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舉辦的奧運會結束，這個世界真的讓我們再次振奮起來！
在血腥的事實前，我們費盡力氣卻仍然無法讓國際社會警惕的事實：中國共產黨政府像北韓一樣仍然是一個典型的共產黨政府，中國社會也仍然是一個典型的共產黨社會，現在終於在全世界面前水落石出！就像八九年居然要到鄧小平把坦克和槍彈送到天安門前、全世界的電視鏡頭下，綏靖、麻木的世界才被驚醒一樣！
這本來是個再簡單、明白不過的事情，在歷史上曾經多次討論，多次爭論，已經有了足夠的經驗事實的問題，然而為什麼卻一再成為問題，《德國之聲》的編輯、張丹紅們仍然能夠睜著眼說謊？
然而問題還不只如此，並非是一個張丹紅、以及《德國之聲》中文部的編輯們的幾句謊言，更嚴重的是，為什麼九九年後法輪功所遭受的猶如猶太人一樣殘酷的迫害沒有引起足夠的關注和關心？
為什麼中國每天都在發生著的對於異議人士的毫不留情的鎮壓，就好像人命不是命那樣被漠視？
為什麼為一個獨裁政府辯護能夠那麼堂而皇之、不加掩蓋，不知羞恥？
為什麼一個沾滿鮮血的極權的共產黨政府能夠再次像三六年希特勒一樣堂而皇之地利用舉辦奧運會展現它醜陋的輝煌？！
這世界難道還有天良，難道還有公理？
難道人類那麼沒有記憶，十月革命後，冷戰時期被共產黨殘害的成千上萬的人的生命就白白付出了？
難道歷史學家，思想家，關心人類命運的知識份子曾經對此做出的討論、呼籲、著述在人類的星空就那麼沒有份量？
我們活著的人，難道真的在刀架到脖子還不醒悟，只有在災難後，直到脖子噴血才死地復生？就如幾百萬猶太人曾經無聲地遭到滅絕那樣！
如何看待對中國共產黨，這不是新問題，這不是沒有前車之鑑，也不是現在已經沒有人在研究注視了。
共產黨，這個人類肌體上的癌，從它攫取政權的初期，知識份子、世界還對其充滿幻想的時候，就成為爭論研究的焦點。歷史不僅留下了汗牛充棟的資料，而且也留下了誰也無法改變的結論。
一·自由主義巨擘雷蒙·阿隆的懊悔
張丹紅們為共產黨政府辯護的語言和方法沒有任何新的東西，幾乎是逐字逐句地重複歷史上那些為共產黨罪行辯護的知識份子的語言。而那些知識份子有的後來覺醒了，有的最終被定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一九一七年，從布爾甚維克在蘇聯攫取政權開始，歐洲就圍繞與此就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探討。儘管左派知識份子們為之歡呼雀躍，相當一部份持有自由進步思想的知識份子也為之迷惑。但是同樣在共產國際陣營的考茨基立即對蘇聯所開始的專制發出強烈的質疑和批評。而一九二零年，英國著名自由主義思想家，經驗哲學家羅素去過蘇聯後，立即在幾乎到處都是的讚揚聲中、力排眾議地提出明確警告。
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圍繞如何看待共產黨及其慘無人道的暴行，在知識界展開的激烈爭論涉及很多著名的知識份子、一些學科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其中有些知識份子儘管自己曾經是共產黨的擁護者，但是在爭論中、在事實面前覺醒了，對共產黨作出了第一波的深刻揭露。這中間包括英國著名作家凱斯勒（Arthur Koestler）、法國小說家紀德（Andre Gide）……。對於這一回合的爭論探索，美國的皮珀斯（Pipes）在《共產主義實錄》中記述道：
「絕大多數西歐國家的共產黨人及其同情者，並不是不知道蘇聯共產主義政權下那些可憎可惡的事實。然而，他們卻想出種種理由來為之解釋辯護，說那都是由外因造成的，諸如沙皇專制的政體整體的遺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敵視等等。他們還認為，蘇聯是以史無前例的努力來建設一個完全新型的社會，不可避免地會有些缺點。」（108頁）
對於二、三十年代，「也許有人曾經設想，在西方世界的企業家中，可以找到反共最堅決的鬥士。然而事實上，有很多西方企業家確實中立的，甚至對蘇聯政府友好的。這些企業家認為共產主義思想意識原不過是愚弄群眾的煙幕，後面還隱藏著領導者那些實實在在的物質利益。即使共產黨人相信其所宣傳的全是真話，商業活動也能把他們從虛無縹緲的空想中挽救過來。……美國的汽車大王亨利·福特，原是一位很保守的人物，而且反猶。他認為，俄國工業化的程度越高，俄國人就越會循規蹈矩。任何機器基本上是相通的。機器開動得很正常，人的道德品質也就高了。
這種樂觀的想法，更因為想從商業中得到實際利益而加強了。國際企業界把蘇俄當作世界上最有利可圖的投資市場之一。當時莫斯科方面正開始大搞工業化，而西方國家的企業家正遭受到經濟恐慌之苦，於是他們就爭先恐後地搶生意，接受斯大林『五年計劃』的訂貨單。蘇聯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所興建的那些規模宏大的企業，有許多都是用西方企業界提供的技術力量和管理方法建立起來的。正是亨利·福特幫助過在下諾夫哥羅德（高爾基城）建造了第一座汽車工廠。也就是西方企業界，幫助下在烏拉爾地區的馬格尼托格爾斯克建造了那些規模宏大的鋼鐵廠。」（113-114頁）
對三十年代歷史的記述，我們今天幾乎可以逐字逐句地完全對應時下國內外各類對中國共產黨政府的綏靖和實用主義的姑且縱容的的藉口和辯護。歷史真的驚人的相似！
然而這種驚人的相似，在歷史上表現是多方面的。
一九零三年出生，五零年四十七歲逝世的奧威爾，在他的《一九八四》和《動物莊園》中，不僅對於「極權主義」國內的情況描述，讓人看了拍案叫絕，而且他對於稍微進行了一些「改革、開放」的動物莊園和周圍農莊的交往，和最近十年國際社會和中國的交往的言語、藉口、往來又幾乎是逐句逐字的重複！這種預言實在是讓現在的人讀了臉紅。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 ,1905年3月14日-1983年10月17日）
斯大林去世後，五六年赫魯曉夫在蘇聯開始清理斯大林，人們也以為解凍了，沒了第一代獨裁者的極權主義會向好的地方轉化了。而與此同時，五十年代中期，蘇聯的經濟增長指數為百分之七，並且把第一顆宇宙飛船送上了天。人們居然相信，蘇聯將會以這樣的速度持續發展。在這樣的情況下，當代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法國的雷蒙·阿隆（Aron）在《民主與極權》第十七章中也不得不寫下這段話，
「改變是可以預料的，這聯繫著工業建設，聯繫著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但不意味著取消一黨制，取消正統主義，也不意味著社會與國家共有的官僚等級直銷網。資產階級的穩定性難道前途無量麼？有什麼不可以？經濟合理化呢？為什麼不可以？恐怖減輕嗎？大有可能。放棄病態的暴虐作風呢？很有可能，引進西方的多黨制和自由制度？也有可能，但是沒有可以證明的必要性，甚至沒有太大的可能性，因為工業社會的發展並不一定帶來我們所希望的後果。」
然而就是這段話，後來八三年阿隆在回憶錄中坦率地承認：
在以他五五年到五八年在巴黎大學的講義彙集出版的這本「《民主與極權》最後幾章書中，受瞭解凍的影響顯得很樂觀，可惜過了二十五年，這種樂觀顯得過火了。我重新檢閱了斯大林死後的實現的變化，極端的恐怖主義，大清黨，沒有了。思想生活從解凍中得到了好處。警察不搞黨員了。可是與變革相對稱的是我指出了一成不變的東西。非斯大林化的作風，仍舊是斯大林的作風。」
對此，阿隆懊悔的說，「今天我在這裡，首先要改掉『也有可能』那句話。當時說的是蘇聯會推行西方式的自由化。」因為「這樣的自由化將會弄垮政權本身，不管是和平地還是不和平地垮台。這樣穩定下來的政權絕對不能允許什麼人來動搖自己的思想原則，馬克思主義，儘管絕大多數蘇聯人已經不再相信了。……
「蘇聯的自由化是有限度的，超過限度，政權的存在就會發生問題。在蘇聯，黨以主義的名義來統治，這就是說，黨等於無產階級，起主導作用，完成社會主義的歷史使命。儘管現在在蘇聯甚至在異議份子中對於蘇聯的民眾和領導人是否還相信這個主義，爭論不休，得不出結論，但是，信也罷，不信也罷，反正獨裁統治者絕對不能讓人討論到涉及到政權的正統原則。」（512頁，《雷蒙·阿隆回憶錄）
雷蒙·阿隆的懊悔非常典型、非常有代表性，我們在最近十年面對的中國，局面幾乎完全相同，然而卻很少有人記取阿隆在八十年代初期寫下的這段懊悔。
阿隆經歷的那一思想混亂時期，一直延續到七十年代初期。六十年代初期後在德國發生的爭論中，一些人，包括當初使用極權主義概念的重要作家阿倫特在內，認為極權主義概念已經過時，已經不能用這個概念稱呼蘇聯等共產黨國家，一些人認為，改革的共產黨國家提供了第三條走向工業化的道路。這場爭論，由於六八年對布拉格之春，七十年代末期對團結工會的鎮壓，由於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所揭示出來的黑暗，才逐漸勢均力敵。
這場爭論，到八九年柏林牆崩潰有了結論。極權主義理論最終得到了經驗的歷史證明，反對這種對共產黨認識的聲音也終於在西方基本上銷聲匿跡。最近十年，由於開始揭示出大量的共產黨政府的檔案材料，更由於九一一事件，儘管共產黨政權在歐洲幾乎已經消失，但是有關極權主義、共產黨問題的各種研究機構和書籍、刊物，在學術和出版領域仍然佔據非常重要的地位。
雷蒙·阿隆雖然沒有活到八九年，但是他的懊悔，對我們如何認識共產黨留下了實實在在的經驗教訓。
二·為什麼說張丹紅們的觀點是自欺欺人的觀點
前車之覆、後車之鑑。儘管八九年已經把這種這一歷史教訓明確地寫在歷史上，但是，對於人類歷史來說，似乎永遠是重複，沒有親身經歷過的民眾和民族，總是要自己交上學費，二次世界大戰幾百萬猶太人的人命，五三年東德、五六年匈牙利，六八年捷克斯洛伐克，八九年中國的天安門，成千上萬的民眾和學生的生命。這種學費的確是太昂貴了！
張丹紅
這個爭論，對於雖然經歷了人類最黑暗的文化大革命，卻沒有經歷過「解凍」時代的中國，由於滯後了一個歷史階段，雖然經歷了八九年，卻仍然在重複那些早已經在歐洲解決了、被留在後面的問題。
張丹紅們的觀點在歷史上曾經是自欺欺人的觀點，曾經欺騙了民眾，欺騙了歷史，現在，儘管在歷史性的變化中水落石出，然而換了一個時空，圍繞中國共產黨問題，居然仍舊在自欺欺人。為此，我們不得不進行一些具體、簡略的對比解析。
1· 張丹紅科隆的對談中指責吳曼楊說，「我覺得您的思想還停留在六十、七十年代，在民主化上，我也看到進步。共產黨不再是老人和花崗岩腦袋當政。共產黨內部現在也有不同派別，有改革派，有左派，也有老的毛分子，所以中國的制度顯而易見地是威權（authoritaer），而不是極權政府，共產黨裡也有民主改革萌芽（reformchen），當然我也還是覺得速度還不夠快。」
在德國收視率相當高的電視二台的訪談節目中，她甚至更乾脆地說，「一切政治改革都需要時間！過去三十年間，中國從中世紀跨越到工業時代。許多西方國家還是帶著體制的有色眼鏡看中國。但是今天中國已經不是共產黨中國了，它的執政黨也不再是革命政黨了。我一直堅持：中國不是前東德！中國不是警察國家，不是每一次接觸、每一個談話都被監控！我們歡迎外國朋友。」
張丹紅在這裡所說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近年來在一些人在世界上為中國共產黨所制造的假象，說他們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共產黨了，說中國共產黨已經變了。
