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5月23日訊】作者﹕曹長青
湖北巴東一名21歲的女子鄧玉嬌，因為刺殺一名政府官員事件，成為海內外媒體和網絡上一條熱門的新聞，各種跟貼、評論簡直數不勝數，而且幾乎全部都是同情鄧玉嬌。因為那幾名官員，強行要求鄧玉嬌提供「特殊服務」，在爭執和強迫中，鄧玉嬌用刀刺死了一名政府官員，刺傷另一名同行官員。
湖北巴東的警方，現已將鄧玉嬌以「涉嫌故意殺人罪」拘捕。此舉引起廣泛批評和爭議。很多法律專家指出，根據警方最初提供的現場描述，鄧玉嬌屬「正當防衛」，按中國現行法律，正當防衛者，不承擔刑事責任。北京憲政專家陳永苗等幾十名中國知名學者發表公開信，要求以正當防衛為由，無罪釋放鄧玉嬌。陳永苗認為，此案是中國社會官民衝突的縮影，更集中反映中國民眾在被壓迫中奮起反抗的潮流。
但警方所以關押鄧玉嬌，主要理由是，三位官員到了這個娛樂服務場所，和鄧玉嬌在交易時發生口角衝突，鄧只是被其中一名官員鄧貴大兩次「推坐」到沙發上，鄧玉嬌就用刀子刺人，涉嫌「故意殺人」。而且後來的報告又說鄧玉嬌有憂鬱症，刀子來自旁邊的店舖。
這個罪名能否成立，關鍵在於是不是正當防衛。巴東警方說的「憂鬱症」、「刀子從店舖來的」等，即使是真的，也不具有關鍵意義：因為一般醫學常識是，憂鬱症患者多是要自殺，鮮少聽說要用刀子殺別人。另外不管刀子是從哪裡來的，都不存在鄧玉嬌蓄意準備在這一天殺這個官員。這顯然是個「突發事件」，而且各種跡象證明，鄧玉嬌是在極端憤怒，或者還有非常恐懼的情緒下，刺殺了那個官員鄧貴大。
那麼為什麼鄧玉嬌會這麼憤怒或恐懼？根據巴東警方提供的最初的版本，即使是最後的版本，人們也可以看到這樣幾個刺激因素：
第一個：鄧玉嬌並不是該娛樂場所「水療部」的服務人員，她當時只是在這個「水療部」的休息室內。當鄧貴大等官員進來要求她提供服務時，她表明自己不是這個「 水療部」的，拒絕提供服務。這是雙方起衝突的開端。可想而知，鄧貴大等三位當地官員，對這個「拒絕」一定是不高興，因為根據後來當地報紙記者的採訪，鄧貴大是這個娛樂服務部門的常客，因為他那輛很顯眼的白色越野吉普車，這個娛樂場所的很多人都認得。一個常客，又是當地有點權勢的官員，受到拒絕，會感到沒有面子，所以發脾氣。
而且也是根據當地記者的報導，這幾個政府官員，剛剛在旁邊一家酒樓被款待過，八個人喝了三瓶白酒，平均每人近四兩，正處於酒氣熏天、以酒壯膽的狀態。按常理，人家拒絕，就不應該繼續糾纏，何況對方已經說明了，她不是這個部的服務人員。但正因為他們是當地官員，又是常客，才有下面的霸王硬上弓。
第二，根據報導，在鄧玉嬌拒絕後，鄧貴大拿出一疊錢，摔打到鄧玉嬌的頭部，肩上，並喊叫「你怕我們沒錢嗎」。這已經是人格侮辱，等於是要求鄧玉嬌做妓女，並已認定鄧玉嬌是賣身的。同時也是人身侵害，因為已砸到對方的頭上、肩上。
第三，即使如此，鄧玉嬌還是沒有反抗，根據現場描述，她準備離開這個休息室，但在這個時候，卻被鄧貴大按倒在沙發上。後來警方的報告，又把這個「按倒」改為 「推坐」。這時鄧玉嬌掙扎起身，還是準備離開，但再次被鄧貴大「按倒」，於是發生鄧玉嬌拿起刀，刺了鄧貴大的喉嚨靜脈，導致死亡。
從以上情節來看，鄧玉嬌並不存在蓄意、預謀殺人。整起事件，都是在爭執、衝突中，突發的。那麼這個突發事件是警方目前認定的涉嫌「故意殺人」，還是很多法律專家和網民認為的「正當防衛」？
所謂故意殺人，從字面意思，人們也可想到，是有原因，有動機，或有計劃，而有意把人的生命結束。但從鄧玉嬌事件來看，她沒有到別人的家裡，或其他人的地方去殺人，而是那個被她殺的人，到她服務的場合。這個事發地點，就使「故意殺人」打了折扣。
