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網文］如果你有幸看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電視節目，你就會明白為甚麼中國大陸地區的人民素質是這個樣子了。國內電視我雖然不怎麼愛看，但就像被動吸煙一樣，也略知一二。鄙人不才，在電視銀屏的百花壇中摘取幾朵，它們妖艷但不芬芳。國人們整天被這玩藝熏陶著，想不變蠢都難。落個俗套湊成一大桌，再套用薩特的一個哲學術語：惡心。指存在，而且是荒謬的存在著的東西給人的聯想。
第一惡心：公僕們的“指出”
典型場景1：一群公僕在開會，級別最高的在發言，級別較低的則作認真記錄狀，或做聚精會神領會狀。
典型場景2：一大公僕到地方視察，一群小公僕圍繞著介紹情況。然後大公僕開口說話，小公僕們認真聆聽。
電視解說詞此時一定是“xxx在會上聽取了yyy彙報後指出......”
記者們用“指出”一詞表達了對領導的無比敬意，言外之意是我等蕓蕓眾生在這個混沌迷茫的世界上一時一刻也不能沒有領導的指引。他們高瞻遠矚，高屋建瓴為我等指出一條金光大道，指引我們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
大多數時候公僕們給我們指出了些甚麼呢？發大水了指出要抗洪，著大火了指出要消防，出了事故要救人。最搞笑的一次是一位國務委員到湘西考察脫貧，指出了一句大實話，指示當地官員“一定要解決溫飽問題”。我X，馬路上要飯的都知道餓了要出去要飯，晚上冷了要找張報紙甚麼的蓋上，還勞您來指出？拜託公僕們除了吃喝玩樂之外能真真正正給國家給民族指出一條光明大道，指不出來的話，不妨學學世界上先進國家現成的做法，走經實踐檢驗是正確的道路，別拿國家的前途開玩笑，別拿中國特色來蒙事，別老摸著石頭過河，不小心淹死了那可是十幾億人哪！
第二惡心：藝術家贊美的歌聲
說到厚顏無恥，我國的藝術家和我國的記者有得一比。我們的藝術家在歌功頌德時不光糟踏自己，還自以為代表人民讓人糟踏，真的讓我們這些平頭百姓無處含冤。
最早的東方紅大救星之類還算是質樸，（但是開了一個不好的先例，華主席出道的時候，有一首“交城的山”是典型的狗尾續貂，幸虧沒流行起來。）歌舞劇《東方紅》裡胡松華唱的贊歌算是贊歌裡唯一稱得上藝術品的，一般人還是能夠接受。到了文革時就開始有點瞎胡鬧了，張振富耿蓮鳳有一首歌裡唱到“您像天上的北斗，我們像（地下）的群星，緊緊地圍繞在您的身旁”，寫詞的人也許頭腦熱過了，簡直就是文理不通。到了我把黨來比母親就有點肉麻了。國人講孝道，父母是不能隨便更換的。認賊作父，有奶就是娘，這在舊社會都是罵人的話。在借鑒了朝鮮藝術家“慈父”的修辭手法後，我們的藝術家找到了靈感，開始在母親身上大做文章（我沒有考證朝鮮藝術家的慈父和我國藝術家的黨媽媽究竟是誰借鑒了誰）。聽殷秀梅的那首“黨啊親愛的媽媽”，會讓我出一身雞皮疙瘩。真想像不出她是怎樣把它唱完的，居然還聲情並茂！八十多歲母親的甘甜的乳汁怎麼撫養五千多歲的兒子？？
第三惡心﹕可憐的人大和可悲的政協。
每年的三月份，這一對“苦菜花”都要開放一次。我對他們的瞭解，主要也就是通過三月的銀屏。第一個讓我搞不懂的是：憲法既然規定了人大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為甚麼它居然是業餘的而不是專職的？每年除了三月以外的十一個月裡它究竟在幹甚麼？代表們在幹甚麼？第二搞不懂的是：這些代表是誰選出來的？怎樣選出來的？代表誰？通過銀屏我看到代表們形形色色：官員，學者，企業家，勞模，影星，歌星，體壇明星，甚至有連國語都聽不懂的少數民族。我真的懷疑他們懂不懂法？懂不懂立法？國家的管理難道任何人來都行嗎？第三搞不懂的是：為甚麼人大開會的重點就是圍著《政府工作報告》轉？聽取政府工作彙報應該只是人大的工作之一。現在這種茶話會形式的人大會相對於憲法賦予他們的使命而言，是不是有點瀆職的嫌疑？？
政協就更讓人不知道是幹甚麼的了。看著一群老得連自己姓甚麼都想不起來的人在參政議政，不知道是委員們個人幸福，還是國家的不幸。