對於這個問題，筆者在前邊之所以簡述了歷史性的教訓，就是因為在歷史上那些個為共產黨辯護的人在每個時刻其實都有類似的言論。
例如，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前後，蘇聯由於對農村實行恐怖的強制徵收政策，而導致糧食大量減產，從而在二十年代初餓死五百二十萬人，只是由於美國的援助才使得兩千五百萬人免於不幸。為此蘇聯也不得不實行「新經濟政策」，新經濟和政策。放鬆的新經濟政策導致二八年蘇聯的穀物產量「到達了一三年以來的最高水平。但是還是不及一九一三年帝俄時代的水平。在俄國以及俄國以外的地方，有許多人認為『新經濟政策』的採用，標誌著俄國已經放棄了了共產主義。有人高談闊論，說俄國發生了『熱月政變』。那就是把『新經濟政策』比作法國大革命時期一七九四年的『熱月政變』。『熱月政變』前後，雅各賓派的領袖丹頓和羅伯斯皮爾相繼失勢，先後被送上斷頭台。然而，這種比擬是不倫不類的。因為一方面，雅各賓派的領袖們是死了，而俄國布爾甚維克黨領袖們卻仍然牢牢地掌握著政權。另一方面布爾甚維克黨人只是把他們的讓步政策當作權宜之計，從而有一個喘息的機會。後來事實證明他們果然如此。」（《共產主義實錄》，57頁）
關於這種情況，我們前面所說的阿隆的懊悔是更為典型的例子。
五十年代後期，斯大林去世以後，或者說所謂「解凍」以後，如前所述，曾經大力推動極權主義概念的阿倫特乾脆在六七年坦率承認，不能夠用極權主義來稱呼蘇聯等共產黨社會了。他們認為東歐國家等正在為走向工業化提供第三條道路。這場爭論在德國尤其激烈。就在那個時期他們就提出，當時東歐的共產黨國家應該稱為「威權國家」，而不應該繼續稱其為極權主義國家了。
張丹紅今天為中國共產黨辯護使用的所有的言辭，幾乎是逐字逐句地重複當時某些人的言論。只不過她的理論修養遠遠不如當時那些持這種觀點的人，進行的只是政治宣傳而已。
這個簡略的歷史對比，不僅說明張丹紅們毫無創新，而且讓人們看到，為共產黨辯護的方法和言辭不過就是如此。它總是在重複。
然而張丹紅們不去看歷史，不接受歷史的教訓更為過甚的是，實際上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當代歷史的政治事件，毫無遮掩地說明中國共產黨仍然是一個典型的傳統的共產黨。我想，八九年用坦克在天安門的血腥鎮壓，張丹紅們當然是不敢否認的。八七年對西藏民眾的血腥鎮壓和五九年的所謂平叛也毫無區別。最近十年，張丹紅所為之辯護的九九年公開化的鎮壓法輪功事件，和歷史上的中共、蘇聯等共產黨國家的對於宗教和民間社團的鎮壓，其強硬態度，使用手法、殘酷程度更是完全一樣，毫無變化。看不到這點，讓人只能說是居心不良啊！
更為甚的是，正當張丹紅們振振有詞地歌頌共產黨政府的時候，她卻居然閉眼不見三月發生的西藏拉薩流血事件，就是一個證明中國共產黨仍然是一個傳統的共產黨的鐵證。
不是吳曼楊先生仍然用冷戰時期的思維來看待中國共產黨，而是張丹紅們仍然在用歷史上的自欺欺人的言辭來為冷戰時期的中國共產黨辯護。今天的中國共產黨不過是沒有能力來像當年蘇聯那樣來製造冷戰了，因為他們經濟上已經不得不完全依賴西方的投資和貿易。然而，這種依賴卻依然有著它傳統的原則，也就是即使在國際事物中，也有張丹紅說的「底線」，那就是一黨專制是不能觸動的。為此也就是第二個問題，中國是不是已經是一個威權國家，而不是共產黨國家，極權國家了？
2·用「威權」來輕描淡寫中國共產黨的極權專制，當然不是張丹紅的發明。如筆者前面所述，五十年代後期後就已經有人提出如此描述當時的、沒了斯大林的東歐共產黨。在中文世界，八十年代以後更是很多對共產黨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感情的人非常喜愛使用的一個概念。
我不知道張丹紅在使用以前，有沒有對這個概念的本身和歷史坐過認真的探究。在歷史上，政治學上描述專制的概念有很多，Despotie（專制）、 Diktator（專政）、Tyrannei（暴君）、autoritaer Regime（獨裁、威權）、Absolutismus（君主專權）、Totalitarismus（極權）。每個概念描述了一種體制、一個歷史現象。馬克思用前兩個概念描述過他思想中的無產階級專政。
極權主義概念之所以在二十年代產生，在五十年代後被廣泛使用，是因為歷史上的概念都無法描述出法西斯、希特勒納粹和共產黨專制的典型特點。細緻的討論讀者現在可以參見筆者的《極權與當代精英》一書，筆者還會陸續推出更為廣泛的討論。
在絕大多數對於共產黨極權社會的研究中，都看到極權主義最根本的特點就是一黨專制，一個國家只要是一黨專制，控制社會的一切，也就是說，這個黨對於軍隊、媒體、思想、社會有著絕對的統治和強硬的底線，就絕對不能夠稱為威權國家。
誰都明白「威權、獨裁」這個詞，和Despotie描述的奴隸制的那種專制，Diktator那種羅馬式的專政的區別，它在當代被一些政治學者用來描述新加坡國家，乃至國民黨那種帶有傳統色彩的專制政體。這樣的專制從來也沒有徹底實行過一黨專制。
一黨制，一元化的對社會的每一個角落的控制，方法是多樣的，無論它是斯大林、毛澤東、波爾布特式的無所不在的控制，還是如時下中國，和歷史上的希特勒第三帝國，對私有制的有限放鬆，以及社會在表面上有了一定的鬆動空間，它都依然是極權主義國家。因為私人權利和財產，對於他們來說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而永遠是一種國家可以隨時收回的信託物。這就是張丹紅一直強調的共產黨的那條「底線」。
事實上，威權和極權的重要的，根本性的區別是很容易看到的。威權專制，對於民間的信仰、家庭等社團組織結構並不感到威脅。而極權，因為它要一統化、一元化地控制社會，就絕對不能夠容忍任何不同的信仰，及團體存在。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為什麼必定要，也一定會鎮壓法輪功的存在的原因，一定要鎮壓、摧毀藏族民眾的文化和信仰的原因。但從這一點還可以說，只要中國共產黨政府堅持對法輪功的鎮壓，它就仍然是典型的共產黨，極權主義的共產黨。
走筆至此，筆者在這裡還想要強調另外一點，那就是中國共產黨，絕對不是中國傳統的產物。在政治學上和現實中，現今的共產黨專制和中國傳統的專制有著根本性的區別。他們的來源、思想基礎，存在形式，都有著根本的不同。中國共產黨是現代化、西化的產物。嚴格說，它是基督教世俗化在近代歷史上的負面結果。
有關這一方面，對比共產黨專制和國民黨專制的區別，我們可以得到更多的啟發和教訓。
無法否認中國共產黨這一現實特徵的張丹紅們的歌頌辯護言辭，由此也更顯露出自欺欺人的一面。
因此可以說，中國共產黨只要不折不扣地堅持一黨專制，稱他為威權主義就是混淆視聽，甚至可以說是別有用心。
3· 張丹紅們說，她在中國生活到八八年，那時候確實很糟糕，也是她離開中國到德國的原因。她說，那時候，她和男朋友出去旅遊，都不能開一個房間。相比之下，中國人現在有了很多的自由，這些都可以了，因此她說，大多數中國人從今天享受著前所未有的自由。要是人們只看到西方媒體的報導，又沒有去過中國，真會以為，中國是一個極其罪惡而糟糕的國家，人權被踐踏，沒有新聞自由，沒有人權。她認為，這是十分片面的。
張丹紅的這種說法，實在是和她生活在德國的身份不符合。因為德國的媒體、電視，曾經不止一次地回憶報導過當年的東德的情況。
五十年代的東德和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國是類似的。就在解凍以後的東德，由於經濟不景氣，以及民眾的不滿，幾乎完全和中國一樣，也在經濟、甚至社會生活的空間進行了一定的放鬆。這個區別不過是五十步還是百步的問題。東德在在經濟上放鬆程度不如中國，但是他們在「性」方面的放鬆卻遠過於中國。他們早就有裸體浴場。就在八月二十七號，德國電視二台又播放了一個有關東西德在「性」問題各自特點的專題回顧文獻片。它告訴人們東德在很多性問題上比西德甚至要開放、自由。可這說明什麼呢？難道和男朋友能夠開房，能夠嫖娼就是自由？
張丹紅們很清楚，在這個問題上共產黨同樣死守著的那條政治底線，那就是不危害他們的權力。我們說共產黨沒有變，也就在這裡。無論是在冷戰時期，傳統的共產黨人，還是實用主義的共產黨人，其首先的考慮就是政權問題。無論他們的方法、策略有什麼不同，也就是無論是黑貓、白貓還是花貓，人權和言論基本的自由是絕對不給任何人的，因為那樣就會危害極權專制。這一點，任何對共產黨社會稍微有一點瞭解的人都很清楚的，前文所述的阿隆這樣記述過，《共產主義實錄》一書描述的斯大林死後蘇聯的情況也是如此：
「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把那個獨裁者所留下來的政治體製做了某些緩和性的改革。但那些基本的政治制度和法令，則沒有改變：一黨專政的統治依然如故，那些無孔不入的祕密警察和書報檢查制度依然如故。不過，蘇聯公民的生活條件卻大為改善了，幾百萬被關在集中營裡的犯人獲釋，恢復了自由。許多被鎮壓的犧牲者獲得平反昭雪，那些冤死者固然得不到什麼，但他們的家屬卻可以免於受累了。允許和外國人做些有限度的交往，有越來越多的外國人獲得入境簽證到蘇聯來，也有越來越多的蘇聯公民出國旅行。外國電台的短波廣播照樣會受到干擾，但並不時時有效，因此，蘇聯廣大人民已經能從國外的廣播中得到關於國外以及蘇聯的比較可靠的信息。」（89-90頁）
如果說，對於大清洗、文化大革命，那種人人自危的專制時期，如《共產主義實錄》所寫的那樣，「當時俄國人有句開玩笑的話倒真能傳神，說是一個正直的蘇聯公民只能像一頭蠢豬那樣活著，不過有誰願意做一頭蠢豬呵。」（73頁）
張丹紅們當然清楚，她所歌頌的最近二十年，所謂開放，並沒有使中國公民真正像讓人那樣自由地、有尊嚴地生活，而是更加像一頭蠢豬那樣的活著。所不同的是一部份豬吃的好一些了，由過去的瘦豬變成了肥豬，甚至可以「開房」有「性」自由了，而人所具有的和動物不同的信仰自由、言論自由，是如以前一樣沒有的。張丹紅反覆宣揚的那個底線，而這個底線說白了，不過還是說吃、性交、說「好話、歌頌」都可以是自由的，異議是不行的。
人類有三個慾望，食慾、性慾、求知慾。前兩個慾望，豬都具備，後一個慾望豬到底如何，還無法證實，可以肯定的是求知慾和人權自由緊密相連。共產黨統治者為了維護專制對於前兩個慾望都可以做充分的「改革」，「開放」，而在第三個慾望上，從有共產黨開始，就設置了嚴格殘酷的張丹紅所說的「紅線」。
任何豬權都可以擴大給予，人權依然是絕對的禁區，這就是現實的中國。中國不過變成了一個大豬圈，你盡可吃，盡可享受，盡可以性交，但是基本的人權，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因為可能危害到統治權，所以這個底線是絕對不允許碰的。底線之外的內容，也就是只要保障豬圈的存在，就可以有彈性，甚至可以實用主義的改變的，如是而已！張丹紅們能夠否認這個事實嗎？
一九四九年開始中國共產黨把屠刀家在中國民眾的脖子上，半個世紀以來中國民眾的自由永遠是屠刀下的自由，張丹紅歌頌不只是蠢豬的生活，而且簡直就是屠刀下的自由，而這個屠刀下的自由，她居然說成是歷史上任何政治力量都沒有共產黨對人權的貢獻做的多。
這種歌頌不僅卑鄙而可恥！就在張丹紅們說這話的時候，身邊堆滿九九年以來法輪功學員的血肉，空氣中還飄蕩著，三月鎮壓藏民的血腥！