其二，鄧玉嬌動刀，是在三個情況下才發生的：鄧貴大先是言語侮辱（說他有錢可以買來服務），然後身體攻擊（用一疊錢砸她的頭和肩膀），最後兩次把她按倒在沙發。即使是警方後來改口說的「推坐」，那也是強迫、限制她的人身自由。而且對她來說，她會恐懼這是要施暴，因為她是一個年輕女性，而對方是三個成年男人。即使對方不是真的想施暴（強姦），但事實已構成調戲、侮辱。而且他們的那種行為，已經和街頭流氓沒有什麼區別。鄧玉嬌在當時那種場合，那種情緒氛圍中，完全可能認為對方要施暴，或要繼續侮辱、損害她，所以才出於自衛、憤怒和捍衛尊嚴而刺殺了那個官員。
鄧貴大被刺中的是喉管，才導致死亡。這是一個很值得重視的情節。因為如果不是很近的距離，或者說不是那個官員把鄧玉嬌按倒在沙發上，身體緊靠在她身上，喉管非常清楚地暴露在對方眼前（壓在身上面仰狀），一般來說，刀子很難直接刺到對方的喉管。如果不是距離很近，鄧看到對方刀子，總會有下意識的反應而躲避，至多手臂或臉部等受傷，不至於被一下子刺中喉管。
最新的信息是，律師首次見到被關押的鄧玉嬌之後緊急呼籲，要驗證鄧玉嬌當時的胸罩和內褲上的指紋，等於是說，那個官員的手，已經伸到了這些地方，所以不是什麼僅僅「推坐」兩次。而且一般常理來說，如果只是推坐到沙發上，不至於把人刺激到要動刀刺人。
事發後，鄧玉嬌主動打電話給警方報案，並沒有逃離現場。這也是不存在「故意殺人」的證據之一。鄧玉嬌還給自己的母親打了電話，她母親趕到後，聽到女兒高喊，他們是「畜生」。這種反應也證明，鄧玉嬌認為那個官員要強暴她、侮辱她。女人使用「畜生」這個詞形容男人，一般多是感到對方「性威脅」、「性暴力」。
我們退一步設想，如果那幾個官員沒有真想強暴，只是按倒鄧玉嬌猥褻、洩憤，而鄧玉嬌認為自己是被強暴和羞辱，用刀刺死了那個官員，這算不算「正當防衛」？
我們可以用美國的一個案子做個比較：1992年，在美國的16歲日本留學生服部剛丈（Yoshihiro Hattori），因在萬聖節那天晚上去參加聚會，誤入一個私人住宅大院，那家男主人以為是強盜，拿著槍出來，大喝「Freeze」（不許動），結果這個日本學生聽不太懂英語，繼續前行，被對方開槍打死。這個案子最後判決開槍者無罪，引起日本輿論嘩然。但在美國，法律規定，不經允許進入私人領地屬違法，警告之後，仍進行，可開槍自衛，屬「正當防衛」。12個陪審員一致裁決開槍者無罪。
當然，事後也有人指出，那個開槍者應先向空中開槍示警，或向對方的大腿開槍，都可避免生命損失。而且事後很清楚，那個日本學生完全沒有犯罪意圖，只是走錯了路，不懂英文，造成的悲劇。但法庭仍判開槍者無罪，因為那是個黑夜，私宅主人看不清對方，又有點緊張，在發出警告無效過，「主觀」認定，對方是壞人，必須採取行動。
再看鄧玉嬌案，當時她很可能「主觀」上認定，對方要強暴羞辱她，所以才拿刀自衛。而且對方那個官員，不像那個日本留學生，他完全有犯罪意圖（剛喝過大量白酒），先是用言語侮辱，然後用一疊子錢摔打鄧玉嬌的頭和肩部，最後又兩次把她按倒在沙發上。從最新律師見到鄧玉嬌後描繪的情節，那個官員把手都伸到鄧玉嬌的胸罩和內褲上。鄧玉嬌產生自己要被強暴羞辱的「主觀」認定，完全是可能的，在這種情況下，她拿刀刺人，屬於「正當防衛」，或至多是「防衛過度」；而不是 「故意殺人」。
當然，中國的法律跟美國不同。另外更明顯的是，這次被刺死的是一名政府官員，從目前湖北巴東警方的動作來看，很像是在袒護那幾個流氓官員，把鄧玉嬌以「涉嫌故意殺人」拘捕，就是一個信號。面對這樣明顯的司法不公，那個弱女子只能期待中國的普通百姓，那些網民們，還有國內外媒體的記者們，多發出一點良心和道義的聲音，替這個無權無勢、被欺辱的女子說幾句話。眾人的聲音是有可能促使這個案子得到一個公平的裁決的。
2009年5月21日於美國
