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11月26日訊】美國保護記者委員會11月24日晚，在其年度晚宴中頒發國際新聞自由獎給突尼西亞、索馬裡、亞塞拜然和斯裡蘭卡的記者。後兩個國家的記者因在獄中，無法前來領獎。而八年前獲此項殊榮的中國記者姜維平，終於得以親自領取這個獎項。
頒獎晚宴在紐約著名的沃爾道夫酒店舉行。保護記者委員會執行主任喬•西蒙向姜維平頒獎。在獲獎感言中姜維平表示，當年在獄中得知這一消息深受鼓舞。
姜維平說：「我確信，這個獎不僅僅是給我個人的，也是給所有關注和追求新聞自由的我的中國記者朋友們的。在長達五年的監禁中和獲釋後三年的監控下，我曾遇到過饑寒交迫、病痛折磨的苦難，也遇到過死亡的恐嚇。但是我對新聞自由的追求
從來沒有動搖過，我手中的筆從來沒有折斷過。」
姜維平因為揭露薄熙來等東北高官的腐敗行為被判刑八年，在監禁中度過了五年零一個月。今年初設法離開中國，與家人在加拿大多倫多團聚。他在接受本台記者採訪時表示，現在和八年前相比，中國的新聞自由是倒退了。
姜維平說：「這裡原因有兩個。一個是中共高層的內鬥，非常激烈；另外就是民間的維權運動，風起雲湧。作為一黨執政的共產黨非常擔憂，所以它對記者的打壓就比過去越加嚴重。這個是很令人心裡憂傷的，但是我相信會改變。」
說到薄熙來，姜維平表示，薄熙來是中共一黨威權統治的典型。
姜維平說：「薄熙來以反貪打黑的方式進行幫派鬥爭，對民主和法制是極大的傷害。如果他爬到更高的位置，會給國家帶來巨大災難。」他認為「掃黑」應該通過法制的方式，理智的進行，不贊成用紅色恐怖的方式。
關於西班牙法庭對江澤民和薄熙來等五名中共高官，以「群體滅絕罪及酷刑罪」立案審判一事，姜維平非常高興，他認為江澤民和薄熙來都應該受到法律制裁。
姜維平即將出版一本五十多萬字的新書，題目叫《欲加之罪》，反映自己五年的獄中生活，正在洽談出版商。用他的話講，這是一部讓「他們」心靈震撼的著作。
姜維平的妻子和他的朋友趙岩陪同他出席了頒獎典禮。趙岩是姜維平的東北老鄉，他認為姜獲獎是當之無愧。
趙岩說：「姜維平先生原來是在體制內做記者。他能在體制內，寫出那麼多揭露官場腐敗黑暗的東西，這比我們在體制外的記者可能更需要勇氣和力量。中國記者因言獲罪，象劉曉波、黃琦，都是記者中的優秀人才，他們還在為中國的明天忍受苦難。」
趙岩在任《紐約時報》北京分社的新聞助理期間，曾被中共當局逮捕，目前在哥倫比亞大學做訪問學者。
趙岩說：「紐約時報關注的問題，在中國都是比較尖銳的一些問題，在政治上是有一定風險的。什麼時候我們關注的問題在中國不是一個帶有風險性的問題，到那一天中國可能就好了。但是那一天還有多遠，這需要我們所有的新聞記者同仁和在這個世界上熱愛和平和正義、有良知的人士一起去關注。」
──轉自《自由亞洲》
頒獎晚宴在紐約著名的沃爾道夫酒店舉行。保護記者委員會執行主任喬•西蒙向姜維平頒獎。在獲獎感言中姜維平表示，當年在獄中得知這一消息深受鼓舞。
姜維平說：「我確信，這個獎不僅僅是給我個人的，也是給所有關注和追求新聞自由的我的中國記者朋友們的。在長達五年的監禁中和獲釋後三年的監控下，我曾遇到過饑寒交迫、病痛折磨的苦難，也遇到過死亡的恐嚇。但是我對新聞自由的追求
從來沒有動搖過，我手中的筆從來沒有折斷過。」
姜維平因為揭露薄熙來等東北高官的腐敗行為被判刑八年，在監禁中度過了五年零一個月。今年初設法離開中國，與家人在加拿大多倫多團聚。他在接受本台記者採訪時表示，現在和八年前相比，中國的新聞自由是倒退了。
姜維平說：「這裡原因有兩個。一個是中共高層的內鬥，非常激烈；另外就是民間的維權運動，風起雲湧。作為一黨執政的共產黨非常擔憂，所以它對記者的打壓就比過去越加嚴重。這個是很令人心裡憂傷的，但是我相信會改變。」
說到薄熙來，姜維平表示，薄熙來是中共一黨威權統治的典型。
姜維平說：「薄熙來以反貪打黑的方式進行幫派鬥爭，對民主和法制是極大的傷害。如果他爬到更高的位置，會給國家帶來巨大災難。」他認為「掃黑」應該通過法制的方式，理智的進行，不贊成用紅色恐怖的方式。
關於西班牙法庭對江澤民和薄熙來等五名中共高官，以「群體滅絕罪及酷刑罪」立案審判一事，姜維平非常高興，他認為江澤民和薄熙來都應該受到法律制裁。
姜維平即將出版一本五十多萬字的新書，題目叫《欲加之罪》，反映自己五年的獄中生活，正在洽談出版商。用他的話講，這是一部讓「他們」心靈震撼的著作。
姜維平的妻子和他的朋友趙岩陪同他出席了頒獎典禮。趙岩是姜維平的東北老鄉，他認為姜獲獎是當之無愧。
趙岩說：「姜維平先生原來是在體制內做記者。他能在體制內，寫出那麼多揭露官場腐敗黑暗的東西，這比我們在體制外的記者可能更需要勇氣和力量。中國記者因言獲罪，象劉曉波、黃琦，都是記者中的優秀人才，他們還在為中國的明天忍受苦難。」
趙岩在任《紐約時報》北京分社的新聞助理期間，曾被中共當局逮捕，目前在哥倫比亞大學做訪問學者。
趙岩說：「紐約時報關注的問題，在中國都是比較尖銳的一些問題，在政治上是有一定風險的。什麼時候我們關注的問題在中國不是一個帶有風險性的問題，到那一天中國可能就好了。但是那一天還有多遠，這需要我們所有的新聞記者同仁和在這個世界上熱愛和平和正義、有良知的人士一起去關注。」
──轉自《自由亞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