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運會確實裝點了北京極權主義的黃昏，世界的目光都被鳥巢吸引，鳥巢之外的中國被暫時忽略了，一場體育盛會發揮了最大的政治極限，此刻，鳥巢就是全部，鳥巢裹脅了整個中國。當然，即使沒有這個鳥巢，十幾億人也不過是籠中之鳥，無法展開自己的翅膀。在壓倒一切的「盛世盛典」之下，鳥巢之外，一切矛盾似乎都消失了，一切危機似乎都化解了，一夜之間，59年積累起來的層層疊疊的創痛似乎都在大地上蒸發了。然而，奧運會總要結束，世上最奢華的盛典也有落幕時分，奧運之後，中國人走出鳥巢的腳步不會停止，中國人擺脫盛世大夢的日子仍將繼續，等待我們的將是長長的「後奧運時代」，無論如何，沒有人能夠否認，這註定是極權主義在中國的一條下坡路。
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的學者王元化先生去世前不久曾接受《經濟觀察報》記者的采訪，回答「在改革開放30周年的今天，你認為我們最重要的任務是什麼」時，他脫口而出︰「政治體制改革。」毫無疑問，「後奧運時代」不容回避的中心題目就是政治改革，就是掌握了無限特權的既得利益集團讓出部分權力，放棄部分利益，讓社會進一步從國家的桎梏下解放出來，每個人的自由和權利得到制度上的確認和保證。這不僅是體制外無權勢者的想法，而是所有體制內外良知尚存者的共識，體制內以《炎黃春秋》為代表多年來堅持發出這種聲音，已形成一個具有廣泛影響的體制內民主派議政集團，他們與民間的類似聲音相呼應，構成了中國政治改革的基礎，障礙只是因為既得利益者不願放棄已到手的利益。前些天，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前所長資中筠女士對記者說，「現在一般民眾批評最多的有兩個問題︰一個是貧富懸殊，一個是腐敗。但這兩個問題的產生還在於公權力的濫用，造成社會的不公，而不是由市場經濟造成的。「現在的改革應該讓那些既得利益者做出犧牲，做出讓步。」這是「後奧運時代」必須面對的首當其沖的問題。
既得利益集團希望長久地保持現狀，只能是一枕黃粱美夢，終久要破滅的，實際上，這樣的夢他們恐怕也很少做了，只是不願意放棄眼前已經到手的特殊利益罷了。奧運會裝飾起來的盛世畢竟是虛幻的，從有權勢者紛紛將子女變換國籍，手持異國護照、綠卡，我們也不難察覺，在當今中國呼風喚雨、腦滿腸肥的集團對未來並沒有什麼信心，他們的內心也是很惶惶不安，虛弱無力，並不指望長久的可持續的統治，並沒有把眼前的好時光看作是子子孫孫的萬世之業，而是撈得一把是一把，過得一天是一天，貪婪無恥而沒有預期。
有人把眼下的中國稱為「後極權主義時期」，這當然不是極權主義之後的一個階段，而是極權主義的後期階段，或者說極權主義的下坡路，表面看起來雖然極權的爪牙依然鋒利，鎮制的功能仍很有力，但骨子裡已是強弩之末，只要人們敢於挑戰它，它立馬就會現出原形，甕安事件、楊佳事件都是小小的證明。盡管我們不贊同以激烈的暴力手段來推動社會變革，我們卻可以看到，後極權不過是紙糊的巨人，貌似強大罷了。
「後奧運時代」，特權階層最終是否接受對話而不是對抗的方式，雙贏、多贏而不是一家通吃的思路，參與完成和平的社會轉型，還是繼續以一個拖字訣，死硬到底，不見棺材不落淚，驕橫地拒絕一切對話，任憑多少公開信的呼籲，任憑多少上訪、維權者的眼淚和吶喊，一概不予理會，長此下去，類似甕安那樣的激烈社會事件將層出不窮，到處是乾柴遇烈火，一直等到「天街踏盡公卿骨」的歷史大戲重演，才被迫承認現實。這是橫亙在中國今天最大的問號之一。
可惜，對於無權無勢的普通中國人來說，在現存體制框架內解決問題的努力至少已持續了三十多年，然而到目前為止，我們還看不到任何良性的希望。既得利益集團不相信歷史有自己的脈絡、走向，不相信興亡有道，一句話，他們不相信自己的限度，不相信世上有什麼力量能解除他們的武裝，他們自以為淩駕萬物蒼生之上，可以輕而易舉玩弄整個世界於股掌之上，連歐美那些大國也奈何不了他們。「後奧運時代」，歷史的大幕將徐徐拉開，我們將迎來一個有希望的「對話時代」，還是一步步陷入毀滅，歷史正面臨抉擇，那些掌握著權力並利用權力最大限度地為自己和家屬取得了資源的人們如何選擇？那些在三十年來尤其是十幾年來新一輪的改革開放中受益的人們如何選擇？說到底，他們的選擇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社會走向的性質，是良性的還是惡性的。良性的走向就是逐步邁入一個「對話時代」，通過對話走向自治和普選，這意味著既得利益者要放棄部分的既得利益，也就是說，他們要懂得有所捨棄，不能貪得無厭，這不是誰在乞求他們，而是他們必須這麼選擇。至於惡性的走向中國歷史上的例子已經太多，惡性循環的教訓已經太沉重。
