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3月20日訊】編者按：中國官二代、貧二代、漂二代、農民工二代等「二代」的興起，似乎「血統論」以多樣化的形式滋生並氾濫，平等與人權在中國依然是遙不可及的「夢」。
三月五日是人權捍衛者遇羅克遇難四十週年忌日。中國民間自發組織悼念，但在北京的活動受到警方全面阻撓。遇羅克何許人，當局怕甚麼？
「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句對聯，自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橫行全國，二十四歲的北京徒工遇羅克寫下《出身論》，向「血統論」發起挑戰，呼籲平等與人權，在全國引起巨大反響。一九六八年一月，遇羅克被捕入獄，七零年三月五日，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名處死。直到四人幫倒台後平反。遇羅克用鮮血和生命換取了血統論的覆亡。
可是，近年來，中國官二代、富二代、軍二代、漂二代、貧二代、農民工二代等「二代」的興起，似乎「血統論」以多樣化的形式滋生並氾濫，平等與人權在中國依然是遙不可及的「夢」。
官二代：特權陰影
今年三月二日，在山東新泰市委又一個記者被「禮送出境」，這幾天到此地採訪的記者大多遭此命運。這源於該市最近發生的「八十後提拔門」，曝出新提拔的六名副局長，一名法院副院長，其中六個是八十後，最年輕的王然只有二十三歲。網民隨後人肉搜索，爆出七人中有六個「官二代」，掀起了一波波聲討浪潮。
網上有關官二代不正常的提拔事件，已經不是這一起，可以說是接二連三的發生。官二代原本並無貶義，老子是官，其小子並非不能為官，有的甚至能超越老子。只是，官場體製成為「世襲制」，甚至還有「軍二代」，彰顯中國目前的「人治」，而無「法治」，不能不說社會在倒退。
據社會學家的研究，現在官員子女做官的機率，大大高過其他階層，尤其高過平民。平民出身的官員，即使已進入「幹部隊伍」，但到了一定級別，就會碰到玻璃天花板，無論如何升不上去。即便僥倖上去，也通常成為「反貪」典型。過去一年落馬近二十位省部級高官，大多都是平民出身。
貧二代：拼爹遊戲
這是第七次，張一男在應聘簡歷的「家庭經濟狀況」欄選擇了空白。這個浙江大學二零零六級的理科畢業生，正面臨著找工作。「見過的人民幣從不超過十張，家庭收入怎麼寫？」張一男反問。她來自福建貧困農村，紅薯是她年少記憶裡的主食。她不知道，很多企業就關注一條。
五分鐘後，面試結束了。北科大的付曉匆匆走出面試房間，借來的套裝，穿在身上整整大了一碼。「面試官怎麼問的？」等待的同學圍上來。「他就問了問家裡的情況。」付曉勉強笑了笑。「他們有的是背景，我有的是背影兒。」
實際上，面試官劈頭蓋臉第一句話就是「家裡是幹嘛的，如果我們需要相關資源，你能提供嗎？」他愣了。付曉的父母面朝黃土背朝天，幹上一年的純收入不過五百元左右。他的大學學費，由外出打工的姐姐提供，生活費則是依靠勤工儉學。
「貧二代」這一名詞已迅速成為各大高校校內網和BBS上的熱門詞彙。「出身貧寒、社會關係缺乏，求職過程中全靠個人奮鬥」成為校園「貧二代」的簡單特徵。和「富二代」相比，他們天生弱勢，沒有老爹的財富、人脈資源，除了自身一無所有，不僅求學過程備嘗辛酸，走上工作崗位也蹣跚趔趄。
漂二代：我們等不起了
隨著中共「兩會」召開，「戶籍制度」改革再次成為廣大「漂族」的關注熱點。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學生家長表示，儘管自己的孩子在學校表現優異，並獲得北京市三好學生，但因戶籍不在北京，依然不能在京參加高考。
