用鄧小平同志提出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企業自主`自負盈虧”錯誤政策，依靠行使所擁有的國家政權所有權，進行侵占`瓜分`掠奪國有經濟和國有資源，從而導致了中共內部迅速出現嚴重惡化的貪污腐敗問題；另一方面，由於鄧小平同志將自由市場經濟定性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所以，中共內部在推動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為了維護和捍衛國有經濟以及國有資源的存在和發展，不斷地對侵占`瓜分`掠奪國有經濟和國有資源的中共各級基層黨委組織中的個人以及集團，進行嚴厲的反貪污`反腐敗的斗爭。中共內部這種貪污腐敗和反貪污腐敗之間的思想矛盾問題，促使了中共內部專制共產主義畸形矛盾錯誤思想，開始逐漸分裂成了相對立的專制主義和共產主義兩種思想。這種“專制共產主義” 畸形矛盾錯誤思想的分裂，促使了中共內部開始出現兩種不同的思想力量：其一，就是以鄧小平同志為首的堅持在共產黨領導下`推動國有經濟體制改革的專制集權主義思想勢力；其二，就是以中共中央已故前總書記趙紫陽同志為代表的堅持在捍衛國有經濟體制下`推動以國家政權公有制為基礎的民主政治體制改革的共產主義進步思想力量。
中共內部的專制集權主義思想勢力和共產主義進步思想力量之間的思想矛盾惡化問題，才是導致我國在1989年爆發一場遍及全國的“6`4”大學生反貪污`反腐敗的愛國民主運動。而中共內部以鄧小平同志為首的專制極權主義思想勢力，為了維護他們專制統治地位及其利益，再次利用《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中專制共產主義畸形矛盾錯誤思想作為依據，提出了“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是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錯誤論斷，將這場“6`4”學生愛國民主運動定性為是一場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制度的社會動亂。他們這種定性，完全是一種違背中國共青團團章`中國共產黨黨章以及國家憲法的錯誤論斷，其理由是：
1，當年走向街頭發起反貪污反腐敗運動的全國大學生，幾乎都是清一色的中國共青團員`甚至部分大學生還是中國共產黨預備黨員以及正式黨員，而中國共青團團章明確規定“中國共青團是中國共產黨的後備力量 ”， 所以，這場89“6`4”學生愛國民主運動完全就是一場中國共青團員思想運動，應屬於中共內部思想分裂運動，而根本就不是一場社會動亂；
2，當年身為中國共產黨後備力量的89“6`4”運動學生，明確地向中共中央提出“反貪污`反腐敗”的正確訴求，其目的就是為了阻止中共內部專制極權主義思想勢力，依靠鄧小平同志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錯誤政策，通過行使所擁有的國家政權所有權，進行侵占`掠奪`瓜分國有經濟，而國家憲法和中國共產黨黨章明確規定“國有經濟不但是屬於我國社會全體勞動人民共同擁有的，同時，還是建立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基礎”，由此可見，89“6`4”學生提出“反貪污反腐敗”的訴求，就是為了維護我國社會全體勞動人民共同擁有的經濟利益以及捍衛我國社會主義制度，所以，89“6`4”學生運動完全就是一場堅決維護我國社會全體勞動人民共同經濟利益以及捍衛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愛國運動；
3，89“6`4”運動學生當年明確地向中共中央提出推動民主政治體制改革`進行徹底根除中共內部“貪污腐敗”嚴重惡化問題的正確訴求，所謂民主政治體制改革，實質就是指建立國家政權公有制進行廢除國家政權共產黨專政制度，由此可見，89“6`4”學生之所以提出民主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國家政權公有制，進行廢除國家政權共產黨專政制度，徹底消除因中共內部存在專制極權主義思想勢力而造成其內部出現貪污腐敗嚴重問題，以此來捍衛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國有經濟，顯然，89“6`4”學生提出這種推動民主政治體制改革`進行捍衛國有經濟的訴求，完全符合以國家政權公有制和生產資料公有制同時並存關系為基礎的民主共產主義思想，所以，89“6`4”學生運動，完全又是一場不自覺地自發地進行修正《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中“專制共產主義”畸形矛盾錯誤思想的民主共產主義進步思想啟蒙運動。
89“6`4”學生愛國民主運動，在實際上，就是提出建立以國家政權公有制為基礎的民主政治體制`進行捍衛以生產資公有制為基礎的國有經濟，從而否定和推翻了鄧小平同志所提出的“在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推動實質為共產黨私有制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錯誤思想路線。這就是造成了鄧小平同志為了捍衛其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錯誤思想路線，依靠中共內部專制極權主義思想勢力，在違背中共黨章前提下，進行軟禁中共中央前總書記趙紫陽同志，非法動用國家軍隊，進行鎮壓和屠殺北京天安門89“6`4”愛國民主運動的身為中國共產黨後備力量的中國共青團員學生的根本思想原因。而中共內部以鄧小平同志為首的專制極權主義思想勢力鎮壓和屠殺89“6`4”愛國民主運動學生的事實，就是直接證明這場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將是一場徹底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制度以及徹底背叛追求實現共產主義社會偉大理想的錯誤改革的鐵的罪證。
其二，中共中央前領導人朱容基同志提出的“下崗工人”政策，實際就是將國有經濟內部勞動力所有權進行共產黨私有化。
朱容基同志之所以提出“下崗工人”政策，其根本原因就是由於國有經濟同時處於生產資料公有制和生產資料共產黨私有制兩種體制之中的矛盾，而造成國有企業內部工人階級勞動積極性處於極其消極`甚至不勞動狀態，同時，中共企業基層黨委組織顯然擁有國有企業主導權，但是，由於受到國有計劃經濟制度中人事制度的約束和控制，而無法直接擁有支配和使用國有企業內部的勞動力所有權的權力。
在鄧小平同志提出“企業自主，自負盈虧”的錯誤政策後，中共企業基層黨委雖然獲得了擁有支配和使用國有企業內部的生產資料所有權`進行自主生產經營活動的權力，但是，由於受到國有計劃經濟中人事制度的約束和控制，卻仍然無法直接擁有支配和使用國有企業內部的勞動力所有權的權力；同時，由於鄧小平同志的“企業自主，自負盈虧”錯誤政策，只是維護中共企業基層黨委組織發展自身經濟利益的，而不是維護企業內部工人階級經濟利益的，所以，在這種“企業自主，自負盈虧”錯誤政策下，企業內部的工人階級的勞動積極性更加處於消極和不勞動的狀態。而中共企業基層黨委組織為了維護他們的統治地位，就將國有企業面臨衰退的責任，推卸到這些勞動積極性處於消極和不勞動狀態的工人階級身上。
朱容基同志就是針對中共基層黨委組織無法直接擁有支配和使用國有經濟內部勞動力權力的問題，提出了“下崗工人”政策。“下崗工人”政策，在表明上看，是將國有經濟內部富余的勞動積極性處於消極和不勞動的工人采取下崗措施，實際上，卻是直接廢除了國有計劃經濟中人事制度，從而促使了中共基層黨委組織直接獲得了決定其基層內部工人上崗和下崗問題的人事調動的權力，也就是說，中共基層黨委組織直接獲得了支配和使用其基層內部的勞動力的權力，由此可見，“下崗工人”政策實際就是將國有經濟內部的勞動力所有權進行共產黨私有化，即國有經濟內部勞動力所有權歸中共基層黨委組織私有。顯然，這個“下崗工人”政策，不但符合了中共基層黨委組織擴大權力，徹底掌握其基層內部的國有經濟生產勞動的實權，也符合了中共基層黨委組織可以直接統治和壓迫其基層內部的社會勞動人民生產勞動`進行發展他們切身經濟利益的需要，所以，他們在全國范圍開始實施“下崗工人”政策，將大量的工人進行強制下崗，從而導致我國社會迅速出現大量的龐大的失業工人隊伍。
然而，中共內部以鄧小平同志和朱容基同志為首的專制極權主義思想勢力，在實施這個“下崗工人”政策過程中，所沒有意識到的是:這個“下崗工人”政策，本身不但也促使了中共內部的專制極權主義思想勢力，開始走上一條徹底自我滅亡的死亡之路，同時，還促使了徹底推翻和瓦解中共專制政權制度的掘墓人——我國自由工人階級力量的誕生和發展。其理由是：
一方面，由於這個“下崗工人”政策，已經促使了中共基層黨委組織獲得了直接支配和使用其基層內部的勞動力所有權`可以自行決定其基層內部工人上崗和下崗問題等人事調動的權力。所以，這些中共基層黨委組織在實施“下崗工人”政策過程中，不但進行排除異己，同時，還用人以親地安排家屬親人`團伙和派系進行掌握中共基層權力機構，從而造成了中共基層權力機構開始出現了以中共基層黨委組織為中心的家族化`團伙化和派系化的中共內部專制極權主義思想勢力的權力集團，從而造成了中共內部專制極權主義思想勢力，通過這種權力集團有計劃有組織地進行家族化`團伙化和派系化地侵占`掠奪和瓜分國有經濟。這就是導致了中共內部貪污`腐敗問題，在中共內部以鄧小平同志為首的專制極權主義思想勢力鎮壓和屠殺89“6`4”天安門學生之後，不但沒有得到根本性的解決，還惡化成家族化`團伙化和派系化的貪污腐敗嚴重問題。這種中共內部家族化`團伙化和派系化的貪污腐敗問題的爆發，直接促使了中共基層黨委組織中專制極權主義思想勢力，開始以家族化`團伙化和派系化，被送上中共內部共產主義進步思想力量用鮮血和生命搭建而成的“反貪污`發腐敗”的斷頭台，從而走上一條自我滅亡的死亡之路。這種中共內部專制極權主義思想勢力，不斷地以家族化`團伙化和派系化地走上自我滅亡的死亡之路問題，直接造成了中共基層黨委組織因貪污腐敗問題而開始出現自我瓦解。中共基層黨委組織因貪污腐敗問題而不斷出現自我瓦解問題，直接造成了中共基層政權機構開始出現動盪`以至不穩定，從而逐漸開始自我喪失統治功能，這就是中共專制政權必然面臨着被瓦解被推翻命運的內在因素。
另一方面，由於朱容基同志所提出的“下崗工人”政策的實施，已經造成了我國社會開始產生大量的龐大的失業工人階級隊伍。然而，我們有必要弄清楚下崗工人為什麼接受這種強制性的下崗問題？其根本思想原因就是：由於國有經濟同時處於生產資料公有制和生產資料共產黨私有制兩種體制矛盾之中，造成了國有經濟個體是以共產黨私有制形式存在的，從而導致了在國有經濟個體內部生產勞動的工人階級，在實質上，已經成為了中共專制政權下的奴隸，由此，大多數工人在潛意識作用下，采取了消極`甚至不勞動的態度，進行反抗國有經濟內部所存在的共產黨私有制形式。所以，在朱容基同志提出“下崗工人”政策後，大多數工人本能地接受了這種強制性的下崗。因為這種強制性的下崗，雖然導致了下崗工人失去了工作崗位，但是，也促使了下崗工人開始逐漸脫離國有經濟內部的共產黨私有制形式的約束和控制，開始不再成為中共專制政權體制的奴隸，從而獲得了人身自由的解放。而下崗工人所獲得的人身自由解放的最大意義，就是促使了下崗工人自身與生俱來的勞動力開始獲得了解放，這就意味着下崗工人自身勞動力已經不再受到中共的支配和使用，而是開始屬於自己可以自由支配和使用的，也就是說，下崗工人可以按照自己客觀需要，自由地支配和使用自身勞動力，通過參與社會生產勞動，進行創造和發展自己個人經濟財富。這種可以自由地支配和使用自身勞動力的下崗工人的大量出現，實際標志着我國城市社會已經開始出現了大量的自由化勞動力即自由化工人。
同時，由於中共在文革之後實施九年教育普及政策，促使了我國農村在文革之後出生的大部分農村子弟，都接受過初中`高中文化教育。這種初中`高中文化教育，直接促使了這些農村子弟已經開始擁有和掌握了初中`高中文化程度的科學技術基礎知識，從而開始具備了可以從事工業科學技術基礎工作的能力。這種可以從事工業科學技術基礎工作的農村子弟的出現，標志着我國農村勞動力已經開始從傳統農業技術型勞動力轉變發展成為了工業技術型勞動力。我國農村這種工業技術型勞動力大量出現，不但意味着我國農村傳統農業已經不再符合和滿足我國農村這種工業技術型勞動力發展的需要，還意味着我國農村已經開始具備有了從傳統農業化發展成為農村工業化的先決條件，即大量的工業技術型勞動力的出現。然而，由於在中共專制政權統治下，我國農村物質資源和政治權力資源等社會資源，是集中掌握在中共農村黨委組織極少數人手中，造成了我國農村這種大量的工業技術型勞動力，無法直接利用我國農村現有的社會資源，發揮他們自身所具備的從事工業科學技術基礎工作的能力，創造和發展他們自身個人經濟財富，進行推動我國農村工業化發展，所以，導致了我國農村這種大量的技術型勞動力為了滿足自身發展的需要，開始徹底放棄傳統農業的農村，逐漸地涌向我國具有工業生產勞動條件的大`中`小城市，尋求從事工業科學技術基礎工作的機會，來滿足他們創造和發展自身經濟財富的需要，從而導致了我國許多城市開始出現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即“農民工”。由於這種農民工是徹底地放棄了傳統農業的農村，因此，他們不但直接地脫離了中共農村黨委組織的約束和控制，同時，還可以按照自己的客觀需要，依靠自由地支配和使用自身勞動力，參與社會工業生產勞動，進行創造和發展自身經濟財富，所以，這種農民工的出現，實際標志着我國農村已經開始出現大量的自由勞動力即自由化工人。
同樣，由於中共在90年代開始廢除大學生統招統配制度，已經促使了我國90年代之後畢業的大學生，直接就徹底脫離了國有經濟內部共產黨私有制的約束和控制，完全依靠自由支配和使用自身勞動力，進行創造和發展自身經濟財富。顯然，我國90年代之後畢業的大學生，儼然成為了真正的自由化知識分子，也就成為了自由化工人。
由於下崗工人`農民工和自由化知識分子，在參與社會生產勞動過程中，逐漸聚集融合在一起，所以，促使了他們開始共同形成了我國龐大的現代自由工人階級隊伍。我國這個現代自由工人階級由於直接被排除在國有經濟體制外，所以，他們無法享有國有經濟的各自福利保障，同時，由於在中共專制政權統治下，他們無法擁有國家政權所有權，也就無法通過行駛國家政權所有權，進行維護他們在社會生產勞動過程中所應該享有的一切合法權益，以及捍衛他們的勞動成果和財富。所以，他們為了維護應該享有的合法權益以及捍衛勞動成果和財富，促使了他們在某一經濟實體`某一行業或者某一區域內，自然聚集形成為集體力量，進行發起正當訴求的社會抗爭。這就是我國在近幾年來開始爆發遍及全國的以自由工人階級為主體的人民群眾維權運動的根本思想原因。
然而，在中共專制政權統治下，中共內部專制極權主義思想勢力，為了維護他們這些極少數人的既得利益和統治地位，必然對以我國自由工人階級為主體的人民群眾的維權抗爭運動，進行鎮壓和抹殺。如鄧小平同志所提出的“穩定壓倒一切”，其所謂的“穩定”，實質就是指中共內部以鄧小平同志為首的專制極權主義思想勢力的專制獨裁統治地位的穩定性，也就是說，穩定他們專制獨裁統治地位的統治利益，壓倒過包括人民應該擁有的合法權力和財富`甚至生命在內的一切利益，所以，以鄧小平同志為首的專制極權主義思想勢力，為了維護他們專制主獨裁統治定位的穩定，就非法動用國家軍隊，進行鎮壓和屠殺我國89“6`4”北京天安門愛國民主運動的身為中國共產黨後備力量的中國共青團員們。然而，中共內部專制極權主義思想勢力，對我國以自由工人階級為主體的人民群眾維權抗爭運動的鎮壓和抹殺，必然導致了他們和我國自由工人階級之間的統治和反統治之間的矛盾問題迅速惡化。這種統治和反統治之間矛盾問題的迅速惡化，必然促使我國自由工人階級捍衛自身合法權益和經濟利益，不自覺地自發地遵循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中“國家政權對生產資料所有權起決定作用的辯證關系”正確理論的思維邏輯，潛意識地本能地決定徹底擁有國家政權所有權，來捍衛包括生產資料所有權在內的社會一切合法權益，這就意味着我國自由工人階級必然將主導一場建立國家政權公有制`進行徹底廢除中共專制政權體制的全國人民民主革命政治運動。而這一場全國人民民主革命政治運動來臨標志，就是目前我國各地維權運動日趨發展成為全國化和同步化的全國聯盟維權運動，也就是說，當我國各地維權運動發展成為全國聯盟維權運動之際，就是我國爆發一場建立國家政權公有制`進行推翻中共專制政權體制的人民民主革命政治運動來臨之時。這種由我國現代自由工人階級主導的全國各地維權運動的迅速發展，就是中共專制政權體制必然被瓦解被推翻的外在因素。
其三，朱容基同志所提出的“企業兼並`重組`破產”等政策，實際就是將國有經濟內部生產工具進行共產黨私有化。
所謂“企業兼並`重組`破產”政策，實質就是將國有企業內部包括設備`廠房在內的生產工具所有權進行兼並`重組`破產。具體地說：企業兼並，就是將多個不同的原國有企業兼並成為一個新國有企業，進行重新擁有這些多個原國有企業內部的所有生產工具所有權；企業重組，就是在原國有企業內部引進包括外企`私企`民企在內的非國有企業資本，進行擁有原國有企業內部生產工具部分所有權，或者說，原國有企業將其內部的生產工具部分所有權直接轉讓給非國有企業持有，形成了由原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共同擁有其內部生產工具所有權的新的股權式國有企業；企業破產，就是將原國有企業內部生產工具所有權全部轉讓給其他企業或者國家直接接管。
顯然，這個“企業兼並`重組`破產”政策，實際就是為了解決國有企業內部的生產工具所有權問題，即國有企業生產工具所有權到底歸誰所有問題，也就是說，誰擁有決定支配和使用國有企業內部生產工具所有權的權力問題。國有企業之所以出現生產工具所有權到底歸誰所有問題，就是因為國有企業同時處於生產資料公有制和生產資料共產黨私有制隆重體制矛盾之中，從而導致了國有企業內部出現和存在，生產工具所有權到底是屬於國有企業內部全體勞動人民共同擁有`還是屬於國有企業內部中共基層黨委組織私有的問題。由此可見，這個“企業兼並`重組`破產”政策，就是解決將國有企業內部生產工具所有權決定歸其內部全體勞動人民共同擁有還是歸其內部中共基層黨委組織私有的問題。
根據《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中“國家政權對生產資料（工具）所有權起着決定作用的辯證關系”正確理論可知，朱容基同志在繼承鄧小平同志的“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推動國有經濟體制改革”方針前提下，必然遵循了“誰擁有國家政權，生產資料（工具）所有權就歸誰所有”的思維邏輯，將國有企業內部生產工具所有權決定歸於其內部的中共基層黨委組織私有。這可以從朱容基同志所提出的“企業兼並`重組`破產”政策本身得以證明，因為這個政策本身就是賦予了中共企業基層黨委組織擁有決定處理企業內部生產工具所有權兼並`重組`破產的權力，也就意味着中共企業基層黨委組織開始擁有了支配和使用國有企業內部生產工具所有權的權力，從而標志着國有企業內部生產工具所有權開始成為了共產黨私有化。所以，當朱容基同志提出“企業兼並`重組`破產”政策之後，就迅速獲得中共內部專制極權主義思想勢力大力擁護和支持，因為他們可以直接獲得支配和使用國有企業內部生產工具所有權的最大權力，進行侵占`掠奪和瓜分國有企業內部生產工具所有權，推動發展他們私有化經濟。
