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3月10日訊】今天和大家一起討論一下，最近發生的就是13家中國的地方報紙發表的聯合社論，向兩會喊話，要求考慮取消戶籍制度，結果遭到整肅這麼一個事情；以及北京正在召開的人大和政協兩會。
這13家報紙的聯合社論，無論在國內還是在海外都引起了很大的轟動；人們認為這種用聯合社論的方式是一種比較新的表現，也有很多討論。今天我們來看一下這究竟是一個什麼問題。對於戶籍制度的不合理性，其實大家都有很多認識，而且已經討論很久了。它也不是一個很嚴格的禁區，甚至都不是禁區。也許這也是聯合社論的一個初衷，就是說打一個擦邊球，在形式上表現得比較突出一些。提一個並不是很敏感的問題，可能想在這個地方打一個擦邊球。但我個人認為這實際上是不可能做到的，就是說它的初衷提出這一個不是非常敏感的問題，而不遭到整肅這種初衷，可能是不太切實際。那麼聯合社論在這裡它出問題在什麼地方呢？
第一個就是這個制度是一個不合理的制度，但是這個不合理的制度，被公認的不合理的制度在中國今天有很多，這些制度都繼續存在著，所以並不是說有不合理的制度它就容許你去把它提出來的，儘管大家都認為不合理。就像勞教制度，勞教制度人人都認為這是不合理的制度，但是卻繼續存在，而且還沒有辦法把它取消。
在這裡可能有人認為有別人也在談，就是中共的高級官員，包括溫家寶、周永康都談了戶籍制度的問題。所以這個媒體認為這件事情，媒體是可以發生的。其實媒體在這件事情上，可不可以發生，我認為聯合社論有兩個估計上的錯誤。
第一個就是讀錯了信號。溫家寶談過戶籍制度。他在2009年12月27日接受新華社專訪的時候，談到中央已經做出了決定，說是要穩妥的推進戶籍制度改革，讓那些在城裡長年打工的人能夠和城裡人一樣的享受同樣的待遇。而周永康今年又提出來，他說那是探索「以證管人、以防管人、以業管人」的流動人口服務管理新模式。要注意他的基點是怎麼樣「管」的問題，這個「管」字，從來就沒有說過要取消戶籍制度，這是一個很大的區別。
無論是溫家寶還是周永康談到的，實質是加強對戶籍制度的管理，而不是取消戶籍制度。當然對民間來說的話，戶籍制度是一個應該廢除的制度。但是對於統治者來說的話，是如何改的更能夠在新形勢下管理的問題。從表面上看，這可能是一個措詞的差別，但在實質上這是完全不同的。聯合社論當中提出的是以人口信息登記制度，取代現行僵化的戶籍制度，直至最終將其徹底消除。而周永康提出來的是提升流動人口服務管理水平，這就相差何止十萬八千裡。所以我想這也可能是參加聯合社論的這些媒體，現在正在被整肅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二個問題牽涉的就是一個州官放火和百姓點燈的問題，同一個問題溫家寶可以談，周永康可以談，不等於媒體也可以談。在中國有很多時候並不一定是這個意見和建議是對還是錯，而是誰有資格去發表這個意見建議。中國的戶籍制度對於中共而言，不一定是要不要改，或者是怎樣改的問題，而是誰主導改的問題，是誰對改革戶籍制度有解釋權的問題，這個解釋權絕對不允許落入他人之手。
1959年的廬山會議，毛澤東本來也是想在適當的程度上糾左的，後來為什麼會變反了方向，變成反右傾的呢？就是因為他不能允許彭德懷對大躍進有提意見的權利。這是很清楚的。這是關於媒體在這個問題上發生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戶籍制度。這個在學術界在司法界和在民眾當中，已經討論了很多了。我們簡單的看一下它的歷史，1954年的憲法最先取消了人民的遷徙自由，但是在憲法當中取消了遷徙自由，並沒有具體的法律來管這件事情。到了1958年，就出了一個戶口登記條例，這個條例是正式限制農村人口流向城市，和城市和城市之間的人口流動。對於這方面，中國學術界有兩個主要觀點，一個就是認為這是計劃經濟所造成的；另外一個是認為當時有了重大的經濟危機，所以有必要對人口進行控制。就這兩個學說。