當然，還有另外一種惡性的可能性，作家吳洪森先生的預言也許不是危言聳聽︰「貧富日益懸殊，看不到政府有解決這個問題的誠意。人民大眾依然被剝奪對政治事務的參與權利。這兩點都已經為東方希特勒的出現做好準備了，一旦經濟危機來臨，大面積失業人口出現，中國式的希特勒就會脫穎而出。我估計時間是2015-2018之間，和德國希特勒的出現幾乎剛好一百年。」對於全民族來說，這是一個極為可怕的、毀滅性的結果，一場玉石俱焚的滅頂之災，這種結果對於既得利益集團也絕對不是福音。
什麼是今天中國最大的矛盾？簡而言之，那是既得利益集團無限地攫取一切資源的欲望與普通中國人生存困境之間的巨大落差，是既得利益集團利用一切手段壓制普通人追求自由、生命、幸福的願望，壓制他們維護自身權利的矛盾。「後奧運時代」的中心就是自由、自主、自治，就是公平、公正、公開，要保障這些價值就必須實行政治制度上的變革，也就是確立民主制。只要有一點常識，就不會否認，自由是人類的本能追求，是人的天性，中國的現行憲法也規定公民應該享受的許多自由，哪怕寫在紙上，並不當真。沒有自由，人不過是他人的奴隸，沒有自主，更不會有自治。像中國這些的超大型國家，沒有自治（從行業自治到地方自治），就只能是專制，只能是不可遏止的腐敗。民主制不僅是腐敗的天敵，也是保證一個社會公平、公正、公開的屏障，是平衡各種社會矛盾的機制。民主從來都不是萬能靈藥，不是包醫百病，在民主制下面同樣會有許多問題，但是民主制具有自我糾錯、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功能，在民主制之下權力可以得到制約，迄今為止人類還沒有找到比民主制更好的政治安排，即使拒絕民主制的理由有一萬條，也顛僕不了這些簡明的道理。
2008年8月24日，鳥巢的幕帷即將降下，等待我們的將是怎樣一個「後奧運時代」，同時也取決於我們每個中國人，包括無權無勢者的心態、選擇都不是毫無影響的，我們能不能堅信已被人類一再證明的自由價值，堅韌地走和平推動社會變革的道路，不急噪，不冒動，不回避，也不放棄，借助網絡在內的一切管道，最大限度地保持對現存體制的批判，不斷加大對既得利益集團的壓力，一步步迫使他們作出讓步，才有可能避免那些惡性結果，我們的翅膀才有可能在鳥巢外面展開，我們的民族才有可能最終飛起來，一個屬於我們每個人的「後奧運時代」才有可能到來。
2008年8月23日（作者博客）
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的學者王元化先生去世前不久曾接受《經濟觀察報》記者的采訪，回答「在改革開放30周年的今天，你認為我們最重要的任務是什麼」時，他脫口而出︰「政治體制改革。」毫無疑問，「後奧運時代」不容回避的中心題目就是政治改革，就是掌握了無限特權的既得利益集團讓出部分權力，放棄部分利益，讓社會進一步從國家的桎梏下解放出來，每個人的自由和權利得到制度上的確認和保證。這不僅是體制外無權勢者的想法，而是所有體制內外良知尚存者的共識，體制內以《炎黃春秋》為代表多年來堅持發出這種聲音，已形成一個具有廣泛影響的體制內民主派議政集團，他們與民間的類似聲音相呼應，構成了中國政治改革的基礎，障礙只是因為既得利益者不願放棄已到手的利益。前些天，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前所長資中筠女士對記者說，「現在一般民眾批評最多的有兩個問題︰一個是貧富懸殊，一個是腐敗。但這兩個問題的產生還在於公權力的濫用，造成社會的不公，而不是由市場經濟造成的。「現在的改革應該讓那些既得利益者做出犧牲，做出讓步。」這是「後奧運時代」必須面對的首當其沖的問題。
既得利益集團希望長久地保持現狀，只能是一枕黃粱美夢，終久要破滅的，實際上，這樣的夢他們恐怕也很少做了，只是不願意放棄眼前已經到手的特殊利益罷了。奧運會裝飾起來的盛世畢竟是虛幻的，從有權勢者紛紛將子女變換國籍，手持異國護照、綠卡，我們也不難察覺，在當今中國呼風喚雨、腦滿腸肥的集團對未來並沒有什麼信心，他們的內心也是很惶惶不安，虛弱無力，並不指望長久的可持續的統治，並沒有把眼前的好時光看作是子子孫孫的萬世之業，而是撈得一把是一把，過得一天是一天，貪婪無恥而沒有預期。