然而，由於鄧小平同志將自由市場經濟定性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所以，中共內部專制極權主義思想勢力無法公開地通過所擁有的國家政權所有權，決定侵占`掠奪和瓜分國有企業內部生產工具所有權，進行發展他們私有化經濟，從而，導致了他們只能在實施“企業兼並`重組`破產”政策過程中，非法地間接地侵占`掠奪和瓜分國有企業內部生產工具所有權，進行發展他們私有化經濟。他們這種非法地間接地侵占`掠奪和瓜分國有企業內部生產工具所有權的手段具體表現，就是他們依靠所獲得的決定處理國有企業內部生產工具所有權兼並`重組和破產的權力，將國有企業內部生產工具所有權進行廉價轉讓，然後，再以間接方式進行購買這些廉價的國有企業內部生產工具所有權，成為了新國有企業的持股人，或者以廉價轉讓國有企業內部生產工具所有權進行獲得大量賄賂，以此作為發展他們自身私有化經濟的資本。這就是進一步地造成了我國國有財產和國有資源出現大量流失嚴重問題的根本原因。
然而，在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國有經濟制度下，國有企業內部生產工具所有權應該屬於其內部的全體勞動人民共同擁有的，但是，由於受到中共專制政權制度的約束和控制下，不但造成了國有企業內部全體勞動人民無法直接擁有國有經濟制度所賦予的生產工具所有權，同時，還被中共內部以朱容基同志為代表的專制極權主義思想勢力，以欺騙的手段逐步地徹底地剝奪了擁有生產工具所有權的權力。其欺騙的手段就是在於：朱容基同志先以“下崗工人”政策，強制性地將國有企業內部部分工人在沒有失去國有企業內部生產工具所有權的前提下，失去了工作崗位；再以“企業兼並`重組`破產”政策，制造了國有企業內部下崗工人因其原國有企業被兼並`重組`破產不再存在`而不再擁有重新上崗的權力`也更不再擁有原國有企業內部生產工具所有權的權力的假象，以一次性極其廉價的買斷方式，強制要求下崗工人放棄擁有原國有企業內部生產工具所有權，從而徹底地剝奪了下崗工人擁有國有企業內部生產工具所有權的權力。而朱容基同志這種“企業兼並`重組`破產”政策，所存在赤裸裸的欺騙性本質問題，就是在於：這種企業兼並`重組`破產，並不是企業實體的兼並`重組`破產，而企業所有權的兼並`重組`破產，也就是說，將原國有企業所有權通過兼並`重組`破產方式，進行重新組成新的國有企業所有權，顯然，原國有企業所有權依然存在於新的國有企業所有權內，或者說，原國有企業仍然擁有新的國有企業部分`甚至全部所有權，而原國有企業所有權是屬於其內部包括在崗和下崗工人在內的全體勞動人民共同擁有的，由此可見，原國有企業內部下崗工人仍然擁有經企業兼並`重組`破產之後的新國有企業的部分`甚至全部所有權，因此，以國有企業被兼並`重組`破產的名義，進行剝奪下崗工人所擁有的國有企業所有權的做法，明顯存在赤裸裸的欺騙性問題。在這裡必須提出一個重要問題，那就是;既然以一次性買斷方式剝奪了下崗工人所擁有的國有企業所有權，那麼這些經過國有企業兼並`重組`破產而組成的新國有企業的所有權，到底現歸何人所有？對於這個問題，現仍健在的朱容基同志應該有理由站出來，向我國全體人民做出明確解答，否則，在以我國現代自由工人階級為主導的全民民主運動到來之時，必將被列入人民民主宣判之列。
總之，中共內部以鄧小平同志和朱容基同志為首的專制極權主義思想勢力，在“堅持共產黨領導下，推動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盲目錯誤思想影響下，經過“企業自主，自負盈虧”`“下崗工人”和“企業兼並`重組`破產”三大荒唐錯誤改革政策的實施，儼然已經將國有經濟內部勞動力`生產資料和生產工具所有權改革成為了共產黨私有化，並且，促使了這些勞動力`生產資料和生產工具共產黨私有化共同組成了共產黨私有制生產關系。這種共產黨私有制生產關系的出現和發展，標志着國有經濟在整體上的公有制經濟體制徹底被瓦解，並以共產黨私有化的個體形式存在和發展，也就意味着這場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本質，就是將國有經濟改革成為共產黨私有制經濟，即國產變成黨產。這種共產黨私有化經濟的出現和發展，不但標志着中共內部專制極權主義思想勢力，通過侵占`掠奪和瓜分國有經濟，儼然已經開始轉變成為了我國紅色官僚資本主義思想勢力，即“紅頂商人”或者“紅色資本家”；同時，也標志着我國社會已經開始從專制共產主義畸形矛盾社會逐步走上專制共產黨帝國主義社會錯誤道路。
這種共產黨私有化經濟出現和發展，已經直接造成了這場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開始着陷入了難以繼續和面臨着徹底失敗的命運，因為：這種共產黨私有化經濟的出現和發展，已經實質性地瓦解了國有經濟在整體上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制度，也就是說，國有經濟體制已經是名存實亡了。顯然可以看出，這場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已經促使了國有經濟內部生產資料公有制和共產黨私有制兩種體制之間矛盾問題日益惡化。這個兩種體制之間的日益惡化矛盾問題，已經逼使中共內部專制極權主義思想勢力，在繼續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必須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和生產資料共產黨私有制兩種體制之間，做出選擇其一的決定，即自由市場經濟是繼續以生產資料公有制形式發展`還是徹底地以生產資料共產黨私有制形式發展，然而，不管他們如何選擇，必然都會直接導致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面臨着失敗的命運。其原因就是：因為，如果自由市場經濟繼續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國有經濟體制形式發展，那麼，不但依然約束着中共內部專制極權主義思想勢力，無法公開地合法地進行發展他們共產黨私有化經濟，同時，還造成了他們因侵占`掠奪和瓜分國有經濟的罪行，而不斷地被送上反貪污反腐敗的斷頭台的自我滅亡的死亡之路，從而必然導致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面臨自我崩潰的失敗命運；同樣，如果自由市場經濟選擇以生產資料共產黨私有制形式，徹底地公開出現和發展，那麼，也就是意味着將自由市場經濟徹底定性為共產黨私有制經濟，如果這樣，首先就直接地否定和推翻了鄧小平同志主導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根本思想基礎----即自由市場經濟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也就意味着鄧小平同志所主導的這場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宣告徹底失敗，同時，也就是公然地向包括七千多萬普通中國共產黨員在內我國全體人民宣告，他們將徹底放棄和背叛追求實現共產主義社會偉大事業的理想，這就必然造成中共專制政權統治思想基礎徹底崩潰，從而必然導致中共內部專制共產主義畸形矛盾錯誤思想徹底分裂，以及中共專制政權因其統治思想基礎的崩潰而將面臨着被我國人民徹底推翻的命運。自由市場經濟同時處於生產資料公有制和生產資料共產黨私有制兩種體制之中的矛盾問題，只要一天不解決，中共內部專制極權主義思想勢力就一天寢食難安，因為他們在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侵占`掠奪和瓜分國有經濟而獲得的非法財富，已經成為了決定他們何時走上死亡之路的不定時炸彈。
為了逃避走上死亡之路的命運，中共內部專制極權主義思想勢力必然依靠所擁有的國家政權所有權，進行將侵占`掠奪和瓜分所獲得的非法財富轉變成為他們合法私有財產，並以此來發展他們私有化經濟。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中共內部以江澤民同志為首的第三代專制極權主義思想勢力，就開始企圖在不公開放棄和違背追求實現共產主義社會偉大事業的前提下，強行推動共產黨私有化經濟合法地公開地出現和發展，也就是說，企圖將共產黨私有化經濟作為公有制經濟發展需要的一種形式出現和發展，更直接地說，就是企圖將專制共產黨帝國主義社會作為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的必經階段。為此，他們開始指使中共內部那些偽《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家和學者，為共產黨私有化經濟合法化進行編造荒唐理論：如，他們提出“共產主義社會必須在百年之後才能實現”的說法；再如，提出“資本家可以入黨”之說；又如，江澤民同志提出“共產黨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理論。其目的就是為了掩蓋他們徹底放棄和背叛追求實現共產主義社會偉大理想的罪行，同時也為了將專制共產黨帝國主義社會作為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的必經階段制造了時間上的需要，以此為發展共產黨私有制經濟的必要性制造思想基礎。
他們所編造的這些理論荒唐之處，就是不但無法促使他們逃避死亡的命運，反而加快了他們走向滅亡之路。因為，在這種荒唐理論影響下，導致了上至中央`下至農村的中共各級黨委組織內部專制極權主義思想勢力，為了發展自身私有化經濟，在侵占`掠奪和瓜分國有經濟的同時，也開始公然地侵占和掠奪社會勞動人民的私有財產，以及直接剝奪社會勞動人民的生存權力，成為了我國社會勞動人民的公敵，從而，導致了中共與我國人民之間迅速出現利益矛盾嚴重沖突問題。這個利益矛盾沖突問題的嚴重惡化和爆發，促使了我國人民為了捍衛自身私有財產以及維護自身生存權力，共同發起了反對和推翻中共專制政權統治的思想運動，從而，推動了我國社會勞動人民從群體抗爭逐漸發展成為了群體暴動。我國這種人民群體暴動，實際就是標志着我國社會由現代自由工人階級主導的一場徹底推翻中共專制政權統治的自由民主革命即將來臨。這場自由民主革命來臨之際，就是我國社會勞動人民徹底推翻中共專制政權統治的時候。
總而言之，這場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不但導致國有經濟面臨崩潰和瓦解的命運，而且，還同樣導致中共專制政權統治必然面臨着被推翻而倒台的命運。然而，必須說明一個問題的是，否定和推翻鄧小平同志提出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是否就意味着要回到我國國有計劃經濟的年代？當然不是。因為，根據民主共產主義思想理論，已經清楚地知道，我國國有計劃經濟年代完全就是一種專制共產主義畸形矛盾社會。修正“專制共產主義”畸形矛盾社會道路，只有專制共產黨帝國主義社會錯誤道路和民主共產主義社會正確的進步道路。由於，鄧小平同志在毫無理論依據下，盲目地提出在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推動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從而了導致中國共產黨走上一體徹底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制度以及徹底背叛追求實現共產主義社會偉大事業的專制共產黨帝國主義錯誤道路。因此，我們否定和推翻鄧小平同志提出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的就是推動我國社會能夠走向民主共產主義社會的正確的進步道路。
另外，運用民主共產主義思想理論，對我國社會所存在的以下兩個重要問題進行簡單分析：
其一，關於我國國家完全統一的問題。
我國有五千多年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歷史，以及我國目前兩岸三地仍然處於分裂的現狀。從這些歷史和現狀可以看出，，我國人民自古以來都是將國家領土的完整作為解決國家分裂和統一問題的主要問題，如中共提出“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然而，這些歷史和現狀本身卻恰恰足以反映了，以國家領土完整作為解決國家分裂和統一問題的方式，並不可能從根本上徹底地解決國家分裂和統一問題，反而，只會導致我國社會一次又一次不斷地陷入“分分合合”的國內紛爭和戰爭之中。
而我們應該從這些國內紛爭和戰爭歷史過程可以看出，國內紛爭和戰爭爆發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掠奪國家政權，也就是說，以紛爭和戰爭的方式，來決定解決國家政權歸誰所有問題。而國家政權歸誰所有問題，就是國家政權所有權問題，由此可見，國家政權所有權問題，才是國家分裂和統一的根本性問題。具體地說，當國家政權所有權完全屬於某個統治階級或者政黨所有時，國家就處於完全統一狀態；當國家政權所有權分別屬於不同的統治者階級或者政黨所有時，國家就處於分裂的狀態。
由於，我國社會歷來都是專制主義社會，所以，都是以專制制度來解決國家政權所有權問題，即所謂“專制政權”。所謂專制政權，實質就是國家政權私有制，也就是以私有制來解決國家政權所有權問題，即國家政權所有權屬於統治階級或者政黨私有。而這種國家政權私有制所具有的本質特性是：對內具有統治和壓迫社會勞動人民的本質，從而必然導致社會勞動人民為了反統治和反壓迫進行推翻國家舊政權，建立國家新政權，出現國家政權交替；對外具有擴張和掠奪國家政權所有權的本質，從而必然導致了不同的統治階級或者政黨互相之間，為了擴張和掠奪國家政權所有權，而產生國家政權紛爭。從這些國家政權交替和紛爭過程可以看出，起決定作用的是社會勞動人民，所以國家政權所有權應該屬於社會勞動人民擁有；而起領導作用的是統治階級或者政黨，所以國家政權領導權應該屬於統治階級或者政黨所有。因此，國家政權交替和紛爭過程，實際就是社會全體勞動人民共同行使國家政權所有權，進行決定國家政權領導權歸誰所有的過程。
根據民主共產主義思想理論可知，以公有制來解決國家政權所有權問題，即國家政權公有制，可以促使社會全體勞動人民在共同擁有和行使國家政權所有權前提下，以直接投票的方式，決定國家政權領導權歸誰所有。因此，在以國家政權公有制為基礎的民主政治體制下，社會勞動人民以共同直接投票方式取代以紛爭和戰爭方式，進行解決國家政權領導權歸誰所有問題，必然徹底地消除因國家政權所有權交替和紛爭而爆發的國家內部戰爭，從而促進國內社會和平穩定地發展。由此可見，中國國民黨前主席`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先生所提出的“民主統一中國”思想路線，是完全符合民主共產主義思想理論的，所以“民主統一中國”思想，不但是完成國家統一大業的根本思想基礎，同時，還是徹底終結我國五千多年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歷史的思想根基。
然而，根據民主共產主義思想理論可知，在國家政權共產黨專政制度下，只能存在生產資料共產黨私有制，不可能存在生產資料資產階級私有制或者生產資料公有制，更不可能同時存在生產資料資產階級私有制和生產資料公有制。所以，只要在國家政權共產黨專政制度下，鄧小平同志所提出的“一國兩制”政策，就根本不可能徹底解決國家完全統一問題。要想以“一國兩制”政策解決國家完全統一問題，只有在國家政權公有制前提下才能實現，也就是說，只有進行以國家政權公有制為基礎的民主政治體制改革，推動我國大陸社會發展成為民主社會主義社會，才能夠徹底地以“一國兩制”進行解決國家完全統一問題。
為了我國能夠徹底地完成民主統一大業，必須對“一中”概念做出正確解釋：所謂“一中”，就是指一個中國；所謂中國，就是指由我國包括兩岸三地所有領土在內的土地和在這塊土地上生存的社會全體勞動人民共同組成的具有五千多年歷史的國家；而所謂中國國家政府，就是指由我國包括兩岸三地在內的社會全體人民共同成立的政府。顯然，目前我國大陸地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台灣地區中華民國政府以及港澳地區特區政府，都是分別由我國大陸地區人民`台灣地區人民以及港澳地區人民各自成立的政府，而都不是由我國兩岸三地社會全體人民共同成立的，所以，這些政府都只是屬於我國同等地位的地區政府，而都不是屬於我國全體勞動人民共同成立的國家政府，只不過目前是由我國大陸地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臨時代表我國國家政府，在聯合國履行我國享有的權力和應盡的義務。由此可見，徹底完成國家統一大業問題，實質就是指我國社會全體人民共同將大陸`台灣以及港澳等各地區政府統一結合起來，進行建立一個統一完整的國家政府，具體地說，也就是將我國大陸`台灣以及港澳等各地區政權統一結合起來，建立一個統一完整的國家政權。然而，問題就至於我國兩岸三地完全統一結合之後，所產生的國家政權所有權到底歸誰所有？這個國家完全統一之後的國家政權所有權歸誰所有問題，就是我國兩岸三地各地區政府之間在國家完全統一問題上，多年來一直處於難以解決的相互紛爭狀態的最根本問題。
按照民主統一中國思想以及民主共產主義思想，可以清楚的知道，我國兩岸三地完全統一之後，所產生的國家政權所有權，應屬於我國包括兩岸三地在內的社會全體人民共同擁有，即以公有制來徹底解決國家政權所有權問題。因此，完全實現民主統一中國的根本前提，就是我國兩岸三地各地區人民，首先應在各地區內部推動以公有制來徹底解決各地區政權所有權問題，建立具有以地區政權公有制為基礎的民主政治體制的地區民主政府，進行捍衛和保障各地區人民共同擁有和行使各地區政權所有權的權力，為我國社會全體人民共同擁有國家統一之後的國家政權所有權奠基基礎；在此基礎上，我國包括兩岸三地在內的社會全體人民，行使國家政權公有制所賦予社會全體人民共同擁有國家政權所有權的權力，共同決定國家政權領導權歸誰所有，進行建立我國兩岸三地完全統一之後的人民民主國家政府（稱為“大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政府”），以此最終實現我國民主統一大業，徹底終結五千多年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歷史，促進我國社會開始進入一個永久和平`民主發展的新紀元。
我國台灣地區中華民國政府在2000年已經實現了政黨交替，標志着我國台灣地區人民開始以公有制來徹底解決了我國台灣地區政權所有權問題，建立了以地區政權公有制為基礎的台灣地區中華民國民主政府，進行捍衛和保障我國兩千三百萬台灣地區人民共同擁有和行使台灣地區政權所有權`進行決定台灣地區政權領導權歸誰所有的權力。我國台灣地區民主政府的出現和發展，已經開始為我國兩岸三地社會全體人民共同實現國家完全統一大業，開辟了一條“民主統一中國”的正確新道路，同時，也為我國全體人民共同建立一個完全統一的大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政府奠基了根本思想基礎。