後來就有一系列的補充規定，或者是條例來加強和具體細化這個戶口登記條例，包括1963年，公安部的文件把全國居民分成了「農業」和「非農業」戶口，這就是吃不吃商品糧的問題。到了1964年，國務院批准轉了一個公安部的一個戶口遷移相關規定，提出兩個「嚴加限制」，就是對從農村遷往城市和集鎮要嚴加限制；對從集鎮遷往城市的要嚴加限制，所以它就分成了幾個等級。到了1977年，國務院批轉了一個公安部關於處理戶口遷移的規定的通知。這裡面就強調在各個城市遷往北京、上海、天津這三個大城市的要嚴格控制，從小城市往大城市遷，也要一定的審批權限。而且這一次又特別提出來嚴格控制「農業人口」轉為「非農業人口」，並且後來還具體規定內部指標。
到了1994年的時候，公安部發了一個關於啟用新的戶口准遷證的通知；在98年到200年之間，國務院又批准公安部的幾個解決問題的通知，還有一系列的規 定。那麼這主要解決的是一些具體的問題，比如說嬰兒落戶的問題、夫妻分居、父母投靠子女，它對戶籍制度本身沒有實質性的影響，只是一些具體的案例。所以說即使是解決了這些分居問題，父母投靠子女的問題，並沒有改變中國的戶籍制度的實質。就是說人口的流動的高度限制，即使這時候已經有了上億的農村人口進入城市打工，但實際上他們並不是這個城市法律上容許的居民。
那麼我們回過頭來看一下，一個曾經聲稱要建立一個平等社會的中共，僅僅在奪取政權不到5年的時間，就建立了世界上最不平等的戶籍管理制度。中共自己也承認，在國際上能夠和中國戶籍管理制度相提並論的，可能只有另外兩個國家；一個是北韓一個是貝寧，其他的國家都沒有對人民的流動有這麼嚴格的限制，包括以前前蘇聯和前東歐所謂那些社會主義國家，都沒有這麼嚴格。這不完全能夠用計劃經濟和經濟危機可以解釋的。所謂計劃經濟原來前東歐、前蘇聯都是計劃經濟，它們並沒有這麼嚴格的戶籍管理，而經濟危機在1954年憲法取消人民遷徙自由的時候根本就沒有出現經濟危機，雖然到了58年具體規定的時候已經出現了，但是你不能說以後可能會出現經濟危機，所以在54年的時候就事先規定了，這個說法是說不過去的。
況且中共從來不承認所謂的經濟危機，那個時候只說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而資本主義有經濟危機已經有100多年，200年的歷史了。經濟危機一直存在，而且是週期性爆發，按照中共社會經濟學來解釋的話。但是那些國家並沒有因為經濟危機而建立戶籍管理制度，這些解釋都是非常牽強的。
另外一個，在媒體社論發表對像上，我認為也犯了錯誤，因為它是對人大和政協去喊話。在立法上，實質人大並沒有啟動、討論或者是決定立法的權力，這個權力從來就不在人大，政協就更不必提了，沒有人把政協當回事。所以大家說人大是橡皮圖章這點是不錯的，但是問題是人大是誰的橡皮圖章，它是中共的橡皮圖章。在戶籍制度上，人大並沒有發言權。
從歷史上看，一個影響到全國所有人的制度，因為戶籍制度不僅影響到普通的中國人，不僅影響到全國的農民，也影響到全國的城市人口。而這麼一個影響到每一個人的制度，居然只有一個50年前制定的條例，至今沒有一部法律，沒有一個戶籍法，你去看，這是很奇怪的。以後的相關規定都是來自國務院批轉公安部的通知。
這是一個中國的特色，就是說公安部在很多重大的問題上，它兼任了立法和執法的雙重責任。在很多問題上，它的立法權甚至超過了國務院，儘管國務院是批轉，但是可以看到提出的是公安部，最後執行的還是公安部。
在中國80年代的時候，曾經是一個立法的年代，就是說很多沒有立法的在80年代都已經立了。那麼為什麼像戶籍這麼重要的事情，不去立法？如果說戶籍制度是計劃經濟的結果的話，現在就不應該有障礙了，因為現在儘管不是真正的自由經濟，但也不是非常嚴格的計劃經濟。那麼取消這個計劃經濟的產物，它的障礙究竟在哪裡？在戶籍問題上，掌握生殺大權的是公安部。我們可以看到，只要是公安部的權限範圍之內，無論是國務院，還是全國人大都沒有提出不同意見的膽量和權利，因為公安部並不歸國務院或者全國人大管，而是歸中共中央政法委管。