4· 張丹紅們對共產黨政府如此，但是對於默克爾總理的態度卻完全是另外一樣。據筆者的友人說，整個《德國之聲》中文部充滿對默克爾的不滿，甚至可以說是痛恨。這種痛恨和不滿，也延伸到他們對德國那些對共產黨有批評性看法的媒體和記者。張丹紅把這種情緒帶到了德國媒體對她的採訪中，毫不掩飾地表露出來。
張丹紅在德國電視二台的討論節目中說，德國有關北京舉辦奧運會問題的辯論充斥著「無知與偏見」。中德雙邊關係本應該是良好的，然而聯邦總理默克爾卻「為一個新的罪惡帝國的幻象提供溫床」。她批評默克爾總理的對抗路線製造了一個「不按牌理出牌的壞小子」的中國形象。……
就是在這個談話節目中，張丹紅談到中國說道，「北京有資格辦奧運！」，對共產黨專制她聲稱，一直堅持中國共產黨不在是東德那樣的共產黨，中國不再是警察國家了。。（見前引述她在德國電視二台談話）
一邊是專制，一邊是民主。
民主社會如何與專制政權對抗，的確有著方法和策略的不同，但是是對抗和抵制，而非維護。張丹紅的態度不只是鮮明的維護，而且在談話中還下意識地流露出他對共產黨的認同，「『我們』歡迎外國朋友」！
是啊，對反抗共產黨暴政的人來說，「共產黨」這三個字，是釘死在恥辱柱上的「壞東西」，他們從來不會把自己和共產黨聯繫在一起，說出「我們」二字。可對張丹紅來說，大約從來沒有這樣的感情。就是在八八年前，她的不滿也不過是和男朋友出去住旅館沒有開房的自由而已！
這感情的不同當然反映到對於德國和德國的政治人物身上。
對於默克爾總理，沒有一個人否認，她和現任德國總統科勒爾是德國歷史上最關注人權問題，最有原則性的政治家之一。張丹紅忘記了，在德國政界、媒體，乃至企業界，對默克爾會見達賴喇嘛，默克爾對人權問題的處理，少數人不同意的只是她的做法，也就是會見的時間、地點、方式是可以討論商議的。沒有一個批評者敢說，默克爾會見達賴喇嘛從根本上錯了，默克爾對中國共產黨政府的基本原則和判斷是錯誤的。
張丹紅身體和感官充分享受了民主社會的物質，可感情和思想卻留給了中國共產黨！
三·我們究竟有哪些根本性的分歧
1.對於基本人權的認識和認同：
我們和張丹紅們的最根本分歧是對於人權問題的認識和認同。儘管張丹紅們在德國生活過二十年，加入德國籍的時候也承認德國憲法的第一條，人權是不可侵犯的最高原則。人和人，任何國家不得以任何藉口侵犯個人的人權。然而，張丹紅在談論中國問題的時候，卻忘記了這一點。難道她下意思地認為中國人是二等公民，是不配享有普世的人權價值的？至於張丹紅說共產黨政府大大改善了中國的人權，就更是一個欺世大謊。
人權是個價值問題，民主是個方法問題。
對於人權問題，也就是價值問題。原則問題，只有承認與否的問題，沒有循序漸進的問題的。
對於民主，也有張丹紅說的那條「線」，只有在人權基礎上民主，才能夠討論採取何種民主制，如何漸進改善。任何損害人權的民主，如所謂民主集中制，如最近中共的所謂地方選舉，差額選舉，無論暫時或者局部實行如何，都不是我們所要的。說到底，我們要的就是「過線」的那個普世人權、自由和民主！
歷史上，共產黨踐踏人權的藉口是隨著歷史和社會的條件的改變而改變的，它曾經以國家利益、民族利益，甚至以黨的利益來損害個人的權利。那個時候，它根本不承認國際人權憲章的原則。在它無從退卻、必須承認國際社會的人權的時候，它又用衣食溫飽來抽掉人權原則的精髓。然而，就是按照共產黨自己所說的這個「人權」，他們依然是歷史上最殘酷的人權踐踏者。因為它不僅曾經以國家、民族的利益為藉口損害過中國民眾最基本的衣食溫飽，而且也以衣食溫飽為藉口踐踏過民族、國家的根本利益。最近半個世紀的中國共產黨政府是中國歷史上，乃至世界史上餓死人最多的政府之一，中國曾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地區之一。
但是，令人遺憾的是移居德國，拿著德國納稅人的錢的張丹紅們在談到中國的人權的時候，居然重複的是共產黨的陳詞濫調。
張丹紅們為共產黨的殘酷鎮壓辯護詞居然是受到鎮壓的人觸犯了共產黨的底線。她當然明白這個底線正是個人是否有人權，國家是否尊重人權的試金石，分水嶺。共產黨正是因為非常明白這一點，所以才絕對不能容忍任何人、任何群體過界。
在界線之內的任何放鬆都不能說明共產黨有任何實質性的改變。半個多世紀共產黨的所謂「解凍」和「改革」說明了這一點。就是為此，「解凍」後發生了匈牙利事件、捷克事件、波蘭團結工會事件，八九年天安門大屠殺，九九年殘酷鎮壓法輪功；五九年，八七年乃至零八年對西藏民眾的血腥屠殺。
如果積極評價「放鬆」的意義，其唯一的意義就是「放鬆」為我們徹底摧毀共產黨的極權主義暴政準備了條件。它讓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時機把繩索套到共產黨的脖子上，為推翻共產黨製造可能。誰如果不是這樣去做，反而歌頌共產黨的改革，誰就是支持共產黨繼續把屠刀和繩索架在民眾的脖子上。
八九年東歐集團能夠崩潰的歷史意義和教訓正在於此。事實上，張丹紅工作的《德國之聲》本來存在的主要意義也正在於此。它建台的宗旨就是宣揚和推動人權和自由的理念。冷戰時期的自由歐洲等電台對於人類追求美好所做過的貢獻永遠記載在人間。同樣，《德國之聲》某些人居然為共產黨社會塗脂抹粉，作為恥辱也會永遠留在歷史上。
人權原則就是在任何時候個人的權利都是不可觸動的。共產黨如果不承認人權是最高的價值，它就永遠是傳統意義，冷戰時期的共產黨。不是吳曼揚用冷戰時的思維來看待中國共產黨，而是張丹紅仍然沿用半個世紀前共產黨的思想來為共產黨辯護！
在此儘管重複，我還是要再次強調，誰若是不利用共產黨的放鬆，推動推翻共產黨，而是歌頌共產黨的改革和放鬆，誰實際上就幫助共產黨鞏固了那條他們堅持的「底線」，也就是鞏固了極權專制！！
2.對於中國傳統文化及價值的認同
沿著共產黨政府的價值觀念，為共產黨政府辯護的張丹紅們的文化觀，對於中國傳統文化及其價值，對於西藏民族文化及其價值的認識也完全是共產黨式的。
張丹紅們認為共產黨對於中國人權的改善，是建立在徹底地對於中國文明和傳統的否定的基礎上的。這個否定是過去共產黨宣傳的結果，是建立在共產黨的一元論的歷史觀和意識形態基礎的產物。
多元文化觀，其價值基礎是前述對個人基本人權的尊崇；其認識論基礎是歷史和社會的發展變化是多元的，而絕非是決定論的。也就是說，它的認識論方法論的基礎是近代科學的描述觀，而非思辨專斷的。
文化是一種生活和追求方式，它沒有好壞之分。每一地區，每一個族群的民眾都有自己獨特的生活和追求特點，這包括著信仰、思維、倫理。基於對每個人的基本權利的尊重，任何其它的群體，包括族群和黨派都無權用強力改變另外一些人的生活方式，強加給別人另外一種文化。
這樣一種文化觀是和馬克思主義的一元論歷史觀，文化觀，完全對立的。馬克思主義認為歷史有一個發展規律，而自己佔有、代表了這個規律，所以有理由摧毀別人的文化信仰，迫使別人走自己的路。
這種文化觀，到了極權主義的共產黨人、鄧小平為代表的實用主義階段，沒有任何改變，同樣認為另外一種生活方式、文化，是隨時可能威脅它們權力的最大泉源。所以對另外一種文化傳統、生活方式的圍剿，任何時候都沒有鬆懈過，而且從來都沒有手軟過。
張丹紅們自己雖然沒有權力的考慮，可是因循了共產黨的思想。他們認為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生活方式——共產黨文化及其生活方式，高於傳統的西藏民眾的生活方式，打碎西藏民眾的生活方式是有理的。所以他們以為花了錢、建設了，就是對人家的文化有貢獻了，就是保存了人家的文化了。事實上這完全是兩回事。你花了錢，可能正是在破壞人家的文化。
試想，如果一個海盜，打進人家的家門，強迫不愛他的人，嫁給他，按照他的生活方式生活。儘管他為此大把花錢，重新裝修人家的家，同時還「委屈」地說，我為你的進步做了很大的貢獻。可是，你能夠承認他嗎？！
這個例子正是一部近代史的寫照。「海盜富裕」並不意味著他的「文」和「化」也是富裕的、唯一的。這個近代史的負面觀念在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那裡走到了登峰造極。
其實仔細思索，更可悲的是，張丹紅們不僅對待西藏，而且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也是如此。她像時下絕大部份共產黨培養出來的知識精英一樣，骨子裡鄙視中國文化，靈魂深處甚至感到生為中國人而自卑。
她認為，共產黨對於中國社會人權的貢獻比任何一個政治力量都大。其原因在於在她腦子裡，中國「封建社會」，餓殍遍野，專制殘暴、人們毫無人權。如果沒有這個歷史圖景，張丹紅是說不出那句話的。然而，這卻是共產黨的彌天大謊。且不說在中國歷史上幾乎大部份時間是物質充足的時代，因為否則的話，中國就不會以他的物質和精神文明享譽於世界了。就說中國的所謂「封建專制」。張丹紅們如果做一個經驗的案例的研究對比，就會發現，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個人、家庭和群體，其享有的權利，自由度，遠遠比共產黨社會要大得多，根本不可同日而語。中國傳統社會的個人的自由度，就是比起同時期的西方來說，也是令在一神論宗教桎梏中的西方人非常羨慕的。
關於這一點，張丹紅們現在也不敢否認，在共產黨取得政權的四九年以前，也就是張丹紅的「中世紀」的中國，人們的自由度和個人人權也遠比共產黨社會要大得多，好的多！
對此沒有研究和思索的張丹紅們能夠睜眼說瞎話，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他們在文化上對中國文化傳統是不認同的，共產黨的文化觀滲透在他們的血液中。
正是這種原因，在張丹紅和吳曼揚的對談中，吳曼揚再三強調中國傳統文化的瑰麗，而張丹紅沒有一句提到於此。事實上她也的確無話可說。
當代自由主義另外一個代表人物，極權主義問題專家達倫道夫，認為共產黨有兩個特點，一是反對近代人權和自由主義，二是反對一切傳統。這個命題也使我們從另一個角度看到，不僅認同人權為最高原則是重要的，文化的認同，對於傳統的認同，對我們中國人來說也是重要的。尤其是對於對抗、抵制極權主義的共產黨，文化認同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方面。那些動輒就罵中國人、中華民族、中國文化傳統的人，實實在在地應該想一想。這樣的思想傾向，在思想史上，應該說是典型的馬克思主義式的。筆者近期將會對此有更為詳盡的、進一步的論述文章。
2.對共產黨的基本判斷和感情
基於上述兩個價值問題、文化歷史問題，我們對共產黨的基本判斷和感情和張丹紅們有根本的不同。
張丹紅事件發生後，一些人奇怪，作為《德國之聲》的編輯張丹紅，和其他編輯相比，近年來還是相比開明的，不迴避和異議人士的接觸和報導，為什麼在現在一下子成立眾矢之的？其原因就在於，張丹紅對共產黨的基本判斷和感情。張丹紅儘管來到民主國家已經二十年，並且為宗旨是推動人權民主價值的電台工作，可她對極權的共產黨的基本判斷和感情不是徹底否定性的。
在德國經歷了一九八九年，柏林牆倒塌的張丹紅，應該注意到，從八十年代開始，德國就在辯論希特勒納粹德國和共產黨是否可以等同的問題。而柏林牆倒塌後，隨著越來越多的有關共產黨社會的檔案資料的解密，《共產主義黑皮書》的出版，有關這個問題的爭論和論述越來越多。張丹紅們不會沒有注意到，在西方，即便是那些認為還不能把共產黨和希特勒納粹完全等同的人，對共產黨也是基本否定的。已經沒有人敢於公開為共產黨唱讚歌了。
在上個世紀中期以前的歷史，確實有一些知識份子由於這樣或者那樣的原因曾經暫時被共產黨社會矇蔽，不願意看到共產黨社會的黑暗，但是歷史揭示，所有有良知的知識份子和個人，所有智力上沒有問題的知識份子和個人，很快就會對此作出反省，並且走出這個怪圈。凱斯勒、紀德、塞羅納是一類例子，而雷蒙·阿隆的懊悔則是另外一類例子。