然而，我國大陸地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共專制政權政府，所謂中共專制政權，就是指我國大陸地區政權所有權歸中共私有。這種中共專制政權，不但具有統治和壓迫我國大陸社會勞動人民的本質特性，同時還具有掠奪和擴張我國港`澳`台等各地區政權所有權的本質特性。中共提出以“一國兩制”和“不放棄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國家統一政策，足以反映出中共專制政權對我國港`澳`台等各地區政權所有權掠奪和擴張的本質特性。因為，所謂“一國兩制”中“一國”，就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就是說，在完全接受中共專制政權統治我國港`澳`台等各地區人民`或者說在完全接受中共專制政權擁有我國兩岸三地統一之後的國家政權所有權前提下，進行完成國家統一大業，而中共專制政權為了達到完全擁有我國國家政權所有權，進行完全統治我國包括兩岸三地在內的社會全體勞動人民的目的，不惜以依靠強大軍事力量再次發動國內戰爭的手段，進行徹底掠奪我國港`澳`台等各地區人民所擁有的地區政權所有權。顯然，中共專制政權所謂的“國家統一大業”，只是作為其進行掠奪我國港`澳`台等各地區人民政權以及再次發動國內戰爭的借口，以此來掩蓋其進行掠奪我國港`澳`台等各地區人民政權和專制統治我國社會全體勞動人民的企圖和野心。中共專制政權在這種借口`企圖和野心下，推動國家統一大業，必然導致了中共專制政權和我國港`澳`台等各地區人民之間的統治和反統治的矛盾問題日益惡化，同時還必然導致了我國兩岸三地社會全體勞動人民同樣面臨着再次爆發國內戰爭威脅的命運，所以說，中共專制政權推動國家統一大業的政策，完全是反人民`反人類和平的錯誤政策。由此可見，中共專制政權的存在，不但是我國大陸地區人民推動政治民主化進程中的最大障礙，同時也是我國包括兩岸三地在內的社會全體人民共同推動國家民主統一大業的最大障礙。因此，推翻中共專制政權，不但是我國大陸地區人民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力和應盡的義務，同樣，也是我國港`澳`台等各地區人民的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力和絕不可推卸的應盡的義務。所以，在國家民主統一大業面前，我國兩岸三地社會全體人民應該團結起來，共同推翻中共專制政權，建立民主政治制度，推動完全實現國家民主統一大業，推進我國社會徹底發展成為民主`自由`和平的完全統一的國家。
其二，我國大陸中共政府與英國政府在1992年共同所簽訂的《關於解決香港問題的中英聯合聲明》條約，完全屬於一份嚴重干涉我國內政的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其理由是：
1，我國政府與英國政府之間根本就不存在任何有關我國香港地區領土和主權爭議糾紛問題，也就不存在有我國香港地區領土和主權移交或者回歸問題。
因為，我國香港地區領土和主權，是完全屬於我國政府和人民擁有的，根本就不屬於英國政府所有的，也就是說，英國政府就根本沒有擁有我國香港地區領土和主權，這對於包括英國政府在內的國際社會來說，是不存在有任何異議的，因此，我國政府與英國政府之間根本就不存在有任何關於解決我國香港地區領土和主權糾紛問題，也就更不存在有什麼所謂的我國香港地區領土和主權移交或者回歸問題。
而英國政府是在二戰期間，依靠強大軍事力量進行侵略我國領土，並且，強行逼迫我國滿清王朝前政府，先後簽訂了關於割讓和租賃我國香港地區的《南京條約》`《中英北京條約》和《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等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從而成為了我國香港地區人民的殖民統治者，導致了我國香港地區人民開始承受長達百年之久的亡國奴的命運。
由此可見，對於我們中華兒女同胞們來說，我國政府和英國政府之間只存在有一個問題，那就是我們決定在何種時間和以何種方式，將英國殖民統治者趕出我國香港地區領土的問題，而不是鄧小平同志所說的香港地區主權移交和回歸問題。因此，我國大陸中共政府與英國政府進行簽訂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的行為，已經造成了我國嚴重喪失作為擁有我國香港地區領土和主權的國家主權國地位和尊嚴。這就意味着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完全是一份嚴重喪失我國國家主權國地位和尊嚴的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
2，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的簽訂，不但造成了英國政府嚴重干涉我國香港地區在1997年7月1日之後的內政問題，還直接剝奪了我國香港地區人民及其特區政府在1997年7月1日之後所應該擁有的民主獨立自主的權力。
根據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及其“三個附件”，可以清楚地知道，其所簽訂的所有內容，都是關於英國殖民統治者在1997年7月1日滾出我國香港地區之後，如何解決我國香港地區穩定和發展問題，包括鄧小平同志提出我國香港地區在1997年7月1 日後開始實施“一國兩制”政策，以及英國殖民統治者提出我國香港地區在2007年和2008年開始實現“雙普選”等問題在內。顯然，這些如何解決我國香港地區在1997年7月1日之後的穩定和發展問題，都是屬於我國內政問題，而與已經滾出我國香港地區領土的英國殖民統治者及其政府不存在有任何的關系，具體地說，我國香港地區在1997年7月1日之後如何解決是否實施“一國兩制”政策以及是否在2007年和2008年實現“雙普選”在內等內政問題，應由我國香港地區六百多萬人民及其新建立的我國香港特區人民政府來進行做出決定的，而不是由英國殖民統治者及其政府來決定的，而英國殖民統治者及其政府更加無權擁有在1997年7月1日之前，進行決定我國香港地區在1997年7月1日之後的所有內政問題的權力。由此可見，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不但造成了英國殖民統治者及其政府嚴重干涉了我國香港地區在1997年7月1日之後的內政問題，且可長達五十年之久，同時還直接地剝奪了我國香港地區六百多萬人民及其特區現政府的民主獨立自主權。所以，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直接違背和侵犯了我國大陸中共政府自身所制定的“不許他國干涉我國內政”的國家憲法，應屬於嚴重干涉我國香港地區的內政問題以及嚴重剝奪我國香港地區人民及其現政府的民主獨立自主權的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
3，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對我國香港特區人民和政府不具備有任何的法律約束力。
我國香港地區人民在1997年7月1日開始成立了我國香港特區人民政府，而我國香港特區人民政府已經不再是英國殖民時代的港英殖民政府，也與英國政府不存在有任何的隸屬關系，是和我國大陸地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以及台灣地區中華民國政府一樣，同屬於我國地區人民政府。由於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並非由我國香港特區人民政府簽訂的，所以，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對我國香港特區人民政府並不具備有任何的法律約束力，因此，我國香港特區人民政府應該為了維護和捍衛自身民主獨立自主權，進行拒絕履行這份嚴重干涉我國香港地區的內政問題的喪權辱國不平等的《中英聯合聲明》條約。然而，我國大陸中共政府在其所謂的香港回歸之後，一直要求我國香港特區政府履行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顯然，在我國大陸中共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共同履行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過程中，不但存在着法律依據問題，同時還在事實上，直接造成了把我國香港特區政府當作英國政府的代表即傀儡政府，來要求履行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我國大陸中共政府這種把自己國家的香港特區政府，當作英國政府的傀儡政府，來強加要求履行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的行為，不但是對中共政府的最大諷刺，也是對我國香港特區六百多萬人民及其政府的巨大污辱，更是我國海內外中華兒女同胞們至今還未能洗刷的巨大恥辱。
4，我國大陸中共政府將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作為統治我國香港地區人民及其政府的法律依據的行為，完全是屬於中共政府自身所制定的國家憲法中“裡通外國”的罪行。
其根本原因就是在於：我國大陸中共政府在1949年建政以來，始終未能在我國香港地區建立其中共專制政權，進行獲得擁有我國香港地區政權所有權以及統治我國香港地區人民的權力；所以，當英國殖民統治者及其政府在1997年7月1日滾出我國香港地區領土之後，中共政府就必然要面對着，如何公開地合法地擁有我國香港地區政權所有權`進行統治我國香港地區人民的權力問題，以及我國香港地區人民是否願意接受中共專制政權的統治問題；這些問題就直接意味着，我國大陸中共政府和香港地區人民之間在1997年7月1日之後，必然直接產生統治和反統治的矛盾問題。為了解決這種統治和反統治之間的矛盾問題，中共政府必然也必須尋找和制造一個合法擁有我國香港地區政權所有權`進行統治我國香港地區人民的理由和依據，這也就是中共政府之所以進行簽訂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說，中共政府之所以簽訂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的目的，就是將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作為中共政府獲得擁有我國香港地區政權所有權以及統治我國香港地區人民的權力的合法依據。
然而，中共政府將這份喪權辱國的不平等的《中英聯合聲明》條約，作為其獲得我國香港地區政權所有權以及統治我國香港地區人民的權力的合法依據，不但，意味着中共政府是在英國殖民統治者及其政府的同意和授權下，獲得擁有我國香港地區政權所有權的權力，同時，還意味着中共政府是按照英國殖民統治者及其政府嚴重干涉我國香港地區的內政問題的國家意志，進行統治我國香港地區人民的；也就是說，我國大陸中共政府公然地公開地依靠和勾結英國殖民統治者及其政府，共同合謀制造了掠奪我國香港地區政權所有權的法律依據即喪權辱國的《中英聯合聲明》條約，以此強行統治我國香港地區人民及其政府。由此可見，中共政府與英國殖民統治者及其政府，進行簽訂作為強行統治我國香港地區人民及其政府的法律依據的《中英聯合聲明》條約的行為，完全是屬於中共政府自身所制定的《國家憲法》中“裡通外國”的罪行。所以，這份喪權辱國不平等的《中英聯合聲明》條約，不但是屬於我國大陸中共政府強行統治我國香港地區人民及其政府的非法依據，而且，還是中共政府公然依靠和勾結英國殖民統治者及其政府，進行非法掠奪我國香港地區政權所有權，強行統治我國香港地區人民及其政府的裡通外國罪行的鐵證。
5，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必然是最終導致我國大陸中共政府與香港特區人民及其政府之間統治和反統治的根本矛盾問題徹底爆發的亂港之禍根。
我國大陸中共政府在與英國政府簽訂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之後，在表面上看，中共政府已經從英國政府手中，獲得了接管我國香港地區領土和主權的權力，也擁有了我國香港地區政權所有權的權力。所以，在1997年7月1 日英國殖民統治者及其政府滾出我國香港地區領土之後，中共政府就以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作為強行要求我國香港特區人民及其政府，接受中共政府統治的法律依據。但是，由於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不是由我國香港特區人民及其政府簽訂的，而是由英國殖民統治者及其政府簽訂的，所以，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不但根本沒有解決我國大陸中共政府和香港特區人民及其政府之間的統治和反統治的矛盾問題，同時，還造成了引發我國大陸中共政府和香港特區人民及其政府之間的統治和反統治的矛盾問題爆發的主導權，控制在英國殖民統治者及其政府手中。因為，英國政府隨時都有可能和必然以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的簽約國身份，在特定的借口和時機下，進行單方面宣布廢除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以此來引發我國大陸中共政府和香港特區人民及其政府之間的統治和反統治的矛盾問題的爆發。
英國政府一旦單方面宣布廢除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也就不但意味着中共政府將徹底散失了統治我國香港特區人民的法律依據，也就是說，將無法再以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繼續強行要求我國香港特區人民及其政府，接受其中共專制政權的統治，同時還意味着鄧小平同志的“一國兩制”政策，在解決我國香港特區問題過程中，最終徹底宣告失敗；同時，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一旦被廢除，那麼我國香港特區人民及其政府就不再有繼續接受中共專制政權統治的理由和依據，從而可能和必然促使我國香港特區人民開始爆發一場民主獨立解放運動，建立民主政治制度，推進我國香港特區發展成為民主特區。然而，中共政府始終未有在我國香港特區建立其專制政權機構，所以在完全散失統治我國香港特區人民及其政府的理由和依據下，面對我國香港特區人民的民主獨立解放運動的爆發，中共政府唯一能夠做出選擇的，就是動用香港中共軍隊，進行鎮壓我國香港特區人民民主獨立解放運動，采取徹底軍管香港地區。如果這樣，必然造成我國大陸中共政府和香港特區人民及其政府因統治和反統治之間的矛盾問題而產生直接沖突，從而必然導致我國香港特區陷入不穩定的動盪不安的紛亂局面之中。
而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中，英國政府所提出的“香港地區在2007年和2008年實現雙普選”問題，就是英國政府單方面宣布廢除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的最佳借口。因為，事實已經證明，在以堅持維護中共專制政權統治為基礎的“一國兩制”下，中共政府是絕對不允許我國香港特區在2007年和2008年實現雙普選問題的。所以，在2008年之後，英國政府極有可能和必然，以中共政府沒有履行我國香港特區在2007年和2008年實現雙普選問題的承諾為借口，進行單方面宣布廢除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以此制造我國香港特區出現紛亂局面的事端。
總之，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不僅是屬於嚴重干涉我國內政問題的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還是最終導致我國大陸中共政府和香港特區人民及其政府之間統治和反統治的矛盾問題徹底爆發的亂港之禍根。當英國殖民統治者及其政府在1997年7月1 日滾出我國香港地區之後，中共政府在解決我國香港特區問題時，所面對的已經是我國香港特區人民及其特區現政府，而不再是英國殖民統治者及其港英政府，此時，中共政府應該清楚認識到，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存在有嚴重干涉我國香港內政問題的喪權辱國的嚴重性質問題，不應該以其作為統治我國香港特區人民及其政府的法律依據；同時，中共政府應該以英國殖民統治者及其港英政府被取締為理由，進行單方面宣布廢除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重新與我國香港特區人民及其現政府進行共同協商，簽訂一份能夠讓我國香港特區人民及其現政府同意接受的，徹底解決我國大陸地區和香港特區之間的中央與地方隸屬關系的和平統一協議，這才是中共政府在解決我國香港特區內政問題時唯一的正確選擇。
綜上所述，運用民主共產主義思想理論，不但可以正確修正《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中“專制共產主義”畸形矛盾錯誤思想；同時，還可以清楚地知道，中共內部分別以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等同志為首的三代專制極權主義思想勢力，先後所犯下的如文化大革命`屠殺89“6`4”學生以及鎮壓法輪功等嚴重錯誤的根本思想原因，就是因為受到《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中“專制共產主義”畸形矛盾錯誤思想嚴重約束和影響而直接造成的，所以，他們這三代領導人所犯的錯誤，都有獲得我國全體人民原諒的理由和機會。而現已獲得我國大陸中共政府黨政軍最高統帥的胡錦濤同志您，儼然已經成為了中共內部第四代專制極權主義思想勢力的代表，然而，民主共產主義思想理論的出現，對您來說，已經不再有獲得我國全體人民原諒的理由和機會，只有果斷做出選擇：要麼，在《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中“專制共產主義”畸形矛盾錯誤思想約束和影響下，按照鄧小平同志的“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推動國有經濟體制改革”的錯誤方針，繼續推動發展實質為共產黨私有制的自由市場經濟，將中國共產黨徹底帶上一條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制度以及徹底背叛追求實現共產主義社會偉大事業的專制共產黨帝國主義社會的錯誤道路；要麼，全面發起修正《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中“專制共產主義”畸形矛盾錯誤思想的民主共產主義思想運動，推動以國家政權公有制為基礎的民主政治體制改革，領導我國全體人民走向追求實現民主共產主義社會的正確道路。面對這兩種選擇，相信包括七千多萬普通中國共產黨員在內的全國人民，將殷切地期盼和等待您做出帶領我們中國人民走向民主共產主義社會道路的正確選擇。
最後，為了我們中國社會能夠和平穩定地走向民主共產主義社會正確道路，我不僅代表我自己，同時還代表着我們這些身為中國共青團員`中國共產黨員以及共產主義信仰者的中國民主共產主義小組全體成員，向尊敬的胡錦濤同志您，提出以下幾項強烈要求;
1, 在中國共產黨內部，全面推動修正《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中“專制共產主義”畸形矛盾錯誤思想的民主共產主義思想運動，建立黨內民主機制平台，推動黨內民主化建設，促進中國共產黨發展成為中國民主共產黨。