這和另外一個違法違憲的罪惡制度，勞教制度幾乎是如出一轍。人大曾經企圖改革勞教制度，甚至想取消勞教制度，為此已經準備立法好幾年了，一直到去年，最後連會議議程都進不去了，原來還提案過幾次，後來連會議議程都進不去了，今年情況不清楚。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至於經濟危機的說法，一個制度如果制定時候的條件已經不存在了，那麼這個制度就應該自然而然的消亡，就像今天中國的經濟當然不能和1958年相比，而且已經有人…不管這個說法是真是假，有人把它稱為是世界經濟的一枝獨秀，就在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情況下，中共自己也非常得意的認為中國已經走出了經濟危機，或者根本沒有真正的進入經濟危機。
在這種情況下，不管這種說法是真是假，它的經濟至少不能稱之為危機，至少在制定的時候所說的經濟危機，早就不存在了。那麼取消的障礙應該是沒有了。為什麼不能取消，而且連取消這個話，提都不能提，提了就要整肅。
我們再看看，是不是立法有滯後的效應。這是中國人大立法的一個怪現象，就是凡是迫害人民的，為統治者謀利益的，往往立法既迅速又草率。如1999年10月 30日，人大常委會有一個關於取締邪教組織防範和懲治邪教活動的決定。這個決定是來源於10月25日，當時的中共黨魁江澤民，對法國《費加洛報》主編一個書面採訪的講話。從這個講話到所謂的立法只用了5天的時間，連任何必要的程序都免了，都不要了，這是迅速而草率的立法。
或者是超前立法。比如說1982年的憲法，當時並沒有非常明顯的征地運動，但是顯然是為了使統治集團可以在將來的經濟發展當中獲取最大的利益，在全國的民眾都沒有意識的情況下，就悄悄的把城市居民擁有的私產下的土地給國有化了，這是超前立法。或者乾脆連立法都不用，做個決定就當法律用。像勞教制度和戶籍制度都不是人大立的法。所以你去查的話沒有一個勞教法，也沒有一個戶籍法。隨便做個決定就當法律用，這是只對中共有利的，或者迫害人民的，它的立法都很快，或者乾脆連立法都不要。
而對中共的統治帶來不便的事情，或者有所限制的，就是千呼萬喚出不來。任憑一個像勞教或者戶籍這樣的制度，實行了半個世紀的這種條例規定和通知卻橫行霸道，也不管當時的情況和現在的情況有多大的差別。為什麼？其原因是這個戶籍制度最根本的並不是什麼計劃經濟，也不是什麼經濟危機，是中共對中國全面統治的需要。這一種深入到社會每一個細胞的統治方式，對於任何一個正常社會都是沒有必要的，但是對中共卻真的是生死攸關的。
你看中共它的統治的基礎，對中國社會的最嚴密的統治，政治上是把黨支部建到基層，這是戰爭年代所謂支部建在連上的延伸，包括現在已經宣佈在全國所有的律師事務所，都建立了黨支部，或者在黨的控制之下，就是黨派代表進駐；在外企和私企建立黨支部，這就是它統治的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對社會的統治就是戶籍制度。雖然台灣、日本也有戶籍制度，但是它們只是一種登記制度，就是你住在什麼地方你可以搬到那裡去住，然後你在當地登記一下就可以了，這是它們的戶籍制度。而中共的戶籍制度不是一種登記制度，而是一種監控、管理、限制和畫地為牢的制度。這個制度幫助中共維持它的統治，像大躍進餓死了幾千萬人，絲毫沒有觸動中共的統治，這種畫地為牢的戶籍制度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
又在所謂的改革開放30年當中，由於它能提供廉價而不需要社會福利的保障的大批勞動力，所以為中共的權貴政治集團賺取天文數字般的財富，所以中共是不會輕易放棄的，除非它能找到一個功能類似或者更有效的管理辦法，就像收容制度之所以能夠被取消，不是因為中共的良心發現，而是中共還有一個任意剝奪人身自由的勞教制度，還有一個新發明出來的戒毒制度，可以來代替。你不相信？像躲貓貓，彈腦門，喝水死、睡覺死，這些不都是孫志剛事件的翻版嗎？它並不因為取消一個收容制度，這種管理方法、這種統治方法就受到影響了，它沒有受到影響。而正因為它的統治方法不受影響，所以收容制度才能被取消。
