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4月3日訊】（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記者丁小報道）中國獨立紀錄片《上訪》在香港公映，週五的映後研討會上導演趙亮以及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於建嶸與觀眾透視上訪現象。
獲夏威夷電影節最佳紀錄片獎，中國獨立紀錄片電影節"獨立精神獎」的影片《上訪》在第34屆香港國際電影節上放映，這部記錄中國大陸訪民遭遇、拍攝期長達12年的片子，為時2小時的國際版和長達5小時的導演版分別在本週放映。週五放映後，該片導演趙亮更到場與觀眾對話。
趙亮：關於和被拍攝者關係，他們就像我的朋友一樣，我在拍攝過程中也像生活一樣的常態，當你看到這些人每天那種狀況，可你一直是個半遠不近的旁觀者狀態，其實對我心裡頭也是非常殘忍的事情。
觀眾：這個在內地也是敏感話題，公映之後有沒有人找你「聊天」？
趙亮：我自己非常小心，因為膽子比較小，所以能把這個電影一直繼續下去。國內在宋莊有個獨立電影節我們第一次放過之後，後來經過退出墨爾本電影節事件國內媒體又大量報道。兩個月前，在網上關於這個電影的消息全部封鎖掉，（片中）小娟上一個月給我打電話說，地方政府找她說這個人是反革命不要跟我說太多話；他們（警察）會通過一個藝術機構側面瞭解我這個人，但至今他們也沒有直接找我「喝茶」。
71年出生於遼寧的趙亮有紀錄片作品《紙飛機》、《告別圓明園》、《在江邊》、《罪與罰》、《上訪》等，曾獲06年德國卡塞爾紀錄和錄像藝術節金鑰匙獎；07年法國南特三大洲國際電影節最高獎「金氣球獎」，以及一個世界電影節最佳導演獎。2009年《上訪》入圍戛納國際電影節特別展映單元。
趙亮週五在會場接受了本台記者的專訪。
記者：拍了這麼多年，你覺得訪民這個群體境遇有沒有什麼改變？
趙亮：我只能說……真的至少沒有更好，現在好像壓迫得更厲害。
記者：有什麼特別原因麼？
趙亮：氣候……氣候不好。
記者：這些年，你心裡的壓力有什麼不同？
趙亮：對我來說是越來越釋然，我覺得自己做的事情沒有錯，那種恐懼隨著年齡增長應該會減少吧！
記者：拍攝訪民對你個人有什麼改變？
趙亮：那當然，我這麼多年接觸這些事情，對一些社會問題、對人、對社會方面還是學到很多東西，像一個社會大學。
記者：希望通過這個片子改變公眾什麼樣的看法？或對訪民群體有什麼幫助？
趙亮：我覺得這不是對他們（訪民）的幫助，瞭解這樣的事情是對國民每個人的幫助。
在隨後香港國際電影節和香港法國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合辦的研討會上，導演趙亮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於建嶸從他們各自的專業領域出發，帶大家走進中國獨有的上訪現象。
對於為訪民帶來眾多侵害和苦難的截訪制度，於建嶸認為根源是中央用信訪衡量地方官員政績的「一票否決制」，有地方政府甚至制訂文件進京行賄以「消號」減少登記的上訪個案。
於建嶸：趙亮電影中苦難的根源在什麼，它是制度性不是個人性，所以你才感受那麼多老百姓怎麼有那麼多苦難，這個被抓了，那個被送精神病院了，不是每個地方官員喪心病狂，而是這個體制使他們必須這樣做，信訪制和共產黨建國、管理國家的體制是一致的，它不停給地方施壓，不停把權力集中，在這種壓力體制之下，當然會發生趙亮所說的那些問題，沒有選擇。所以很多老百姓到北京去正是為獲得某些安慰。我們做過統計，他們送上去多少材料，多少有回音？千分之二。這麼一個有很多嚴重問題的體制，但並不會杜絕人們上訪，連信訪局原來的主任也上訪、警察也上訪，明明知道這種上訪沒有用，老百姓還選擇上訪，說明什麼？趙亮電影中出 現的那種鏡頭，實際上是制度性的博弈，其中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還有信訪的民眾，博弈在非常複雜的環境下進行，他們都是制度的犧牲者。
