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亞洲先生在最近的一篇文章裡，講了一個發生在歐洲的真實故事：大約是在匈牙利，一個年輕的礦工即將要和心上人舉行婚禮，婚禮前最後一次下井，卻發生了塌方，礦工永遠沒有回來。他的未婚妻不相信她的愛人會就此離她而去，苦苦等了70年。沒想到礦主在重新整理礦井時，在坑道深處的一汪積水中發現了一具男屍。經鑑定，正是70年前被埋在井裡的新郎。由於坑道裡沒有空氣，又常年浸泡在富含礦物質的水中，年輕的礦工仍如70年前一般英俊。但這時的新娘子已成了白髮蒼蒼的老嫗。她撲在心愛的人身上痛哭一場，隨後，做出了一個出人意料的決定：繼續與愛人完成他們沒有完成的婚禮，婚禮與葬禮同時舉行。那一幕真是動人，匈牙利的街頭成了眼淚的海洋：80多歲的新娘子一身盛裝，潔白如雪。她的愛人，今天的死者，依然那麼年輕、安靜，閉著眼睛躺在一輛馬車上，靜靜地駛向墓地。過往的行人，街道兩旁的市民都被這一幕所感動，家家焚燭，戶戶路祭，為這一對新人含淚送別。
看完這個故事，我問了自己兩個問題：第一，這故事好不好？回答是，好。它本質上的獨一無二和不可預測使得這個故事既有原創性又有神祕性，每一個情節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第二，這個故事既然這樣好，它能不能發生在我們國家？回答是，不可能。因為它所攜帶的生命理念、行為方式與我們習見的生活氛圍、時代場景格格不入。我們甚至說不上這個故事有哪一點「不對」，但就是覺得它不可能出現在我們的生活中。
既然不可能，那我們索性就設想一下：假如這個新娘子是中國人，她的未婚夫在一次礦難中不幸喪生，她按國家規定的標準得到了賠償，然後靜靜地坐在家裡，準備為心上人終生守節。這時，她的父母以及父母的父母聲淚俱下勸她「改嫁」，暗地裡已託人說媒，單位開始有人指指戳戳，領導不時地來關心她的「個人問題」，街道辦事處的老大媽輪番登門，甚至在她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就帶來男人讓她「面談」。最後，她終於選擇了投降。也就是說，在中國這樣的女人根本不可能等70年。即使她有心要等，「人民」也不答應。為了我們的想像能夠進行下去，現在，我們假設這個女人等了70年，最後等來了礦務當局的一紙通知，說在井下發現一具無名男屍，讓她前來認領。稍有中國社會生活經驗的人都知道，這實際上也是為了行文的方便，因為這樣的事情很難出現在現實生活中。對老闆來說，發現一具70年前的礦工屍體，而且他已按標準給了補償，現在再通知家屬無異於自找麻煩。但就算老闆是個大善人，優秀企業家，他通知了礦工的未婚妻，這具屍體就是她70年前的心上人。現在她向政府部門申請結婚，並說明她要將婚禮與葬禮同時舉行。這時，麻煩就大了。首先是婚姻登記機關找不到相關的法律來為他們登記還是不登記，但內心一股「自動力量」告訴辦事員，這不能登記；否則，領導的面子上不好看。單位領導在第一時間受命「做工作」，以社會穩定的大局相勸，最後以職稱和獎金相威脅。街道辦事處動員了她幾乎所有的親戚，勸她放棄這「古怪」的念頭。而且所有勸說的人都是笑容可掬，所有的話都是躲躲閃閃，所有的臉都是半明半暗，所有的心都是一心為善。但這個女人一意孤行，決心要將婚禮與葬禮進行到底。而奇怪的是，婚禮舉辦的當天，她根本租不到馬車，也買不到花圈，即使好不容易弄來一輛破車，也無濟於事，因為在馬車將要通過的所有路口，都插上了「正在施工，禁止通行」的牌子。就這樣，一個美好動人的故事在我們的生活中消失了，永遠地消失了。