當然在這個喊話當中談到了憲法賦予的權利，其實憲法它還規定了有言論出版自由，還有宗教信仰自由，這些所有的基本的人權都沒有，怎麼可能指望在一個人民的遷徙權的問題上，中共會做出讓步。在所有的基本人權都沒有的情況下，一個獨立的權利是不可能起作用的，也是不可能通過的。
當然我們可以從另外一方面看，因為這個喊話是對兩會喊的。我們剛才已經談了，兩會實際上是沒有這種立法權的，真正的權力是在中共，如果中共不在兩會上提出這個法案的話，人大是不可能去討論的。但是這兩天正在開的人大，我們看哪，它這個兩會開的是愈來愈像回事。今年不僅是跟往年一樣開得那麼熱鬧，而且高技術的含金量也升高了。今年每個代表發了一台電腦，另外人均的花費是1百萬人民幣，就是他們的吃、住、行和各種招待。另外還啟動了6個省市的護城河工程，動用了70萬人參加兩會的安保。這就像假戲真做，做到了一種走火入魔的水平了。
一個是橡皮圖章、一個是花瓶，它本來都是做樣子的。你如果不相信是它做樣子的，你不信把兩會停開兩年，這今年不開兩會，明年不開兩會，保證什麼事情也不會發生。既然每年要開一次，反正是橡皮圖章和花瓶，那就是一種表演。表演表演也就可以了，完全沒有必要非得把演員弄得真的以為自己是個人物了。弄得老百姓也以為他們是人物，還非得到兩會去投訴去。弄得媒體也以為他們是人物，對着他們喊話，所以反倒弄得中共自己不方便了。
因為這些演員他其實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這裡幹什麼，但是他又必須做一些什麼事情，來努力的演得更像一些。所以在今年的兩會上面，包括全國和地方的兩會，大家看到了很多非常奇怪的所謂雷人的提案。這些提案你看，有的說老婆做家務、老公發工資；還有必須採取強硬措施，強制關閉社會網吧。還說房價不能打壓，買不起房不要埋怨政府和開發商。像這一類的各種各樣的古怪的提案，就是這些演員演得太賣力了，卻不知道該怎麼演才造成的結果。只要兩會它的性質不改變，這一類的提案永遠會出現。這些參加兩會的，當然他們表演得好。表演得好給個電腦、給個1百萬的花費做為賞金這也就罷了，我覺得根本就沒有必要去弄個幾十萬人去當保安，弄個6省市的護城河工程至少要牽涉到幾千萬人不得安身，要忙着安保要搞護城河。
那它究竟是保護誰呢？究竟是在防誰呢？如果人大是立法機構，那麼人大代表的權力就是立法權。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真正的人大代表是沒有權力的。當然裡面有一些人他原本就是中共的官員，這些官員他的權力是來自他的官員身份，而不是人大代表的身份。所以沒有權力的人大代表，它不需要保護。所以我說這個保護誰呢？保護的人是不需要保護的，他只是一個演員而已。
那麼它要防誰呢？當然不可能去防恐怖份子，因為你權力都沒有，誰來找你？況且中共整天在那叫反恐反恐，事實上中國大陸中共並不面臨著恐怖分子的襲擊，因為中共本身自己就是最大的恐怖份子。現在人們所面臨的是這個恐怖是來自於中共，而不是來自於任何其它的地方。當然這不是我們今天討論的內容。它要防的就是全國的民眾。那麼要防全國民眾，需要防什麼？這是我最不能理解的，需要防的是什麼？能夠唯一想出來的是防那些訪民去攔轎喊冤，這就是為什麼它要去大量的清理那些上訪村，要清理那些上訪的人群。但是那個防止攔轎喊冤需要70萬人去防嗎？完全不必要。我認為像這種演戲，它的道具、它的表情要合適，要和劇情相適應。因為這是一種真人秀，它要調動幾千個代表和委員到北京去開會，要調動這麼多人去防，所以它不應該演得跟央視春晚一個水平。好，今天就大家談到這裡，謝謝大家。