2，全面推動以國家政權公有制進行廢除中共專制政權體制的民主政治體制改革，同時，徹底否定和推翻鄧小平同志提出實質為共產黨私有制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並且，將國有經濟體制改革成為以按勞分配原則為基礎的公有制經濟體制，促使我國社會國有經濟在民主政治體制下，逐步發展成為真正屬於社會全體勞動人民共同擁有的公有制經濟，推進我國社會逐步走向民主社會主義社會的正確道路。
3，堅決地平反我國89“6`4”學生愛國民主運動，將其明確定性為是一場中國民主共產主義偉大思想啟蒙運動，並且，將在北京天安門慘遭屠殺的中國共青團員`普通學生以及北京市民，追認為中國民主共產主義思想運動偉大烈士。
4，堅決地單方面宣布廢除喪權辱國的《關於解決香港問題的中英聯合聲明》不平等條約，重新與我國香港地區六百多萬人民及其現政府共同協商，進行制定解決我國大陸地區和香港地區之間的中央與地方關系的和平統一協議，並將我國香港地區設定為中國香港民主特區，為我國大陸全面推動民主政治體制改革奠基基礎。
5，徹底放棄“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錯誤思想政策，應與我國台灣地區中國國民黨共同推動民主統一中國大業，依靠我國兩岸三地各地區人民及其政府，團結聯合起來共同成立我國完全民主統一之後的完整的國家政府，並將我國完全民主統一之後的國家政府稱為大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政府，以此，徹底終結我國五千多年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歷史。
此致
敬禮
王傳忠
中國民主共產主義小組負責人
2008年5月25日
我是王傳忠,1969年出生於福建省福州市的一個普通的中國共產黨員的農民家庭,1992年畢業於福建林學院，從小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十六歲就加入了中國共青團，是個堅定不移的共產主義信仰者。但是，當1989年6月4日中共已故領導人鄧小平同志下令鎮壓和屠殺北京天安門愛國民主運動學生時，讓我開始感到非常震驚，同時，讓我開始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正確性以及共產主義社會是否會實現等問題產生質疑。這種質疑，促使了我開始研究和驗證《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的正確性以及共產主義社會是否會實現等問題。
1998年我開始旅居美國，以廚師為業游歷美國各地，進行觀察和考察美國等西方民主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等問題。終於在2003年美`伊二次戰爭爆發之前，從歐盟內部產生的嚴重分歧矛盾變化中，找到了導致以我國和前蘇聯為代表的原共產主義國際聯盟破裂的根本思想原因，從而找到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在邏輯推理過程中所存在的嚴重自相矛盾的錯誤問題，即：以無產階級專政和生產資料公有制同時並存關系為基礎的專制共產主義思想理論，嚴重違背了其自身的“國家政權對生產資料所有權起決定作用的辯證關系”即“誰擁有國家政權，生產資料所有權就歸誰所有”的正確理論，應該屬於畸形矛盾錯誤思想理論。並且，經過正確邏輯推理修正後，成為了更加符合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民主共產主義思想理論，即國家政權公有制和生產資料公有制同時並存的辯證關系。民主共產主義思想理論足以證明了：只有在建立以國家政權公有制為基礎的民主政治制度前提下，才能也必然實現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共產主義社會。同時，在民主共產主義思想理論指導下，我又進一步地解決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中未能解決的“按勞分配”原則問題；所謂“按勞分配”原則，就是按照勞動力投資股權式分配制度。而“按勞分配”原則問題的解決，實際意味着可以徹底解決建立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公有制經濟體制問題，也就意味着可以理性地有規律地推動人類社會走上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共產主義社會正確道路。
如果民主共產主義思想理論是正確的，那麼不但可以徹底解決和修正《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中“專制共產主義”畸形矛盾錯誤問題，同時，還可以揭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運用民主共產主義思想理論，不但將可能促使世界唯一僅存碩果的中國共產黨能夠清楚認識到，在受到《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中“專制共產主義”畸形矛盾錯誤思想影響下，所走上的錯誤道路；同時，還能夠促使我國包括七千多萬中國共產黨員在內的全體勞動人民清楚知道，只有建立以國家政權公有制為基礎的民主政治制度，才是實現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唯一的正確選擇。
為此，我先後多次前往我國常住紐約領事館和華盛頓大使館，以及聯系中央黨校`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福建黨校等，希望通過他們能夠將民主共產主義思想理論交給我國政府和中共中央，但是他們都置之不理。所以我將民主共產主義思想理論交給了國內的一些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家和普通中國共產黨員`以及一些信仰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等，並且獲得了他們的認同和支持，還成立了中國民主共產主義小組。我們小組希望能夠利用民主共產主義思想理論，進行解剖社會矛盾的思想根源，尋求解決社會矛盾的策略，推動我國社會能夠理性地有規律地走向一條民主`自由`和平`統一的民主共產主義社會正確道路。
然而，讓我非常吃驚的是，從去年4月份開始，一位名為王偉的人帶人在我的福州老家進行調查我和監視我家人;並在6月份前後,分別伙同福州市外事辦范主任`福州停江派出所劉所長,以欺騙手段兩次非法傳喚審訊我愛人以及傳喚我姐姐，還扣發我的護照。當我通過范主任電話聯系王偉時，他居然在拒絕表明自己真實身份情況下，竟以我和我家人的生命安全問題，威脅我交出民主共產主義思想理論。我在斷然拒絕後，從范主任口中得知，王偉就是代表我們中國共產黨和我國政府進行調查我的,並且還警告我必須主動配合王偉的調查,否則後果自負。
尊敬的胡錦濤同志,王偉等人的這種行為,讓我對您所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和政府感到非常不解。當然,89“六四”屠殺事件，已經足以讓我相信,您所代表的黨和政府同樣會在受到專制共產主義畸形矛盾錯誤思想影響下，對我這麼一位堅定追求實現民主共產主義社會的信仰者進行迫害的，因為當年被屠殺的天安門愛國民主學生幾乎都是清一色的身為中國共產黨後備力量的中國共青團員`甚至部分學生還是預備和普通中國共產黨員。但是，我今天給您寫公開信，只是想向您和您所代表的黨以及政府提出嚴正忠告：當您和您所代表的黨以及政府在繼續對我和我家人以及我國追求民主的志士同胞們進行政治迫害之前，務必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中的“專制共產主義”畸形矛盾錯誤思想有個清楚的認識，以及對民主共產主義思想理論正確性加以認真的思考。以下就是我要向您進行簡單論述民主共產主義思想理論：
由原國際共產主義聯盟組織徹底破裂`以前蘇聯為代表的東歐共產主義國際社會爆發“和平演變”事件以及我國爆發89“六四”屠殺慘案等事實，足以證明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必然存在嚴重錯誤問題。而理論所存在的錯誤，基本包括兩個方面：一`理論本身存在邏輯推理錯誤問題：二`理論本身違背了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錯誤問題。在這裡，只簡單論述《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所存在的嚴重邏輯推理錯誤及其修正問題。
根據《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可知，馬克思在提出以公有制來解決生產資料所有權問題後，進一步地提出建立以無產階級專政思想為基礎的國家政權共產黨專政制度，進行推翻國家政權資產階級專政制度，作為推動人類社會實現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共產主義社會的手段。而共產國際各國共產黨在領導社會勞動人民奪取國家政權後，就以《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中的“無產階級專政”思想作為建立國家政權共產黨專政制度的依據。從而，造成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中的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共產主義思想，在實際上，變成了以國家政權共產黨專政制度和生產資料公有制同時並存關系為基礎的“專制共產主義”思想。在這裡,我們必須提出一個重要問題，那就是國家政權共產黨專政制度和生產資料公有制是否可以同時並存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那就必須知道馬克思提出無產階級專政思想的理論依據是什麼？根據《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可知，馬克思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理論依據，就是其自身的“國家政權對生產資料所有權起決定作用的辯證關系”的正確理論。而馬克思對這個正確理論作了具體且明確的解釋：“誰擁有國家政權，生產資料所有權就歸誰所有”。因此，我們可以按照“誰擁有國家政權，生產資料所有權就歸誰所有”理論，進行驗證國家政權共產黨專政制度和生產資料公有制同時並存關系，是否存在邏輯推理錯誤問題。
首先，根據“誰擁有國家政權，生產資料所有權就歸誰所有”理論，可知，當共產黨擁有國家政權時，生產資料所有權就歸共產黨所有；而不是歸社會全體勞動人民共同擁有；也就是說，在國家政權共產黨專政制度下，只能存在生產資料共產黨私有制，而不可能存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由此可見，以無產階級專政為基礎的國家政權共產黨專政制度和生產資料公有制是不可能同時並存的，而是完全屬於畸形矛盾錯誤關系。這就證明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中以“無產階級專政和生產資料公有制同時並存關系”為基礎的專制共產主義思想，完全是屬於畸形矛盾錯誤思想。
同樣，根據“誰擁有國家政權，生產資料所有權就歸誰所有”理論可知，社會勞動人民要想擁有生產資料所有權，就首先必須擁有國家政權，也就是說，社會全體勞動人民要想共同擁有生產資料所有權，就首先必須共同擁有國家政權。而馬克思將社會全體勞動人民共同擁有生產資料所有權，稱為生產資料公有制，因此，社會全體勞動人民共同擁有國家政權，也就稱為國家政權公有制。由此可見，只有在國家政權公有制下，才可能和必然存在生產資料公有制。這也就進一步地證明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中“專制共產主義”思想，完全是屬於畸形矛盾錯誤思想。
在這裡，我們必須對國家政權公有制進行簡單且具體的解釋：所謂國家政權公有制，就是說以公有制來解決國家政權所有權問題；而所謂國家政權所有權問題，就是指國家政權所有權歸誰所有問題。因此，所謂國家政權公有制，就是指國家政權所有權歸社會全體勞動人民共同擁有，也就可稱為人民民主政權。同時，必須指出的是，國家政權所有權對國家政權領導權起着決定的作用，也就是說，在國家政權公有制下，社會全體勞動人民共同行駛自己所擁有的國家政權所有權，進行共同決定國家政權領導權歸誰所有。而社會全體勞動人民共同行使國家政權所有權，通過直接投票方式，進行決定國家政權領導權歸誰所有的過程，就是人民當家作主最為具體的表現，也就是民主主義思想最為直接的體現。因此，國家政權公有制就是人民民主政治的基礎，也是民主主義思想的基石。所以，將國家政權公有制和生產資料公有制同時並存的辯證關系，稱為民主共產主義思想。
由於，國家政權對生產資料所有權起着決定的作用，所以，社會全體勞動人民在共同擁有國家政權所有權後，可以共同決定生產資料所有權歸社會部分勞動人民（主要指資產階級）私有或者社會全體勞動人民共同擁有。由此可見，在國家政權公有制下，生產資料所有制基本上可以存在生產資料資產階級私有制和生產資料公有制兩種形式。所以，根據“國家政權對生產資料所有權起着決定作用的辯證關系”正確理論，可以將《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中“專制共產主義”畸形矛盾錯誤思想，修正成為以下四種的國家政權所有制和生產資料所有制同時並存的辯證關系：
一`國家政權共產黨專政制度和生產資料共產黨私有制同時並存的辯證關系，稱為共產黨專制帝國主義思想。而由國家政權共產黨專政制度和生產資料共產黨私有制共同組成的人類社會，稱為共產黨專制帝國主義社會。
在這裡必須指出的是，這種共產黨專制帝國主義思想，必然導致共產黨在堅持和維護國家政權共產黨專政制度前提下，利用所擁有的國家政權所有權，徹底將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國有經濟轉變成為生產資料共產黨私有制經濟，從而開始步入了一條徹底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制度以及徹底背叛追求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的偉大事業的錯誤道路。
二`由國家政權公有制和生產資料資產階級私有制同時並存的辯證關系，稱為民主資本主義思想。而由國家政權公有制和生產資料資產階級私有制共同組成的人類社會，稱為民主資本主義社會。
三`在國家政權公有制前提下，生產資料資產階級私有制和生產資料公有制同時並存的辯證關系，或者說，生產資料資產階級私有制逐漸轉化成為生產資料公有制的轉變過程，稱為民主社會主義思想。而在國家政權公有制前提下，同時存在生產資料資產階級私有制和生產資料公有制的人類社會，稱為民主社會主義社會。
四`國家政權公有制和生產資料公有制同時並存的辯證關系，稱為民主共產主義思想。而由國家政權公有制和生產資料公有制共同組成的人類社會，稱為民主共產主義社會。
由以上所述可知，《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中“專制共產主義”思想，完全是屬於畸形矛盾錯誤思想。這個專制共產主義畸形矛盾錯誤思想，不但反映了馬克思在提出以公有制來解決生產資料所有權問題後，並沒有進一步地提出以公有制來解決國家政權所有權問題；同時，也反映了馬克思所提出的無產階級專政思想，完全是屬於在受到無產階級革命斗爭思想的嚴重約束和影響下，主觀提出的錯誤思想。而這個專制共產主義畸形矛盾錯誤思想，導致了原以中`蘇為代表的共產國際社會先後步入了專制共產主義畸形矛盾社會的錯誤道路。經過正確邏輯推理修正後，成為了更加符合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民主共產主義思想理論，而實現民主共產主義社會必須經過民主資本主義社會`民主社會主義社會`民主共產主義社會三個階段。
至於民主共產主義思想的正確性，可以通過淺析現代人類社會重大轉變的思想根源問題進行驗證。
首先,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民主資本主義社會在二戰結束後,發生了政治民主化的重大轉變。而這個政治民主化重大轉變，實質就是建立國家政權公有制`進行取代國家政權資產階級專政制度，同時，保留了生產資料資產階級私有制的政治民主化的和平轉變過程。顯然，這種西方社會的政治民主化重大轉變，不但符合《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中“國家政權對生產資料所有權起決定作用的辯證關系”的正確理論，同時，也符合民主共產主義思想中以“國家政權公有制和生產資料資產階級私有制同時並存的辯證關系”為基礎的民主資本主義思想正確理論。
西方社會這場政治民主化重大轉變,具備有推動人類社會從專制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民主資本主義社會的巨大進步意義。其巨大意義就在於：在推動建立以國家政權公有制為基礎的政治民主化過程中，促使了社會勞動人民開始真正擁有了國家政權所有權，並且通過行駛國家政權所有權，進行直接投票決定國家政權領導權歸誰所有，從而，促使了社會勞動人民開始真正當家作主，獲得了民主自由獨立的解放，而不再受到資產階級專制統治者的統治和壓迫；而社會勞動人民所獲得的民主自由獨立解放的最大意義，就是在於社會勞動人民與生俱來的生產勞動力獲得了徹底解放，從而不再受到資產階級統治和壓迫下勞動。這種生產勞動力的解放，標志着社會勞動人民開始擁有支配和使用自身所具有的生產勞動力的權力；這種權利，不但，意味着社會勞動人民可以按照自身的客觀條件需要，進行自主地自由地支配和使用自身勞動力，充分發揮巨大勞動積極性，進行創造和發展自身經濟財富，推動社會經濟迅速發展，同時，也意味着社會勞動人民自身的勞動力所有權開始徹底歸屬自己所有，不再受到資產階級的支配和私有了。由此可見，在以國家政權公有制為基礎的民主政治前提下，社會勞動力所有權已經開始歸屬社會全體勞動人民共同擁有，而不再屬於資產階級私有化了，也就是說，在國家政權公有制為基礎的民主政治制度下,社會勞動力已經是自由化`公有化或者社會化了，而不再是資產階級私有化。這就是西方民主資本主義社會出現勞動力自由化的根本原因。
這種勞動力自由化的具體表現，就是社會勞動人民就業自由。而這種勞動力自由化的出現，已經促使了由勞動力`生產資料`生產工具資產階級私有化共同組成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開始破裂，從而導致了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因勞動力自由化而開始面臨着瓦解和崩潰。由於國家政權對生產資料所有權起決定的作用，所以，在以國家政權公有制為基礎的民主政治前提下，社會勞動人民必然不自覺地自發地間接地在通過行使國家政權所有權過程，逐漸地決定擁有生產資料所有權，進行投資生產和投資貿易等生產勞動。這就是促使了西方民主資本主義社會迅速出現自由投資和自由貿易的根本原因。自由就業`自由投資和自由貿易就是不斷推動民主資本主義社會經濟迅速發展的根本原因，從而推動了西方民主資本主義社會自由化經濟的迅速出現和發展；而自由就業`自由投資和自由貿易就是共同組成了西方民主資本主義社會的自由化經濟。