在德國生活了二十年的張丹紅們，以及她那些編輯同仁們，在本來能夠回到大陸，而選擇留在德國，本身就說明他們對共產黨社會根本上是不信任的。
張丹紅在任何一個談話中都不否認共產黨的那條底線，這說明她當然非常清楚共產黨的那個專制的硬核。然而本來應該進攻專制硬核的張丹紅，卻來攻擊進攻這個硬核的人，這就說明，在最根本的感情和判斷上，張丹紅並沒有轉到民主社會這方面來。正是由於這個沒有轉變，生活在民主社會中的張丹紅，在奧運會前就不自覺地承擔了中國政府在德國的「第五縱隊」的任務。
4·認識論和方法論問題
我們和張丹紅們，以及《德國之聲》編輯們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也有著根本的分歧。不是吳曼揚談論問題用冷戰時期的思想，而是張丹紅們談論問題的時候還在用冷戰時期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式的宣傳方法。這種方法不是分析的、描述的，而是一種教條獨斷式的。它除了反映在那種武斷的價值上對於人權問題、文化問題的判斷外。還表現在談論問題的方法上。
A·張丹紅們談論問題的方法是整體性的論斷，而既非作為記者的具體、個體的描述，也非學者的具體個體的分析的、經驗的方法。
整體論的方法是共產黨思想文化的一個典型的特點。早在半個多世紀以前，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和自由主義思想家雷蒙·阿隆就已經具體深入地分析過。筆者在此不再贅述這些理論分析。
張丹紅在對談中、採訪中經常籠統地說，中國大多數人如何。這是個典型的共產黨社會的習慣性說法。但是生活在自由社會中的張丹紅這樣說的時候，應該思索這個說法是從何而來的。因為第一張丹紅們並沒有調查、統計的數據。第二就是有這種數據，人們應該看到在極權社會，被調查的人是不敢表述出自己的觀點的。除非這種調查有保證被調查人不受到迫害的前提。否則的話，任何這種調查數據，都並不能直接地說明問題。第三，由於極權社會和一般社會的不同，那裡缺乏諮詢和全面教育的人的看法和觀點，也是值得分析的。例如三六年的德國、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中國，民意調查都只是說明了社會的另外一個問題，而不能夠說明希特勒、共產黨受到民眾的擁護。
至於當張丹紅在侃侃而談地為中國政府辯護的時候，她當然非常清楚，時下中國人在下面謾罵、詛咒共產黨的，幾乎是無處不在。她當然也知道，成千上萬的法輪功學員、異議人士、少數民族遭受到共產黨的迫害。
張丹紅整體性的論斷式的談論，還表現在她對於共產黨對中國所謂人權貢獻的陳述、對西藏問題的陳述，都是從天而降的武斷的命題，而非客觀地在探討問題、分析問題。一個正常社會的記者，或者學者談論問題應該是描述的、就事論事的，而非一種宣傳煽動性的。而張丹紅的談話，卻大都是角色混亂，經常下意識地用中國共產黨官員的口吻談話。
B·如上所述，在幾乎所有的張丹紅談話中，張丹紅對於概念、語言的使用都既不是西方記者式的，也沒有遵守學術規範。在這裡，除了對於把具體的民眾和人民概念的混亂使用外，另外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前面所述的，她不加分析地對於威權和極權的使用，她說現在中國共產黨社會已經不是極權專制社會，而是威權社會。張丹紅當然明白，在柏林牆倒塌十八年有的今天，如果不是別有用心的宣傳，那就應該是在做出細緻的概念分析的時候，才能做出這種命題，或者說給出哪個學者，曾經通過哪些研究做出了這個結論。因為對於共產黨極權問題的研究和結論，現在幾乎已經是一個公理，任何要想推翻這個公理的說法，如果沒有分析研究的基礎，人們只能以為這是改變是出於政治目的，而不是對問題的探討。
在這裡筆者還要強調的是，張丹紅們當然也清楚，這樣一種提法的改變，對於中國成千上萬的被鎮壓者，意味著什麼！這意味著，世界對中共的監督將會放鬆，中共可能更為放肆地鎮壓。這意味著生命和流血！
至於張丹紅說，法輪功只要不問政治，是允許修煉的，那更可以說是卑鄙的謊言。因為張丹紅們自己應該是非常清楚的，那些躲在家裡，關緊門窗偷偷修煉的人，只要被單位和政府知道還是非常危險的。而沒有公開、以及堅持信仰的自由，這不正是人權被殘害最明確直接的證據嗎！
這種對法輪功的鎮壓其實也影響著國際社會和德國社會。就是在德國，哪個和中國有關係的單位或者企業，敢於涉及法輪功問題呢？法輪功是一種非常好的健身方法，可是如今中醫、氣功越來越流行的德國。哪一個和中國有聯繫的醫院和康復單位敢於嘗試法輪功呢？所以，張丹紅的謊言是欺騙德國社會的，是表現給中共看的，是說給德國那些實用主義、綏靖的政客們聽的。
至於張丹紅在談話中經常把中國和中國共產黨政府，把反華和反共這些概念混為一談，她當然知道只有在共產黨政府的宣傳中才這樣作。在西方生活多年的張丹紅們當然也知道，西方媒體、學界對於中國問題的批評，從來是針對共產黨政府，從來沒有針對過中國！而偶然有因為氣憤說錯話的人，在西方社會立即會受到巨大的壓力，馬上要出來糾正。
C·一元論社會觀和多元文化論的根本區別：
來源於早期基督教文化的一元論的社會、政治思想，經過了文藝復興和啟蒙以後，通過兩方面的探索走向多元論。其一是，近代嚴密科學的產生帶來了科學的經驗主義唯理論的認識論的探索，帶來多元論認識論方法論的基礎；其二是通過政教分離、宗教退出給社會發展帶來了歷史性的根本變化，確立了多元文化觀。在這樣兩個變化的基礎上產生的多元認識論和文化歷史觀，是完全和馬克思主義那種一元史觀對立的。這種研究思考問題的方法目前已經是國際社會學術界、輿論界的主流。所謂意識形態時代的結束也是基於這種發展傾向提出的。
然而在這個問題上，張丹紅們提出問題和談論問題的方法甚至可以說不僅是意識形態式的，而且簡直就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冷戰之前的僵硬的方法和語言概念。
這典型地反映在她下意識地對中國歷史傳統，對西藏文化傳統的看法上。在她關於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的所謂「人權」貢獻，所謂經濟帶來的文化社會貢獻看法中，看不到中國共產黨政府對中國傳統社會人的殘害，對西藏文化的徹底毀滅，從認識論上可以歸結於那種建立在一元論基礎上的所謂社會「進步」觀。事實上，張丹紅如果真的接受了目前世界已經普遍接受的多元文化觀，她立即就能夠看到共產黨早在毀滅西藏傳統之前，同時一直在毀滅著中國傳統。這個毀滅並且一直到現在還在進行。
中國共產黨的一元論，不僅把中國民眾送進了人權的地獄，而且也徹底摧毀了中國的文化傳統。中國共產黨人，各層幹部也「沒有一個人」具有中國傳統的士大夫情操！因為任何具有這種情操的人根本就無法在共產黨的隊列中、共產黨社會中存活一天。而這就是張丹紅所說的中國共產黨對中國「人權」所做的巨大的歷史性的 「貢獻」！
D·哈維爾說，極權的共產黨社會是建立在謊言的基礎上的，當每個人「為真實而生活」，這個社會就會不攻自垮。
在分析張丹紅們談論問題的方法的時候，筆者最後不得不遺憾地還要說的是，張丹紅的言論，已經成為研究極權主義社會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案例，她的每一個論點都是一個典型的極權主義社會的謊言。張丹紅們不但仍然生活在謊言中，而且在傳播謊言。
此外張丹紅在西方媒體上的談話態度，是一種極其不嚴肅的、詭辯式的，某些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是別有用心的。例如，她在和吳曼揚先生的對談中，當吳曼揚先生不同意她說的只要法輪功不問政治，在中國不會受到鎮壓，提出你跟我到天安門廣場只作一個法輪功功法的動作試試看，張丹紅立即回應說，你是說打出標語來嗎？這種回應可說是別有用心地裝傻！因為張丹紅心裡非常清楚吳曼揚說的是什麼，中國發生了什麼！
事實上，當張丹紅們歌頌中國共產黨極權專制，已經變成威權專制的時候，當她說中國共產黨對於中國的人權做了巨大貢獻的時候，她非常清楚共產黨是個什麼東西。她絕對不敢說，中國共產黨已經放棄了列寧的所承認的信條，也就是，共產黨人「遇有必要……必須使盡各種解數：狡詐、不擇手段、保密、掩蓋事實真相。」（列寧全集，41卷，38頁）
綜上所述，可以毫不為過地說，張丹紅所有的言論說明，張丹紅使用的正是中國共產黨從來沒有改變放棄的，冷戰時期就存在的那套思維和方法！
四·張丹紅們將釀成的殘酷歷史後果
歷史真的是驚人的相似！無論為統治者的暴行辯護的，還是揭露統治者暴行的，其語言、分析竟然是如此相似！儘管歷史一再給出答案。
作者仲維光
歷史告訴我們，對專制的綏靖人們將會為此付出更大的代價。一次大戰產生了世界上第一個極權國家，張伯倫對希特勒的綏靖使得世界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綏靖使得共產黨肆無忌憚那地鎮壓了五三年東柏林工人起義，五六年匈牙利的反抗，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但是柏林的空中橋樑、查理邊防檢查站上坦克的對峙，不僅沒有帶來戰爭，而且最終導致八九年東歐集團不敢再開槍鎮壓手無寸鐵的民眾，從而使得世界對極權專制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東歐的和平革命與台灣的順利轉型，的確使得中國民眾也看到和平地走向民主的可能。然而人們忘了任何統治者能夠和平地交出政權，都是因為他們的脖子上已經被民眾繫上了繩索，否則他們不會輕易地放棄用暴力來維持政權的。這一點，對於人類歷史上最無人性的共產黨政權尤其如此。
靠歌頌和順從，只會助長統治者們使用暴力的決心。中國八十年代的歷史，八九年天安門的血腥鎮壓為我們展示的就是這樣一個歷史教訓。鄧小平不是在八九年手上才沾滿鮮血的。正是那些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看不到那些鮮血，歌頌鄧小平開明的人，助長了鄧小平的屠夫性格。正是「歌頌」，使他能夠說出，「殺他個二十萬，安定二十年」，並且用沾滿鮮血的手再次在天安門廣場放肆地屠殺！
現在，中國共產黨政府仍然在用盡一切辦法地試圖延長專制的壽命。為此，我們可以說，那些為了個人利益充當共產黨第五縱隊，吹鼓手的張丹紅們很可能給歷史帶來實質性的惡劣結果：也就是中國可能在走向民主化的路上無法避免暴力！它的原因除了因為教條的胡錦濤等中國的共產黨領導人仍然陳守於傳統的共產黨的思維框架，迷信暴力外，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所有這些綏靖的聲音、美化的謊言很可能使胡錦濤們如鄧小平一樣誤判形勢、再次變相鼓勵了共產黨政府堅持暴政的賭徒心理。為此，在未來的流血發生以前，現在我們要明確地告訴這些人，為虎作倀的劣跡不僅會被記載下來，而且以後一定會被正義審判！
共產黨歷史上和未來的肆無忌憚的暴力行動，和大大小小的張丹紅們的歌頌是分不開的！
對於專制統治者的綏靖，自由主義者阿隆們曾經感到的內疚，這個懊悔，我以為，對於《德國之聲》這個民主社會的窗口，實在是一面不可多得的鏡子！
我願《德國之聲》中文部，從現在開始，就來反省、思索自己究竟為歷史、為受專制迫害的民眾做了些什麼！
2008-9-18德國埃森