（據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台《橫河評論》節目錄音整理）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這13家報紙的聯合社論，無論在國內還是在海外都引起了很大的轟動；人們認為這種用聯合社論的方式是一種比較新的表現，也有很多討論。今天我們來看一下這究竟是一個什麼問題。對於戶籍制度的不合理性，其實大家都有很多認識，而且已經討論很久了。它也不是一個很嚴格的禁區，甚至都不是禁區。也許這也是聯合社論的一個初衷，就是說打一個擦邊球，在形式上表現得比較突出一些。提一個並不是很敏感的問題，可能想在這個地方打一個擦邊球。但我個人認為這實際上是不可能做到的，就是說它的初衷提出這一個不是非常敏感的問題，而不遭到整肅這種初衷，可能是不太切實際。那麼聯合社論在這裡它出問題在什麼地方呢？
第一個就是這個制度是一個不合理的制度，但是這個不合理的制度，被公認的不合理的制度在中國今天有很多，這些制度都繼續存在著，所以並不是說有不合理的制度它就容許你去把它提出來的，儘管大家都認為不合理。就像勞教制度，勞教制度人人都認為這是不合理的制度，但是卻繼續存在，而且還沒有辦法把它取消。
在這裡可能有人認為有別人也在談，就是中共的高級官員，包括溫家寶、周永康都談了戶籍制度的問題。所以這個媒體認為這件事情，媒體是可以發生的。其實媒體在這件事情上，可不可以發生，我認為聯合社論有兩個估計上的錯誤。
第一個就是讀錯了信號。溫家寶談過戶籍制度。他在2009年12月27日接受新華社專訪的時候，談到中央已經做出了決定，說是要穩妥的推進戶籍制度改革，讓那些在城裡長年打工的人能夠和城裡人一樣的享受同樣的待遇。而周永康今年又提出來，他說那是探索「以證管人、以防管人、以業管人」的流動人口服務管理新模式。要注意他的基點是怎麼樣「管」的問題，這個「管」字，從來就沒有說過要取消戶籍制度，這是一個很大的區別。
無論是溫家寶還是周永康談到的，實質是加強對戶籍制度的管理，而不是取消戶籍制度。當然對民間來說的話，戶籍制度是一個應該廢除的制度。但是對於統治者來說的話，是如何改的更能夠在新形勢下管理的問題。從表面上看，這可能是一個措詞的差別，但在實質上這是完全不同的。聯合社論當中提出的是以人口信息登記制度，取代現行僵化的戶籍制度，直至最終將其徹底消除。而周永康提出來的是提升流動人口服務管理水平，這就相差何止十萬八千裡。所以我想這也可能是參加聯合社論的這些媒體，現在正在被整肅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二個問題牽涉的就是一個州官放火和百姓點燈的問題，同一個問題溫家寶可以談，周永康可以談，不等於媒體也可以談。在中國有很多時候並不一定是這個意見和建議是對還是錯，而是誰有資格去發表這個意見建議。中國的戶籍制度對於中共而言，不一定是要不要改，或者是怎樣改的問題，而是誰主導改的問題，是誰對改革戶籍制度有解釋權的問題，這個解釋權絕對不允許落入他人之手。
1959年的廬山會議，毛澤東本來也是想在適當的程度上糾左的，後來為什麼會變反了方向，變成反右傾的呢？就是因為他不能允許彭德懷對大躍進有提意見的權利。這是很清楚的。這是關於媒體在這個問題上發生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戶籍制度。這個在學術界在司法界和在民眾當中，已經討論了很多了。我們簡單的看一下它的歷史，1954年的憲法最先取消了人民的遷徙自由，但是在憲法當中取消了遷徙自由，並沒有具體的法律來管這件事情。到了1958年，就出了一個戶口登記條例，這個條例是正式限制農村人口流向城市，和城市和城市之間的人口流動。對於這方面，中國學術界有兩個主要觀點，一個就是認為這是計劃經濟所造成的；另外一個是認為當時有了重大的經濟危機，所以有必要對人口進行控制。就這兩個學說。