這樣的一個故事消失，對我們的生活有什麼影響？有人會問。我的回答是，不會有什麼影響。米價不會上漲，醬油店照樣開門。人們白天上班照樣遵守交通規則，晚上做愛也還會考慮計劃生育政策。但社會生活是一個巨大的、複雜的生態系統，其中每一件「事」和另一件「事」都被一雙看不見的手擰結成一個相互依存的「食物鏈」。任何一個按照自然力量生長起來的故事的缺失都是對整個生活形態的破壞，就像一朵雲彩被風吹散以後必然會對整片雲霞構成影響一樣，我們永遠無法想像，這樣一個故事的消失會對整個故事所在的結構發生多大傷害，就像我們永遠無法預測，這樣一個故事產生以後會對多少人的心靈產生震盪，這些震盪過的心靈又會萌生、觸碰出多少生命的火花一樣。況且我們消失的不只是這樣一個故事，我們每時每刻都在成系統地、有計劃地阻遏或改編成千上萬的這樣的好故事。多到難以計數的主人公，我們自己的礦工、礦工的未婚妻，被匿名在了生活的背後。歷史就這樣成了一堆枯燥無味的大事記，成了權勢者的歷史。
在我們的國家，有時給人這樣一種印象：時間彷彿停滯不前。在我們每天必須面對的時間之流裡沒有「故事」附著在上面，時間成了一本晝夜交替的日曆。人們從一個無聊的節日過度到另一個無聊的節日，而在兩個無聊的節日之間充斥著大量的更無聊的「日子」，這「日子」沒有先後，沒有上下，人們彷彿回到了盤古開天闢地之前。但時間是可以征服的嗎？誰能阻止它如永生般的順流延續？簡單地說，它不隨人間任何極權者的意志為轉移，倒常會轉移極權者的意志。具體到現在，後工業時代的消費狂潮使得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辦法成為一塊自外於世界的飛地。代替「你吃了沒」的古老唱喏，在我們國家，人們的見面問候變成了「最近忙什麼」？一般情況下，我總是按禮從俗地回答：「沒忙什麼」，但回答得多了，我有時會憤怒地問自己：為什麼我總要「去忙」或「被忙」？一個我所認識的川劇演員，每當人們問她「最近做什麼」時，她總是朗聲回答「沒做什麼，只做愛」，這可以看作是對這種「為做而做」的反動。也就是說，在我看來，「忙什麼」比「忙」更重要，事件的數量小於事件的意義。而在所有原創的動力都消失以後，人們恰好是用事件的數量來填充意義缺失之後的虛無黑洞的。政客用官級的高低來看待事業的成敗，商人用資產的多少來衡量成就的大小，學者用著作的數量來判別學問的高低，甚至強姦犯、流氓、暴發戶、腐敗官員也用包養情人的數目來顯示魅力的有無，所有的人都把自己降到了馬鈴薯和蜜蜂的水準上。
但生活本身並不會屈從於任何一個巨型組織或領袖。從長遠來看，一個小故事可以打敗一個帝國的君王。表面上看，極權主義和它的官僚體系把生活變成了各種「計劃內事情」的簡單疊加，即使偶有變化，也都是物理變化，而不是化學變化。時間完全被國有化了。當局至少在形式上安排好了所有子民從出生到死亡的一切活動。不，甚至在出生之前，當局就通過戶籍制度安排好了懷中胎兒的前程和命運，以後的入學、就業、結婚、葬埋更是事無鉅細，有條不紊，甚至連發放避孕套這樣的小事當局也要親自過問。東方的極權主義領袖毛澤東，曾在1973年12月的一次計劃生育工作會上，專門指示它的官僚機構：「避孕藥物和避孕工具不要錢還不行，還要送貨上門，不然群眾不好意思去拿。」可謂用心良苦。但生活結構的紛繁複雜，人性之流的曲徑通幽超出了任何一個計劃單元的理性能力。從長遠來看，整個社會不可遏止的利益和要求才是決定歷史的動力。人性本身反抗虛無，反抗壓抑，反抗一切與官僚主義秩序相匹配的整齊劃一，最終必然要將生活拉回到它本然的自組織結構中。不過，當它積聚起自己的力量掀開長期覆蓋在它身上的偽歷史包裝時，生活發生的就再也不是故事，而是事故。