第四惡心﹕弱智的旁證。
當今美國在這個世界上的確霸道了點，社會主義陣營也確實慘了點。想要反對霸權，振作人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像“古巴百萬人舉行反美遊行”，“卡斯特羅聲言不放棄社會主義”，“朝鮮《勞動新聞》發表社論”，“薩達姆說”， “米洛捨維奇在法庭上痛斥”這樣一類報道我覺得連老娘們吵架的水平都不如。我不清楚負責輿論導向的官員就只有這麼高的水平呢，還是出於其他甚麼方面的考慮。後果就是讓很多憤青們以為真理就是這樣辯出來的，人多勢眾聲音大就是贏，能說不就是強者，堂而皇之的在其他領域丟人。
如果把地球當成一個村的話，上述幾戶人家都算不上甚麼好鳥。咱們交朋友應該交些知書達理的君子之輩，和人吵架也犯不著找些地痞流氓來幫腔，看看像加拿大瑞典這樣的國家怎樣說恐怕會更有說服力。即便為了和美國較勁，把老米吹成個英雄，國人當時可能不清楚是怎麼回事，時間長了怎樣交代？
第五惡心：共軍打國軍的影視作品。
在我看來，所謂的解放戰爭實在是中華民族的一場悲劇。幾千年來這種悲劇在不斷地上演，根源在於五千年的中華文化中缺少一種現代民主政治的元素。在任何現代政治家（或者叫做政客）的意識裡，江山社稷的考慮依然是放在國家民族利益之上的。這樣的政治理念與國際潮流格格不入，也給我們這個民族帶來過深重的災難。基於以上考慮，我認為一場中國人打中國人的戰爭是民族悲劇，幾萬人幾十萬人上百萬人的死傷是民族心靈上的一塊傷疤，沒有甚麼值得炫耀的。
如果你硬要用“勝者王侯敗者寇”的強盜眼光來理解國共內戰，那我無話可說，也許這正是導演們的初衷。但軍事上勝利不是一塊遮羞布。
第六惡心：吹牛皮的水平太低
逢年過節，或重大節日，我們的銀屏上就是一片歌功頌德聲音，這已經成了一個固定的模式。鋼花飛舞，麥浪滾滾，繁忙的碼頭，飛機轟鳴著起飛，最後電視畫面淡出天安門廣場，五星紅旗在飄揚。解說員激昂的聲音“經過xx年的建設”，“和解放前相比xx增長了xx倍”等等不一而足。過節圖個吉祥說點好聽的沒問題，問題是這已經成為國人的思維模式，它是文革時憶苦思甜的翻版，它叫人不思進取安於現狀，更要命的是它有一種強烈的暗示，所有這一切成就都是某個大救星恩賜給我們的，要是沒有這個傢伙我們就是一群沒頭的蒼蠅，連南北都找不著。所以我們要飲水思源，要知恩圖報。為甚麼不和外面的世界去比一比，和曾經與我們同時起步現已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的鄰國相比？折騰了半個世紀，我們和發達國家的差距是擴大了還是縮小了？按照可比的經濟指標，我們在這個地球上算老幾？有甚麼值得陶醉的地方？古人都知道要居安思危，何況我們還沒有資格說已經居安了呢。經濟學裡有一個“機會成本”的概念，所謂機會成本是指在進行經濟決策時被犧牲掉的他種用途的價值。我們在取得今天這樣的成績時，有沒有考慮到犧牲掉的其他方面的價值呢？比如說在工業發展的同時我們是不是犧牲了農業？犧牲了環境，犧牲傳統的價值觀，犧牲了子孫們賴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
第七惡心：感恩戴德的百姓
天災人禍，意外事故全世界哪裡都有。政府對這些突發事件的救助理應是天經地義責無旁貸。這些你都不管的話，納稅人花大把的銀子養政府幹嗎？軍隊也是一樣。在我們的電視上政府軍隊應該做得的一切就變成了皇恩浩蕩，記者不拍出百姓感恩戴德的話好像就對不起政府給的工資一樣。
還有，每到逢年過節，領導幹部慰問下崗職工貧困戶時，你看到領導臉上有一絲愧色麼？你轄區的選民淪落到如此地步，你有沒有責任？他們拉著你的手謝恩時你對著鏡頭就那麼得意。
第一惡心：公僕們的“指出”
典型場景1：一群公僕在開會，級別最高的在發言，級別較低的則作認真記錄狀，或做聚精會神領會狀。
典型場景2：一大公僕到地方視察，一群小公僕圍繞著介紹情況。然後大公僕開口說話，小公僕們認真聆聽。
電視解說詞此時一定是“xxx在會上聽取了yyy彙報後指出......”