後來就有一系列的補充規定，或者是條例來加強和具體細化這個戶口登記條例，包括1963年，公安部的文件把全國居民分成了「農業」和「非農業」戶口，這就是吃不吃商品糧的問題。到了1964年，國務院批准轉了一個公安部的一個戶口遷移相關規定，提出兩個「嚴加限制」，就是對從農村遷往城市和集鎮要嚴加限制；對從集鎮遷往城市的要嚴加限制，所以它就分成了幾個等級。到了1977年，國務院批轉了一個公安部關於處理戶口遷移的規定的通知。這裡面就強調在各個城市遷往北京、上海、天津這三個大城市的要嚴格控制，從小城市往大城市遷，也要一定的審批權限。而且這一次又特別提出來嚴格控制「農業人口」轉為「非農業人口」，並且後來還具體規定內部指標。
到了1994年的時候，公安部發了一個關於啟用新的戶口准遷證的通知；在98年到200年之間，國務院又批准公安部的幾個解決問題的通知，還有一系列的規 定。那麼這主要解決的是一些具體的問題，比如說嬰兒落戶的問題、夫妻分居、父母投靠子女，它對戶籍制度本身沒有實質性的影響，只是一些具體的案例。所以說即使是解決了這些分居問題，父母投靠子女的問題，並沒有改變中國的戶籍制度的實質。就是說人口的流動的高度限制，即使這時候已經有了上億的農村人口進入城市打工，但實際上他們並不是這個城市法律上容許的居民。
那麼我們回過頭來看一下，一個曾經聲稱要建立一個平等社會的中共，僅僅在奪取政權不到5年的時間，就建立了世界上最不平等的戶籍管理制度。中共自己也承認，在國際上能夠和中國戶籍管理制度相提並論的，可能只有另外兩個國家；一個是北韓一個是貝寧，其他的國家都沒有對人民的流動有這麼嚴格的限制，包括以前前蘇聯和前東歐所謂那些社會主義國家，都沒有這麼嚴格。這不完全能夠用計劃經濟和經濟危機可以解釋的。所謂計劃經濟原來前東歐、前蘇聯都是計劃經濟，它們並沒有這麼嚴格的戶籍管理，而經濟危機在1954年憲法取消人民遷徙自由的時候根本就沒有出現經濟危機，雖然到了58年具體規定的時候已經出現了，但是你不能說以後可能會出現經濟危機，所以在54年的時候就事先規定了，這個說法是說不過去的。
況且中共從來不承認所謂的經濟危機，那個時候只說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而資本主義有經濟危機已經有100多年，200年的歷史了。經濟危機一直存在，而且是週期性爆發，按照中共社會經濟學來解釋的話。但是那些國家並沒有因為經濟危機而建立戶籍管理制度，這些解釋都是非常牽強的。
另外一個，在媒體社論發表對像上，我認為也犯了錯誤，因為它是對人大和政協去喊話。在立法上，實質人大並沒有啟動、討論或者是決定立法的權力，這個權力從來就不在人大，政協就更不必提了，沒有人把政協當回事。所以大家說人大是橡皮圖章這點是不錯的，但是問題是人大是誰的橡皮圖章，它是中共的橡皮圖章。在戶籍制度上，人大並沒有發言權。
從歷史上看，一個影響到全國所有人的制度，因為戶籍制度不僅影響到普通的中國人，不僅影響到全國的農民，也影響到全國的城市人口。而這麼一個影響到每一個人的制度，居然只有一個50年前制定的條例，至今沒有一部法律，沒有一個戶籍法，你去看，這是很奇怪的。以後的相關規定都是來自國務院批轉公安部的通知。
這是一個中國的特色，就是說公安部在很多重大的問題上，它兼任了立法和執法的雙重責任。在很多問題上，它的立法權甚至超過了國務院，儘管國務院是批轉，但是可以看到提出的是公安部，最後執行的還是公安部。
在中國80年代的時候，曾經是一個立法的年代，就是說很多沒有立法的在80年代都已經立了。那麼為什麼像戶籍這麼重要的事情，不去立法？如果說戶籍制度是計劃經濟的結果的話，現在就不應該有障礙了，因為現在儘管不是真正的自由經濟，但也不是非常嚴格的計劃經濟。那麼取消這個計劃經濟的產物，它的障礙究竟在哪裡？在戶籍問題上，掌握生殺大權的是公安部。我們可以看到，只要是公安部的權限範圍之內，無論是國務院，還是全國人大都沒有提出不同意見的膽量和權利，因為公安部並不歸國務院或者全國人大管，而是歸中共中央政法委管。