在這裡必須指出的是：這種自由化經濟，實質已經就是公有化或者社會化經濟，而不再是資本主義經濟了。但是，由於民主資本主義社會勞動人民仍然受到資本主義思想的約束和影響，所以，在這種自由化經濟發展過程中，他們仍然繼續利用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作為自由化經濟發展的經濟體制。而這種自由化經濟的迅速出現和發展，已經不斷地促使由勞動力`生產資料和生產工具資產階級私有化共同組成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徹底破裂，也必然導致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徹底瓦解和崩潰。因此，在民主資本主義社會發展過程中，這種自由化經濟發展和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之間的矛盾，就是其社會內部主要矛盾。而民主資本主義社會在解決這個社會內部主要矛盾問題時，由於受到資本主義思想的影響和約束，必然走上依靠強大的資本和軍事力量，對外掠奪和擴張，進行維護其國內名存實亡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存在,這就是可能和必然將導致人類社會爆發一場民主資本主義社會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思想根本原因。
人類社會如果要理性地消除這場民主資本主義社會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就必須正確面對解決民主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自由化經濟發展和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之間的矛盾問題。而正確解決自由化經濟發展和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之間矛盾問題的唯一途徑，就是在以國家政權公有制為基礎的民主政治體制下，進行建立以按勞分配原則為基礎的公有制經濟體制，來滿足和符合實質已經為公有化`社會化的自由化經濟發展的需要。由於受到《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中的專制共產主義畸形矛盾錯誤思想影響和約束，所以，社會勞動人民錯誤地將原共產主義國際社會內部的國有經濟當成了公有制經濟，同時，又以國有經濟的崩潰和失敗，就錯誤地認為公有制經濟是不符合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以及共產主義社會徹底失敗或者是不可能實現的。這種認為完全是沒有任何事實和理論為依據的主觀錯誤想法，其理由是：其一，按照《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中“國家政權對生產資料所有權起決定的辯證關系”正確理論可知，所謂的國有經濟實質是共產黨私有制經濟，而根本就不是公有制經濟；其二，《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雖然提出了按勞分配原則，但是並未對按勞分配原則的具體方式進行解釋，也就是說，國有經濟根本就不是以按勞分配原則為基礎的公有制經濟。這兩點足以證明了，以按勞分配原則為基礎的公有制經濟不但還不存在也還沒有出現過，也就根本不存在公有制經濟或者共產主義社會徹底失敗的問題。
在這裡，我們必須對以按勞分配原則為基礎的公有制經濟體制作簡單解釋（詳細另作專文解釋）：所謂按勞分配原則，就是按照勞動力投資股權式分配制度，具體地說，就是按照社會勞動人民所確定的工資數額之間的比例進行直接分配利潤；所謂的公有制經濟體制，就是按照勞動力投資股權式分配制度進行建立公有制經濟個體，通過生產資料投資股權式分配制度以及生產工具投資股權式分配制度互相連接而成為公有制經濟整體。而勞動力投資股權式分配制度和生產資料投資股權式分配制度以及生產工具投資股權式分配制度，共同稱為社會公有制經濟的三個主要共同利益生態鏈。這種以按勞分配原則為基礎的公有制經濟，具備有兩個重要特點：第一，徹底消除了因勞動力固定工資等級分配制度`生產資料固定投資分配制度以及生產工具固定投資分配制度而產生的成本即資本問題，也就是說，公有制經濟是不存在有任何的資本問題或者說資本為零,從而可以徹底推翻了所有“資本論”學說；第二，在公有制經濟內部的每一個社會勞動人民的個人經濟利益直接取決於社會整體的經濟利潤，並且成正比關系，從而，徹底消除了因利潤和成本不等而產生的剩余價值問題。
然而，以我國和前蘇聯為代表的共產主義國際社會，由於受到《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中“專制共產主義”畸形矛盾錯誤思想的影響和約束，各國共產黨在領導社會勞動人民奪取國家政權所有權後,先後以無產階級專政為基礎建立國家政權共產黨專政制度和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國有經濟制度,從而開始步入了一條專制共產主義畸形矛盾社會的錯誤道路。這種專制共產主義畸形矛盾社會內部主要問題，就是導致了國有經濟同時處於生產資料共產黨私有制和生產資料公有制矛盾之中，也就是說，國有經濟個體是以共產黨私有制形式存在，而國有經濟整體卻是以生產資料公有制形式存在，這就是我國在七十年代出現“國產就是黨產”或者“國產和黨產分不清”之說的根本原因。這種國有經濟同時處於生產資料共產黨私有制和生產資料公有制之中的矛盾問題，不但造成了包括共產黨員在內的社會全體勞動人民無法弄清楚國有經濟所有權到底歸誰所有問題，同時，也造成了國有經濟整體利益和社會勞動人民的切身經濟利益不存在有任何的直接關系，從而導致了社會勞動人民在國有經濟內部的生產勞動處於極其的消極`甚至不勞動的狀態。在這裡，必須清楚說明一點的是，社會勞動人民這種勞動消極性以及不勞動的態度，實際是社會勞動人民對實質為生產資料共產黨私有制的國有經濟體制的不自覺自發的一種反抗，同時，也是徹底導致國有經濟逐漸走向衰退以至崩潰的根本思想原因。而國有經濟的衰退和崩潰，必然促使了國有經濟內部的生產資料共產黨私有制和生產資料公有制之間的矛盾徹底爆發，從而導致了專制共產主義畸形矛盾錯誤思想徹底分裂。
根據民主共產主義思想理論可知，專制共產主義畸形矛盾錯誤思想必然分裂成為專制共產黨帝國主義錯誤思想和民主共產主義正確思想，也就是說，專制共產主義畸形矛盾社會可能和必然分裂轉變成為專制共產黨帝國主義社會和民主共產主義社會的兩種不同社會形態。這就是我國和前蘇聯在80年代末,先後爆發了一場社會重大轉變的根本原因,這一場社會重大轉變,促使了我國和前蘇聯先後分別走向了專制共產黨帝國主義社會和民主共產主義社會的兩條完全不同的社會道路。
前蘇聯在80年代末,由於其內部國有經濟面臨着嚴重衰退以至崩潰的問題,而爆發了一場“和平演變”重大事件。這場“和平演變”事件，實際就是一場社會勞動人民不自覺地自發地推動建立國家政權公有制`進行廢除以無產階級專政錯誤思想為基礎的國家政權共產黨專制制度的政治民主化和平轉變過程,同時,也就是一場不自覺地自發地以民主共產主義正確思想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中專制共產主義畸形矛盾錯誤思想的修正運動,從而徹底消除了國有經濟內部的生產資料共產黨私有制，化解了國有經濟同時處於生產資料公有制和生產資料共產黨私有制之間的矛盾問題,促使了社會勞動人民能夠真正擁有和行使國家政權所有權,決定擁有生產資料所有權,促進社會經濟正常穩定的發展，推動其社會開始走向民主資本主義社會的正確道路。
但是，我們中國在70年代末，國有經濟同樣面臨着嚴重衰退以至崩潰的命運。此時，被中共內部稱為偉人的鄧小平同志開始復出，提出了在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推動國有經濟體制改革，並且將這場改革稱為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同時，將自由市場經濟定性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 。然而，鄧小平同志在沒有任何理論依據前提下，以這種“摸石頭過河”主觀地提出大膽且盲目的經濟體制改革，必然遵循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中“國家政權對生產資料所有權起決定作用的辯證關系”的正確理論的思維邏輯，進行推動國有經濟體制改革；這就必然致了這場國有經濟改革將徹底廢除國有經濟在整體上的公有制形式，並徹底地以共產黨私有制個體形式出現和發展，具體地說，這場所謂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實質就是將國有經濟改革成為共產黨私有制經濟，而所謂的自由市場經濟，本質就是共產黨私有制經濟。顯然，鄧小平同志的這場實質為共產黨私有制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必然導致中國共產黨步上一條徹底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制度以及徹底背叛追求實現共產主義社會偉大理想的專制共產黨帝國主義社會錯誤道路。而這場實質為共產黨私有制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本質錯誤問題，同樣，可以以鄧小平同志和朱容基同志為代表的中共內部經濟改革派所提出的經濟改革政策得以證明，因為他們在維護以無產階級專政錯誤思想為基礎的國家政權共產黨專制制度下，必然按照建立以勞動力`生產資料`生產工具共產黨私有化共同組成的共產黨私有制經濟生產關系的思維邏輯，而進行提出促使國有經濟內部勞動力`生產資料`生產工具共產黨私有化的經濟體制改革政策的：
其一，鄧小平同志所提出的“企業自主，自負盈虧”政策,實際就是將國有經濟內部生產資料所有權進行共產黨私有化。
這個“企業自主，自負盈虧”政策關鍵在於“自”字，即“自”字到底指的是“誰”，也就是說，企業到底由誰自主，由誰負責企業盈虧問題的經濟責任。在黨領導一切下,每一個國有企業個體都是由該企業內部的中共企業基層黨委組織掌控的,但是,由於受到國有計劃經濟在整體上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制度(如申報`審核`審批制度)的約束和控制，致使這些中共企業基層黨委組織無法自主，也無須承擔盈虧問題的經濟責任。由此可見，鄧小平同志所提出的“企業自主，自負盈虧”政策，實際就是廢除了國有計劃經濟在整體上的申報`審核`審批等生產資料公有制制度，促使了中共企業基層黨委組織獲得了自行做主經營企業並承擔企業盈虧問題的經濟責任的權力；這種權力，具體就是指中共企業基層黨委組織擁有支配和使用國有企業內部的生產資料所有權，進行企業自主經營生產活動，並承擔企業經營生產活動過程所出現的盈虧問題的經濟責任的權力。這就意味着，在“企業自主，自負盈虧”政策下，國有經濟內部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已經成為了中共企業基層黨委組織私有化了，而不再屬於企業內部全體勞動人民共同擁有了。這種國有經濟內部生產資料所有權共產黨私有化的出現，標志着鄧小平同志所提出的國有經濟體制改革，實質就是將國有經濟改革成為以生產資料‘勞動力’生產工具共產黨私有化共同組成的生產關系為基礎的共產黨私有化經濟。
顯而易見，“企業自主，自負盈虧”政策是維護和符合中共企業基層黨委組織發展自身經濟利益的需要，而不是維護國有企業內部工人階級經濟利益發展需要的，所以，鄧小平同志提出“企業自主，自負盈虧”政策之後，獲得了中共各級地方黨委組織的支持和擁護，並把鄧小平同志稱為“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也因此，中共各級地方黨委組織在實施“企業自主，自負盈虧”政策過程中，實際上已經蔓延成為了“地方自主，自負盈虧”政策，從而促使了中共各級地方黨委組織，開始依靠所擁有的國家政權所有權，自由地自主地支配和使用以及徹底擁有各級地方國有經濟內部的生產資料所有權，進行發展其個人的私有經濟，從而促使了共產黨私有化經濟開始迅速出現和發展。這種共產黨私有化經濟的出現和發展，就是標志着鄧小平同志在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推動自由市場經濟改革，實際就是將國有經濟改革成為共產黨私有化經濟，從而促使了我國社會從專制共產主義畸形矛盾社會，開始步入了以國家政權共產黨專政制度和生產資料共產黨私有制同時並存為基礎的專制共產黨帝國主義社會的錯誤道路。
在這裡必須指出的是，這種專制共產黨帝國主義思想，本身也是修正《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中專制共產主義畸形矛盾錯誤思想的一種方式，所以,專制共產黨帝國主義社會對於專制共產主義畸形矛盾社會來說,是具有一定社會進步意義的，因為它同樣也可以徹底解決國有經濟同時處於共產黨私有制和生產資料公有制之間的矛盾問題。但是，它只是以廢除國有經濟在整體上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制度`並以共產黨私有制的個體形式出現和發展的方式,進行解決國有經濟同時處於共產黨私有制和生產資料公有制之間的矛盾問題。但是，由於這種專制共產黨帝國主義思想，必然導致共產黨內部各級基層黨委組織，依靠和利用所擁有的國家政權所有權`進行掠奪和侵占國有經濟來發展其私有化經濟的嚴重問題出現，所以，這場實質為共產黨私有化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不但必然導致中國共產黨內部迅速出現貪污腐敗嚴重惡化問題，而且，還會必然導致中國共產黨自身開始走上一條徹底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制度以及徹底背叛追求實現共產主義社會偉大事業的錯誤道路。
由於這種共產黨私有化經濟的迅速出現和發展，不但導致中共內部迅速出現貪污腐敗嚴重惡化問題，同時，還逐漸暴露出這場自由市場經濟改革，所潛在的徹底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制度以及徹底背叛追求實現共產主義社會偉大事業理想的本質錯誤問題。所以，鄧小平同志在提出“企業自主，自負盈虧”政策之後，為了維護其經濟改革是符合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道路的正確性和正當性，就在毫無理論性的前提下,依靠其專制獨裁最高統治者的地位，強行地將自由市場經濟定性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可惜的是，所謂的“具體中國特色”到底指的是什麼意思？鄧小平同志在臨終之前，始終沒有向我國人民做出具體解釋。而作為鄧小平同志欽定的中共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同志您，是否明白“具有中國特色”到底指的是什麼了嗎？
然而，當鄧小平同志將自由市場經濟定性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時，實際上也就直接地推翻了其自身所提出的“企業自主，自負盈虧”政策。因為，既然將自由市場經濟定性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那麼，自由市場經濟仍然屬於社會主義國有經濟范疇，仍然屬於國家和人民所有，所以，自由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盈虧問題，仍然是由國家來負責承擔企業盈虧問題的經濟責任的，而不是由中共企業基層黨委組織來負責承擔企業盈虧責任的，也就是說，在自由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中共企業基層黨委組織根本不存在也無需承擔企業盈虧問題的經濟責任。這在事實上,已經導致了鄧小平同志自身所提出的“企業自主，自負盈虧”政策，在實際上變成了一個“企業自主，不負盈虧”的荒唐錯誤政策。這個“企業自主，不負盈虧”荒唐政策，直接造成了中共企業基層黨委組織在推動自由市場經濟改革過程中，不但無須承擔自由市場經濟盈虧責任，同時，也無法通過行使企業自主權力，進行直接地合法地侵占和掠奪國有經濟來發展其自身的共產黨私有化經濟；從而，導致了中共企業基層黨委組織，在無須承擔自由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盈虧問題的經濟責任前提下，以各種經濟改革名義，充分行使企業自主權力，通過間接地非法地侵占和掠奪國有經濟，進行發展其共產黨私有化經濟。這就是在自由市場經濟改革過程中，導致中共內部迅速出現貪污腐敗嚴重惡化問題的根本思想原因，同時，也是造成我國社會出現國有經濟和國有資源大量流失問題以及出現大量的豆腐渣工程`形象工程以及泡沫化的房地產和股市嚴重問題的根本思想原因。
在這裡必須指出的是，鄧小平同志提出在堅持共產黨領導下`推動自由市場經濟改革，實際就是以廢除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國有經濟制度，進行發展實質為共產黨私有化經濟的自由市場經濟，來徹底解決國有經濟同時處於生產資料共產黨私有制和生產資料公有制之間的矛盾問題，但是，鄧小平同志卻又盲目地將自由市場經濟定性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從而導致了這種自由市場經濟又重新陷入了同時處於生產資料共產黨私有制和生產資料公有制兩種體制矛盾之中。而這種自由市場經濟同時處於生產資料共產黨私有制和生產資料公有制兩種體制之中的矛盾問題，直接造成了中共內部在推動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出現了嚴重的自相矛盾問題：一方面，中共各級基層黨委組織利用鄧小平同志提出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企業自主`自負盈虧”錯誤政策，依靠行使所擁有的國家政權所有權，進行侵占`瓜分`掠奪國有經濟和國有資源，從而導致了中共內部迅速出現嚴重惡化的貪污腐敗問題；另一方面，由於鄧小平同志將自由市場經濟定性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所以，中共內部在推動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為了維護和捍衛國有經濟以及國有資源的存在和發展，不斷地對侵占`瓜分`掠奪國有經濟和國有資源的中共各級基層黨委組織中的個人以及集團，進行嚴厲的反貪污`反腐敗的斗爭。中共內部這種貪污腐敗和反貪污腐敗之間的思想矛盾問題，促使了中共內部專制共產主義畸形矛盾錯誤思想，開始逐漸分裂成了相對立的專制主義和共產主義兩種思想。這種“專制共產主義” 畸形矛盾錯誤思想的分裂，促使了中共內部開始出現兩種不同的思想力量：其一，就是以鄧小平同志為首的堅持在共產黨領導下`推動國有經濟體制改革的專制集權主義思想勢力；其二，就是以中共中央已故前總書記趙紫陽同志為代表的堅持在捍衛國有經濟體制下`推動以國家政權公有制為基礎的民主政治體制改革的共產主義進步思想力量。
