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9月30日訊】中共建國六十週年，不是喜氣洋洋普天同慶。而是搞得陰森森，緊緊張張如臨大敵。據說僅僅是北京市，就調集了120萬軍警和保安。三步一崗，五步一哨，還有看不見的便衣穿梭往來。不像是要搞慶典，倒像是又要爆發盧溝橋事變了，氣氛完全不對頭。
是主管慶祝的官員不懂事嗎？不會的。是迫不得已。社會各階層的不滿和反抗越來越多，越演越烈。各少數民族的反抗也被逼得不得不走向暴力。就連中共黨內，也早已是離心離德，同床異夢。總之，是搖搖欲墜了。難免緊張兮兮。
前些日子參加一個研討會。組織者把話題定為「中共竊國60年」，這竊國兩字十分貼切。我把竊國分為三個階段。每個階段都不同，都在圍繞著建立合法性而調整著基本政策。但每一次都很快就破產了。
第一次竊國，是從四十年代開始的，或者更早。毛澤東很瞭解國人的願望。他按照人民需要甚麼給甚麼的策略，制定了中共的口號，與國民黨爭奪天下。城市資產階級和中產小業主們，希望的是清廉的吏治和貿易保護主義，毛澤東就裝扮出民主的面貌，並且大談保護民族工業和反對帝國主義。於是，城市資產階級和知識份子為主的民主黨派就站在了共產黨的一邊。
農村的問題是土地不均。古代每一個朝代建立的初期，都有不同程度的均田運動。古代改朝換代幾乎都是武裝奪取政權，建國初期都面臨著民眾內心是否認同的問題，即合法性問題。均田是獲得農村大部份人口認同的簡單而又有效的方法，摧毀了和舊政權有千絲萬縷聯繫的地方豪強集團；並建立起新的，認同新政權的士紳階層。這是建立一整套新的統治結構的必經過程。
毛澤東和中國的共產黨沒有按照蘇聯的模式奪取政權。在這個以農民為主的國家裡，他們採取了中國傳統的模式成功地奪取了政權。如果他們信守諾言，建立起一個保護本國工商業，並以新興地主階級為骨幹的市場經濟制度。這就不是竊取政權，沒有欺騙社會；但也就不是共產黨了。
毛澤東和共產黨是一批理想主義者。他們要建立的是全新模式的共產主義社會。所以他們在經過了幾年穩定期，消滅了前政權遺留的反對派之後，就開始了違背諾言的行動，剝奪了城市資產階級的財產和農民的土地，開始了著名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和公私合營運動。
五十年代的中後期，中共完成了剝奪全國人民財產的過程。也同時完成了它違背自己的政治承諾，竊取國家的過程。政權失去了合法性；社會對新的結構又全面不適應，造成了共產黨的困境。舊的諾言不遵守；新的建設共產主義的諾言，又因為大饑荒而破產了。毛澤東和共產黨並不認為是自己的理想錯了，反而認為是「落後的傳統文化」拖了後腿。一場得到全黨支持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發生的。
文化大革命的目的，首先是把革命失敗的責任推給傳統文化。第二個層次的目標，是用更加徹底的共產主義改革，來證明中共執政的合法性；來證明毛澤東和中共沒有欺騙人民，正在把社會帶進他們宣稱的美好境界。
林彪這位老戰友兼私人朋友的背叛，徹底宣告了毛澤東理想的破產。七十年代後期，不僅僅是中共的體系，而且是全國全面地陷入了危機：政治的危機、經濟的危機、和文化的危機。從另一個角度看，就是社會整體的危機帶來了信仰危機和信任危機。這正是合法性危機的表現。
整個社會都在尋找出路。人們都在談論被文革摧毀的舊話題。道德；民生；民主和法制等等所謂的沉渣在泛起，並且佔據了民意的領導地位。社會在尋求新的道路；新的模式。在這種背景下，發生了一場得到大多數中國人支持的政變。毛澤東的夫人和毛派的干將們被抓起來，關進了監獄。人們為此而歡呼，人們希望這代表著中國要變天了。但當時的領導人華國峰卻讓大多數人失望了。他堅持繼續執行沒有毛澤東的毛澤東路線，引起了社會上廣泛的批評和怨憤，並爆發了中共執政後的第一次民主運動——民主牆運動。
鄧小平看準了這個時機。他打出了適應大多數人願望的旗號，一舉擊敗了大權獨攬的華國峰集團，奪取了國家的最高領導權。他的許諾是建立一個民主的政治；並且改革計劃經濟體制。由於鄧小平曾經被毛澤東認定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人們相信他的經濟體制改革就是取消共產主義。
然而，鄧小平以心狠手辣不講信用而聞名於黨內外。他不用毛澤東那種循序漸進的麻煩手段。他掌權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消滅曾經幫助他上台的民主派。消滅了民主牆之後，整個八十年代裡他都在孜孜不倦地消滅黨內和黨外的民主派；用消除精神污染來抵制社會上追求民主自由人權的運動；用嚴打來取消剛剛建立的法制體系。一直發展到武力鎮壓反腐敗、要民主的學生運動。這和全社會的願望背道而馳。