這和另外一個違法違憲的罪惡制度，勞教制度幾乎是如出一轍。人大曾經企圖改革勞教制度，甚至想取消勞教制度，為此已經準備立法好幾年了，一直到去年，最後連會議議程都進不去了，原來還提案過幾次，後來連會議議程都進不去了，今年情況不清楚。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至於經濟危機的說法，一個制度如果制定時候的條件已經不存在了，那麼這個制度就應該自然而然的消亡，就像今天中國的經濟當然不能和1958年相比，而且已經有人…不管這個說法是真是假，有人把它稱為是世界經濟的一枝獨秀，就在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情況下，中共自己也非常得意的認為中國已經走出了經濟危機，或者根本沒有真正的進入經濟危機。
在這種情況下，不管這種說法是真是假，它的經濟至少不能稱之為危機，至少在制定的時候所說的經濟危機，早就不存在了。那麼取消的障礙應該是沒有了。為什麼不能取消，而且連取消這個話，提都不能提，提了就要整肅。
我們再看看，是不是立法有滯後的效應。這是中國人大立法的一個怪現象，就是凡是迫害人民的，為統治者謀利益的，往往立法既迅速又草率。如1999年10月 30日，人大常委會有一個關於取締邪教組織防範和懲治邪教活動的決定。這個決定是來源於10月25日，當時的中共黨魁江澤民，對法國《費加洛報》主編一個書面採訪的講話。從這個講話到所謂的立法只用了5天的時間，連任何必要的程序都免了，都不要了，這是迅速而草率的立法。
或者是超前立法。比如說1982年的憲法，當時並沒有非常明顯的征地運動，但是顯然是為了使統治集團可以在將來的經濟發展當中獲取最大的利益，在全國的民眾都沒有意識的情況下，就悄悄的把城市居民擁有的私產下的土地給國有化了，這是超前立法。或者乾脆連立法都不用，做個決定就當法律用。像勞教制度和戶籍制度都不是人大立的法。所以你去查的話沒有一個勞教法，也沒有一個戶籍法。隨便做個決定就當法律用，這是只對中共有利的，或者迫害人民的，它的立法都很快，或者乾脆連立法都不要。
而對中共的統治帶來不便的事情，或者有所限制的，就是千呼萬喚出不來。任憑一個像勞教或者戶籍這樣的制度，實行了半個世紀的這種條例規定和通知卻橫行霸道，也不管當時的情況和現在的情況有多大的差別。為什麼？其原因是這個戶籍制度最根本的並不是什麼計劃經濟，也不是什麼經濟危機，是中共對中國全面統治的需要。這一種深入到社會每一個細胞的統治方式，對於任何一個正常社會都是沒有必要的，但是對中共卻真的是生死攸關的。
你看中共它的統治的基礎，對中國社會的最嚴密的統治，政治上是把黨支部建到基層，這是戰爭年代所謂支部建在連上的延伸，包括現在已經宣佈在全國所有的律師事務所，都建立了黨支部，或者在黨的控制之下，就是黨派代表進駐；在外企和私企建立黨支部，這就是它統治的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對社會的統治就是戶籍制度。雖然台灣、日本也有戶籍制度，但是它們只是一種登記制度，就是你住在什麼地方你可以搬到那裡去住，然後你在當地登記一下就可以了，這是它們的戶籍制度。而中共的戶籍制度不是一種登記制度，而是一種監控、管理、限制和畫地為牢的制度。這個制度幫助中共維持它的統治，像大躍進餓死了幾千萬人，絲毫沒有觸動中共的統治，這種畫地為牢的戶籍制度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
又在所謂的改革開放30年當中，由於它能提供廉價而不需要社會福利的保障的大批勞動力，所以為中共的權貴政治集團賺取天文數字般的財富，所以中共是不會輕易放棄的，除非它能找到一個功能類似或者更有效的管理辦法，就像收容制度之所以能夠被取消，不是因為中共的良心發現，而是中共還有一個任意剝奪人身自由的勞教制度，還有一個新發明出來的戒毒制度，可以來代替。你不相信？像躲貓貓，彈腦門，喝水死、睡覺死，這些不都是孫志剛事件的翻版嗎？它並不因為取消一個收容制度，這種管理方法、這種統治方法就受到影響了，它沒有受到影響。而正因為它的統治方法不受影響，所以收容制度才能被取消。