中共內部的專制集權主義思想勢力和共產主義進步思想力量之間的思想矛盾惡化問題，才是導致我國在1989年爆發一場遍及全國的“6`4”大學生反貪污`反腐敗的愛國民主運動。而中共內部以鄧小平同志為首的專制極權主義思想勢力，為了維護他們專制統治地位及其利益，再次利用《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中專制共產主義畸形矛盾錯誤思想作為依據，提出了“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是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錯誤論斷，將這場“6`4”學生愛國民主運動定性為是一場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制度的社會動亂。他們這種定性，完全是一種違背中國共青團團章`中國共產黨黨章以及國家憲法的錯誤論斷，其理由是：
1，當年走向街頭發起反貪污反腐敗運動的全國大學生，幾乎都是清一色的中國共青團員`甚至部分大學生還是中國共產黨預備黨員以及正式黨員，而中國共青團團章明確規定“中國共青團是中國共產黨的後備力量 ”， 所以，這場89“6`4”學生愛國民主運動完全就是一場中國共青團員思想運動，應屬於中共內部思想分裂運動，而根本就不是一場社會動亂；
2，當年身為中國共產黨後備力量的89“6`4”運動學生，明確地向中共中央提出“反貪污`反腐敗”的正確訴求，其目的就是為了阻止中共內部專制極權主義思想勢力，依靠鄧小平同志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錯誤政策，通過行使所擁有的國家政權所有權，進行侵占`掠奪`瓜分國有經濟，而國家憲法和中國共產黨黨章明確規定“國有經濟不但是屬於我國社會全體勞動人民共同擁有的，同時，還是建立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基礎”，由此可見，89“6`4”學生提出“反貪污反腐敗”的訴求，就是為了維護我國社會全體勞動人民共同擁有的經濟利益以及捍衛我國社會主義制度，所以，89“6`4”學生運動完全就是一場堅決維護我國社會全體勞動人民共同經濟利益以及捍衛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愛國運動；
3，89“6`4”運動學生當年明確地向中共中央提出推動民主政治體制改革`進行徹底根除中共內部“貪污腐敗”嚴重惡化問題的正確訴求，所謂民主政治體制改革，實質就是指建立國家政權公有制進行廢除國家政權共產黨專政制度，由此可見，89“6`4”學生之所以提出民主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國家政權公有制，進行廢除國家政權共產黨專政制度，徹底消除因中共內部存在專制極權主義思想勢力而造成其內部出現貪污腐敗嚴重問題，以此來捍衛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國有經濟，顯然，89“6`4”學生提出這種推動民主政治體制改革`進行捍衛國有經濟的訴求，完全符合以國家政權公有制和生產資料公有制同時並存關系為基礎的民主共產主義思想，所以，89“6`4”學生運動，完全又是一場不自覺地自發地進行修正《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中“專制共產主義”畸形矛盾錯誤思想的民主共產主義進步思想啟蒙運動。
89“6`4”學生愛國民主運動，在實際上，就是提出建立以國家政權公有制為基礎的民主政治體制`進行捍衛以生產資公有制為基礎的國有經濟，從而否定和推翻了鄧小平同志所提出的“在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推動實質為共產黨私有制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錯誤思想路線。這就是造成了鄧小平同志為了捍衛其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錯誤思想路線，依靠中共內部專制極權主義思想勢力，在違背中共黨章前提下，進行軟禁中共中央前總書記趙紫陽同志，非法動用國家軍隊，進行鎮壓和屠殺北京天安門89“6`4”愛國民主運動的身為中國共產黨後備力量的中國共青團員學生的根本思想原因。而中共內部以鄧小平同志為首的專制極權主義思想勢力鎮壓和屠殺89“6`4”愛國民主運動學生的事實，就是直接證明這場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將是一場徹底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制度以及徹底背叛追求實現共產主義社會偉大理想的錯誤改革的鐵的罪證。
其二，中共中央前領導人朱容基同志提出的“下崗工人”政策，實際就是將國有經濟內部勞動力所有權進行共產黨私有化。
朱容基同志之所以提出“下崗工人”政策，其根本原因就是由於國有經濟同時處於生產資料公有制和生產資料共產黨私有制兩種體制之中的矛盾，而造成國有企業內部工人階級勞動積極性處於極其消極`甚至不勞動狀態，同時，中共企業基層黨委組織顯然擁有國有企業主導權，但是，由於受到國有計劃經濟制度中人事制度的約束和控制，而無法直接擁有支配和使用國有企業內部的勞動力所有權的權力。
在鄧小平同志提出“企業自主，自負盈虧”的錯誤政策後，中共企業基層黨委雖然獲得了擁有支配和使用國有企業內部的生產資料所有權`進行自主生產經營活動的權力，但是，由於受到國有計劃經濟中人事制度的約束和控制，卻仍然無法直接擁有支配和使用國有企業內部的勞動力所有權的權力；同時，由於鄧小平同志的“企業自主，自負盈虧”錯誤政策，只是維護中共企業基層黨委組織發展自身經濟利益的，而不是維護企業內部工人階級經濟利益的，所以，在這種“企業自主，自負盈虧”錯誤政策下，企業內部的工人階級的勞動積極性更加處於消極和不勞動的狀態。而中共企業基層黨委組織為了維護他們的統治地位，就將國有企業面臨衰退的責任，推卸到這些勞動積極性處於消極和不勞動狀態的工人階級身上。
朱容基同志就是針對中共基層黨委組織無法直接擁有支配和使用國有經濟內部勞動力權力的問題，提出了“下崗工人”政策。“下崗工人”政策，在表明上看，是將國有經濟內部富余的勞動積極性處於消極和不勞動的工人采取下崗措施，實際上，卻是直接廢除了國有計劃經濟中人事制度，從而促使了中共基層黨委組織直接獲得了決定其基層內部工人上崗和下崗問題的人事調動的權力，也就是說，中共基層黨委組織直接獲得了支配和使用其基層內部的勞動力的權力，由此可見，“下崗工人”政策實際就是將國有經濟內部的勞動力所有權進行共產黨私有化，即國有經濟內部勞動力所有權歸中共基層黨委組織私有。顯然，這個“下崗工人”政策，不但符合了中共基層黨委組織擴大權力，徹底掌握其基層內部的國有經濟生產勞動的實權，也符合了中共基層黨委組織可以直接統治和壓迫其基層內部的社會勞動人民生產勞動`進行發展他們切身經濟利益的需要，所以，他們在全國范圍開始實施“下崗工人”政策，將大量的工人進行強制下崗，從而導致我國社會迅速出現大量的龐大的失業工人隊伍。
然而，中共內部以鄧小平同志和朱容基同志為首的專制極權主義思想勢力，在實施這個“下崗工人”政策過程中，所沒有意識到的是:這個“下崗工人”政策，本身不但也促使了中共內部的專制極權主義思想勢力，開始走上一條徹底自我滅亡的死亡之路，同時，還促使了徹底推翻和瓦解中共專制政權制度的掘墓人——我國自由工人階級力量的誕生和發展。其理由是：
一方面，由於這個“下崗工人”政策，已經促使了中共基層黨委組織獲得了直接支配和使用其基層內部的勞動力所有權`可以自行決定其基層內部工人上崗和下崗問題等人事調動的權力。所以，這些中共基層黨委組織在實施“下崗工人”政策過程中，不但進行排除異己，同時，還用人以親地安排家屬親人`團伙和派系進行掌握中共基層權力機構，從而造成了中共基層權力機構開始出現了以中共基層黨委組織為中心的家族化`團伙化和派系化的中共內部專制極權主義思想勢力的權力集團，從而造成了中共內部專制極權主義思想勢力，通過這種權力集團有計劃有組織地進行家族化`團伙化和派系化地侵占`掠奪和瓜分國有經濟。這就是導致了中共內部貪污`腐敗問題，在中共內部以鄧小平同志為首的專制極權主義思想勢力鎮壓和屠殺89“6`4”天安門學生之後，不但沒有得到根本性的解決，還惡化成家族化`團伙化和派系化的貪污腐敗嚴重問題。這種中共內部家族化`團伙化和派系化的貪污腐敗問題的爆發，直接促使了中共基層黨委組織中專制極權主義思想勢力，開始以家族化`團伙化和派系化，被送上中共內部共產主義進步思想力量用鮮血和生命搭建而成的“反貪污`發腐敗”的斷頭台，從而走上一條自我滅亡的死亡之路。這種中共內部專制極權主義思想勢力，不斷地以家族化`團伙化和派系化地走上自我滅亡的死亡之路問題，直接造成了中共基層黨委組織因貪污腐敗問題而開始出現自我瓦解。中共基層黨委組織因貪污腐敗問題而不斷出現自我瓦解問題，直接造成了中共基層政權機構開始出現動盪`以至不穩定，從而逐漸開始自我喪失統治功能，這就是中共專制政權必然面臨着被瓦解被推翻命運的內在因素。
另一方面，由於朱容基同志所提出的“下崗工人”政策的實施，已經造成了我國社會開始產生大量的龐大的失業工人階級隊伍。然而，我們有必要弄清楚下崗工人為什麼接受這種強制性的下崗問題？其根本思想原因就是：由於國有經濟同時處於生產資料公有制和生產資料共產黨私有制兩種體制矛盾之中，造成了國有經濟個體是以共產黨私有制形式存在的，從而導致了在國有經濟個體內部生產勞動的工人階級，在實質上，已經成為了中共專制政權下的奴隸，由此，大多數工人在潛意識作用下，采取了消極`甚至不勞動的態度，進行反抗國有經濟內部所存在的共產黨私有制形式。所以，在朱容基同志提出“下崗工人”政策後，大多數工人本能地接受了這種強制性的下崗。因為這種強制性的下崗，雖然導致了下崗工人失去了工作崗位，但是，也促使了下崗工人開始逐漸脫離國有經濟內部的共產黨私有制形式的約束和控制，開始不再成為中共專制政權體制的奴隸，從而獲得了人身自由的解放。而下崗工人所獲得的人身自由解放的最大意義，就是促使了下崗工人自身與生俱來的勞動力開始獲得了解放，這就意味着下崗工人自身勞動力已經不再受到中共的支配和使用，而是開始屬於自己可以自由支配和使用的，也就是說，下崗工人可以按照自己客觀需要，自由地支配和使用自身勞動力，通過參與社會生產勞動，進行創造和發展自己個人經濟財富。這種可以自由地支配和使用自身勞動力的下崗工人的大量出現，實際標志着我國城市社會已經開始出現了大量的自由化勞動力即自由化工人。
同時，由於中共在文革之後實施九年教育普及政策，促使了我國農村在文革之後出生的大部分農村子弟，都接受過初中`高中文化教育。這種初中`高中文化教育，直接促使了這些農村子弟已經開始擁有和掌握了初中`高中文化程度的科學技術基礎知識，從而開始具備了可以從事工業科學技術基礎工作的能力。這種可以從事工業科學技術基礎工作的農村子弟的出現，標志着我國農村勞動力已經開始從傳統農業技術型勞動力轉變發展成為了工業技術型勞動力。我國農村這種工業技術型勞動力大量出現，不但意味着我國農村傳統農業已經不再符合和滿足我國農村這種工業技術型勞動力發展的需要，還意味着我國農村已經開始具備有了從傳統農業化發展成為農村工業化的先決條件，即大量的工業技術型勞動力的出現。然而，由於在中共專制政權統治下，我國農村物質資源和政治權力資源等社會資源，是集中掌握在中共農村黨委組織極少數人手中，造成了我國農村這種大量的工業技術型勞動力，無法直接利用我國農村現有的社會資源，發揮他們自身所具備的從事工業科學技術基礎工作的能力，創造和發展他們自身個人經濟財富，進行推動我國農村工業化發展，所以，導致了我國農村這種大量的技術型勞動力為了滿足自身發展的需要，開始徹底放棄傳統農業的農村，逐漸地涌向我國具有工業生產勞動條件的大`中`小城市，尋求從事工業科學技術基礎工作的機會，來滿足他們創造和發展自身經濟財富的需要，從而導致了我國許多城市開始出現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即“農民工”。由於這種農民工是徹底地放棄了傳統農業的農村，因此，他們不但直接地脫離了中共農村黨委組織的約束和控制，同時，還可以按照自己的客觀需要，依靠自由地支配和使用自身勞動力，參與社會工業生產勞動，進行創造和發展自身經濟財富，所以，這種農民工的出現，實際標志着我國農村已經開始出現大量的自由勞動力即自由化工人。
同樣，由於中共在90年代開始廢除大學生統招統配制度，已經促使了我國90年代之後畢業的大學生，直接就徹底脫離了國有經濟內部共產黨私有制的約束和控制，完全依靠自由支配和使用自身勞動力，進行創造和發展自身經濟財富。顯然，我國90年代之後畢業的大學生，儼然成為了真正的自由化知識分子，也就成為了自由化工人。
由於下崗工人`農民工和自由化知識分子，在參與社會生產勞動過程中，逐漸聚集融合在一起，所以，促使了他們開始共同形成了我國龐大的現代自由工人階級隊伍。我國這個現代自由工人階級由於直接被排除在國有經濟體制外，所以，他們無法享有國有經濟的各自福利保障，同時，由於在中共專制政權統治下，他們無法擁有國家政權所有權，也就無法通過行駛國家政權所有權，進行維護他們在社會生產勞動過程中所應該享有的一切合法權益，以及捍衛他們的勞動成果和財富。所以，他們為了維護應該享有的合法權益以及捍衛勞動成果和財富，促使了他們在某一經濟實體`某一行業或者某一區域內，自然聚集形成為集體力量，進行發起正當訴求的社會抗爭。這就是我國在近幾年來開始爆發遍及全國的以自由工人階級為主體的人民群眾維權運動的根本思想原因。
然而，在中共專制政權統治下，中共內部專制極權主義思想勢力，為了維護他們這些極少數人的既得利益和統治地位，必然對以我國自由工人階級為主體的人民群眾的維權抗爭運動，進行鎮壓和抹殺。如鄧小平同志所提出的“穩定壓倒一切”，其所謂的“穩定”，實質就是指中共內部以鄧小平同志為首的專制極權主義思想勢力的專制獨裁統治地位的穩定性，也就是說，穩定他們專制獨裁統治地位的統治利益，壓倒過包括人民應該擁有的合法權力和財富`甚至生命在內的一切利益，所以，以鄧小平同志為首的專制極權主義思想勢力，為了維護他們專制主獨裁統治定位的穩定，就非法動用國家軍隊，進行鎮壓和屠殺我國89“6`4”北京天安門愛國民主運動的身為中國共產黨後備力量的中國共青團員們。然而，中共內部專制極權主義思想勢力，對我國以自由工人階級為主體的人民群眾維權抗爭運動的鎮壓和抹殺，必然導致了他們和我國自由工人階級之間的統治和反統治之間的矛盾問題迅速惡化。這種統治和反統治之間矛盾問題的迅速惡化，必然促使我國自由工人階級捍衛自身合法權益和經濟利益，不自覺地自發地遵循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中“國家政權對生產資料所有權起決定作用的辯證關系”正確理論的思維邏輯，潛意識地本能地決定徹底擁有國家政權所有權，來捍衛包括生產資料所有權在內的社會一切合法權益，這就意味着我國自由工人階級必然將主導一場建立國家政權公有制`進行徹底廢除中共專制政權體制的全國人民民主革命政治運動。而這一場全國人民民主革命政治運動來臨標志，就是目前我國各地維權運動日趨發展成為全國化和同步化的全國聯盟維權運動，也就是說，當我國各地維權運動發展成為全國聯盟維權運動之際，就是我國爆發一場建立國家政權公有制`進行推翻中共專制政權體制的人民民主革命政治運動來臨之時。這種由我國現代自由工人階級主導的全國各地維權運動的迅速發展，就是中共專制政權體制必然被瓦解被推翻的外在因素。
其三，朱容基同志所提出的“企業兼並`重組`破產”等政策，實際就是將國有經濟內部生產工具進行共產黨私有化。
所謂“企業兼並`重組`破產”政策，實質就是將國有企業內部包括設備`廠房在內的生產工具所有權進行兼並`重組`破產。具體地說：企業兼並，就是將多個不同的原國有企業兼並成為一個新國有企業，進行重新擁有這些多個原國有企業內部的所有生產工具所有權；企業重組，就是在原國有企業內部引進包括外企`私企`民企在內的非國有企業資本，進行擁有原國有企業內部生產工具部分所有權，或者說，原國有企業將其內部的生產工具部分所有權直接轉讓給非國有企業持有，形成了由原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共同擁有其內部生產工具所有權的新的股權式國有企業；企業破產，就是將原國有企業內部生產工具所有權全部轉讓給其他企業或者國家直接接管。
顯然，這個“企業兼並`重組`破產”政策，實際就是為了解決國有企業內部的生產工具所有權問題，即國有企業生產工具所有權到底歸誰所有問題，也就是說，誰擁有決定支配和使用國有企業內部生產工具所有權的權力問題。國有企業之所以出現生產工具所有權到底歸誰所有問題，就是因為國有企業同時處於生產資料公有制和生產資料共產黨私有制隆重體制矛盾之中，從而導致了國有企業內部出現和存在，生產工具所有權到底是屬於國有企業內部全體勞動人民共同擁有`還是屬於國有企業內部中共基層黨委組織私有的問題。由此可見，這個“企業兼並`重組`破產”政策，就是解決將國有企業內部生產工具所有權決定歸其內部全體勞動人民共同擁有還是歸其內部中共基層黨委組織私有的問題。
根據《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中“國家政權對生產資料（工具）所有權起着決定作用的辯證關系”正確理論可知，朱容基同志在繼承鄧小平同志的“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推動國有經濟體制改革”方針前提下，必然遵循了“誰擁有國家政權，生產資料（工具）所有權就歸誰所有”的思維邏輯，將國有企業內部生產工具所有權決定歸於其內部的中共基層黨委組織私有。這可以從朱容基同志所提出的“企業兼並`重組`破產”政策本身得以證明，因為這個政策本身就是賦予了中共企業基層黨委組織擁有決定處理企業內部生產工具所有權兼並`重組`破產的權力，也就意味着中共企業基層黨委組織開始擁有了支配和使用國有企業內部生產工具所有權的權力，從而標志着國有企業內部生產工具所有權開始成為了共產黨私有化。所以，當朱容基同志提出“企業兼並`重組`破產”政策之後，就迅速獲得中共內部專制極權主義思想勢力大力擁護和支持，因為他們可以直接獲得支配和使用國有企業內部生產工具所有權的最大權力，進行侵占`掠奪和瓜分國有企業內部生產工具所有權，推動發展他們私有化經濟。
然而，由於鄧小平同志將自由市場經濟定性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所以，中共內部專制極權主義思想勢力無法公開地通過所擁有的國家政權所有權，決定侵占`掠奪和瓜分國有企業內部生產工具所有權，進行發展他們私有化經濟，從而，導致了他們只能在實施“企業兼並`重組`破產”政策過程中，非法地間接地侵占`掠奪和瓜分國有企業內部生產工具所有權，進行發展他們私有化經濟。他們這種非法地間接地侵占`掠奪和瓜分國有企業內部生產工具所有權的手段具體表現，就是他們依靠所獲得的決定處理國有企業內部生產工具所有權兼並`重組和破產的權力，將國有企業內部生產工具所有權進行廉價轉讓，然後，再以間接方式進行購買這些廉價的國有企業內部生產工具所有權，成為了新國有企業的持股人，或者以廉價轉讓國有企業內部生產工具所有權進行獲得大量賄賂，以此作為發展他們自身私有化經濟的資本。這就是進一步地造成了我國國有財產和國有資源出現大量流失嚴重問題的根本原因。