官方的統計數字顯示，中國每年大約有10萬人死於各種安全事故。相當於每年有66艘「泰坦尼克號」沉沒，30起「9•11」爆炸事件，每兩年一次唐山大地震，每三年一次南京大屠殺，每一年發動256場海灣戰爭。
從本質上講，沒有故事發生的地方，必然有事故發生，而且經驗一遍又一遍地告訴我們，在官方的日曆上故事被刪除得越徹底、越乾淨的地方，事故突然侵入的程度和深度便愈為嚴重。而且最令當局惱火的是，所有事故發生的途徑沒有一條是計劃內的。
由於長期對生活實行宵禁，當局也使自己變成了一個無所事事的值更人。從長遠來看，一個有機體一旦脫離實際的生存太遠，就必然要走向自己的反面：喪失對紛繁複雜又變化不居的生活的應變能力。就像動物園中的老虎鬥不過雄雞一樣，任何突如其來的變故都超出了計劃者的想像。大致說來，每當一個重大事故襲來時，我們習見的應對方式不外乎以下幾種：1，封鎖現場，掩蓋真相；2，領導高度重視，成立事故領導小組，自任組長；3，停業整頓，展開百日安全大檢查；4，表彰先進，獎勵搶險英雄，懲罰責任人（象徵性地）。儘管這樣，死亡的氣息還是像涓涓的細流從陳屍所或屍體被掩埋的地方傳來。這時，連頭腦最簡單的公民都知道，領導的事後重視，即使再「高度」也不過是「作秀」而已。亡羊補牢不如未雨綢繆，可計劃當局缺乏的恰恰是與生活進行實質性的事前溝通能力。
民主的、開放的社會不是不存在事故，而是事故發生以後他們不會單純依靠「領導的高度重視」，民間的各種救援組織會立即投入到處理善後中。他們的總統也不會摟著遇難者的老婆痛哭流涕，因為怕人家告他性騷擾。事故就這樣被故事充滿。一個「9•11」湧現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蹟，恐怕永遠說不完。與極權社會不同，民主社會也不敢「封鎖現場，掩蓋真相」。高度自由的媒體迫使行政當局，必須回答由輿論機關提交給他們的所有問題；否則，就必須到法院去回答。他們不會假裝什麼也沒有發生過。他們不會像極權社會的領袖一樣，努力讓生活和自己保持一致，而是自己努力和生活保持一致。
故事是人類認識自身以及生活的基本手段之一，而極權社會的言論控制則堵死了人類從外部觀察自身的最佳通道。人們反思自己以及所處的社會主要通過小道消息和直接經驗。這樣，大部分的來自生活深處的隱患就得不到關注，只有等到釀成了大禍，官員們才飛奔現場，假裝悲痛，胡亂指揮一番。而在民主社會，開放的言論保證了這個手段的暢通無阻。各種精彩絕倫、奇絕駭人的故事一覽無餘地向公眾呈現。這些呈現出來的搖曳多姿的故事必然會尋找在氣質、態度、個性方面與自己有「同構效應」的代理人，不同性質的代理人也通過媒體尋找在情節、邏輯等方面與自己投合的好故事。這樣，故事與故事、代理人與代理人之間，通過一種自然生發的遊戲規則展開各種各樣的博弈。博弈的結果是，生活本身的自我調整、自我修復功能得到了加強，故事與故事、代理人與代理人之間的離合、對接成了社會最好的減壓器，功效之大遠勝過十萬道童的祈禳消災。