當然在這個喊話當中談到了憲法賦予的權利，其實憲法它還規定了有言論出版自由，還有宗教信仰自由，這些所有的基本的人權都沒有，怎麼可能指望在一個人民的遷徙權的問題上，中共會做出讓步。在所有的基本人權都沒有的情況下，一個獨立的權利是不可能起作用的，也是不可能通過的。
當然我們可以從另外一方面看，因為這個喊話是對兩會喊的。我們剛才已經談了，兩會實際上是沒有這種立法權的，真正的權力是在中共，如果中共不在兩會上提出這個法案的話，人大是不可能去討論的。但是這兩天正在開的人大，我們看哪，它這個兩會開的是愈來愈像回事。今年不僅是跟往年一樣開得那麼熱鬧，而且高技術的含金量也升高了。今年每個代表發了一台電腦，另外人均的花費是1百萬人民幣，就是他們的吃、住、行和各種招待。另外還啟動了6個省市的護城河工程，動用了70萬人參加兩會的安保。這就像假戲真做，做到了一種走火入魔的水平了。
一個是橡皮圖章、一個是花瓶，它本來都是做樣子的。你如果不相信是它做樣子的，你不信把兩會停開兩年，這今年不開兩會，明年不開兩會，保證什麼事情也不會發生。既然每年要開一次，反正是橡皮圖章和花瓶，那就是一種表演。表演表演也就可以了，完全沒有必要非得把演員弄得真的以為自己是個人物了。弄得老百姓也以為他們是人物，還非得到兩會去投訴去。弄得媒體也以為他們是人物，對着他們喊話，所以反倒弄得中共自己不方便了。
因為這些演員他其實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這裡幹什麼，但是他又必須做一些什麼事情，來努力的演得更像一些。所以在今年的兩會上面，包括全國和地方的兩會，大家看到了很多非常奇怪的所謂雷人的提案。這些提案你看，有的說老婆做家務、老公發工資；還有必須採取強硬措施，強制關閉社會網吧。還說房價不能打壓，買不起房不要埋怨政府和開發商。像這一類的各種各樣的古怪的提案，就是這些演員演得太賣力了，卻不知道該怎麼演才造成的結果。只要兩會它的性質不改變，這一類的提案永遠會出現。這些參加兩會的，當然他們表演得好。表演得好給個電腦、給個1百萬的花費做為賞金這也就罷了，我覺得根本就沒有必要去弄個幾十萬人去當保安，弄個6省市的護城河工程至少要牽涉到幾千萬人不得安身，要忙着安保要搞護城河。
那它究竟是保護誰呢？究竟是在防誰呢？如果人大是立法機構，那麼人大代表的權力就是立法權。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真正的人大代表是沒有權力的。當然裡面有一些人他原本就是中共的官員，這些官員他的權力是來自他的官員身份，而不是人大代表的身份。所以沒有權力的人大代表，它不需要保護。所以我說這個保護誰呢？保護的人是不需要保護的，他只是一個演員而已。
那麼它要防誰呢？當然不可能去防恐怖份子，因為你權力都沒有，誰來找你？況且中共整天在那叫反恐反恐，事實上中國大陸中共並不面臨著恐怖分子的襲擊，因為中共本身自己就是最大的恐怖份子。現在人們所面臨的是這個恐怖是來自於中共，而不是來自於任何其它的地方。當然這不是我們今天討論的內容。它要防的就是全國的民眾。那麼要防全國民眾，需要防什麼？這是我最不能理解的，需要防的是什麼？能夠唯一想出來的是防那些訪民去攔轎喊冤，這就是為什麼它要去大量的清理那些上訪村，要清理那些上訪的人群。但是那個防止攔轎喊冤需要70萬人去防嗎？完全不必要。我認為像這種演戲，它的道具、它的表情要合適，要和劇情相適應。因為這是一種真人秀，它要調動幾千個代表和委員到北京去開會，要調動這麼多人去防，所以它不應該演得跟央視春晚一個水平。好，今天就大家談到這裡，謝謝大家。
（據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台《橫河評論》節目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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