記者們用“指出”一詞表達了對領導的無比敬意，言外之意是我等蕓蕓眾生在這個混沌迷茫的世界上一時一刻也不能沒有領導的指引。他們高瞻遠矚，高屋建瓴為我等指出一條金光大道，指引我們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
大多數時候公僕們給我們指出了些甚麼呢？發大水了指出要抗洪，著大火了指出要消防，出了事故要救人。最搞笑的一次是一位國務委員到湘西考察脫貧，指出了一句大實話，指示當地官員“一定要解決溫飽問題”。我X，馬路上要飯的都知道餓了要出去要飯，晚上冷了要找張報紙甚麼的蓋上，還勞您來指出？拜託公僕們除了吃喝玩樂之外能真真正正給國家給民族指出一條光明大道，指不出來的話，不妨學學世界上先進國家現成的做法，走經實踐檢驗是正確的道路，別拿國家的前途開玩笑，別拿中國特色來蒙事，別老摸著石頭過河，不小心淹死了那可是十幾億人哪！
第二惡心：藝術家贊美的歌聲
說到厚顏無恥，我國的藝術家和我國的記者有得一比。我們的藝術家在歌功頌德時不光糟踏自己，還自以為代表人民讓人糟踏，真的讓我們這些平頭百姓無處含冤。
最早的東方紅大救星之類還算是質樸，（但是開了一個不好的先例，華主席出道的時候，有一首“交城的山”是典型的狗尾續貂，幸虧沒流行起來。）歌舞劇《東方紅》裡胡松華唱的贊歌算是贊歌裡唯一稱得上藝術品的，一般人還是能夠接受。到了文革時就開始有點瞎胡鬧了，張振富耿蓮鳳有一首歌裡唱到“您像天上的北斗，我們像（地下）的群星，緊緊地圍繞在您的身旁”，寫詞的人也許頭腦熱過了，簡直就是文理不通。到了我把黨來比母親就有點肉麻了。國人講孝道，父母是不能隨便更換的。認賊作父，有奶就是娘，這在舊社會都是罵人的話。在借鑒了朝鮮藝術家“慈父”的修辭手法後，我們的藝術家找到了靈感，開始在母親身上大做文章（我沒有考證朝鮮藝術家的慈父和我國藝術家的黨媽媽究竟是誰借鑒了誰）。聽殷秀梅的那首“黨啊親愛的媽媽”，會讓我出一身雞皮疙瘩。真想像不出她是怎樣把它唱完的，居然還聲情並茂！八十多歲母親的甘甜的乳汁怎麼撫養五千多歲的兒子？？
第三惡心﹕可憐的人大和可悲的政協。
每年的三月份，這一對“苦菜花”都要開放一次。我對他們的瞭解，主要也就是通過三月的銀屏。第一個讓我搞不懂的是：憲法既然規定了人大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為甚麼它居然是業餘的而不是專職的？每年除了三月以外的十一個月裡它究竟在幹甚麼？代表們在幹甚麼？第二搞不懂的是：這些代表是誰選出來的？怎樣選出來的？代表誰？通過銀屏我看到代表們形形色色：官員，學者，企業家，勞模，影星，歌星，體壇明星，甚至有連國語都聽不懂的少數民族。我真的懷疑他們懂不懂法？懂不懂立法？國家的管理難道任何人來都行嗎？第三搞不懂的是：為甚麼人大開會的重點就是圍著《政府工作報告》轉？聽取政府工作彙報應該只是人大的工作之一。現在這種茶話會形式的人大會相對於憲法賦予他們的使命而言，是不是有點瀆職的嫌疑？？
政協就更讓人不知道是幹甚麼的了。看著一群老得連自己姓甚麼都想不起來的人在參政議政，不知道是委員們個人幸福，還是國家的不幸。
第四惡心﹕弱智的旁證。
