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10月21日訊】中國媒體報道，新生代農民工中已經出現被稱之為「無地農民工」的特殊群體。他們在城市找不到工作，而且無論滯留城市還是回到農村，都面臨缺乏基本生活保障的困境，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隱患。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道，據中國官方的《經濟參考報》星期一的一篇文章說，面對「無地農民」群體可能構成的潛在社會隱患，基層官員建議應該提前謀劃對策。報道援引安徽省阜陽市市長孫雲飛的分析說，「無地農民工」的存在主要有兩個原因。一部分無地農民是計劃外超生人口，他們受計劃生育政策影響未能分到集體土地，還有一部分是農村土地30年不動政策實施後的新生兒。「無地農民」長大成人外出務工，就成了「無地農民工」。目前，「無地農民工」數量已經具有一定規模。據阜陽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一位官員的粗略估計，僅阜陽市228萬外出農民工中「無地農民工」 60萬人，估計今後每年有10萬沒有土地的新增勞動力進入社會。
《經濟參考報》的文章說，「無地農民」和失地農民不同。失地農民是在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其喪失土地過程是顯性的，而「無地農民」一直處於隱性狀態，游離於政府的目光之外。但農村耕地資源日漸緊張已經成為一個無法迴避、日益逼近的難題，「無地農民工」是由此產生的一個典型群體。阜陽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局長汝天彬認為，從「無地農民工」群體的出現可以看出，農村中土地資源不均衡的現象越來越嚴重。「無地農民工」的出現突顯出土地資源不均衡的現象。
就中國產生無地農民的原因，旅美中國經濟問題專家程曉農認為：
「無地農民的產生主要是因為中國的各級地方政府在徵地的過程中大量地剝奪了農民本來應該獲得的徵地的收益。在全世界其他各個地方如果農民因為他的耕地被城市開發所佔用，通常他們通過出售土地獲得經濟補償一般夠他們離開鄉村進入城市謀生，或者是另謀出路。但是中國呢名義上說土地是農民集體所有，但農民並不能真正集體來掌握土地的命運，包括掌握出讓土地的收入。名義上雖然是集體所有土地，但是實際上把土地強迫地交出去以後。他們領到的那點微薄的補償只能維持一兩年的生活。而遠遠不足以讓他們在城市裡立足，這是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國的土地實際上農民不是主人，而政府和地方官員才是主人。」
旅居法國的中國勞工問題專家蔡崇國，就如何改善中國無地農民的境況表示：
「中國無地農民的問題是很嚴重。嚴重倒不是對什麼社會穩定的威脅，這種思維方式是很不好的。首先，他們是人，他們的生存狀況要受到關注，他們應該有他們的權利。我們要批評中央政府的，主要是一個戶口制度的問題。城市戶口問題要解決呢，中央政府不做決定那是不可能的。另外一個就是各地方政府也有責任，當然就企業的問題，解決就業的問題，主要是靠企業，靠經濟發展，而不是靠政府。」
旅美中國經濟問題學者程曉農則認為：「戶籍問題不是第一位的問題。最主要的問 題是農民賴以生存的土地轉讓沒有給他們帶來必要的收益。中國現在土地這麼貴，如果土地的轉讓收入完全交給農民，那麼農民可以通過轉讓土地獲得相當一筆收 入，從此，就可以依靠這點收入，想辦法或者在城市立足或者另外做點小的生意或者什麼。我們看到在全世界失地農民並不像中國這樣有這麼嚴重的問題。」
有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人生價值觀呈現出理想與現實矛盾的特徵，他們希望能夠融入城市，但又認為自己不能完全融入城市。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道，據中國官方的《經濟參考報》星期一的一篇文章說，面對「無地農民」群體可能構成的潛在社會隱患，基層官員建議應該提前謀劃對策。報道援引安徽省阜陽市市長孫雲飛的分析說，「無地農民工」的存在主要有兩個原因。一部分無地農民是計劃外超生人口，他們受計劃生育政策影響未能分到集體土地，還有一部分是農村土地30年不動政策實施後的新生兒。「無地農民」長大成人外出務工，就成了「無地農民工」。目前，「無地農民工」數量已經具有一定規模。據阜陽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一位官員的粗略估計，僅阜陽市228萬外出農民工中「無地農民工」 60萬人，估計今後每年有10萬沒有土地的新增勞動力進入社會。
《經濟參考報》的文章說，「無地農民」和失地農民不同。失地農民是在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其喪失土地過程是顯性的，而「無地農民」一直處於隱性狀態，游離於政府的目光之外。但農村耕地資源日漸緊張已經成為一個無法迴避、日益逼近的難題，「無地農民工」是由此產生的一個典型群體。阜陽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局長汝天彬認為，從「無地農民工」群體的出現可以看出，農村中土地資源不均衡的現象越來越嚴重。「無地農民工」的出現突顯出土地資源不均衡的現象。
就中國產生無地農民的原因，旅美中國經濟問題專家程曉農認為：
「無地農民的產生主要是因為中國的各級地方政府在徵地的過程中大量地剝奪了農民本來應該獲得的徵地的收益。在全世界其他各個地方如果農民因為他的耕地被城市開發所佔用，通常他們通過出售土地獲得經濟補償一般夠他們離開鄉村進入城市謀生，或者是另謀出路。但是中國呢名義上說土地是農民集體所有，但農民並不能真正集體來掌握土地的命運，包括掌握出讓土地的收入。名義上雖然是集體所有土地，但是實際上把土地強迫地交出去以後。他們領到的那點微薄的補償只能維持一兩年的生活。而遠遠不足以讓他們在城市裡立足，這是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國的土地實際上農民不是主人，而政府和地方官員才是主人。」
旅居法國的中國勞工問題專家蔡崇國，就如何改善中國無地農民的境況表示：
「中國無地農民的問題是很嚴重。嚴重倒不是對什麼社會穩定的威脅，這種思維方式是很不好的。首先，他們是人，他們的生存狀況要受到關注，他們應該有他們的權利。我們要批評中央政府的，主要是一個戶口制度的問題。城市戶口問題要解決呢，中央政府不做決定那是不可能的。另外一個就是各地方政府也有責任，當然就企業的問題，解決就業的問題，主要是靠企業，靠經濟發展，而不是靠政府。」
旅美中國經濟問題學者程曉農則認為：「戶籍問題不是第一位的問題。最主要的問 題是農民賴以生存的土地轉讓沒有給他們帶來必要的收益。中國現在土地這麼貴，如果土地的轉讓收入完全交給農民，那麼農民可以通過轉讓土地獲得相當一筆收 入，從此，就可以依靠這點收入，想辦法或者在城市立足或者另外做點小的生意或者什麼。我們看到在全世界失地農民並不像中國這樣有這麼嚴重的問題。」
有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人生價值觀呈現出理想與現實矛盾的特徵，他們希望能夠融入城市，但又認為自己不能完全融入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