然而，在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國有經濟制度下，國有企業內部生產工具所有權應該屬於其內部的全體勞動人民共同擁有的，但是，由於受到中共專制政權制度的約束和控制下，不但造成了國有企業內部全體勞動人民無法直接擁有國有經濟制度所賦予的生產工具所有權，同時，還被中共內部以朱容基同志為代表的專制極權主義思想勢力，以欺騙的手段逐步地徹底地剝奪了擁有生產工具所有權的權力。其欺騙的手段就是在於：朱容基同志先以“下崗工人”政策，強制性地將國有企業內部部分工人在沒有失去國有企業內部生產工具所有權的前提下，失去了工作崗位；再以“企業兼並`重組`破產”政策，制造了國有企業內部下崗工人因其原國有企業被兼並`重組`破產不再存在`而不再擁有重新上崗的權力`也更不再擁有原國有企業內部生產工具所有權的權力的假象，以一次性極其廉價的買斷方式，強制要求下崗工人放棄擁有原國有企業內部生產工具所有權，從而徹底地剝奪了下崗工人擁有國有企業內部生產工具所有權的權力。而朱容基同志這種“企業兼並`重組`破產”政策，所存在赤裸裸的欺騙性本質問題，就是在於：這種企業兼並`重組`破產，並不是企業實體的兼並`重組`破產，而企業所有權的兼並`重組`破產，也就是說，將原國有企業所有權通過兼並`重組`破產方式，進行重新組成新的國有企業所有權，顯然，原國有企業所有權依然存在於新的國有企業所有權內，或者說，原國有企業仍然擁有新的國有企業部分`甚至全部所有權，而原國有企業所有權是屬於其內部包括在崗和下崗工人在內的全體勞動人民共同擁有的，由此可見，原國有企業內部下崗工人仍然擁有經企業兼並`重組`破產之後的新國有企業的部分`甚至全部所有權，因此，以國有企業被兼並`重組`破產的名義，進行剝奪下崗工人所擁有的國有企業所有權的做法，明顯存在赤裸裸的欺騙性問題。在這裡必須提出一個重要問題，那就是;既然以一次性買斷方式剝奪了下崗工人所擁有的國有企業所有權，那麼這些經過國有企業兼並`重組`破產而組成的新國有企業的所有權，到底現歸何人所有？對於這個問題，現仍健在的朱容基同志應該有理由站出來，向我國全體人民做出明確解答，否則，在以我國現代自由工人階級為主導的全民民主運動到來之時，必將被列入人民民主宣判之列。
總之，中共內部以鄧小平同志和朱容基同志為首的專制極權主義思想勢力，在“堅持共產黨領導下，推動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盲目錯誤思想影響下，經過“企業自主，自負盈虧”`“下崗工人”和“企業兼並`重組`破產”三大荒唐錯誤改革政策的實施，儼然已經將國有經濟內部勞動力`生產資料和生產工具所有權改革成為了共產黨私有化，並且，促使了這些勞動力`生產資料和生產工具共產黨私有化共同組成了共產黨私有制生產關系。這種共產黨私有制生產關系的出現和發展，標志着國有經濟在整體上的公有制經濟體制徹底被瓦解，並以共產黨私有化的個體形式存在和發展，也就意味着這場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本質，就是將國有經濟改革成為共產黨私有制經濟，即國產變成黨產。這種共產黨私有化經濟的出現和發展，不但標志着中共內部專制極權主義思想勢力，通過侵占`掠奪和瓜分國有經濟，儼然已經開始轉變成為了我國紅色官僚資本主義思想勢力，即“紅頂商人”或者“紅色資本家”；同時，也標志着我國社會已經開始從專制共產主義畸形矛盾社會逐步走上專制共產黨帝國主義社會錯誤道路。
這種共產黨私有化經濟出現和發展，已經直接造成了這場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開始着陷入了難以繼續和面臨着徹底失敗的命運，因為：這種共產黨私有化經濟的出現和發展，已經實質性地瓦解了國有經濟在整體上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制度，也就是說，國有經濟體制已經是名存實亡了。顯然可以看出，這場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已經促使了國有經濟內部生產資料公有制和共產黨私有制兩種體制之間矛盾問題日益惡化。這個兩種體制之間的日益惡化矛盾問題，已經逼使中共內部專制極權主義思想勢力，在繼續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必須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和生產資料共產黨私有制兩種體制之間，做出選擇其一的決定，即自由市場經濟是繼續以生產資料公有制形式發展`還是徹底地以生產資料共產黨私有制形式發展，然而，不管他們如何選擇，必然都會直接導致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面臨着失敗的命運。其原因就是：因為，如果自由市場經濟繼續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國有經濟體制形式發展，那麼，不但依然約束着中共內部專制極權主義思想勢力，無法公開地合法地進行發展他們共產黨私有化經濟，同時，還造成了他們因侵占`掠奪和瓜分國有經濟的罪行，而不斷地被送上反貪污反腐敗的斷頭台的自我滅亡的死亡之路，從而必然導致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面臨自我崩潰的失敗命運；同樣，如果自由市場經濟選擇以生產資料共產黨私有制形式，徹底地公開出現和發展，那麼，也就是意味着將自由市場經濟徹底定性為共產黨私有制經濟，如果這樣，首先就直接地否定和推翻了鄧小平同志主導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根本思想基礎----即自由市場經濟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也就意味着鄧小平同志所主導的這場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宣告徹底失敗，同時，也就是公然地向包括七千多萬普通中國共產黨員在內我國全體人民宣告，他們將徹底放棄和背叛追求實現共產主義社會偉大事業的理想，這就必然造成中共專制政權統治思想基礎徹底崩潰，從而必然導致中共內部專制共產主義畸形矛盾錯誤思想徹底分裂，以及中共專制政權因其統治思想基礎的崩潰而將面臨着被我國人民徹底推翻的命運。自由市場經濟同時處於生產資料公有制和生產資料共產黨私有制兩種體制之中的矛盾問題，只要一天不解決，中共內部專制極權主義思想勢力就一天寢食難安，因為他們在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侵占`掠奪和瓜分國有經濟而獲得的非法財富，已經成為了決定他們何時走上死亡之路的不定時炸彈。
為了逃避走上死亡之路的命運，中共內部專制極權主義思想勢力必然依靠所擁有的國家政權所有權，進行將侵占`掠奪和瓜分所獲得的非法財富轉變成為他們合法私有財產，並以此來發展他們私有化經濟。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中共內部以江澤民同志為首的第三代專制極權主義思想勢力，就開始企圖在不公開放棄和違背追求實現共產主義社會偉大事業的前提下，強行推動共產黨私有化經濟合法地公開地出現和發展，也就是說，企圖將共產黨私有化經濟作為公有制經濟發展需要的一種形式出現和發展，更直接地說，就是企圖將專制共產黨帝國主義社會作為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的必經階段。為此，他們開始指使中共內部那些偽《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家和學者，為共產黨私有化經濟合法化進行編造荒唐理論：如，他們提出“共產主義社會必須在百年之後才能實現”的說法；再如，提出“資本家可以入黨”之說；又如，江澤民同志提出“共產黨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理論。其目的就是為了掩蓋他們徹底放棄和背叛追求實現共產主義社會偉大理想的罪行，同時也為了將專制共產黨帝國主義社會作為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的必經階段制造了時間上的需要，以此為發展共產黨私有制經濟的必要性制造思想基礎。
他們所編造的這些理論荒唐之處，就是不但無法促使他們逃避死亡的命運，反而加快了他們走向滅亡之路。因為，在這種荒唐理論影響下，導致了上至中央`下至農村的中共各級黨委組織內部專制極權主義思想勢力，為了發展自身私有化經濟，在侵占`掠奪和瓜分國有經濟的同時，也開始公然地侵占和掠奪社會勞動人民的私有財產，以及直接剝奪社會勞動人民的生存權力，成為了我國社會勞動人民的公敵，從而，導致了中共與我國人民之間迅速出現利益矛盾嚴重沖突問題。這個利益矛盾沖突問題的嚴重惡化和爆發，促使了我國人民為了捍衛自身私有財產以及維護自身生存權力，共同發起了反對和推翻中共專制政權統治的思想運動，從而，推動了我國社會勞動人民從群體抗爭逐漸發展成為了群體暴動。我國這種人民群體暴動，實際就是標志着我國社會由現代自由工人階級主導的一場徹底推翻中共專制政權統治的自由民主革命即將來臨。這場自由民主革命來臨之際，就是我國社會勞動人民徹底推翻中共專制政權統治的時候。
總而言之，這場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不但導致國有經濟面臨崩潰和瓦解的命運，而且，還同樣導致中共專制政權統治必然面臨着被推翻而倒台的命運。然而，必須說明一個問題的是，否定和推翻鄧小平同志提出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是否就意味着要回到我國國有計劃經濟的年代？當然不是。因為，根據民主共產主義思想理論，已經清楚地知道，我國國有計劃經濟年代完全就是一種專制共產主義畸形矛盾社會。修正“專制共產主義”畸形矛盾社會道路，只有專制共產黨帝國主義社會錯誤道路和民主共產主義社會正確的進步道路。由於，鄧小平同志在毫無理論依據下，盲目地提出在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推動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從而了導致中國共產黨走上一體徹底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制度以及徹底背叛追求實現共產主義社會偉大事業的專制共產黨帝國主義錯誤道路。因此，我們否定和推翻鄧小平同志提出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的就是推動我國社會能夠走向民主共產主義社會的正確的進步道路。
另外，運用民主共產主義思想理論，對我國社會所存在的以下兩個重要問題進行簡單分析：
其一，關於我國國家完全統一的問題。
我國有五千多年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歷史，以及我國目前兩岸三地仍然處於分裂的現狀。從這些歷史和現狀可以看出，，我國人民自古以來都是將國家領土的完整作為解決國家分裂和統一問題的主要問題，如中共提出“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然而，這些歷史和現狀本身卻恰恰足以反映了，以國家領土完整作為解決國家分裂和統一問題的方式，並不可能從根本上徹底地解決國家分裂和統一問題，反而，只會導致我國社會一次又一次不斷地陷入“分分合合”的國內紛爭和戰爭之中。
而我們應該從這些國內紛爭和戰爭歷史過程可以看出，國內紛爭和戰爭爆發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掠奪國家政權，也就是說，以紛爭和戰爭的方式，來決定解決國家政權歸誰所有問題。而國家政權歸誰所有問題，就是國家政權所有權問題，由此可見，國家政權所有權問題，才是國家分裂和統一的根本性問題。具體地說，當國家政權所有權完全屬於某個統治階級或者政黨所有時，國家就處於完全統一狀態；當國家政權所有權分別屬於不同的統治者階級或者政黨所有時，國家就處於分裂的狀態。
由於，我國社會歷來都是專制主義社會，所以，都是以專制制度來解決國家政權所有權問題，即所謂“專制政權”。所謂專制政權，實質就是國家政權私有制，也就是以私有制來解決國家政權所有權問題，即國家政權所有權屬於統治階級或者政黨私有。而這種國家政權私有制所具有的本質特性是：對內具有統治和壓迫社會勞動人民的本質，從而必然導致社會勞動人民為了反統治和反壓迫進行推翻國家舊政權，建立國家新政權，出現國家政權交替；對外具有擴張和掠奪國家政權所有權的本質，從而必然導致了不同的統治階級或者政黨互相之間，為了擴張和掠奪國家政權所有權，而產生國家政權紛爭。從這些國家政權交替和紛爭過程可以看出，起決定作用的是社會勞動人民，所以國家政權所有權應該屬於社會勞動人民擁有；而起領導作用的是統治階級或者政黨，所以國家政權領導權應該屬於統治階級或者政黨所有。因此，國家政權交替和紛爭過程，實際就是社會全體勞動人民共同行使國家政權所有權，進行決定國家政權領導權歸誰所有的過程。
根據民主共產主義思想理論可知，以公有制來解決國家政權所有權問題，即國家政權公有制，可以促使社會全體勞動人民在共同擁有和行使國家政權所有權前提下，以直接投票的方式，決定國家政權領導權歸誰所有。因此，在以國家政權公有制為基礎的民主政治體制下，社會勞動人民以共同直接投票方式取代以紛爭和戰爭方式，進行解決國家政權領導權歸誰所有問題，必然徹底地消除因國家政權所有權交替和紛爭而爆發的國家內部戰爭，從而促進國內社會和平穩定地發展。由此可見，中國國民黨前主席`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先生所提出的“民主統一中國”思想路線，是完全符合民主共產主義思想理論的，所以“民主統一中國”思想，不但是完成國家統一大業的根本思想基礎，同時，還是徹底終結我國五千多年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歷史的思想根基。
然而，根據民主共產主義思想理論可知，在國家政權共產黨專政制度下，只能存在生產資料共產黨私有制，不可能存在生產資料資產階級私有制或者生產資料公有制，更不可能同時存在生產資料資產階級私有制和生產資料公有制。所以，只要在國家政權共產黨專政制度下，鄧小平同志所提出的“一國兩制”政策，就根本不可能徹底解決國家完全統一問題。要想以“一國兩制”政策解決國家完全統一問題，只有在國家政權公有制前提下才能實現，也就是說，只有進行以國家政權公有制為基礎的民主政治體制改革，推動我國大陸社會發展成為民主社會主義社會，才能夠徹底地以“一國兩制”進行解決國家完全統一問題。
為了我國能夠徹底地完成民主統一大業，必須對“一中”概念做出正確解釋：所謂“一中”，就是指一個中國；所謂中國，就是指由我國包括兩岸三地所有領土在內的土地和在這塊土地上生存的社會全體勞動人民共同組成的具有五千多年歷史的國家；而所謂中國國家政府，就是指由我國包括兩岸三地在內的社會全體人民共同成立的政府。顯然，目前我國大陸地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台灣地區中華民國政府以及港澳地區特區政府，都是分別由我國大陸地區人民`台灣地區人民以及港澳地區人民各自成立的政府，而都不是由我國兩岸三地社會全體人民共同成立的，所以，這些政府都只是屬於我國同等地位的地區政府，而都不是屬於我國全體勞動人民共同成立的國家政府，只不過目前是由我國大陸地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臨時代表我國國家政府，在聯合國履行我國享有的權力和應盡的義務。由此可見，徹底完成國家統一大業問題，實質就是指我國社會全體人民共同將大陸`台灣以及港澳等各地區政府統一結合起來，進行建立一個統一完整的國家政府，具體地說，也就是將我國大陸`台灣以及港澳等各地區政權統一結合起來，建立一個統一完整的國家政權。然而，問題就至於我國兩岸三地完全統一結合之後，所產生的國家政權所有權到底歸誰所有？這個國家完全統一之後的國家政權所有權歸誰所有問題，就是我國兩岸三地各地區政府之間在國家完全統一問題上，多年來一直處於難以解決的相互紛爭狀態的最根本問題。
按照民主統一中國思想以及民主共產主義思想，可以清楚的知道，我國兩岸三地完全統一之後，所產生的國家政權所有權，應屬於我國包括兩岸三地在內的社會全體人民共同擁有，即以公有制來徹底解決國家政權所有權問題。因此，完全實現民主統一中國的根本前提，就是我國兩岸三地各地區人民，首先應在各地區內部推動以公有制來徹底解決各地區政權所有權問題，建立具有以地區政權公有制為基礎的民主政治體制的地區民主政府，進行捍衛和保障各地區人民共同擁有和行使各地區政權所有權的權力，為我國社會全體人民共同擁有國家統一之後的國家政權所有權奠基基礎；在此基礎上，我國包括兩岸三地在內的社會全體人民，行使國家政權公有制所賦予社會全體人民共同擁有國家政權所有權的權力，共同決定國家政權領導權歸誰所有，進行建立我國兩岸三地完全統一之後的人民民主國家政府（稱為“大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政府”），以此最終實現我國民主統一大業，徹底終結五千多年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歷史，促進我國社會開始進入一個永久和平`民主發展的新紀元。
我國台灣地區中華民國政府在2000年已經實現了政黨交替，標志着我國台灣地區人民開始以公有制來徹底解決了我國台灣地區政權所有權問題，建立了以地區政權公有制為基礎的台灣地區中華民國民主政府，進行捍衛和保障我國兩千三百萬台灣地區人民共同擁有和行使台灣地區政權所有權`進行決定台灣地區政權領導權歸誰所有的權力。我國台灣地區民主政府的出現和發展，已經開始為我國兩岸三地社會全體人民共同實現國家完全統一大業，開辟了一條“民主統一中國”的正確新道路，同時，也為我國全體人民共同建立一個完全統一的大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政府奠基了根本思想基礎。
然而，我國大陸地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共專制政權政府，所謂中共專制政權，就是指我國大陸地區政權所有權歸中共私有。這種中共專制政權，不但具有統治和壓迫我國大陸社會勞動人民的本質特性，同時還具有掠奪和擴張我國港`澳`台等各地區政權所有權的本質特性。中共提出以“一國兩制”和“不放棄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國家統一政策，足以反映出中共專制政權對我國港`澳`台等各地區政權所有權掠奪和擴張的本質特性。因為，所謂“一國兩制”中“一國”，就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就是說，在完全接受中共專制政權統治我國港`澳`台等各地區人民`或者說在完全接受中共專制政權擁有我國兩岸三地統一之後的國家政權所有權前提下，進行完成國家統一大業，而中共專制政權為了達到完全擁有我國國家政權所有權，進行完全統治我國包括兩岸三地在內的社會全體勞動人民的目的，不惜以依靠強大軍事力量再次發動國內戰爭的手段，進行徹底掠奪我國港`澳`台等各地區人民所擁有的地區政權所有權。顯然，中共專制政權所謂的“國家統一大業”，只是作為其進行掠奪我國港`澳`台等各地區人民政權以及再次發動國內戰爭的借口，以此來掩蓋其進行掠奪我國港`澳`台等各地區人民政權和專制統治我國社會全體勞動人民的企圖和野心。中共專制政權在這種借口`企圖和野心下，推動國家統一大業，必然導致了中共專制政權和我國港`澳`台等各地區人民之間的統治和反統治的矛盾問題日益惡化，同時還必然導致了我國兩岸三地社會全體勞動人民同樣面臨着再次爆發國內戰爭威脅的命運，所以說，中共專制政權推動國家統一大業的政策，完全是反人民`反人類和平的錯誤政策。由此可見，中共專制政權的存在，不但是我國大陸地區人民推動政治民主化進程中的最大障礙，同時也是我國包括兩岸三地在內的社會全體人民共同推動國家民主統一大業的最大障礙。因此，推翻中共專制政權，不但是我國大陸地區人民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力和應盡的義務，同樣，也是我國港`澳`台等各地區人民的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力和絕不可推卸的應盡的義務。所以，在國家民主統一大業面前，我國兩岸三地社會全體人民應該團結起來，共同推翻中共專制政權，建立民主政治制度，推動完全實現國家民主統一大業，推進我國社會徹底發展成為民主`自由`和平的完全統一的國家。