－－轉自《新世紀新聞網》
在血腥的事實前，我們費盡力氣卻仍然無法讓國際社會警惕的事實：中國共產黨政府像北韓一樣仍然是一個典型的共產黨政府，中國社會也仍然是一個典型的共產黨社會，現在終於在全世界面前水落石出！就像八九年居然要到鄧小平把坦克和槍彈送到天安門前、全世界的電視鏡頭下，綏靖、麻木的世界才被驚醒一樣！
這本來是個再簡單、明白不過的事情，在歷史上曾經多次討論，多次爭論，已經有了足夠的經驗事實的問題，然而為什麼卻一再成為問題，《德國之聲》的編輯、張丹紅們仍然能夠睜著眼說謊？
然而問題還不只如此，並非是一個張丹紅、以及《德國之聲》中文部的編輯們的幾句謊言，更嚴重的是，為什麼九九年後法輪功所遭受的猶如猶太人一樣殘酷的迫害沒有引起足夠的關注和關心？
為什麼中國每天都在發生著的對於異議人士的毫不留情的鎮壓，就好像人命不是命那樣被漠視？
為什麼為一個獨裁政府辯護能夠那麼堂而皇之、不加掩蓋，不知羞恥？
為什麼一個沾滿鮮血的極權的共產黨政府能夠再次像三六年希特勒一樣堂而皇之地利用舉辦奧運會展現它醜陋的輝煌？！
這世界難道還有天良，難道還有公理？
難道人類那麼沒有記憶，十月革命後，冷戰時期被共產黨殘害的成千上萬的人的生命就白白付出了？
難道歷史學家，思想家，關心人類命運的知識份子曾經對此做出的討論、呼籲、著述在人類的星空就那麼沒有份量？
我們活著的人，難道真的在刀架到脖子還不醒悟，只有在災難後，直到脖子噴血才死地復生？就如幾百萬猶太人曾經無聲地遭到滅絕那樣！
如何看待對中國共產黨，這不是新問題，這不是沒有前車之鑑，也不是現在已經沒有人在研究注視了。
共產黨，這個人類肌體上的癌，從它攫取政權的初期，知識份子、世界還對其充滿幻想的時候，就成為爭論研究的焦點。歷史不僅留下了汗牛充棟的資料，而且也留下了誰也無法改變的結論。
一·自由主義巨擘雷蒙·阿隆的懊悔
張丹紅們為共產黨政府辯護的語言和方法沒有任何新的東西，幾乎是逐字逐句地重複歷史上那些為共產黨罪行辯護的知識份子的語言。而那些知識份子有的後來覺醒了，有的最終被定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一九一七年，從布爾甚維克在蘇聯攫取政權開始，歐洲就圍繞與此就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探討。儘管左派知識份子們為之歡呼雀躍，相當一部份持有自由進步思想的知識份子也為之迷惑。但是同樣在共產國際陣營的考茨基立即對蘇聯所開始的專制發出強烈的質疑和批評。而一九二零年，英國著名自由主義思想家，經驗哲學家羅素去過蘇聯後，立即在幾乎到處都是的讚揚聲中、力排眾議地提出明確警告。
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圍繞如何看待共產黨及其慘無人道的暴行，在知識界展開的激烈爭論涉及很多著名的知識份子、一些學科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其中有些知識份子儘管自己曾經是共產黨的擁護者，但是在爭論中、在事實面前覺醒了，對共產黨作出了第一波的深刻揭露。這中間包括英國著名作家凱斯勒（Arthur Koestler）、法國小說家紀德（Andre Gide）……。對於這一回合的爭論探索，美國的皮珀斯（Pipes）在《共產主義實錄》中記述道：
「絕大多數西歐國家的共產黨人及其同情者，並不是不知道蘇聯共產主義政權下那些可憎可惡的事實。然而，他們卻想出種種理由來為之解釋辯護，說那都是由外因造成的，諸如沙皇專制的政體整體的遺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敵視等等。他們還認為，蘇聯是以史無前例的努力來建設一個完全新型的社會，不可避免地會有些缺點。」（108頁）
對於二、三十年代，「也許有人曾經設想，在西方世界的企業家中，可以找到反共最堅決的鬥士。然而事實上，有很多西方企業家確實中立的，甚至對蘇聯政府友好的。這些企業家認為共產主義思想意識原不過是愚弄群眾的煙幕，後面還隱藏著領導者那些實實在在的物質利益。即使共產黨人相信其所宣傳的全是真話，商業活動也能把他們從虛無縹緲的空想中挽救過來。……美國的汽車大王亨利·福特，原是一位很保守的人物，而且反猶。他認為，俄國工業化的程度越高，俄國人就越會循規蹈矩。任何機器基本上是相通的。機器開動得很正常，人的道德品質也就高了。
這種樂觀的想法，更因為想從商業中得到實際利益而加強了。國際企業界把蘇俄當作世界上最有利可圖的投資市場之一。當時莫斯科方面正開始大搞工業化，而西方國家的企業家正遭受到經濟恐慌之苦，於是他們就爭先恐後地搶生意，接受斯大林『五年計劃』的訂貨單。蘇聯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所興建的那些規模宏大的企業，有許多都是用西方企業界提供的技術力量和管理方法建立起來的。正是亨利·福特幫助過在下諾夫哥羅德（高爾基城）建造了第一座汽車工廠。也就是西方企業界，幫助下在烏拉爾地區的馬格尼托格爾斯克建造了那些規模宏大的鋼鐵廠。」（113-114頁）
對三十年代歷史的記述，我們今天幾乎可以逐字逐句地完全對應時下國內外各類對中國共產黨政府的綏靖和實用主義的姑且縱容的的藉口和辯護。歷史真的驚人的相似！
然而這種驚人的相似，在歷史上表現是多方面的。
一九零三年出生，五零年四十七歲逝世的奧威爾，在他的《一九八四》和《動物莊園》中，不僅對於「極權主義」國內的情況描述，讓人看了拍案叫絕，而且他對於稍微進行了一些「改革、開放」的動物莊園和周圍農莊的交往，和最近十年國際社會和中國的交往的言語、藉口、往來又幾乎是逐句逐字的重複！這種預言實在是讓現在的人讀了臉紅。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 ,1905年3月14日-1983年10月17日）
斯大林去世後，五六年赫魯曉夫在蘇聯開始清理斯大林，人們也以為解凍了，沒了第一代獨裁者的極權主義會向好的地方轉化了。而與此同時，五十年代中期，蘇聯的經濟增長指數為百分之七，並且把第一顆宇宙飛船送上了天。人們居然相信，蘇聯將會以這樣的速度持續發展。在這樣的情況下，當代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法國的雷蒙·阿隆（Aron）在《民主與極權》第十七章中也不得不寫下這段話，
「改變是可以預料的，這聯繫著工業建設，聯繫著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但不意味著取消一黨制，取消正統主義，也不意味著社會與國家共有的官僚等級直銷網。資產階級的穩定性難道前途無量麼？有什麼不可以？經濟合理化呢？為什麼不可以？恐怖減輕嗎？大有可能。放棄病態的暴虐作風呢？很有可能，引進西方的多黨制和自由制度？也有可能，但是沒有可以證明的必要性，甚至沒有太大的可能性，因為工業社會的發展並不一定帶來我們所希望的後果。」
然而就是這段話，後來八三年阿隆在回憶錄中坦率地承認：
在以他五五年到五八年在巴黎大學的講義彙集出版的這本「《民主與極權》最後幾章書中，受瞭解凍的影響顯得很樂觀，可惜過了二十五年，這種樂觀顯得過火了。我重新檢閱了斯大林死後的實現的變化，極端的恐怖主義，大清黨，沒有了。思想生活從解凍中得到了好處。警察不搞黨員了。可是與變革相對稱的是我指出了一成不變的東西。非斯大林化的作風，仍舊是斯大林的作風。」
對此，阿隆懊悔的說，「今天我在這裡，首先要改掉『也有可能』那句話。當時說的是蘇聯會推行西方式的自由化。」因為「這樣的自由化將會弄垮政權本身，不管是和平地還是不和平地垮台。這樣穩定下來的政權絕對不能允許什麼人來動搖自己的思想原則，馬克思主義，儘管絕大多數蘇聯人已經不再相信了。……
「蘇聯的自由化是有限度的，超過限度，政權的存在就會發生問題。在蘇聯，黨以主義的名義來統治，這就是說，黨等於無產階級，起主導作用，完成社會主義的歷史使命。儘管現在在蘇聯甚至在異議份子中對於蘇聯的民眾和領導人是否還相信這個主義，爭論不休，得不出結論，但是，信也罷，不信也罷，反正獨裁統治者絕對不能讓人討論到涉及到政權的正統原則。」（512頁，《雷蒙·阿隆回憶錄）
雷蒙·阿隆的懊悔非常典型、非常有代表性，我們在最近十年面對的中國，局面幾乎完全相同，然而卻很少有人記取阿隆在八十年代初期寫下的這段懊悔。
阿隆經歷的那一思想混亂時期，一直延續到七十年代初期。六十年代初期後在德國發生的爭論中，一些人，包括當初使用極權主義概念的重要作家阿倫特在內，認為極權主義概念已經過時，已經不能用這個概念稱呼蘇聯等共產黨國家，一些人認為，改革的共產黨國家提供了第三條走向工業化的道路。這場爭論，由於六八年對布拉格之春，七十年代末期對團結工會的鎮壓，由於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所揭示出來的黑暗，才逐漸勢均力敵。
這場爭論，到八九年柏林牆崩潰有了結論。極權主義理論最終得到了經驗的歷史證明，反對這種對共產黨認識的聲音也終於在西方基本上銷聲匿跡。最近十年，由於開始揭示出大量的共產黨政府的檔案材料，更由於九一一事件，儘管共產黨政權在歐洲幾乎已經消失，但是有關極權主義、共產黨問題的各種研究機構和書籍、刊物，在學術和出版領域仍然佔據非常重要的地位。
雷蒙·阿隆雖然沒有活到八九年，但是他的懊悔，對我們如何認識共產黨留下了實實在在的經驗教訓。
二·為什麼說張丹紅們的觀點是自欺欺人的觀點
前車之覆、後車之鑑。儘管八九年已經把這種這一歷史教訓明確地寫在歷史上，但是，對於人類歷史來說，似乎永遠是重複，沒有親身經歷過的民眾和民族，總是要自己交上學費，二次世界大戰幾百萬猶太人的人命，五三年東德、五六年匈牙利，六八年捷克斯洛伐克，八九年中國的天安門，成千上萬的民眾和學生的生命。這種學費的確是太昂貴了！
張丹紅
這個爭論，對於雖然經歷了人類最黑暗的文化大革命，卻沒有經歷過「解凍」時代的中國，由於滯後了一個歷史階段，雖然經歷了八九年，卻仍然在重複那些早已經在歐洲解決了、被留在後面的問題。
張丹紅們的觀點在歷史上曾經是自欺欺人的觀點，曾經欺騙了民眾，欺騙了歷史，現在，儘管在歷史性的變化中水落石出，然而換了一個時空，圍繞中國共產黨問題，居然仍舊在自欺欺人。為此，我們不得不進行一些具體、簡略的對比解析。
1· 張丹紅科隆的對談中指責吳曼楊說，「我覺得您的思想還停留在六十、七十年代，在民主化上，我也看到進步。共產黨不再是老人和花崗岩腦袋當政。共產黨內部現在也有不同派別，有改革派，有左派，也有老的毛分子，所以中國的制度顯而易見地是威權（authoritaer），而不是極權政府，共產黨裡也有民主改革萌芽（reformchen），當然我也還是覺得速度還不夠快。」
在德國收視率相當高的電視二台的訪談節目中，她甚至更乾脆地說，「一切政治改革都需要時間！過去三十年間，中國從中世紀跨越到工業時代。許多西方國家還是帶著體制的有色眼鏡看中國。但是今天中國已經不是共產黨中國了，它的執政黨也不再是革命政黨了。我一直堅持：中國不是前東德！中國不是警察國家，不是每一次接觸、每一個談話都被監控！我們歡迎外國朋友。」
張丹紅在這裡所說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近年來在一些人在世界上為中國共產黨所制造的假象，說他們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共產黨了，說中國共產黨已經變了。