在徹底背棄了上台前的政治諾言之後，鄧小平和江澤民許下了一半獨裁、一半經濟發展的諾言。大多數人無奈地把希望寄托在沒有自由但可以發財致富的理想上。九十年代以後的經濟發展的確很快，但是腐敗的發展速度更快。壟斷市場機會的手段也迅速成熟起來。經濟的迅速發展只是少數人的發展；大多數人仍然深陷在貧困之中。發育不良的國內市場；和大部份依賴國際市場的經濟模式，顯然已經走到了頭。鄧小平許下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諾言，也被證明是一場騙局。它是把屬於全國人民的公共財產，轉移到當權派的口袋裡去了。這是真正大規模的竊國，比毛澤東更直接、更兇惡。
這種從理論到實踐的徹底破產，引發了人民極度的不滿。從溫和的到暴力的反抗越演越烈。江澤民的「三種精英相結合」的贖買政策，最多也就是收買了大部份的文人知識份子。正如古人所說：小恩小惠未遍。你不可能收買大部份的人民。何況官僚資產階級的特點，就是資產階級直接掌權。他們的基本政策就是保證最大限度的剝削，不可能允許全社會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這就決定了鄧小平的路線走進了死胡同。
胡錦濤集團為了解開這一道死結，正在形成著第三次竊國的路線。經過多年的試探，學習北朝鮮和古巴的道路肯定是不通。只能在現有的資本主義狀態下實現。那麼希特勒式的極端民族主義是不是有效的藥方呢？經過多年的運作和實驗發現：駁斥帝國主義的所謂愛國主義足以迷惑一部份人；但也只能迷惑一部份人。必須像希特勒那樣，製造出一個強大的、內部的人民公敵，才能製造出大部份人的恐懼，才能使恐懼的人民團結在流氓政權的周圍。
於是，西藏人民被妖魔化了；新疆人民被妖魔化了，煽起的排猶情緒已經接近了希特勒的時代。相當一部份有愛國主義情結的、善良的人民，漸漸地、不知覺地上了胡錦濤的賊船；不自覺地充當了新納粹的打手和吹鼓手。
人民會漸漸地忘記自己的苦難，成為納粹的衝鋒隊。結果受害的，不僅僅是自己的人民。還將給別人造成巨大的災難。這一階段的竊國，其危害性可能遠遠大於毛澤東、鄧小平和江澤民。有理智的中國人，都必須奮起反對胡錦濤的新納粹運動，阻止更大災難的發生。
(本文分析不代表新唐人觀點。)
──轉自《大紀元》
是主管慶祝的官員不懂事嗎？不會的。是迫不得已。社會各階層的不滿和反抗越來越多，越演越烈。各少數民族的反抗也被逼得不得不走向暴力。就連中共黨內，也早已是離心離德，同床異夢。總之，是搖搖欲墜了。難免緊張兮兮。
前些日子參加一個研討會。組織者把話題定為「中共竊國60年」，這竊國兩字十分貼切。我把竊國分為三個階段。每個階段都不同，都在圍繞著建立合法性而調整著基本政策。但每一次都很快就破產了。
第一次竊國，是從四十年代開始的，或者更早。毛澤東很瞭解國人的願望。他按照人民需要甚麼給甚麼的策略，制定了中共的口號，與國民黨爭奪天下。城市資產階級和中產小業主們，希望的是清廉的吏治和貿易保護主義，毛澤東就裝扮出民主的面貌，並且大談保護民族工業和反對帝國主義。於是，城市資產階級和知識份子為主的民主黨派就站在了共產黨的一邊。
農村的問題是土地不均。古代每一個朝代建立的初期，都有不同程度的均田運動。古代改朝換代幾乎都是武裝奪取政權，建國初期都面臨著民眾內心是否認同的問題，即合法性問題。均田是獲得農村大部份人口認同的簡單而又有效的方法，摧毀了和舊政權有千絲萬縷聯繫的地方豪強集團；並建立起新的，認同新政權的士紳階層。這是建立一整套新的統治結構的必經過程。
毛澤東和中國的共產黨沒有按照蘇聯的模式奪取政權。在這個以農民為主的國家裡，他們採取了中國傳統的模式成功地奪取了政權。如果他們信守諾言，建立起一個保護本國工商業，並以新興地主階級為骨幹的市場經濟制度。這就不是竊取政權，沒有欺騙社會；但也就不是共產黨了。
毛澤東和共產黨是一批理想主義者。他們要建立的是全新模式的共產主義社會。所以他們在經過了幾年穩定期，消滅了前政權遺留的反對派之後，就開始了違背諾言的行動，剝奪了城市資產階級的財產和農民的土地，開始了著名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和公私合營運動。
五十年代的中後期，中共完成了剝奪全國人民財產的過程。也同時完成了它違背自己的政治承諾，竊取國家的過程。政權失去了合法性；社會對新的結構又全面不適應，造成了共產黨的困境。舊的諾言不遵守；新的建設共產主義的諾言，又因為大饑荒而破產了。毛澤東和共產黨並不認為是自己的理想錯了，反而認為是「落後的傳統文化」拖了後腿。一場得到全黨支持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發生的。
