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8月9日訊】來自"轉型期中國社會公平問題研究"課題組的調研結果說，在對"官員腐敗活動"、 "富裕人群的消費行為"、"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況"、"一些專家學者關於上述現象的評論"和"說不清楚"5個選項的問卷調查中，認為"官員腐敗活動"會增加公眾社會不公平感的達63%；其次是"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況"，占26%；認為"富裕人群的消費行為"會增加公眾社會不公平感的只占6%。
這表明，中國社會公眾並不是或並不主要是因為存在貧富差距而感到不公平，最讓大家痛恨和不安的是官員腐敗和貧者的悲慘生存狀況，而前者又是公眾關注的焦點所在。
阿克頓爵士說過一句被後人廣為引用的話："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權力越位最直接的體現是官員腐敗，Shleifer和Vishny對於腐敗的定義是，政府官員通過出售政府財產來換取個人受益活動。亨廷頓則認為，腐敗是公職人員為了謀取個人私利而違反公認准則。
張維迎教授分析過中國轉軌過程中實際腐敗增加的五大原因：
一、是隨着經濟發展和貨幣化程度的提高，權力的經濟價值增加了，如過去蓋一個公章可能只值幾百元，現在值幾十萬甚至幾百萬；
二、是經濟關系的復雜化使得合法與非法之間的判別模糊不清，監督腐敗行為越來越難；
三、是市場機會的增加使得官員的"保留效用"（即因腐敗受處罰離開政府後可得到的效用）上升，過去開除公職就得回老家當農民，落入社會最底層，而現在開除公職後還可以經商辦企業或謀個其他差事；
四、是懲罰力度降低（如達到死刑的最低貪污額大大提高）；
五、是政府官員正式工資的增長幅度相對較低。
筆者認為，中國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腐敗的加劇，可分為表面上的原因與機制上的原因。表面上的原因有兩點：腐敗（尋租）的收益提升而成本並未相應提升，廉潔的機會成本在上升而收益並未相應上升。制度上的原因也有兩點，在轉軌時期未能相應地理順政府與市場的經濟關系，未能建立起一套獎勵與懲罰官員行為的機制。
權力腐敗在中國日益加劇的一個典型表現是 "尋租"活動的金額越來越大，高官貪污腐敗（包括貪污、賄賂、挪用公款）的案例越來越多，金額越來越大。1998 年至2006年已經定案的部份落馬的高官從廳局級到部級乃至更高的領導人，一應俱全。然而，中國腐敗官員被法辦的概率不容高估，因此能夠被世人所知的只是其中一小部份而已。
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年度公報，貪污、賄賂、挪用公款大案的人均損失金額， 2002年至2003年上升了9%，2003年至2004年上升了11.3%，2004年至2005年則猛增為34.3%。2005年與2001年相比，上升幅度達72%！權力的經濟價值的確正在大幅度提高，同樣程度的權力腐敗，可以牟取更多的非生產性尋租，而且照這個趨勢估計，倘若政府不加強權力的監督與制衡機制，未來因為腐敗導致的損失將更加驚人。
我們還發現，2004年以來涉案的省部級干部數量下降，但是金額卻反而上升。與此形成對應，雖然涉案的省部級以上高官數量有所下降，但是涉案的廳局級干部卻以穩定的幅度呈上升趨勢，這說明權力腐敗有逐漸下沉的趨勢，隨着中國地方財政權力和影響力的擴大，缺乏監督機制的地方官員攫取制度外租金的動力非常強烈。
還得補充一點，中國官員腐敗被法辦的概率不高，以上的數據只是反映了查處案件的狀況，只是中國權力尋租的冰山一角，尤其是涉案金額中尚有很多無法獲知的數據，因此案件金額數肯定也是比實際金額低估的。由此可以看出，官員收入的高漲，其與普通公民收入之間的差距擴大是當前收入差距的一個重要問題。
腐敗或者說是權力尋租在中國的另外一個體現，就是權力資本化導致的高干子弟等特殊階層的收入與平民百姓的收入差距，這也成為中國當前收入差距中的另外一個重要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兩年前的《當代中國社會流動》研究報告曾有統計說，我國處於社會優勢地位的階層，高干子女職業繼承性明顯增強，"干部子女當干部的機會比常人高2.1倍"。
國務院研究室、中央黨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等部門的最新一份關於社會經濟狀況的調查報告，較詳細地記錄了社會不同階層的經濟收入：截至今年3月底，內地私人擁有財產（不包括在境外、外國的財產）超過5000萬以上的有27310人，超過1億元以上的有3220 人。超過1億元以上者，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們擁有資產20450余億元。而考證其資產來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權力下的非法所得和合法下的非法所得。
特殊階層之"特殊"，根源就在於權力，而中國經濟轉軌中制度的缺失，又使特殊階層很輕易地獲得巨額收入，致使社會兩極化的鴻溝越拉越大。（作者：趙曉/本文要感謝碩士研究生董棟的合作）