對於這個問題，筆者在前邊之所以簡述了歷史性的教訓，就是因為在歷史上那些個為共產黨辯護的人在每個時刻其實都有類似的言論。
例如，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前後，蘇聯由於對農村實行恐怖的強制徵收政策，而導致糧食大量減產，從而在二十年代初餓死五百二十萬人，只是由於美國的援助才使得兩千五百萬人免於不幸。為此蘇聯也不得不實行「新經濟政策」，新經濟和政策。放鬆的新經濟政策導致二八年蘇聯的穀物產量「到達了一三年以來的最高水平。但是還是不及一九一三年帝俄時代的水平。在俄國以及俄國以外的地方，有許多人認為『新經濟政策』的採用，標誌著俄國已經放棄了了共產主義。有人高談闊論，說俄國發生了『熱月政變』。那就是把『新經濟政策』比作法國大革命時期一七九四年的『熱月政變』。『熱月政變』前後，雅各賓派的領袖丹頓和羅伯斯皮爾相繼失勢，先後被送上斷頭台。然而，這種比擬是不倫不類的。因為一方面，雅各賓派的領袖們是死了，而俄國布爾甚維克黨領袖們卻仍然牢牢地掌握著政權。另一方面布爾甚維克黨人只是把他們的讓步政策當作權宜之計，從而有一個喘息的機會。後來事實證明他們果然如此。」（《共產主義實錄》，57頁）
關於這種情況，我們前面所說的阿隆的懊悔是更為典型的例子。
五十年代後期，斯大林去世以後，或者說所謂「解凍」以後，如前所述，曾經大力推動極權主義概念的阿倫特乾脆在六七年坦率承認，不能夠用極權主義來稱呼蘇聯等共產黨社會了。他們認為東歐國家等正在為走向工業化提供第三條道路。這場爭論在德國尤其激烈。就在那個時期他們就提出，當時東歐的共產黨國家應該稱為「威權國家」，而不應該繼續稱其為極權主義國家了。
張丹紅今天為中國共產黨辯護使用的所有的言辭，幾乎是逐字逐句地重複當時某些人的言論。只不過她的理論修養遠遠不如當時那些持這種觀點的人，進行的只是政治宣傳而已。
這個簡略的歷史對比，不僅說明張丹紅們毫無創新，而且讓人們看到，為共產黨辯護的方法和言辭不過就是如此。它總是在重複。
然而張丹紅們不去看歷史，不接受歷史的教訓更為過甚的是，實際上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當代歷史的政治事件，毫無遮掩地說明中國共產黨仍然是一個典型的傳統的共產黨。我想，八九年用坦克在天安門的血腥鎮壓，張丹紅們當然是不敢否認的。八七年對西藏民眾的血腥鎮壓和五九年的所謂平叛也毫無區別。最近十年，張丹紅所為之辯護的九九年公開化的鎮壓法輪功事件，和歷史上的中共、蘇聯等共產黨國家的對於宗教和民間社團的鎮壓，其強硬態度，使用手法、殘酷程度更是完全一樣，毫無變化。看不到這點，讓人只能說是居心不良啊！
更為甚的是，正當張丹紅們振振有詞地歌頌共產黨政府的時候，她卻居然閉眼不見三月發生的西藏拉薩流血事件，就是一個證明中國共產黨仍然是一個傳統的共產黨的鐵證。
不是吳曼楊先生仍然用冷戰時期的思維來看待中國共產黨，而是張丹紅們仍然在用歷史上的自欺欺人的言辭來為冷戰時期的中國共產黨辯護。今天的中國共產黨不過是沒有能力來像當年蘇聯那樣來製造冷戰了，因為他們經濟上已經不得不完全依賴西方的投資和貿易。然而，這種依賴卻依然有著它傳統的原則，也就是即使在國際事物中，也有張丹紅說的「底線」，那就是一黨專制是不能觸動的。為此也就是第二個問題，中國是不是已經是一個威權國家，而不是共產黨國家，極權國家了？
2·用「威權」來輕描淡寫中國共產黨的極權專制，當然不是張丹紅的發明。如筆者前面所述，五十年代後期後就已經有人提出如此描述當時的、沒了斯大林的東歐共產黨。在中文世界，八十年代以後更是很多對共產黨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感情的人非常喜愛使用的一個概念。
我不知道張丹紅在使用以前，有沒有對這個概念的本身和歷史坐過認真的探究。在歷史上，政治學上描述專制的概念有很多，Despotie（專制）、 Diktator（專政）、Tyrannei（暴君）、autoritaer Regime（獨裁、威權）、Absolutismus（君主專權）、Totalitarismus（極權）。每個概念描述了一種體制、一個歷史現象。馬克思用前兩個概念描述過他思想中的無產階級專政。
極權主義概念之所以在二十年代產生，在五十年代後被廣泛使用，是因為歷史上的概念都無法描述出法西斯、希特勒納粹和共產黨專制的典型特點。細緻的討論讀者現在可以參見筆者的《極權與當代精英》一書，筆者還會陸續推出更為廣泛的討論。
在絕大多數對於共產黨極權社會的研究中，都看到極權主義最根本的特點就是一黨專制，一個國家只要是一黨專制，控制社會的一切，也就是說，這個黨對於軍隊、媒體、思想、社會有著絕對的統治和強硬的底線，就絕對不能夠稱為威權國家。
誰都明白「威權、獨裁」這個詞，和Despotie描述的奴隸制的那種專制，Diktator那種羅馬式的專政的區別，它在當代被一些政治學者用來描述新加坡國家，乃至國民黨那種帶有傳統色彩的專制政體。這樣的專制從來也沒有徹底實行過一黨專制。
一黨制，一元化的對社會的每一個角落的控制，方法是多樣的，無論它是斯大林、毛澤東、波爾布特式的無所不在的控制，還是如時下中國，和歷史上的希特勒第三帝國，對私有制的有限放鬆，以及社會在表面上有了一定的鬆動空間，它都依然是極權主義國家。因為私人權利和財產，對於他們來說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而永遠是一種國家可以隨時收回的信託物。這就是張丹紅一直強調的共產黨的那條「底線」。
事實上，威權和極權的重要的，根本性的區別是很容易看到的。威權專制，對於民間的信仰、家庭等社團組織結構並不感到威脅。而極權，因為它要一統化、一元化地控制社會，就絕對不能夠容忍任何不同的信仰，及團體存在。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為什麼必定要，也一定會鎮壓法輪功的存在的原因，一定要鎮壓、摧毀藏族民眾的文化和信仰的原因。但從這一點還可以說，只要中國共產黨政府堅持對法輪功的鎮壓，它就仍然是典型的共產黨，極權主義的共產黨。
走筆至此，筆者在這裡還想要強調另外一點，那就是中國共產黨，絕對不是中國傳統的產物。在政治學上和現實中，現今的共產黨專制和中國傳統的專制有著根本性的區別。他們的來源、思想基礎，存在形式，都有著根本的不同。中國共產黨是現代化、西化的產物。嚴格說，它是基督教世俗化在近代歷史上的負面結果。
有關這一方面，對比共產黨專制和國民黨專制的區別，我們可以得到更多的啟發和教訓。
無法否認中國共產黨這一現實特徵的張丹紅們的歌頌辯護言辭，由此也更顯露出自欺欺人的一面。
因此可以說，中國共產黨只要不折不扣地堅持一黨專制，稱他為威權主義就是混淆視聽，甚至可以說是別有用心。
3· 張丹紅們說，她在中國生活到八八年，那時候確實很糟糕，也是她離開中國到德國的原因。她說，那時候，她和男朋友出去旅遊，都不能開一個房間。相比之下，中國人現在有了很多的自由，這些都可以了，因此她說，大多數中國人從今天享受著前所未有的自由。要是人們只看到西方媒體的報導，又沒有去過中國，真會以為，中國是一個極其罪惡而糟糕的國家，人權被踐踏，沒有新聞自由，沒有人權。她認為，這是十分片面的。
張丹紅的這種說法，實在是和她生活在德國的身份不符合。因為德國的媒體、電視，曾經不止一次地回憶報導過當年的東德的情況。
五十年代的東德和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國是類似的。就在解凍以後的東德，由於經濟不景氣，以及民眾的不滿，幾乎完全和中國一樣，也在經濟、甚至社會生活的空間進行了一定的放鬆。這個區別不過是五十步還是百步的問題。東德在在經濟上放鬆程度不如中國，但是他們在「性」方面的放鬆卻遠過於中國。他們早就有裸體浴場。就在八月二十七號，德國電視二台又播放了一個有關東西德在「性」問題各自特點的專題回顧文獻片。它告訴人們東德在很多性問題上比西德甚至要開放、自由。可這說明什麼呢？難道和男朋友能夠開房，能夠嫖娼就是自由？
張丹紅們很清楚，在這個問題上共產黨同樣死守著的那條政治底線，那就是不危害他們的權力。我們說共產黨沒有變，也就在這裡。無論是在冷戰時期，傳統的共產黨人，還是實用主義的共產黨人，其首先的考慮就是政權問題。無論他們的方法、策略有什麼不同，也就是無論是黑貓、白貓還是花貓，人權和言論基本的自由是絕對不給任何人的，因為那樣就會危害極權專制。這一點，任何對共產黨社會稍微有一點瞭解的人都很清楚的，前文所述的阿隆這樣記述過，《共產主義實錄》一書描述的斯大林死後蘇聯的情況也是如此：
「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把那個獨裁者所留下來的政治體製做了某些緩和性的改革。但那些基本的政治制度和法令，則沒有改變：一黨專政的統治依然如故，那些無孔不入的祕密警察和書報檢查制度依然如故。不過，蘇聯公民的生活條件卻大為改善了，幾百萬被關在集中營裡的犯人獲釋，恢復了自由。許多被鎮壓的犧牲者獲得平反昭雪，那些冤死者固然得不到什麼，但他們的家屬卻可以免於受累了。允許和外國人做些有限度的交往，有越來越多的外國人獲得入境簽證到蘇聯來，也有越來越多的蘇聯公民出國旅行。外國電台的短波廣播照樣會受到干擾，但並不時時有效，因此，蘇聯廣大人民已經能從國外的廣播中得到關於國外以及蘇聯的比較可靠的信息。」（89-90頁）
如果說，對於大清洗、文化大革命，那種人人自危的專制時期，如《共產主義實錄》所寫的那樣，「當時俄國人有句開玩笑的話倒真能傳神，說是一個正直的蘇聯公民只能像一頭蠢豬那樣活著，不過有誰願意做一頭蠢豬呵。」（73頁）
張丹紅們當然清楚，她所歌頌的最近二十年，所謂開放，並沒有使中國公民真正像讓人那樣自由地、有尊嚴地生活，而是更加像一頭蠢豬那樣的活著。所不同的是一部份豬吃的好一些了，由過去的瘦豬變成了肥豬，甚至可以「開房」有「性」自由了，而人所具有的和動物不同的信仰自由、言論自由，是如以前一樣沒有的。張丹紅反覆宣揚的那個底線，而這個底線說白了，不過還是說吃、性交、說「好話、歌頌」都可以是自由的，異議是不行的。
人類有三個慾望，食慾、性慾、求知慾。前兩個慾望，豬都具備，後一個慾望豬到底如何，還無法證實，可以肯定的是求知慾和人權自由緊密相連。共產黨統治者為了維護專制對於前兩個慾望都可以做充分的「改革」，「開放」，而在第三個慾望上，從有共產黨開始，就設置了嚴格殘酷的張丹紅所說的「紅線」。
任何豬權都可以擴大給予，人權依然是絕對的禁區，這就是現實的中國。中國不過變成了一個大豬圈，你盡可吃，盡可享受，盡可以性交，但是基本的人權，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因為可能危害到統治權，所以這個底線是絕對不允許碰的。底線之外的內容，也就是只要保障豬圈的存在，就可以有彈性，甚至可以實用主義的改變的，如是而已！張丹紅們能夠否認這個事實嗎？
一九四九年開始中國共產黨把屠刀家在中國民眾的脖子上，半個世紀以來中國民眾的自由永遠是屠刀下的自由，張丹紅歌頌不只是蠢豬的生活，而且簡直就是屠刀下的自由，而這個屠刀下的自由，她居然說成是歷史上任何政治力量都沒有共產黨對人權的貢獻做的多。
這種歌頌不僅卑鄙而可恥！就在張丹紅們說這話的時候，身邊堆滿九九年以來法輪功學員的血肉，空氣中還飄蕩著，三月鎮壓藏民的血腥！
4· 張丹紅們對共產黨政府如此，但是對於默克爾總理的態度卻完全是另外一樣。據筆者的友人說，整個《德國之聲》中文部充滿對默克爾的不滿，甚至可以說是痛恨。這種痛恨和不滿，也延伸到他們對德國那些對共產黨有批評性看法的媒體和記者。張丹紅把這種情緒帶到了德國媒體對她的採訪中，毫不掩飾地表露出來。