即便是這樣，不幸和悲慘的事情還是會隨時發生，但發生的機率、處理的能力已經大大不同。與民主社會天災多於人禍相比，極權社會不會有單純的天災，即使是純粹的自然災害，也會因救援不力、行動遲滯和貪汙腐敗演繹成巨大的人禍。簡單地說，民主社會通過開放生活把事故變成了故事，極權社會通過否定生活把故事變成了事故。
2005年8月14日酷暑中作於長安
（作者博客）
看完這個故事，我問了自己兩個問題：第一，這故事好不好？回答是，好。它本質上的獨一無二和不可預測使得這個故事既有原創性又有神祕性，每一個情節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第二，這個故事既然這樣好，它能不能發生在我們國家？回答是，不可能。因為它所攜帶的生命理念、行為方式與我們習見的生活氛圍、時代場景格格不入。我們甚至說不上這個故事有哪一點「不對」，但就是覺得它不可能出現在我們的生活中。
既然不可能，那我們索性就設想一下：假如這個新娘子是中國人，她的未婚夫在一次礦難中不幸喪生，她按國家規定的標準得到了賠償，然後靜靜地坐在家裡，準備為心上人終生守節。這時，她的父母以及父母的父母聲淚俱下勸她「改嫁」，暗地裡已託人說媒，單位開始有人指指戳戳，領導不時地來關心她的「個人問題」，街道辦事處的老大媽輪番登門，甚至在她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就帶來男人讓她「面談」。最後，她終於選擇了投降。也就是說，在中國這樣的女人根本不可能等70年。即使她有心要等，「人民」也不答應。為了我們的想像能夠進行下去，現在，我們假設這個女人等了70年，最後等來了礦務當局的一紙通知，說在井下發現一具無名男屍，讓她前來認領。稍有中國社會生活經驗的人都知道，這實際上也是為了行文的方便，因為這樣的事情很難出現在現實生活中。對老闆來說，發現一具70年前的礦工屍體，而且他已按標準給了補償，現在再通知家屬無異於自找麻煩。但就算老闆是個大善人，優秀企業家，他通知了礦工的未婚妻，這具屍體就是她70年前的心上人。現在她向政府部門申請結婚，並說明她要將婚禮與葬禮同時舉行。這時，麻煩就大了。首先是婚姻登記機關找不到相關的法律來為他們登記還是不登記，但內心一股「自動力量」告訴辦事員，這不能登記；否則，領導的面子上不好看。單位領導在第一時間受命「做工作」，以社會穩定的大局相勸，最後以職稱和獎金相威脅。街道辦事處動員了她幾乎所有的親戚，勸她放棄這「古怪」的念頭。而且所有勸說的人都是笑容可掬，所有的話都是躲躲閃閃，所有的臉都是半明半暗，所有的心都是一心為善。但這個女人一意孤行，決心要將婚禮與葬禮進行到底。而奇怪的是，婚禮舉辦的當天，她根本租不到馬車，也買不到花圈，即使好不容易弄來一輛破車，也無濟於事，因為在馬車將要通過的所有路口，都插上了「正在施工，禁止通行」的牌子。就這樣，一個美好動人的故事在我們的生活中消失了，永遠地消失了。
