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8月11日訊】（自由亞洲電台記者何平報導）8月10日，中國國務院媒體關係顧問董關鵬向外國駐華記者協會表示，目前活躍的互聯網輿論監督引起中國官方的憂慮。
本週一，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助理、國務院媒體關係顧問董關鵬應外國駐華記者協會邀請發表演說，並回答了記者的提問。法新社報導，董關鵬公開表示，目前在中國互聯網上活躍的監督輿論已成為觸及各級政府官員日常活動的最具影響力的媒體，也同時成為中國官方最大的憂慮所在。他表示，去年一年，全國有84位政府官員受到網絡輿論的影響，其中1/3因各種問題丟掉了官位。
他認為，中國民眾以互聯網輿論監督表達對於社會問題的關注，並不是推動民主政治的正確方式，相反會給政府造成更多的政治麻煩。他提出要通過法律手段監管互聯網，以避免更多的人受到影響。北京的資深新聞媒體學者凌滄洲對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像董先生這樣的學者，他提到擔心網絡的言論會引起一些負面的東西，實際上恰恰言論自由是應該對自己的言論是負責任的。最近一、二年來，中國的網民通過網絡的輿論的監督推動了社會的進步。假若網絡言論要立法，應該說在憲法言論自由的原則下去立法。」
就董關鵬所提出的需要利用法律手段監管互聯網輿論表達，國內的「人民監督網」主編朱瑞峰表示，董關鵬的觀點有違背《憲法》中保障公民出版和言論自由之嫌：
「依據中國的憲法規定，每一個公民都有他出版的自由，都有他言論的自由。都可以監督國家機關和工作人員，這是公民的合法行為。按照董先生的說法，他是站在他個人的角度，或者他站在某一個利益集團的角度在那兒說話，那不是要違背憲法？」
據報導，董關鵬還向外國媒體介紹了從去年拉薩事件到今年烏魯木齊事件中，中國政府對媒體採訪採取了不同的方法和策略。去年拉薩事件發生後，中國政府立即關閉了西藏，已經進入西藏的境外記者也被悉數趕出。此舉受到西方媒體的廣泛批評。董關鵬表示，這種局面促使中國政府進行反思，並一直在探討如何更好地跟媒體講述中國真實的情況。他表示，今年7月5號烏魯木齊事件發生後，當局允許外國記者前往採訪，並提供錄像帶、舉行多場記者會，這將成為中國政府在處理類似事件中所繼續遵循的模式。
「人民監督網」主編朱瑞峰指出，中國政府繼去年北京奧運會之後，對於新聞媒體的控制日趨嚴格。董關鵬所介紹的中國政府正在對外媒採取逐步開放的做法，事實上只是一種宣傳的策略：
「奧運會之後，中國的官方對這個媒體更加趨於緊縮的態度。這個事兒已經結束了，然後灌個什麼光盤，開個記者發佈會邀請記者再去，叫做宣傳。我認為這些做法都是不對的。」
在北京的資深媒體人凌滄洲強調，新聞開放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而壓制網絡輿論監督的觀點應當受到各界的譴責：「開放是一個大勢所趨呀，它是不以官員的意志為轉移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講，現在這些官員還是把穩定或者把控制真相擺在了首要地方。同時我對清華大學的教授也表示深度的失望。他們提出的想法和建議與人民群眾的意見都是背道而馳的，與憲法原則也是相違背的，是必須要質疑和批判的。」
在北京舉辦了08年夏季奧運會一週年之際，駐華外國記者協會於8月8號發表聲明，批評中國政府繼續對外國記者和被採訪對象進行騷擾和恐嚇，違背了舉辦奧運會時開放新聞採訪的承諾。有報導認為，中國政府日前在新疆事件中對媒體的處理方法，並非真正的媒體開放和新聞自由，只不過是當局控制媒體的新策略。
本週一，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助理、國務院媒體關係顧問董關鵬應外國駐華記者協會邀請發表演說，並回答了記者的提問。法新社報導，董關鵬公開表示，目前在中國互聯網上活躍的監督輿論已成為觸及各級政府官員日常活動的最具影響力的媒體，也同時成為中國官方最大的憂慮所在。他表示，去年一年，全國有84位政府官員受到網絡輿論的影響，其中1/3因各種問題丟掉了官位。
他認為，中國民眾以互聯網輿論監督表達對於社會問題的關注，並不是推動民主政治的正確方式，相反會給政府造成更多的政治麻煩。他提出要通過法律手段監管互聯網，以避免更多的人受到影響。北京的資深新聞媒體學者凌滄洲對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像董先生這樣的學者，他提到擔心網絡的言論會引起一些負面的東西，實際上恰恰言論自由是應該對自己的言論是負責任的。最近一、二年來，中國的網民通過網絡的輿論的監督推動了社會的進步。假若網絡言論要立法，應該說在憲法言論自由的原則下去立法。」
就董關鵬所提出的需要利用法律手段監管互聯網輿論表達，國內的「人民監督網」主編朱瑞峰表示，董關鵬的觀點有違背《憲法》中保障公民出版和言論自由之嫌：
「依據中國的憲法規定，每一個公民都有他出版的自由，都有他言論的自由。都可以監督國家機關和工作人員，這是公民的合法行為。按照董先生的說法，他是站在他個人的角度，或者他站在某一個利益集團的角度在那兒說話，那不是要違背憲法？」
據報導，董關鵬還向外國媒體介紹了從去年拉薩事件到今年烏魯木齊事件中，中國政府對媒體採訪採取了不同的方法和策略。去年拉薩事件發生後，中國政府立即關閉了西藏，已經進入西藏的境外記者也被悉數趕出。此舉受到西方媒體的廣泛批評。董關鵬表示，這種局面促使中國政府進行反思，並一直在探討如何更好地跟媒體講述中國真實的情況。他表示，今年7月5號烏魯木齊事件發生後，當局允許外國記者前往採訪，並提供錄像帶、舉行多場記者會，這將成為中國政府在處理類似事件中所繼續遵循的模式。
「人民監督網」主編朱瑞峰指出，中國政府繼去年北京奧運會之後，對於新聞媒體的控制日趨嚴格。董關鵬所介紹的中國政府正在對外媒採取逐步開放的做法，事實上只是一種宣傳的策略：
「奧運會之後，中國的官方對這個媒體更加趨於緊縮的態度。這個事兒已經結束了，然後灌個什麼光盤，開個記者發佈會邀請記者再去，叫做宣傳。我認為這些做法都是不對的。」
在北京的資深媒體人凌滄洲強調，新聞開放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而壓制網絡輿論監督的觀點應當受到各界的譴責：「開放是一個大勢所趨呀，它是不以官員的意志為轉移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講，現在這些官員還是把穩定或者把控制真相擺在了首要地方。同時我對清華大學的教授也表示深度的失望。他們提出的想法和建議與人民群眾的意見都是背道而馳的，與憲法原則也是相違背的，是必須要質疑和批判的。」
在北京舉辦了08年夏季奧運會一週年之際，駐華外國記者協會於8月8號發表聲明，批評中國政府繼續對外國記者和被採訪對象進行騷擾和恐嚇，違背了舉辦奧運會時開放新聞採訪的承諾。有報導認為，中國政府日前在新疆事件中對媒體的處理方法，並非真正的媒體開放和新聞自由，只不過是當局控制媒體的新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