眾多在大城市隨「漂父母」生活的「漂二代」，即便回到原籍參加考試，也會面臨「考的不是學的」的窘境。中國的「戶改」與「教改」並不同步，近幾年各省在教材選擇、高考（即大學考試）科目、考題擬定等方面已有較大的自主權，存在較大差異。考生回原籍參考會處於很大劣勢。
對此現象，眾多考生和家長感覺十分憂心。一位署名為「流動的孩子」的網友在兩會專題留言時沉重地表示：轉眼兩年後我就要參加高考了，我等不起了！
不只是高考，對「漂族」而言，工作、結婚、銀行開戶等，都需要戶籍證明和身份證，沒有戶籍就是黑戶，限制了進城人口原應享受到的住房、生育、社會保障和交通等大量福利。
可是，十三家大陸媒體三月一日共同發表呼籲戶籍改革的社論，遭到當局封殺。北京《經濟觀察報》高層受到整肅，社長兼總編輯遭嚴重警告，副總編輯受記過處分，而負責起草該份社論的副主編則被解僱。
農民工二代：最大夢想成家立業
而對於「漂族」中的最底層農民工，境況更慘。「我是三無人員，沒房沒車沒老婆。」二十七歲的農民工二代高巖說。華龍網近日推出重慶首份農民工二代的調查報告稱，85.1％的農民工二代沒房沒車，86％無法落戶城市，六成未婚。
「我最大的夢想是成家立業。」對於二十六歲的唐鵬而言，成家立業還隱含著傳宗接代的使命。在農村，唐鵬的同齡人中，有的小孩兒都會打醬油了。「收入低，又是農村的，很難找老婆。」
唐鵬的遭遇並不少見，調查顯示，64.7％的農民工二代還未婚。在35.3％的已婚農民工二代中，77.8％的伴侶也同樣是來自農村，另外22.2％的伴侶是城裡人。
十九歲的銷售人員王傑表示，自己初中未畢業就隨父母到了重慶，「小時候在家，也看爺爺奶奶翻地插秧，但我從來沒動手，根本不會種地。」只有39.1％的農民工二代表示會做農活，但都只會些基本的。
農民工二代回不去農村也融不進城市。他們的工作並不穩定、收入低，他們中33％沒有存款，八成存款低於五千元。調查中76.7％的農民工二代常常為工作感到焦慮。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第163期《新紀元週刊》
三月五日是人權捍衛者遇羅克遇難四十週年忌日。中國民間自發組織悼念，但在北京的活動受到警方全面阻撓。遇羅克何許人，當局怕甚麼？
「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句對聯，自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橫行全國，二十四歲的北京徒工遇羅克寫下《出身論》，向「血統論」發起挑戰，呼籲平等與人權，在全國引起巨大反響。一九六八年一月，遇羅克被捕入獄，七零年三月五日，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名處死。直到四人幫倒台後平反。遇羅克用鮮血和生命換取了血統論的覆亡。
可是，近年來，中國官二代、富二代、軍二代、漂二代、貧二代、農民工二代等「二代」的興起，似乎「血統論」以多樣化的形式滋生並氾濫，平等與人權在中國依然是遙不可及的「夢」。
官二代：特權陰影
今年三月二日，在山東新泰市委又一個記者被「禮送出境」，這幾天到此地採訪的記者大多遭此命運。這源於該市最近發生的「八十後提拔門」，曝出新提拔的六名副局長，一名法院副院長，其中六個是八十後，最年輕的王然只有二十三歲。網民隨後人肉搜索，爆出七人中有六個「官二代」，掀起了一波波聲討浪潮。
網上有關官二代不正常的提拔事件，已經不是這一起，可以說是接二連三的發生。官二代原本並無貶義，老子是官，其小子並非不能為官，有的甚至能超越老子。只是，官場體製成為「世襲制」，甚至還有「軍二代」，彰顯中國目前的「人治」，而無「法治」，不能不說社會在倒退。
據社會學家的研究，現在官員子女做官的機率，大大高過其他階層，尤其高過平民。平民出身的官員，即使已進入「幹部隊伍」，但到了一定級別，就會碰到玻璃天花板，無論如何升不上去。即便僥倖上去，也通常成為「反貪」典型。過去一年落馬近二十位省部級高官，大多都是平民出身。