當今美國在這個世界上的確霸道了點，社會主義陣營也確實慘了點。想要反對霸權，振作人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像“古巴百萬人舉行反美遊行”，“卡斯特羅聲言不放棄社會主義”，“朝鮮《勞動新聞》發表社論”，“薩達姆說”， “米洛捨維奇在法庭上痛斥”這樣一類報道我覺得連老娘們吵架的水平都不如。我不清楚負責輿論導向的官員就只有這麼高的水平呢，還是出於其他甚麼方面的考慮。後果就是讓很多憤青們以為真理就是這樣辯出來的，人多勢眾聲音大就是贏，能說不就是強者，堂而皇之的在其他領域丟人。
如果把地球當成一個村的話，上述幾戶人家都算不上甚麼好鳥。咱們交朋友應該交些知書達理的君子之輩，和人吵架也犯不著找些地痞流氓來幫腔，看看像加拿大瑞典這樣的國家怎樣說恐怕會更有說服力。即便為了和美國較勁，把老米吹成個英雄，國人當時可能不清楚是怎麼回事，時間長了怎樣交代？
第五惡心：共軍打國軍的影視作品。
在我看來，所謂的解放戰爭實在是中華民族的一場悲劇。幾千年來這種悲劇在不斷地上演，根源在於五千年的中華文化中缺少一種現代民主政治的元素。在任何現代政治家（或者叫做政客）的意識裡，江山社稷的考慮依然是放在國家民族利益之上的。這樣的政治理念與國際潮流格格不入，也給我們這個民族帶來過深重的災難。基於以上考慮，我認為一場中國人打中國人的戰爭是民族悲劇，幾萬人幾十萬人上百萬人的死傷是民族心靈上的一塊傷疤，沒有甚麼值得炫耀的。
如果你硬要用“勝者王侯敗者寇”的強盜眼光來理解國共內戰，那我無話可說，也許這正是導演們的初衷。但軍事上勝利不是一塊遮羞布。
第六惡心：吹牛皮的水平太低
逢年過節，或重大節日，我們的銀屏上就是一片歌功頌德聲音，這已經成了一個固定的模式。鋼花飛舞，麥浪滾滾，繁忙的碼頭，飛機轟鳴著起飛，最後電視畫面淡出天安門廣場，五星紅旗在飄揚。解說員激昂的聲音“經過xx年的建設”，“和解放前相比xx增長了xx倍”等等不一而足。過節圖個吉祥說點好聽的沒問題，問題是這已經成為國人的思維模式，它是文革時憶苦思甜的翻版，它叫人不思進取安於現狀，更要命的是它有一種強烈的暗示，所有這一切成就都是某個大救星恩賜給我們的，要是沒有這個傢伙我們就是一群沒頭的蒼蠅，連南北都找不著。所以我們要飲水思源，要知恩圖報。為甚麼不和外面的世界去比一比，和曾經與我們同時起步現已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的鄰國相比？折騰了半個世紀，我們和發達國家的差距是擴大了還是縮小了？按照可比的經濟指標，我們在這個地球上算老幾？有甚麼值得陶醉的地方？古人都知道要居安思危，何況我們還沒有資格說已經居安了呢。經濟學裡有一個“機會成本”的概念，所謂機會成本是指在進行經濟決策時被犧牲掉的他種用途的價值。我們在取得今天這樣的成績時，有沒有考慮到犧牲掉的其他方面的價值呢？比如說在工業發展的同時我們是不是犧牲了農業？犧牲了環境，犧牲傳統的價值觀，犧牲了子孫們賴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
第七惡心：感恩戴德的百姓
天災人禍，意外事故全世界哪裡都有。政府對這些突發事件的救助理應是天經地義責無旁貸。這些你都不管的話，納稅人花大把的銀子養政府幹嗎？軍隊也是一樣。在我們的電視上政府軍隊應該做得的一切就變成了皇恩浩蕩，記者不拍出百姓感恩戴德的話好像就對不起政府給的工資一樣。
還有，每到逢年過節，領導幹部慰問下崗職工貧困戶時，你看到領導臉上有一絲愧色麼？你轄區的選民淪落到如此地步，你有沒有責任？他們拉著你的手謝恩時你對著鏡頭就那麼得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