這樣的一個故事消失，對我們的生活有什麼影響？有人會問。我的回答是，不會有什麼影響。米價不會上漲，醬油店照樣開門。人們白天上班照樣遵守交通規則，晚上做愛也還會考慮計劃生育政策。但社會生活是一個巨大的、複雜的生態系統，其中每一件「事」和另一件「事」都被一雙看不見的手擰結成一個相互依存的「食物鏈」。任何一個按照自然力量生長起來的故事的缺失都是對整個生活形態的破壞，就像一朵雲彩被風吹散以後必然會對整片雲霞構成影響一樣，我們永遠無法想像，這樣一個故事的消失會對整個故事所在的結構發生多大傷害，就像我們永遠無法預測，這樣一個故事產生以後會對多少人的心靈產生震盪，這些震盪過的心靈又會萌生、觸碰出多少生命的火花一樣。況且我們消失的不只是這樣一個故事，我們每時每刻都在成系統地、有計劃地阻遏或改編成千上萬的這樣的好故事。多到難以計數的主人公，我們自己的礦工、礦工的未婚妻，被匿名在了生活的背後。歷史就這樣成了一堆枯燥無味的大事記，成了權勢者的歷史。
在我們的國家，有時給人這樣一種印象：時間彷彿停滯不前。在我們每天必須面對的時間之流裡沒有「故事」附著在上面，時間成了一本晝夜交替的日曆。人們從一個無聊的節日過度到另一個無聊的節日，而在兩個無聊的節日之間充斥著大量的更無聊的「日子」，這「日子」沒有先後，沒有上下，人們彷彿回到了盤古開天闢地之前。但時間是可以征服的嗎？誰能阻止它如永生般的順流延續？簡單地說，它不隨人間任何極權者的意志為轉移，倒常會轉移極權者的意志。具體到現在，後工業時代的消費狂潮使得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辦法成為一塊自外於世界的飛地。代替「你吃了沒」的古老唱喏，在我們國家，人們的見面問候變成了「最近忙什麼」？一般情況下，我總是按禮從俗地回答：「沒忙什麼」，但回答得多了，我有時會憤怒地問自己：為什麼我總要「去忙」或「被忙」？一個我所認識的川劇演員，每當人們問她「最近做什麼」時，她總是朗聲回答「沒做什麼，只做愛」，這可以看作是對這種「為做而做」的反動。也就是說，在我看來，「忙什麼」比「忙」更重要，事件的數量小於事件的意義。而在所有原創的動力都消失以後，人們恰好是用事件的數量來填充意義缺失之後的虛無黑洞的。政客用官級的高低來看待事業的成敗，商人用資產的多少來衡量成就的大小，學者用著作的數量來判別學問的高低，甚至強姦犯、流氓、暴發戶、腐敗官員也用包養情人的數目來顯示魅力的有無，所有的人都把自己降到了馬鈴薯和蜜蜂的水準上。
但生活本身並不會屈從於任何一個巨型組織或領袖。從長遠來看，一個小故事可以打敗一個帝國的君王。表面上看，極權主義和它的官僚體系把生活變成了各種「計劃內事情」的簡單疊加，即使偶有變化，也都是物理變化，而不是化學變化。時間完全被國有化了。當局至少在形式上安排好了所有子民從出生到死亡的一切活動。不，甚至在出生之前，當局就通過戶籍制度安排好了懷中胎兒的前程和命運，以後的入學、就業、結婚、葬埋更是事無鉅細，有條不紊，甚至連發放避孕套這樣的小事當局也要親自過問。東方的極權主義領袖毛澤東，曾在1973年12月的一次計劃生育工作會上，專門指示它的官僚機構：「避孕藥物和避孕工具不要錢還不行，還要送貨上門，不然群眾不好意思去拿。」可謂用心良苦。但生活結構的紛繁複雜，人性之流的曲徑通幽超出了任何一個計劃單元的理性能力。從長遠來看，整個社會不可遏止的利益和要求才是決定歷史的動力。人性本身反抗虛無，反抗壓抑，反抗一切與官僚主義秩序相匹配的整齊劃一，最終必然要將生活拉回到它本然的自組織結構中。不過，當它積聚起自己的力量掀開長期覆蓋在它身上的偽歷史包裝時，生活發生的就再也不是故事，而是事故。