貧二代：拼爹遊戲
這是第七次，張一男在應聘簡歷的「家庭經濟狀況」欄選擇了空白。這個浙江大學二零零六級的理科畢業生，正面臨著找工作。「見過的人民幣從不超過十張，家庭收入怎麼寫？」張一男反問。她來自福建貧困農村，紅薯是她年少記憶裡的主食。她不知道，很多企業就關注一條。
五分鐘後，面試結束了。北科大的付曉匆匆走出面試房間，借來的套裝，穿在身上整整大了一碼。「面試官怎麼問的？」等待的同學圍上來。「他就問了問家裡的情況。」付曉勉強笑了笑。「他們有的是背景，我有的是背影兒。」
實際上，面試官劈頭蓋臉第一句話就是「家裡是幹嘛的，如果我們需要相關資源，你能提供嗎？」他愣了。付曉的父母面朝黃土背朝天，幹上一年的純收入不過五百元左右。他的大學學費，由外出打工的姐姐提供，生活費則是依靠勤工儉學。
「貧二代」這一名詞已迅速成為各大高校校內網和BBS上的熱門詞彙。「出身貧寒、社會關係缺乏，求職過程中全靠個人奮鬥」成為校園「貧二代」的簡單特徵。和「富二代」相比，他們天生弱勢，沒有老爹的財富、人脈資源，除了自身一無所有，不僅求學過程備嘗辛酸，走上工作崗位也蹣跚趔趄。
漂二代：我們等不起了
隨著中共「兩會」召開，「戶籍制度」改革再次成為廣大「漂族」的關注熱點。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學生家長表示，儘管自己的孩子在學校表現優異，並獲得北京市三好學生，但因戶籍不在北京，依然不能在京參加高考。
眾多在大城市隨「漂父母」生活的「漂二代」，即便回到原籍參加考試，也會面臨「考的不是學的」的窘境。中國的「戶改」與「教改」並不同步，近幾年各省在教材選擇、高考（即大學考試）科目、考題擬定等方面已有較大的自主權，存在較大差異。考生回原籍參考會處於很大劣勢。
對此現象，眾多考生和家長感覺十分憂心。一位署名為「流動的孩子」的網友在兩會專題留言時沉重地表示：轉眼兩年後我就要參加高考了，我等不起了！
不只是高考，對「漂族」而言，工作、結婚、銀行開戶等，都需要戶籍證明和身份證，沒有戶籍就是黑戶，限制了進城人口原應享受到的住房、生育、社會保障和交通等大量福利。
可是，十三家大陸媒體三月一日共同發表呼籲戶籍改革的社論，遭到當局封殺。北京《經濟觀察報》高層受到整肅，社長兼總編輯遭嚴重警告，副總編輯受記過處分，而負責起草該份社論的副主編則被解僱。
農民工二代：最大夢想成家立業
而對於「漂族」中的最底層農民工，境況更慘。「我是三無人員，沒房沒車沒老婆。」二十七歲的農民工二代高巖說。華龍網近日推出重慶首份農民工二代的調查報告稱，85.1％的農民工二代沒房沒車，86％無法落戶城市，六成未婚。
「我最大的夢想是成家立業。」對於二十六歲的唐鵬而言，成家立業還隱含著傳宗接代的使命。在農村，唐鵬的同齡人中，有的小孩兒都會打醬油了。「收入低，又是農村的，很難找老婆。」
唐鵬的遭遇並不少見，調查顯示，64.7％的農民工二代還未婚。在35.3％的已婚農民工二代中，77.8％的伴侶也同樣是來自農村，另外22.2％的伴侶是城裡人。
十九歲的銷售人員王傑表示，自己初中未畢業就隨父母到了重慶，「小時候在家，也看爺爺奶奶翻地插秧，但我從來沒動手，根本不會種地。」只有39.1％的農民工二代表示會做農活，但都只會些基本的。
農民工二代回不去農村也融不進城市。他們的工作並不穩定、收入低，他們中33％沒有存款，八成存款低於五千元。調查中76.7％的農民工二代常常為工作感到焦慮。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第163期《新紀元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