有人把眼下的中國稱為「後極權主義時期」，這當然不是極權主義之後的一個階段，而是極權主義的後期階段，或者說極權主義的下坡路，表面看起來雖然極權的爪牙依然鋒利，鎮制的功能仍很有力，但骨子裡已是強弩之末，只要人們敢於挑戰它，它立馬就會現出原形，甕安事件、楊佳事件都是小小的證明。盡管我們不贊同以激烈的暴力手段來推動社會變革，我們卻可以看到，後極權不過是紙糊的巨人，貌似強大罷了。
「後奧運時代」，特權階層最終是否接受對話而不是對抗的方式，雙贏、多贏而不是一家通吃的思路，參與完成和平的社會轉型，還是繼續以一個拖字訣，死硬到底，不見棺材不落淚，驕橫地拒絕一切對話，任憑多少公開信的呼籲，任憑多少上訪、維權者的眼淚和吶喊，一概不予理會，長此下去，類似甕安那樣的激烈社會事件將層出不窮，到處是乾柴遇烈火，一直等到「天街踏盡公卿骨」的歷史大戲重演，才被迫承認現實。這是橫亙在中國今天最大的問號之一。
可惜，對於無權無勢的普通中國人來說，在現存體制框架內解決問題的努力至少已持續了三十多年，然而到目前為止，我們還看不到任何良性的希望。既得利益集團不相信歷史有自己的脈絡、走向，不相信興亡有道，一句話，他們不相信自己的限度，不相信世上有什麼力量能解除他們的武裝，他們自以為淩駕萬物蒼生之上，可以輕而易舉玩弄整個世界於股掌之上，連歐美那些大國也奈何不了他們。「後奧運時代」，歷史的大幕將徐徐拉開，我們將迎來一個有希望的「對話時代」，還是一步步陷入毀滅，歷史正面臨抉擇，那些掌握著權力並利用權力最大限度地為自己和家屬取得了資源的人們如何選擇？那些在三十年來尤其是十幾年來新一輪的改革開放中受益的人們如何選擇？說到底，他們的選擇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社會走向的性質，是良性的還是惡性的。良性的走向就是逐步邁入一個「對話時代」，通過對話走向自治和普選，這意味著既得利益者要放棄部分的既得利益，也就是說，他們要懂得有所捨棄，不能貪得無厭，這不是誰在乞求他們，而是他們必須這麼選擇。至於惡性的走向中國歷史上的例子已經太多，惡性循環的教訓已經太沉重。
當然，還有另外一種惡性的可能性，作家吳洪森先生的預言也許不是危言聳聽︰「貧富日益懸殊，看不到政府有解決這個問題的誠意。人民大眾依然被剝奪對政治事務的參與權利。這兩點都已經為東方希特勒的出現做好準備了，一旦經濟危機來臨，大面積失業人口出現，中國式的希特勒就會脫穎而出。我估計時間是2015-2018之間，和德國希特勒的出現幾乎剛好一百年。」對於全民族來說，這是一個極為可怕的、毀滅性的結果，一場玉石俱焚的滅頂之災，這種結果對於既得利益集團也絕對不是福音。
什麼是今天中國最大的矛盾？簡而言之，那是既得利益集團無限地攫取一切資源的欲望與普通中國人生存困境之間的巨大落差，是既得利益集團利用一切手段壓制普通人追求自由、生命、幸福的願望，壓制他們維護自身權利的矛盾。「後奧運時代」的中心就是自由、自主、自治，就是公平、公正、公開，要保障這些價值就必須實行政治制度上的變革，也就是確立民主制。只要有一點常識，就不會否認，自由是人類的本能追求，是人的天性，中國的現行憲法也規定公民應該享受的許多自由，哪怕寫在紙上，並不當真。沒有自由，人不過是他人的奴隸，沒有自主，更不會有自治。像中國這些的超大型國家，沒有自治（從行業自治到地方自治），就只能是專制，只能是不可遏止的腐敗。民主制不僅是腐敗的天敵，也是保證一個社會公平、公正、公開的屏障，是平衡各種社會矛盾的機制。民主從來都不是萬能靈藥，不是包醫百病，在民主制下面同樣會有許多問題，但是民主制具有自我糾錯、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功能，在民主制之下權力可以得到制約，迄今為止人類還沒有找到比民主制更好的政治安排，即使拒絕民主制的理由有一萬條，也顛僕不了這些簡明的道理。
2008年8月24日，鳥巢的幕帷即將降下，等待我們的將是怎樣一個「後奧運時代」，同時也取決於我們每個中國人，包括無權無勢者的心態、選擇都不是毫無影響的，我們能不能堅信已被人類一再證明的自由價值，堅韌地走和平推動社會變革的道路，不急噪，不冒動，不回避，也不放棄，借助網絡在內的一切管道，最大限度地保持對現存體制的批判，不斷加大對既得利益集團的壓力，一步步迫使他們作出讓步，才有可能避免那些惡性結果，我們的翅膀才有可能在鳥巢外面展開，我們的民族才有可能最終飛起來，一個屬於我們每個人的「後奧運時代」才有可能到來。
2008年8月23日（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