其二，我國大陸中共政府與英國政府在1992年共同所簽訂的《關於解決香港問題的中英聯合聲明》條約，完全屬於一份嚴重干涉我國內政的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其理由是：
1，我國政府與英國政府之間根本就不存在任何有關我國香港地區領土和主權爭議糾紛問題，也就不存在有我國香港地區領土和主權移交或者回歸問題。
因為，我國香港地區領土和主權，是完全屬於我國政府和人民擁有的，根本就不屬於英國政府所有的，也就是說，英國政府就根本沒有擁有我國香港地區領土和主權，這對於包括英國政府在內的國際社會來說，是不存在有任何異議的，因此，我國政府與英國政府之間根本就不存在有任何關於解決我國香港地區領土和主權糾紛問題，也就更不存在有什麼所謂的我國香港地區領土和主權移交或者回歸問題。
而英國政府是在二戰期間，依靠強大軍事力量進行侵略我國領土，並且，強行逼迫我國滿清王朝前政府，先後簽訂了關於割讓和租賃我國香港地區的《南京條約》`《中英北京條約》和《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等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從而成為了我國香港地區人民的殖民統治者，導致了我國香港地區人民開始承受長達百年之久的亡國奴的命運。
由此可見，對於我們中華兒女同胞們來說，我國政府和英國政府之間只存在有一個問題，那就是我們決定在何種時間和以何種方式，將英國殖民統治者趕出我國香港地區領土的問題，而不是鄧小平同志所說的香港地區主權移交和回歸問題。因此，我國大陸中共政府與英國政府進行簽訂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的行為，已經造成了我國嚴重喪失作為擁有我國香港地區領土和主權的國家主權國地位和尊嚴。這就意味着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完全是一份嚴重喪失我國國家主權國地位和尊嚴的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
2，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的簽訂，不但造成了英國政府嚴重干涉我國香港地區在1997年7月1日之後的內政問題，還直接剝奪了我國香港地區人民及其特區政府在1997年7月1日之後所應該擁有的民主獨立自主的權力。
根據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及其“三個附件”，可以清楚地知道，其所簽訂的所有內容，都是關於英國殖民統治者在1997年7月1日滾出我國香港地區之後，如何解決我國香港地區穩定和發展問題，包括鄧小平同志提出我國香港地區在1997年7月1 日後開始實施“一國兩制”政策，以及英國殖民統治者提出我國香港地區在2007年和2008年開始實現“雙普選”等問題在內。顯然，這些如何解決我國香港地區在1997年7月1日之後的穩定和發展問題，都是屬於我國內政問題，而與已經滾出我國香港地區領土的英國殖民統治者及其政府不存在有任何的關系，具體地說，我國香港地區在1997年7月1日之後如何解決是否實施“一國兩制”政策以及是否在2007年和2008年實現“雙普選”在內等內政問題，應由我國香港地區六百多萬人民及其新建立的我國香港特區人民政府來進行做出決定的，而不是由英國殖民統治者及其政府來決定的，而英國殖民統治者及其政府更加無權擁有在1997年7月1日之前，進行決定我國香港地區在1997年7月1日之後的所有內政問題的權力。由此可見，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不但造成了英國殖民統治者及其政府嚴重干涉了我國香港地區在1997年7月1日之後的內政問題，且可長達五十年之久，同時還直接地剝奪了我國香港地區六百多萬人民及其特區現政府的民主獨立自主權。所以，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直接違背和侵犯了我國大陸中共政府自身所制定的“不許他國干涉我國內政”的國家憲法，應屬於嚴重干涉我國香港地區的內政問題以及嚴重剝奪我國香港地區人民及其現政府的民主獨立自主權的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
3，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對我國香港特區人民和政府不具備有任何的法律約束力。
我國香港地區人民在1997年7月1日開始成立了我國香港特區人民政府，而我國香港特區人民政府已經不再是英國殖民時代的港英殖民政府，也與英國政府不存在有任何的隸屬關系，是和我國大陸地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以及台灣地區中華民國政府一樣，同屬於我國地區人民政府。由於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並非由我國香港特區人民政府簽訂的，所以，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對我國香港特區人民政府並不具備有任何的法律約束力，因此，我國香港特區人民政府應該為了維護和捍衛自身民主獨立自主權，進行拒絕履行這份嚴重干涉我國香港地區的內政問題的喪權辱國不平等的《中英聯合聲明》條約。然而，我國大陸中共政府在其所謂的香港回歸之後，一直要求我國香港特區政府履行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顯然，在我國大陸中共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共同履行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過程中，不但存在着法律依據問題，同時還在事實上，直接造成了把我國香港特區政府當作英國政府的代表即傀儡政府，來要求履行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我國大陸中共政府這種把自己國家的香港特區政府，當作英國政府的傀儡政府，來強加要求履行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的行為，不但是對中共政府的最大諷刺，也是對我國香港特區六百多萬人民及其政府的巨大污辱，更是我國海內外中華兒女同胞們至今還未能洗刷的巨大恥辱。
4，我國大陸中共政府將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作為統治我國香港地區人民及其政府的法律依據的行為，完全是屬於中共政府自身所制定的國家憲法中“裡通外國”的罪行。
其根本原因就是在於：我國大陸中共政府在1949年建政以來，始終未能在我國香港地區建立其中共專制政權，進行獲得擁有我國香港地區政權所有權以及統治我國香港地區人民的權力；所以，當英國殖民統治者及其政府在1997年7月1日滾出我國香港地區領土之後，中共政府就必然要面對着，如何公開地合法地擁有我國香港地區政權所有權`進行統治我國香港地區人民的權力問題，以及我國香港地區人民是否願意接受中共專制政權的統治問題；這些問題就直接意味着，我國大陸中共政府和香港地區人民之間在1997年7月1日之後，必然直接產生統治和反統治的矛盾問題。為了解決這種統治和反統治之間的矛盾問題，中共政府必然也必須尋找和制造一個合法擁有我國香港地區政權所有權`進行統治我國香港地區人民的理由和依據，這也就是中共政府之所以進行簽訂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說，中共政府之所以簽訂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的目的，就是將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作為中共政府獲得擁有我國香港地區政權所有權以及統治我國香港地區人民的權力的合法依據。
然而，中共政府將這份喪權辱國的不平等的《中英聯合聲明》條約，作為其獲得我國香港地區政權所有權以及統治我國香港地區人民的權力的合法依據，不但，意味着中共政府是在英國殖民統治者及其政府的同意和授權下，獲得擁有我國香港地區政權所有權的權力，同時，還意味着中共政府是按照英國殖民統治者及其政府嚴重干涉我國香港地區的內政問題的國家意志，進行統治我國香港地區人民的；也就是說，我國大陸中共政府公然地公開地依靠和勾結英國殖民統治者及其政府，共同合謀制造了掠奪我國香港地區政權所有權的法律依據即喪權辱國的《中英聯合聲明》條約，以此強行統治我國香港地區人民及其政府。由此可見，中共政府與英國殖民統治者及其政府，進行簽訂作為強行統治我國香港地區人民及其政府的法律依據的《中英聯合聲明》條約的行為，完全是屬於中共政府自身所制定的《國家憲法》中“裡通外國”的罪行。所以，這份喪權辱國不平等的《中英聯合聲明》條約，不但是屬於我國大陸中共政府強行統治我國香港地區人民及其政府的非法依據，而且，還是中共政府公然依靠和勾結英國殖民統治者及其政府，進行非法掠奪我國香港地區政權所有權，強行統治我國香港地區人民及其政府的裡通外國罪行的鐵證。
5，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必然是最終導致我國大陸中共政府與香港特區人民及其政府之間統治和反統治的根本矛盾問題徹底爆發的亂港之禍根。
我國大陸中共政府在與英國政府簽訂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之後，在表面上看，中共政府已經從英國政府手中，獲得了接管我國香港地區領土和主權的權力，也擁有了我國香港地區政權所有權的權力。所以，在1997年7月1 日英國殖民統治者及其政府滾出我國香港地區領土之後，中共政府就以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作為強行要求我國香港特區人民及其政府，接受中共政府統治的法律依據。但是，由於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不是由我國香港特區人民及其政府簽訂的，而是由英國殖民統治者及其政府簽訂的，所以，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不但根本沒有解決我國大陸中共政府和香港特區人民及其政府之間的統治和反統治的矛盾問題，同時，還造成了引發我國大陸中共政府和香港特區人民及其政府之間的統治和反統治的矛盾問題爆發的主導權，控制在英國殖民統治者及其政府手中。因為，英國政府隨時都有可能和必然以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的簽約國身份，在特定的借口和時機下，進行單方面宣布廢除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以此來引發我國大陸中共政府和香港特區人民及其政府之間的統治和反統治的矛盾問題的爆發。
英國政府一旦單方面宣布廢除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也就不但意味着中共政府將徹底散失了統治我國香港特區人民的法律依據，也就是說，將無法再以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繼續強行要求我國香港特區人民及其政府，接受其中共專制政權的統治，同時還意味着鄧小平同志的“一國兩制”政策，在解決我國香港特區問題過程中，最終徹底宣告失敗；同時，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一旦被廢除，那麼我國香港特區人民及其政府就不再有繼續接受中共專制政權統治的理由和依據，從而可能和必然促使我國香港特區人民開始爆發一場民主獨立解放運動，建立民主政治制度，推進我國香港特區發展成為民主特區。然而，中共政府始終未有在我國香港特區建立其專制政權機構，所以在完全散失統治我國香港特區人民及其政府的理由和依據下，面對我國香港特區人民的民主獨立解放運動的爆發，中共政府唯一能夠做出選擇的，就是動用香港中共軍隊，進行鎮壓我國香港特區人民民主獨立解放運動，采取徹底軍管香港地區。如果這樣，必然造成我國大陸中共政府和香港特區人民及其政府因統治和反統治之間的矛盾問題而產生直接沖突，從而必然導致我國香港特區陷入不穩定的動盪不安的紛亂局面之中。
而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中，英國政府所提出的“香港地區在2007年和2008年實現雙普選”問題，就是英國政府單方面宣布廢除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的最佳借口。因為，事實已經證明，在以堅持維護中共專制政權統治為基礎的“一國兩制”下，中共政府是絕對不允許我國香港特區在2007年和2008年實現雙普選問題的。所以，在2008年之後，英國政府極有可能和必然，以中共政府沒有履行我國香港特區在2007年和2008年實現雙普選問題的承諾為借口，進行單方面宣布廢除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以此制造我國香港特區出現紛亂局面的事端。
總之，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不僅是屬於嚴重干涉我國內政問題的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還是最終導致我國大陸中共政府和香港特區人民及其政府之間統治和反統治的矛盾問題徹底爆發的亂港之禍根。當英國殖民統治者及其政府在1997年7月1 日滾出我國香港地區之後，中共政府在解決我國香港特區問題時，所面對的已經是我國香港特區人民及其特區現政府，而不再是英國殖民統治者及其港英政府，此時，中共政府應該清楚認識到，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存在有嚴重干涉我國香港內政問題的喪權辱國的嚴重性質問題，不應該以其作為統治我國香港特區人民及其政府的法律依據；同時，中共政府應該以英國殖民統治者及其港英政府被取締為理由，進行單方面宣布廢除這份《中英聯合聲明》條約，重新與我國香港特區人民及其現政府進行共同協商，簽訂一份能夠讓我國香港特區人民及其現政府同意接受的，徹底解決我國大陸地區和香港特區之間的中央與地方隸屬關系的和平統一協議，這才是中共政府在解決我國香港特區內政問題時唯一的正確選擇。
綜上所述，運用民主共產主義思想理論，不但可以正確修正《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中“專制共產主義”畸形矛盾錯誤思想；同時，還可以清楚地知道，中共內部分別以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等同志為首的三代專制極權主義思想勢力，先後所犯下的如文化大革命`屠殺89“6`4”學生以及鎮壓法輪功等嚴重錯誤的根本思想原因，就是因為受到《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中“專制共產主義”畸形矛盾錯誤思想嚴重約束和影響而直接造成的，所以，他們這三代領導人所犯的錯誤，都有獲得我國全體人民原諒的理由和機會。而現已獲得我國大陸中共政府黨政軍最高統帥的胡錦濤同志您，儼然已經成為了中共內部第四代專制極權主義思想勢力的代表，然而，民主共產主義思想理論的出現，對您來說，已經不再有獲得我國全體人民原諒的理由和機會，只有果斷做出選擇：要麼，在《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中“專制共產主義”畸形矛盾錯誤思想約束和影響下，按照鄧小平同志的“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推動國有經濟體制改革”的錯誤方針，繼續推動發展實質為共產黨私有制的自由市場經濟，將中國共產黨徹底帶上一條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制度以及徹底背叛追求實現共產主義社會偉大事業的專制共產黨帝國主義社會的錯誤道路；要麼，全面發起修正《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中“專制共產主義”畸形矛盾錯誤思想的民主共產主義思想運動，推動以國家政權公有制為基礎的民主政治體制改革，領導我國全體人民走向追求實現民主共產主義社會的正確道路。面對這兩種選擇，相信包括七千多萬普通中國共產黨員在內的全國人民，將殷切地期盼和等待您做出帶領我們中國人民走向民主共產主義社會道路的正確選擇。
最後，為了我們中國社會能夠和平穩定地走向民主共產主義社會正確道路，我不僅代表我自己，同時還代表着我們這些身為中國共青團員`中國共產黨員以及共產主義信仰者的中國民主共產主義小組全體成員，向尊敬的胡錦濤同志您，提出以下幾項強烈要求;
1, 在中國共產黨內部，全面推動修正《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中“專制共產主義”畸形矛盾錯誤思想的民主共產主義思想運動，建立黨內民主機制平台，推動黨內民主化建設，促進中國共產黨發展成為中國民主共產黨。
2，全面推動以國家政權公有制進行廢除中共專制政權體制的民主政治體制改革，同時，徹底否定和推翻鄧小平同志提出實質為共產黨私有制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並且，將國有經濟體制改革成為以按勞分配原則為基礎的公有制經濟體制，促使我國社會國有經濟在民主政治體制下，逐步發展成為真正屬於社會全體勞動人民共同擁有的公有制經濟，推進我國社會逐步走向民主社會主義社會的正確道路。
3，堅決地平反我國89“6`4”學生愛國民主運動，將其明確定性為是一場中國民主共產主義偉大思想啟蒙運動，並且，將在北京天安門慘遭屠殺的中國共青團員`普通學生以及北京市民，追認為中國民主共產主義思想運動偉大烈士。
4，堅決地單方面宣布廢除喪權辱國的《關於解決香港問題的中英聯合聲明》不平等條約，重新與我國香港地區六百多萬人民及其現政府共同協商，進行制定解決我國大陸地區和香港地區之間的中央與地方關系的和平統一協議，並將我國香港地區設定為中國香港民主特區，為我國大陸全面推動民主政治體制改革奠基基礎。
5，徹底放棄“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錯誤思想政策，應與我國台灣地區中國國民黨共同推動民主統一中國大業，依靠我國兩岸三地各地區人民及其政府，團結聯合起來共同成立我國完全民主統一之後的完整的國家政府，並將我國完全民主統一之後的國家政府稱為大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政府，以此，徹底終結我國五千多年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歷史。
此致
敬禮
王傳忠
中國民主共產主義小組負責人
2008年5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