(原載新華網的文章，已經刪除 ：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6-10/20/content_5227379.htm）
這表明，中國社會公眾並不是或並不主要是因為存在貧富差距而感到不公平，最讓大家痛恨和不安的是官員腐敗和貧者的悲慘生存狀況，而前者又是公眾關注的焦點所在。
阿克頓爵士說過一句被後人廣為引用的話："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權力越位最直接的體現是官員腐敗，Shleifer和Vishny對於腐敗的定義是，政府官員通過出售政府財產來換取個人受益活動。亨廷頓則認為，腐敗是公職人員為了謀取個人私利而違反公認准則。
張維迎教授分析過中國轉軌過程中實際腐敗增加的五大原因：
一、是隨着經濟發展和貨幣化程度的提高，權力的經濟價值增加了，如過去蓋一個公章可能只值幾百元，現在值幾十萬甚至幾百萬；
二、是經濟關系的復雜化使得合法與非法之間的判別模糊不清，監督腐敗行為越來越難；
三、是市場機會的增加使得官員的"保留效用"（即因腐敗受處罰離開政府後可得到的效用）上升，過去開除公職就得回老家當農民，落入社會最底層，而現在開除公職後還可以經商辦企業或謀個其他差事；
四、是懲罰力度降低（如達到死刑的最低貪污額大大提高）；
五、是政府官員正式工資的增長幅度相對較低。
筆者認為，中國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腐敗的加劇，可分為表面上的原因與機制上的原因。表面上的原因有兩點：腐敗（尋租）的收益提升而成本並未相應提升，廉潔的機會成本在上升而收益並未相應上升。制度上的原因也有兩點，在轉軌時期未能相應地理順政府與市場的經濟關系，未能建立起一套獎勵與懲罰官員行為的機制。
權力腐敗在中國日益加劇的一個典型表現是 "尋租"活動的金額越來越大，高官貪污腐敗（包括貪污、賄賂、挪用公款）的案例越來越多，金額越來越大。1998 年至2006年已經定案的部份落馬的高官從廳局級到部級乃至更高的領導人，一應俱全。然而，中國腐敗官員被法辦的概率不容高估，因此能夠被世人所知的只是其中一小部份而已。
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年度公報，貪污、賄賂、挪用公款大案的人均損失金額， 2002年至2003年上升了9%，2003年至2004年上升了11.3%，2004年至2005年則猛增為34.3%。2005年與2001年相比，上升幅度達72%！權力的經濟價值的確正在大幅度提高，同樣程度的權力腐敗，可以牟取更多的非生產性尋租，而且照這個趨勢估計，倘若政府不加強權力的監督與制衡機制，未來因為腐敗導致的損失將更加驚人。
我們還發現，2004年以來涉案的省部級干部數量下降，但是金額卻反而上升。與此形成對應，雖然涉案的省部級以上高官數量有所下降，但是涉案的廳局級干部卻以穩定的幅度呈上升趨勢，這說明權力腐敗有逐漸下沉的趨勢，隨着中國地方財政權力和影響力的擴大，缺乏監督機制的地方官員攫取制度外租金的動力非常強烈。
還得補充一點，中國官員腐敗被法辦的概率不高，以上的數據只是反映了查處案件的狀況，只是中國權力尋租的冰山一角，尤其是涉案金額中尚有很多無法獲知的數據，因此案件金額數肯定也是比實際金額低估的。由此可以看出，官員收入的高漲，其與普通公民收入之間的差距擴大是當前收入差距的一個重要問題。
腐敗或者說是權力尋租在中國的另外一個體現，就是權力資本化導致的高干子弟等特殊階層的收入與平民百姓的收入差距，這也成為中國當前收入差距中的另外一個重要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兩年前的《當代中國社會流動》研究報告曾有統計說，我國處於社會優勢地位的階層，高干子女職業繼承性明顯增強，"干部子女當干部的機會比常人高2.1倍"。
國務院研究室、中央黨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等部門的最新一份關於社會經濟狀況的調查報告，較詳細地記錄了社會不同階層的經濟收入：截至今年3月底，內地私人擁有財產（不包括在境外、外國的財產）超過5000萬以上的有27310人，超過1億元以上的有3220 人。超過1億元以上者，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們擁有資產20450余億元。而考證其資產來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權力下的非法所得和合法下的非法所得。
特殊階層之"特殊"，根源就在於權力，而中國經濟轉軌中制度的缺失，又使特殊階層很輕易地獲得巨額收入，致使社會兩極化的鴻溝越拉越大。（作者：趙曉/本文要感謝碩士研究生董棟的合作）
(原載新華網的文章，已經刪除 ：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6-10/20/content_5227379.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