文化大革命的目的，首先是把革命失敗的責任推給傳統文化。第二個層次的目標，是用更加徹底的共產主義改革，來證明中共執政的合法性；來證明毛澤東和中共沒有欺騙人民，正在把社會帶進他們宣稱的美好境界。
林彪這位老戰友兼私人朋友的背叛，徹底宣告了毛澤東理想的破產。七十年代後期，不僅僅是中共的體系，而且是全國全面地陷入了危機：政治的危機、經濟的危機、和文化的危機。從另一個角度看，就是社會整體的危機帶來了信仰危機和信任危機。這正是合法性危機的表現。
整個社會都在尋找出路。人們都在談論被文革摧毀的舊話題。道德；民生；民主和法制等等所謂的沉渣在泛起，並且佔據了民意的領導地位。社會在尋求新的道路；新的模式。在這種背景下，發生了一場得到大多數中國人支持的政變。毛澤東的夫人和毛派的干將們被抓起來，關進了監獄。人們為此而歡呼，人們希望這代表著中國要變天了。但當時的領導人華國峰卻讓大多數人失望了。他堅持繼續執行沒有毛澤東的毛澤東路線，引起了社會上廣泛的批評和怨憤，並爆發了中共執政後的第一次民主運動——民主牆運動。
鄧小平看準了這個時機。他打出了適應大多數人願望的旗號，一舉擊敗了大權獨攬的華國峰集團，奪取了國家的最高領導權。他的許諾是建立一個民主的政治；並且改革計劃經濟體制。由於鄧小平曾經被毛澤東認定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人們相信他的經濟體制改革就是取消共產主義。
然而，鄧小平以心狠手辣不講信用而聞名於黨內外。他不用毛澤東那種循序漸進的麻煩手段。他掌權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消滅曾經幫助他上台的民主派。消滅了民主牆之後，整個八十年代裡他都在孜孜不倦地消滅黨內和黨外的民主派；用消除精神污染來抵制社會上追求民主自由人權的運動；用嚴打來取消剛剛建立的法制體系。一直發展到武力鎮壓反腐敗、要民主的學生運動。這和全社會的願望背道而馳。
在徹底背棄了上台前的政治諾言之後，鄧小平和江澤民許下了一半獨裁、一半經濟發展的諾言。大多數人無奈地把希望寄托在沒有自由但可以發財致富的理想上。九十年代以後的經濟發展的確很快，但是腐敗的發展速度更快。壟斷市場機會的手段也迅速成熟起來。經濟的迅速發展只是少數人的發展；大多數人仍然深陷在貧困之中。發育不良的國內市場；和大部份依賴國際市場的經濟模式，顯然已經走到了頭。鄧小平許下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諾言，也被證明是一場騙局。它是把屬於全國人民的公共財產，轉移到當權派的口袋裡去了。這是真正大規模的竊國，比毛澤東更直接、更兇惡。
這種從理論到實踐的徹底破產，引發了人民極度的不滿。從溫和的到暴力的反抗越演越烈。江澤民的「三種精英相結合」的贖買政策，最多也就是收買了大部份的文人知識份子。正如古人所說：小恩小惠未遍。你不可能收買大部份的人民。何況官僚資產階級的特點，就是資產階級直接掌權。他們的基本政策就是保證最大限度的剝削，不可能允許全社會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這就決定了鄧小平的路線走進了死胡同。
胡錦濤集團為了解開這一道死結，正在形成著第三次竊國的路線。經過多年的試探，學習北朝鮮和古巴的道路肯定是不通。只能在現有的資本主義狀態下實現。那麼希特勒式的極端民族主義是不是有效的藥方呢？經過多年的運作和實驗發現：駁斥帝國主義的所謂愛國主義足以迷惑一部份人；但也只能迷惑一部份人。必須像希特勒那樣，製造出一個強大的、內部的人民公敵，才能製造出大部份人的恐懼，才能使恐懼的人民團結在流氓政權的周圍。
於是，西藏人民被妖魔化了；新疆人民被妖魔化了，煽起的排猶情緒已經接近了希特勒的時代。相當一部份有愛國主義情結的、善良的人民，漸漸地、不知覺地上了胡錦濤的賊船；不自覺地充當了新納粹的打手和吹鼓手。
人民會漸漸地忘記自己的苦難，成為納粹的衝鋒隊。結果受害的，不僅僅是自己的人民。還將給別人造成巨大的災難。這一階段的竊國，其危害性可能遠遠大於毛澤東、鄧小平和江澤民。有理智的中國人，都必須奮起反對胡錦濤的新納粹運動，阻止更大災難的發生。
(本文分析不代表新唐人觀點。)
──轉自《大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