張丹紅在德國電視二台的討論節目中說，德國有關北京舉辦奧運會問題的辯論充斥著「無知與偏見」。中德雙邊關係本應該是良好的，然而聯邦總理默克爾卻「為一個新的罪惡帝國的幻象提供溫床」。她批評默克爾總理的對抗路線製造了一個「不按牌理出牌的壞小子」的中國形象。……
就是在這個談話節目中，張丹紅談到中國說道，「北京有資格辦奧運！」，對共產黨專制她聲稱，一直堅持中國共產黨不在是東德那樣的共產黨，中國不再是警察國家了。。（見前引述她在德國電視二台談話）
一邊是專制，一邊是民主。
民主社會如何與專制政權對抗，的確有著方法和策略的不同，但是是對抗和抵制，而非維護。張丹紅的態度不只是鮮明的維護，而且在談話中還下意識地流露出他對共產黨的認同，「『我們』歡迎外國朋友」！
是啊，對反抗共產黨暴政的人來說，「共產黨」這三個字，是釘死在恥辱柱上的「壞東西」，他們從來不會把自己和共產黨聯繫在一起，說出「我們」二字。可對張丹紅來說，大約從來沒有這樣的感情。就是在八八年前，她的不滿也不過是和男朋友出去住旅館沒有開房的自由而已！
這感情的不同當然反映到對於德國和德國的政治人物身上。
對於默克爾總理，沒有一個人否認，她和現任德國總統科勒爾是德國歷史上最關注人權問題，最有原則性的政治家之一。張丹紅忘記了，在德國政界、媒體，乃至企業界，對默克爾會見達賴喇嘛，默克爾對人權問題的處理，少數人不同意的只是她的做法，也就是會見的時間、地點、方式是可以討論商議的。沒有一個批評者敢說，默克爾會見達賴喇嘛從根本上錯了，默克爾對中國共產黨政府的基本原則和判斷是錯誤的。
張丹紅身體和感官充分享受了民主社會的物質，可感情和思想卻留給了中國共產黨！
三·我們究竟有哪些根本性的分歧
1.對於基本人權的認識和認同：
我們和張丹紅們的最根本分歧是對於人權問題的認識和認同。儘管張丹紅們在德國生活過二十年，加入德國籍的時候也承認德國憲法的第一條，人權是不可侵犯的最高原則。人和人，任何國家不得以任何藉口侵犯個人的人權。然而，張丹紅在談論中國問題的時候，卻忘記了這一點。難道她下意思地認為中國人是二等公民，是不配享有普世的人權價值的？至於張丹紅說共產黨政府大大改善了中國的人權，就更是一個欺世大謊。
人權是個價值問題，民主是個方法問題。
對於人權問題，也就是價值問題。原則問題，只有承認與否的問題，沒有循序漸進的問題的。
對於民主，也有張丹紅說的那條「線」，只有在人權基礎上民主，才能夠討論採取何種民主制，如何漸進改善。任何損害人權的民主，如所謂民主集中制，如最近中共的所謂地方選舉，差額選舉，無論暫時或者局部實行如何，都不是我們所要的。說到底，我們要的就是「過線」的那個普世人權、自由和民主！
歷史上，共產黨踐踏人權的藉口是隨著歷史和社會的條件的改變而改變的，它曾經以國家利益、民族利益，甚至以黨的利益來損害個人的權利。那個時候，它根本不承認國際人權憲章的原則。在它無從退卻、必須承認國際社會的人權的時候，它又用衣食溫飽來抽掉人權原則的精髓。然而，就是按照共產黨自己所說的這個「人權」，他們依然是歷史上最殘酷的人權踐踏者。因為它不僅曾經以國家、民族的利益為藉口損害過中國民眾最基本的衣食溫飽，而且也以衣食溫飽為藉口踐踏過民族、國家的根本利益。最近半個世紀的中國共產黨政府是中國歷史上，乃至世界史上餓死人最多的政府之一，中國曾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地區之一。
但是，令人遺憾的是移居德國，拿著德國納稅人的錢的張丹紅們在談到中國的人權的時候，居然重複的是共產黨的陳詞濫調。
張丹紅們為共產黨的殘酷鎮壓辯護詞居然是受到鎮壓的人觸犯了共產黨的底線。她當然明白這個底線正是個人是否有人權，國家是否尊重人權的試金石，分水嶺。共產黨正是因為非常明白這一點，所以才絕對不能容忍任何人、任何群體過界。
在界線之內的任何放鬆都不能說明共產黨有任何實質性的改變。半個多世紀共產黨的所謂「解凍」和「改革」說明了這一點。就是為此，「解凍」後發生了匈牙利事件、捷克事件、波蘭團結工會事件，八九年天安門大屠殺，九九年殘酷鎮壓法輪功；五九年，八七年乃至零八年對西藏民眾的血腥屠殺。
如果積極評價「放鬆」的意義，其唯一的意義就是「放鬆」為我們徹底摧毀共產黨的極權主義暴政準備了條件。它讓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時機把繩索套到共產黨的脖子上，為推翻共產黨製造可能。誰如果不是這樣去做，反而歌頌共產黨的改革，誰就是支持共產黨繼續把屠刀和繩索架在民眾的脖子上。
八九年東歐集團能夠崩潰的歷史意義和教訓正在於此。事實上，張丹紅工作的《德國之聲》本來存在的主要意義也正在於此。它建台的宗旨就是宣揚和推動人權和自由的理念。冷戰時期的自由歐洲等電台對於人類追求美好所做過的貢獻永遠記載在人間。同樣，《德國之聲》某些人居然為共產黨社會塗脂抹粉，作為恥辱也會永遠留在歷史上。
人權原則就是在任何時候個人的權利都是不可觸動的。共產黨如果不承認人權是最高的價值，它就永遠是傳統意義，冷戰時期的共產黨。不是吳曼揚用冷戰時的思維來看待中國共產黨，而是張丹紅仍然沿用半個世紀前共產黨的思想來為共產黨辯護！
在此儘管重複，我還是要再次強調，誰若是不利用共產黨的放鬆，推動推翻共產黨，而是歌頌共產黨的改革和放鬆，誰實際上就幫助共產黨鞏固了那條他們堅持的「底線」，也就是鞏固了極權專制！！
2.對於中國傳統文化及價值的認同
沿著共產黨政府的價值觀念，為共產黨政府辯護的張丹紅們的文化觀，對於中國傳統文化及其價值，對於西藏民族文化及其價值的認識也完全是共產黨式的。
張丹紅們認為共產黨對於中國人權的改善，是建立在徹底地對於中國文明和傳統的否定的基礎上的。這個否定是過去共產黨宣傳的結果，是建立在共產黨的一元論的歷史觀和意識形態基礎的產物。
多元文化觀，其價值基礎是前述對個人基本人權的尊崇；其認識論基礎是歷史和社會的發展變化是多元的，而絕非是決定論的。也就是說，它的認識論方法論的基礎是近代科學的描述觀，而非思辨專斷的。
文化是一種生活和追求方式，它沒有好壞之分。每一地區，每一個族群的民眾都有自己獨特的生活和追求特點，這包括著信仰、思維、倫理。基於對每個人的基本權利的尊重，任何其它的群體，包括族群和黨派都無權用強力改變另外一些人的生活方式，強加給別人另外一種文化。
這樣一種文化觀是和馬克思主義的一元論歷史觀，文化觀，完全對立的。馬克思主義認為歷史有一個發展規律，而自己佔有、代表了這個規律，所以有理由摧毀別人的文化信仰，迫使別人走自己的路。
這種文化觀，到了極權主義的共產黨人、鄧小平為代表的實用主義階段，沒有任何改變，同樣認為另外一種生活方式、文化，是隨時可能威脅它們權力的最大泉源。所以對另外一種文化傳統、生活方式的圍剿，任何時候都沒有鬆懈過，而且從來都沒有手軟過。
張丹紅們自己雖然沒有權力的考慮，可是因循了共產黨的思想。他們認為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生活方式——共產黨文化及其生活方式，高於傳統的西藏民眾的生活方式，打碎西藏民眾的生活方式是有理的。所以他們以為花了錢、建設了，就是對人家的文化有貢獻了，就是保存了人家的文化了。事實上這完全是兩回事。你花了錢，可能正是在破壞人家的文化。
試想，如果一個海盜，打進人家的家門，強迫不愛他的人，嫁給他，按照他的生活方式生活。儘管他為此大把花錢，重新裝修人家的家，同時還「委屈」地說，我為你的進步做了很大的貢獻。可是，你能夠承認他嗎？！
這個例子正是一部近代史的寫照。「海盜富裕」並不意味著他的「文」和「化」也是富裕的、唯一的。這個近代史的負面觀念在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那裡走到了登峰造極。
其實仔細思索，更可悲的是，張丹紅們不僅對待西藏，而且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也是如此。她像時下絕大部份共產黨培養出來的知識精英一樣，骨子裡鄙視中國文化，靈魂深處甚至感到生為中國人而自卑。
她認為，共產黨對於中國社會人權的貢獻比任何一個政治力量都大。其原因在於在她腦子裡，中國「封建社會」，餓殍遍野，專制殘暴、人們毫無人權。如果沒有這個歷史圖景，張丹紅是說不出那句話的。然而，這卻是共產黨的彌天大謊。且不說在中國歷史上幾乎大部份時間是物質充足的時代，因為否則的話，中國就不會以他的物質和精神文明享譽於世界了。就說中國的所謂「封建專制」。張丹紅們如果做一個經驗的案例的研究對比，就會發現，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個人、家庭和群體，其享有的權利，自由度，遠遠比共產黨社會要大得多，根本不可同日而語。中國傳統社會的個人的自由度，就是比起同時期的西方來說，也是令在一神論宗教桎梏中的西方人非常羨慕的。
關於這一點，張丹紅們現在也不敢否認，在共產黨取得政權的四九年以前，也就是張丹紅的「中世紀」的中國，人們的自由度和個人人權也遠比共產黨社會要大得多，好的多！
對此沒有研究和思索的張丹紅們能夠睜眼說瞎話，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他們在文化上對中國文化傳統是不認同的，共產黨的文化觀滲透在他們的血液中。
正是這種原因，在張丹紅和吳曼揚的對談中，吳曼揚再三強調中國傳統文化的瑰麗，而張丹紅沒有一句提到於此。事實上她也的確無話可說。
當代自由主義另外一個代表人物，極權主義問題專家達倫道夫，認為共產黨有兩個特點，一是反對近代人權和自由主義，二是反對一切傳統。這個命題也使我們從另一個角度看到，不僅認同人權為最高原則是重要的，文化的認同，對於傳統的認同，對我們中國人來說也是重要的。尤其是對於對抗、抵制極權主義的共產黨，文化認同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方面。那些動輒就罵中國人、中華民族、中國文化傳統的人，實實在在地應該想一想。這樣的思想傾向，在思想史上，應該說是典型的馬克思主義式的。筆者近期將會對此有更為詳盡的、進一步的論述文章。
2.對共產黨的基本判斷和感情
基於上述兩個價值問題、文化歷史問題，我們對共產黨的基本判斷和感情和張丹紅們有根本的不同。
張丹紅事件發生後，一些人奇怪，作為《德國之聲》的編輯張丹紅，和其他編輯相比，近年來還是相比開明的，不迴避和異議人士的接觸和報導，為什麼在現在一下子成立眾矢之的？其原因就在於，張丹紅對共產黨的基本判斷和感情。張丹紅儘管來到民主國家已經二十年，並且為宗旨是推動人權民主價值的電台工作，可她對極權的共產黨的基本判斷和感情不是徹底否定性的。
在德國經歷了一九八九年，柏林牆倒塌的張丹紅，應該注意到，從八十年代開始，德國就在辯論希特勒納粹德國和共產黨是否可以等同的問題。而柏林牆倒塌後，隨著越來越多的有關共產黨社會的檔案資料的解密，《共產主義黑皮書》的出版，有關這個問題的爭論和論述越來越多。張丹紅們不會沒有注意到，在西方，即便是那些認為還不能把共產黨和希特勒納粹完全等同的人，對共產黨也是基本否定的。已經沒有人敢於公開為共產黨唱讚歌了。
在上個世紀中期以前的歷史，確實有一些知識份子由於這樣或者那樣的原因曾經暫時被共產黨社會矇蔽，不願意看到共產黨社會的黑暗，但是歷史揭示，所有有良知的知識份子和個人，所有智力上沒有問題的知識份子和個人，很快就會對此作出反省，並且走出這個怪圈。凱斯勒、紀德、塞羅納是一類例子，而雷蒙·阿隆的懊悔則是另外一類例子。