獲夏威夷電影節最佳紀錄片獎，中國獨立紀錄片電影節"獨立精神獎」的影片《上訪》在第34屆香港國際電影節上放映，這部記錄中國大陸訪民遭遇、拍攝期長達12年的片子，為時2小時的國際版和長達5小時的導演版分別在本週放映。週五放映後，該片導演趙亮更到場與觀眾對話。
趙亮：關於和被拍攝者關係，他們就像我的朋友一樣，我在拍攝過程中也像生活一樣的常態，當你看到這些人每天那種狀況，可你一直是個半遠不近的旁觀者狀態，其實對我心裡頭也是非常殘忍的事情。
觀眾：這個在內地也是敏感話題，公映之後有沒有人找你「聊天」？
趙亮：我自己非常小心，因為膽子比較小，所以能把這個電影一直繼續下去。國內在宋莊有個獨立電影節我們第一次放過之後，後來經過退出墨爾本電影節事件國內媒體又大量報道。兩個月前，在網上關於這個電影的消息全部封鎖掉，（片中）小娟上一個月給我打電話說，地方政府找她說這個人是反革命不要跟我說太多話；他們（警察）會通過一個藝術機構側面瞭解我這個人，但至今他們也沒有直接找我「喝茶」。
71年出生於遼寧的趙亮有紀錄片作品《紙飛機》、《告別圓明園》、《在江邊》、《罪與罰》、《上訪》等，曾獲06年德國卡塞爾紀錄和錄像藝術節金鑰匙獎；07年法國南特三大洲國際電影節最高獎「金氣球獎」，以及一個世界電影節最佳導演獎。2009年《上訪》入圍戛納國際電影節特別展映單元。
趙亮週五在會場接受了本台記者的專訪。
記者：拍了這麼多年，你覺得訪民這個群體境遇有沒有什麼改變？
趙亮：我只能說……真的至少沒有更好，現在好像壓迫得更厲害。
記者：有什麼特別原因麼？
趙亮：氣候……氣候不好。
記者：這些年，你心裡的壓力有什麼不同？
趙亮：對我來說是越來越釋然，我覺得自己做的事情沒有錯，那種恐懼隨著年齡增長應該會減少吧！
記者：拍攝訪民對你個人有什麼改變？
趙亮：那當然，我這麼多年接觸這些事情，對一些社會問題、對人、對社會方面還是學到很多東西，像一個社會大學。
記者：希望通過這個片子改變公眾什麼樣的看法？或對訪民群體有什麼幫助？
趙亮：我覺得這不是對他們（訪民）的幫助，瞭解這樣的事情是對國民每個人的幫助。
在隨後香港國際電影節和香港法國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合辦的研討會上，導演趙亮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於建嶸從他們各自的專業領域出發，帶大家走進中國獨有的上訪現象。
對於為訪民帶來眾多侵害和苦難的截訪制度，於建嶸認為根源是中央用信訪衡量地方官員政績的「一票否決制」，有地方政府甚至制訂文件進京行賄以「消號」減少登記的上訪個案。
於建嶸：趙亮電影中苦難的根源在什麼，它是制度性不是個人性，所以你才感受那麼多老百姓怎麼有那麼多苦難，這個被抓了，那個被送精神病院了，不是每個地方官員喪心病狂，而是這個體制使他們必須這樣做，信訪制和共產黨建國、管理國家的體制是一致的，它不停給地方施壓，不停把權力集中，在這種壓力體制之下，當然會發生趙亮所說的那些問題，沒有選擇。所以很多老百姓到北京去正是為獲得某些安慰。我們做過統計，他們送上去多少材料，多少有回音？千分之二。這麼一個有很多嚴重問題的體制，但並不會杜絕人們上訪，連信訪局原來的主任也上訪、警察也上訪，明明知道這種上訪沒有用，老百姓還選擇上訪，說明什麼？趙亮電影中出 現的那種鏡頭，實際上是制度性的博弈，其中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還有信訪的民眾，博弈在非常複雜的環境下進行，他們都是制度的犧牲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