——轉自《觀察》
湖北巴東一名21歲的女子鄧玉嬌，因為刺殺一名政府官員事件，成為海內外媒體和網絡上一條熱門的新聞，各種跟貼、評論簡直數不勝數，而且幾乎全部都是同情鄧玉嬌。因為那幾名官員，強行要求鄧玉嬌提供「特殊服務」，在爭執和強迫中，鄧玉嬌用刀刺死了一名政府官員，刺傷另一名同行官員。
湖北巴東的警方，現已將鄧玉嬌以「涉嫌故意殺人罪」拘捕。此舉引起廣泛批評和爭議。很多法律專家指出，根據警方最初提供的現場描述，鄧玉嬌屬「正當防衛」，按中國現行法律，正當防衛者，不承擔刑事責任。北京憲政專家陳永苗等幾十名中國知名學者發表公開信，要求以正當防衛為由，無罪釋放鄧玉嬌。陳永苗認為，此案是中國社會官民衝突的縮影，更集中反映中國民眾在被壓迫中奮起反抗的潮流。
但警方所以關押鄧玉嬌，主要理由是，三位官員到了這個娛樂服務場所，和鄧玉嬌在交易時發生口角衝突，鄧只是被其中一名官員鄧貴大兩次「推坐」到沙發上，鄧玉嬌就用刀子刺人，涉嫌「故意殺人」。而且後來的報告又說鄧玉嬌有憂鬱症，刀子來自旁邊的店舖。
這個罪名能否成立，關鍵在於是不是正當防衛。巴東警方說的「憂鬱症」、「刀子從店舖來的」等，即使是真的，也不具有關鍵意義：因為一般醫學常識是，憂鬱症患者多是要自殺，鮮少聽說要用刀子殺別人。另外不管刀子是從哪裡來的，都不存在鄧玉嬌蓄意準備在這一天殺這個官員。這顯然是個「突發事件」，而且各種跡象證明，鄧玉嬌是在極端憤怒，或者還有非常恐懼的情緒下，刺殺了那個官員鄧貴大。
那麼為什麼鄧玉嬌會這麼憤怒或恐懼？根據巴東警方提供的最初的版本，即使是最後的版本，人們也可以看到這樣幾個刺激因素：
第一個：鄧玉嬌並不是該娛樂場所「水療部」的服務人員，她當時只是在這個「水療部」的休息室內。當鄧貴大等官員進來要求她提供服務時，她表明自己不是這個「 水療部」的，拒絕提供服務。這是雙方起衝突的開端。可想而知，鄧貴大等三位當地官員，對這個「拒絕」一定是不高興，因為根據後來當地報紙記者的採訪，鄧貴大是這個娛樂服務部門的常客，因為他那輛很顯眼的白色越野吉普車，這個娛樂場所的很多人都認得。一個常客，又是當地有點權勢的官員，受到拒絕，會感到沒有面子，所以發脾氣。
而且也是根據當地記者的報導，這幾個政府官員，剛剛在旁邊一家酒樓被款待過，八個人喝了三瓶白酒，平均每人近四兩，正處於酒氣熏天、以酒壯膽的狀態。按常理，人家拒絕，就不應該繼續糾纏，何況對方已經說明了，她不是這個部的服務人員。但正因為他們是當地官員，又是常客，才有下面的霸王硬上弓。
第二，根據報導，在鄧玉嬌拒絕後，鄧貴大拿出一疊錢，摔打到鄧玉嬌的頭部，肩上，並喊叫「你怕我們沒錢嗎」。這已經是人格侮辱，等於是要求鄧玉嬌做妓女，並已認定鄧玉嬌是賣身的。同時也是人身侵害，因為已砸到對方的頭上、肩上。
第三，即使如此，鄧玉嬌還是沒有反抗，根據現場描述，她準備離開這個休息室，但在這個時候，卻被鄧貴大按倒在沙發上。後來警方的報告，又把這個「按倒」改為 「推坐」。這時鄧玉嬌掙扎起身，還是準備離開，但再次被鄧貴大「按倒」，於是發生鄧玉嬌拿起刀，刺了鄧貴大的喉嚨靜脈，導致死亡。
從以上情節來看，鄧玉嬌並不存在蓄意、預謀殺人。整起事件，都是在爭執、衝突中，突發的。那麼這個突發事件是警方目前認定的涉嫌「故意殺人」，還是很多法律專家和網民認為的「正當防衛」？
所謂故意殺人，從字面意思，人們也可想到，是有原因，有動機，或有計劃，而有意把人的生命結束。但從鄧玉嬌事件來看，她沒有到別人的家裡，或其他人的地方去殺人，而是那個被她殺的人，到她服務的場合。這個事發地點，就使「故意殺人」打了折扣。