在德國生活了二十年的張丹紅們，以及她那些編輯同仁們，在本來能夠回到大陸，而選擇留在德國，本身就說明他們對共產黨社會根本上是不信任的。
張丹紅在任何一個談話中都不否認共產黨的那條底線，這說明她當然非常清楚共產黨的那個專制的硬核。然而本來應該進攻專制硬核的張丹紅，卻來攻擊進攻這個硬核的人，這就說明，在最根本的感情和判斷上，張丹紅並沒有轉到民主社會這方面來。正是由於這個沒有轉變，生活在民主社會中的張丹紅，在奧運會前就不自覺地承擔了中國政府在德國的「第五縱隊」的任務。
4·認識論和方法論問題
我們和張丹紅們，以及《德國之聲》編輯們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也有著根本的分歧。不是吳曼揚談論問題用冷戰時期的思想，而是張丹紅們談論問題的時候還在用冷戰時期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式的宣傳方法。這種方法不是分析的、描述的，而是一種教條獨斷式的。它除了反映在那種武斷的價值上對於人權問題、文化問題的判斷外。還表現在談論問題的方法上。
A·張丹紅們談論問題的方法是整體性的論斷，而既非作為記者的具體、個體的描述，也非學者的具體個體的分析的、經驗的方法。
整體論的方法是共產黨思想文化的一個典型的特點。早在半個多世紀以前，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和自由主義思想家雷蒙·阿隆就已經具體深入地分析過。筆者在此不再贅述這些理論分析。
張丹紅在對談中、採訪中經常籠統地說，中國大多數人如何。這是個典型的共產黨社會的習慣性說法。但是生活在自由社會中的張丹紅這樣說的時候，應該思索這個說法是從何而來的。因為第一張丹紅們並沒有調查、統計的數據。第二就是有這種數據，人們應該看到在極權社會，被調查的人是不敢表述出自己的觀點的。除非這種調查有保證被調查人不受到迫害的前提。否則的話，任何這種調查數據，都並不能直接地說明問題。第三，由於極權社會和一般社會的不同，那裡缺乏諮詢和全面教育的人的看法和觀點，也是值得分析的。例如三六年的德國、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中國，民意調查都只是說明了社會的另外一個問題，而不能夠說明希特勒、共產黨受到民眾的擁護。
至於當張丹紅在侃侃而談地為中國政府辯護的時候，她當然非常清楚，時下中國人在下面謾罵、詛咒共產黨的，幾乎是無處不在。她當然也知道，成千上萬的法輪功學員、異議人士、少數民族遭受到共產黨的迫害。
張丹紅整體性的論斷式的談論，還表現在她對於共產黨對中國所謂人權貢獻的陳述、對西藏問題的陳述，都是從天而降的武斷的命題，而非客觀地在探討問題、分析問題。一個正常社會的記者，或者學者談論問題應該是描述的、就事論事的，而非一種宣傳煽動性的。而張丹紅的談話，卻大都是角色混亂，經常下意識地用中國共產黨官員的口吻談話。
B·如上所述，在幾乎所有的張丹紅談話中，張丹紅對於概念、語言的使用都既不是西方記者式的，也沒有遵守學術規範。在這裡，除了對於把具體的民眾和人民概念的混亂使用外，另外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前面所述的，她不加分析地對於威權和極權的使用，她說現在中國共產黨社會已經不是極權專制社會，而是威權社會。張丹紅當然明白，在柏林牆倒塌十八年有的今天，如果不是別有用心的宣傳，那就應該是在做出細緻的概念分析的時候，才能做出這種命題，或者說給出哪個學者，曾經通過哪些研究做出了這個結論。因為對於共產黨極權問題的研究和結論，現在幾乎已經是一個公理，任何要想推翻這個公理的說法，如果沒有分析研究的基礎，人們只能以為這是改變是出於政治目的，而不是對問題的探討。
在這裡筆者還要強調的是，張丹紅們當然也清楚，這樣一種提法的改變，對於中國成千上萬的被鎮壓者，意味著什麼！這意味著，世界對中共的監督將會放鬆，中共可能更為放肆地鎮壓。這意味著生命和流血！
至於張丹紅說，法輪功只要不問政治，是允許修煉的，那更可以說是卑鄙的謊言。因為張丹紅們自己應該是非常清楚的，那些躲在家裡，關緊門窗偷偷修煉的人，只要被單位和政府知道還是非常危險的。而沒有公開、以及堅持信仰的自由，這不正是人權被殘害最明確直接的證據嗎！
這種對法輪功的鎮壓其實也影響著國際社會和德國社會。就是在德國，哪個和中國有關係的單位或者企業，敢於涉及法輪功問題呢？法輪功是一種非常好的健身方法，可是如今中醫、氣功越來越流行的德國。哪一個和中國有聯繫的醫院和康復單位敢於嘗試法輪功呢？所以，張丹紅的謊言是欺騙德國社會的，是表現給中共看的，是說給德國那些實用主義、綏靖的政客們聽的。
至於張丹紅在談話中經常把中國和中國共產黨政府，把反華和反共這些概念混為一談，她當然知道只有在共產黨政府的宣傳中才這樣作。在西方生活多年的張丹紅們當然也知道，西方媒體、學界對於中國問題的批評，從來是針對共產黨政府，從來沒有針對過中國！而偶然有因為氣憤說錯話的人，在西方社會立即會受到巨大的壓力，馬上要出來糾正。
C·一元論社會觀和多元文化論的根本區別：
來源於早期基督教文化的一元論的社會、政治思想，經過了文藝復興和啟蒙以後，通過兩方面的探索走向多元論。其一是，近代嚴密科學的產生帶來了科學的經驗主義唯理論的認識論的探索，帶來多元論認識論方法論的基礎；其二是通過政教分離、宗教退出給社會發展帶來了歷史性的根本變化，確立了多元文化觀。在這樣兩個變化的基礎上產生的多元認識論和文化歷史觀，是完全和馬克思主義那種一元史觀對立的。這種研究思考問題的方法目前已經是國際社會學術界、輿論界的主流。所謂意識形態時代的結束也是基於這種發展傾向提出的。
然而在這個問題上，張丹紅們提出問題和談論問題的方法甚至可以說不僅是意識形態式的，而且簡直就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冷戰之前的僵硬的方法和語言概念。
這典型地反映在她下意識地對中國歷史傳統，對西藏文化傳統的看法上。在她關於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的所謂「人權」貢獻，所謂經濟帶來的文化社會貢獻看法中，看不到中國共產黨政府對中國傳統社會人的殘害，對西藏文化的徹底毀滅，從認識論上可以歸結於那種建立在一元論基礎上的所謂社會「進步」觀。事實上，張丹紅如果真的接受了目前世界已經普遍接受的多元文化觀，她立即就能夠看到共產黨早在毀滅西藏傳統之前，同時一直在毀滅著中國傳統。這個毀滅並且一直到現在還在進行。
中國共產黨的一元論，不僅把中國民眾送進了人權的地獄，而且也徹底摧毀了中國的文化傳統。中國共產黨人，各層幹部也「沒有一個人」具有中國傳統的士大夫情操！因為任何具有這種情操的人根本就無法在共產黨的隊列中、共產黨社會中存活一天。而這就是張丹紅所說的中國共產黨對中國「人權」所做的巨大的歷史性的 「貢獻」！
D·哈維爾說，極權的共產黨社會是建立在謊言的基礎上的，當每個人「為真實而生活」，這個社會就會不攻自垮。
在分析張丹紅們談論問題的方法的時候，筆者最後不得不遺憾地還要說的是，張丹紅的言論，已經成為研究極權主義社會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案例，她的每一個論點都是一個典型的極權主義社會的謊言。張丹紅們不但仍然生活在謊言中，而且在傳播謊言。
此外張丹紅在西方媒體上的談話態度，是一種極其不嚴肅的、詭辯式的，某些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是別有用心的。例如，她在和吳曼揚先生的對談中，當吳曼揚先生不同意她說的只要法輪功不問政治，在中國不會受到鎮壓，提出你跟我到天安門廣場只作一個法輪功功法的動作試試看，張丹紅立即回應說，你是說打出標語來嗎？這種回應可說是別有用心地裝傻！因為張丹紅心裡非常清楚吳曼揚說的是什麼，中國發生了什麼！
事實上，當張丹紅們歌頌中國共產黨極權專制，已經變成威權專制的時候，當她說中國共產黨對於中國的人權做了巨大貢獻的時候，她非常清楚共產黨是個什麼東西。她絕對不敢說，中國共產黨已經放棄了列寧的所承認的信條，也就是，共產黨人「遇有必要……必須使盡各種解數：狡詐、不擇手段、保密、掩蓋事實真相。」（列寧全集，41卷，38頁）
綜上所述，可以毫不為過地說，張丹紅所有的言論說明，張丹紅使用的正是中國共產黨從來沒有改變放棄的，冷戰時期就存在的那套思維和方法！
四·張丹紅們將釀成的殘酷歷史後果
歷史真的是驚人的相似！無論為統治者的暴行辯護的，還是揭露統治者暴行的，其語言、分析竟然是如此相似！儘管歷史一再給出答案。
作者仲維光
歷史告訴我們，對專制的綏靖人們將會為此付出更大的代價。一次大戰產生了世界上第一個極權國家，張伯倫對希特勒的綏靖使得世界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綏靖使得共產黨肆無忌憚那地鎮壓了五三年東柏林工人起義，五六年匈牙利的反抗，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但是柏林的空中橋樑、查理邊防檢查站上坦克的對峙，不僅沒有帶來戰爭，而且最終導致八九年東歐集團不敢再開槍鎮壓手無寸鐵的民眾，從而使得世界對極權專制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東歐的和平革命與台灣的順利轉型，的確使得中國民眾也看到和平地走向民主的可能。然而人們忘了任何統治者能夠和平地交出政權，都是因為他們的脖子上已經被民眾繫上了繩索，否則他們不會輕易地放棄用暴力來維持政權的。這一點，對於人類歷史上最無人性的共產黨政權尤其如此。
靠歌頌和順從，只會助長統治者們使用暴力的決心。中國八十年代的歷史，八九年天安門的血腥鎮壓為我們展示的就是這樣一個歷史教訓。鄧小平不是在八九年手上才沾滿鮮血的。正是那些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看不到那些鮮血，歌頌鄧小平開明的人，助長了鄧小平的屠夫性格。正是「歌頌」，使他能夠說出，「殺他個二十萬，安定二十年」，並且用沾滿鮮血的手再次在天安門廣場放肆地屠殺！
現在，中國共產黨政府仍然在用盡一切辦法地試圖延長專制的壽命。為此，我們可以說，那些為了個人利益充當共產黨第五縱隊，吹鼓手的張丹紅們很可能給歷史帶來實質性的惡劣結果：也就是中國可能在走向民主化的路上無法避免暴力！它的原因除了因為教條的胡錦濤等中國的共產黨領導人仍然陳守於傳統的共產黨的思維框架，迷信暴力外，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所有這些綏靖的聲音、美化的謊言很可能使胡錦濤們如鄧小平一樣誤判形勢、再次變相鼓勵了共產黨政府堅持暴政的賭徒心理。為此，在未來的流血發生以前，現在我們要明確地告訴這些人，為虎作倀的劣跡不僅會被記載下來，而且以後一定會被正義審判！
共產黨歷史上和未來的肆無忌憚的暴力行動，和大大小小的張丹紅們的歌頌是分不開的！
對於專制統治者的綏靖，自由主義者阿隆們曾經感到的內疚，這個懊悔，我以為，對於《德國之聲》這個民主社會的窗口，實在是一面不可多得的鏡子！
我願《德國之聲》中文部，從現在開始，就來反省、思索自己究竟為歷史、為受專制迫害的民眾做了些什麼！
2008-9-18德國埃森
－－轉自《新世紀新聞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