官方的統計數字顯示，中國每年大約有10萬人死於各種安全事故。相當於每年有66艘「泰坦尼克號」沉沒，30起「9•11」爆炸事件，每兩年一次唐山大地震，每三年一次南京大屠殺，每一年發動256場海灣戰爭。
從本質上講，沒有故事發生的地方，必然有事故發生，而且經驗一遍又一遍地告訴我們，在官方的日曆上故事被刪除得越徹底、越乾淨的地方，事故突然侵入的程度和深度便愈為嚴重。而且最令當局惱火的是，所有事故發生的途徑沒有一條是計劃內的。
由於長期對生活實行宵禁，當局也使自己變成了一個無所事事的值更人。從長遠來看，一個有機體一旦脫離實際的生存太遠，就必然要走向自己的反面：喪失對紛繁複雜又變化不居的生活的應變能力。就像動物園中的老虎鬥不過雄雞一樣，任何突如其來的變故都超出了計劃者的想像。大致說來，每當一個重大事故襲來時，我們習見的應對方式不外乎以下幾種：1，封鎖現場，掩蓋真相；2，領導高度重視，成立事故領導小組，自任組長；3，停業整頓，展開百日安全大檢查；4，表彰先進，獎勵搶險英雄，懲罰責任人（象徵性地）。儘管這樣，死亡的氣息還是像涓涓的細流從陳屍所或屍體被掩埋的地方傳來。這時，連頭腦最簡單的公民都知道，領導的事後重視，即使再「高度」也不過是「作秀」而已。亡羊補牢不如未雨綢繆，可計劃當局缺乏的恰恰是與生活進行實質性的事前溝通能力。
民主的、開放的社會不是不存在事故，而是事故發生以後他們不會單純依靠「領導的高度重視」，民間的各種救援組織會立即投入到處理善後中。他們的總統也不會摟著遇難者的老婆痛哭流涕，因為怕人家告他性騷擾。事故就這樣被故事充滿。一個「9•11」湧現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蹟，恐怕永遠說不完。與極權社會不同，民主社會也不敢「封鎖現場，掩蓋真相」。高度自由的媒體迫使行政當局，必須回答由輿論機關提交給他們的所有問題；否則，就必須到法院去回答。他們不會假裝什麼也沒有發生過。他們不會像極權社會的領袖一樣，努力讓生活和自己保持一致，而是自己努力和生活保持一致。
故事是人類認識自身以及生活的基本手段之一，而極權社會的言論控制則堵死了人類從外部觀察自身的最佳通道。人們反思自己以及所處的社會主要通過小道消息和直接經驗。這樣，大部分的來自生活深處的隱患就得不到關注，只有等到釀成了大禍，官員們才飛奔現場，假裝悲痛，胡亂指揮一番。而在民主社會，開放的言論保證了這個手段的暢通無阻。各種精彩絕倫、奇絕駭人的故事一覽無餘地向公眾呈現。這些呈現出來的搖曳多姿的故事必然會尋找在氣質、態度、個性方面與自己有「同構效應」的代理人，不同性質的代理人也通過媒體尋找在情節、邏輯等方面與自己投合的好故事。這樣，故事與故事、代理人與代理人之間，通過一種自然生發的遊戲規則展開各種各樣的博弈。博弈的結果是，生活本身的自我調整、自我修復功能得到了加強，故事與故事、代理人與代理人之間的離合、對接成了社會最好的減壓器，功效之大遠勝過十萬道童的祈禳消災。
即便是這樣，不幸和悲慘的事情還是會隨時發生，但發生的機率、處理的能力已經大大不同。與民主社會天災多於人禍相比，極權社會不會有單純的天災，即使是純粹的自然災害，也會因救援不力、行動遲滯和貪汙腐敗演繹成巨大的人禍。簡單地說，民主社會通過開放生活把事故變成了故事，極權社會通過否定生活把故事變成了事故。
2005年8月14日酷暑中作於長安
（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