其二，鄧玉嬌動刀，是在三個情況下才發生的：鄧貴大先是言語侮辱（說他有錢可以買來服務），然後身體攻擊（用一疊錢砸她的頭和肩膀），最後兩次把她按倒在沙發。即使是警方後來改口說的「推坐」，那也是強迫、限制她的人身自由。而且對她來說，她會恐懼這是要施暴，因為她是一個年輕女性，而對方是三個成年男人。即使對方不是真的想施暴（強姦），但事實已構成調戲、侮辱。而且他們的那種行為，已經和街頭流氓沒有什麼區別。鄧玉嬌在當時那種場合，那種情緒氛圍中，完全可能認為對方要施暴，或要繼續侮辱、損害她，所以才出於自衛、憤怒和捍衛尊嚴而刺殺了那個官員。
鄧貴大被刺中的是喉管，才導致死亡。這是一個很值得重視的情節。因為如果不是很近的距離，或者說不是那個官員把鄧玉嬌按倒在沙發上，身體緊靠在她身上，喉管非常清楚地暴露在對方眼前（壓在身上面仰狀），一般來說，刀子很難直接刺到對方的喉管。如果不是距離很近，鄧看到對方刀子，總會有下意識的反應而躲避，至多手臂或臉部等受傷，不至於被一下子刺中喉管。
最新的信息是，律師首次見到被關押的鄧玉嬌之後緊急呼籲，要驗證鄧玉嬌當時的胸罩和內褲上的指紋，等於是說，那個官員的手，已經伸到了這些地方，所以不是什麼僅僅「推坐」兩次。而且一般常理來說，如果只是推坐到沙發上，不至於把人刺激到要動刀刺人。
事發後，鄧玉嬌主動打電話給警方報案，並沒有逃離現場。這也是不存在「故意殺人」的證據之一。鄧玉嬌還給自己的母親打了電話，她母親趕到後，聽到女兒高喊，他們是「畜生」。這種反應也證明，鄧玉嬌認為那個官員要強暴她、侮辱她。女人使用「畜生」這個詞形容男人，一般多是感到對方「性威脅」、「性暴力」。
我們退一步設想，如果那幾個官員沒有真想強暴，只是按倒鄧玉嬌猥褻、洩憤，而鄧玉嬌認為自己是被強暴和羞辱，用刀刺死了那個官員，這算不算「正當防衛」？
我們可以用美國的一個案子做個比較：1992年，在美國的16歲日本留學生服部剛丈（Yoshihiro Hattori），因在萬聖節那天晚上去參加聚會，誤入一個私人住宅大院，那家男主人以為是強盜，拿著槍出來，大喝「Freeze」（不許動），結果這個日本學生聽不太懂英語，繼續前行，被對方開槍打死。這個案子最後判決開槍者無罪，引起日本輿論嘩然。但在美國，法律規定，不經允許進入私人領地屬違法，警告之後，仍進行，可開槍自衛，屬「正當防衛」。12個陪審員一致裁決開槍者無罪。
當然，事後也有人指出，那個開槍者應先向空中開槍示警，或向對方的大腿開槍，都可避免生命損失。而且事後很清楚，那個日本學生完全沒有犯罪意圖，只是走錯了路，不懂英文，造成的悲劇。但法庭仍判開槍者無罪，因為那是個黑夜，私宅主人看不清對方，又有點緊張，在發出警告無效過，「主觀」認定，對方是壞人，必須採取行動。
再看鄧玉嬌案，當時她很可能「主觀」上認定，對方要強暴羞辱她，所以才拿刀自衛。而且對方那個官員，不像那個日本留學生，他完全有犯罪意圖（剛喝過大量白酒），先是用言語侮辱，然後用一疊子錢摔打鄧玉嬌的頭和肩部，最後又兩次把她按倒在沙發上。從最新律師見到鄧玉嬌後描繪的情節，那個官員把手都伸到鄧玉嬌的胸罩和內褲上。鄧玉嬌產生自己要被強暴羞辱的「主觀」認定，完全是可能的，在這種情況下，她拿刀刺人，屬於「正當防衛」，或至多是「防衛過度」；而不是 「故意殺人」。
當然，中國的法律跟美國不同。另外更明顯的是，這次被刺死的是一名政府官員，從目前湖北巴東警方的動作來看，很像是在袒護那幾個流氓官員，把鄧玉嬌以「涉嫌故意殺人」拘捕，就是一個信號。面對這樣明顯的司法不公，那個弱女子只能期待中國的普通百姓，那些網民們，還有國內外媒體的記者們，多發出一點良心和道義的聲音，替這個無權無勢、被欺辱的女子說幾句話。眾人的聲音是有可能促使這個案子得到一個公平的裁決的。
2009年5月21日於美國
——轉自《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