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5月30日訊】一九八九年六四民運中唯一的女領袖柴玲、前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總指揮柴玲，4月4日在波士頓受洗成為基督徒。在1989年六四事件21周年來臨前夕，她首次打破沉默接受採訪。
據世界新聞網報導，現年44歲的柴玲，與丈夫育有三個孩子。她一手創建高校教育軟件公司Jenabar Inc(中文名「尖子班」)，任總裁至今，手下有280名員工。儘管她在商界拓展出一片天，而且婚姻美滿，家庭幸福，但內心卻快樂不起來，她一直背負著六四事件的沉重包袱。
柴玲4月4日復活節在波士頓Park Street基督教會受洗，並用英文發表「柴玲的見證」。柴玲坦言，宗教信仰洗去她「心中的傷害和痛苦」，獲得長久以來苦求而得不到的平靜。為此，她尤其感謝她的丈夫Robert A. Maginn Jr，他是虔誠的基督徒，也是她的哈佛大學學長，擁有兩個哈佛碩士學位，兩人因在波士頓顧問公司Bain & Company共事而相識相戀。柴玲形容，從12年前兩人約會開始，「他的愛，耐心而完整」，他們育有三個分別為五歲、七歲和九歲的可愛孩子。
柴玲1987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心理系，入北京師範大學兒童心理研究所攻讀碩士學位。六四事件期間，她是絕食發起者之一，並擔任天安門廣場絕食團、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總指揮。六四事件後，被中國政府通緝。1990年4月經香港離開中國大陸，十個月後抵達法國巴黎。隨後到美國求學。1993年獲普林斯頓大學國際關係與政治學碩士學位，隨後在波士頓Bain & Company任職，1998年獲哈佛大學商學院工商管理碩士。她的丈夫Maginn比她大十歲。2000年兩人結婚後，共同為事業打拚。尖子班公司提供學生網上教學、登記課程等服務。
報導稱，柴玲回憶生命中最不堪回首的黑暗期，是「六四」事件後，經歷在中國大陸天羅地網的十個月逃亡，「每天面對著被捕的危險」，最後，「是一群佛教徒冒著生命危險救了我」。她與天安門革命夥伴封從德在一艘船的木箱內四天五夜不見天日，終於在1990年復活節前夕成功逃抵香港，再到巴黎，最後抵達美國，不久她與封從德分手。
柴玲說：「兒時的恐懼孤獨再次包圍著我。更致命的是，不久我的母親和祖母相繼去世。我的母親25歲生了我，而當我25歲時她離開了我，短短幾個月，我生命中最愛的三個人相繼離我而去，而我喜歡的一份工作，不願意因我而影響跟中國的生意，接著是一些惡意的中傷和攻擊，令我沉重得不能呼吸。每次黑暗時刻的來臨都比前一次猛烈。這就是我為民主付出的代價嗎？」
當年同為天安門學運領袖、現在華府任牧師的張伯笠，是少數見證柴玲被痛苦包圍的人之一。張伯笠說，在巴黎的一次聚會中，柴玲說不想活了，一個人走不下去了，他回憶，「她內心的痛苦我無法測度，只記得那次的相見，整整一盒紙巾都未擦乾她的淚水。」
據世界新聞網報導，現年44歲的柴玲，與丈夫育有三個孩子。她一手創建高校教育軟件公司Jenabar Inc(中文名「尖子班」)，任總裁至今，手下有280名員工。儘管她在商界拓展出一片天，而且婚姻美滿，家庭幸福，但內心卻快樂不起來，她一直背負著六四事件的沉重包袱。
柴玲4月4日復活節在波士頓Park Street基督教會受洗，並用英文發表「柴玲的見證」。柴玲坦言，宗教信仰洗去她「心中的傷害和痛苦」，獲得長久以來苦求而得不到的平靜。為此，她尤其感謝她的丈夫Robert A. Maginn Jr，他是虔誠的基督徒，也是她的哈佛大學學長，擁有兩個哈佛碩士學位，兩人因在波士頓顧問公司Bain & Company共事而相識相戀。柴玲形容，從12年前兩人約會開始，「他的愛，耐心而完整」，他們育有三個分別為五歲、七歲和九歲的可愛孩子。
柴玲1987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心理系，入北京師範大學兒童心理研究所攻讀碩士學位。六四事件期間，她是絕食發起者之一，並擔任天安門廣場絕食團、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總指揮。六四事件後，被中國政府通緝。1990年4月經香港離開中國大陸，十個月後抵達法國巴黎。隨後到美國求學。1993年獲普林斯頓大學國際關係與政治學碩士學位，隨後在波士頓Bain & Company任職，1998年獲哈佛大學商學院工商管理碩士。她的丈夫Maginn比她大十歲。2000年兩人結婚後，共同為事業打拚。尖子班公司提供學生網上教學、登記課程等服務。
報導稱，柴玲回憶生命中最不堪回首的黑暗期，是「六四」事件後，經歷在中國大陸天羅地網的十個月逃亡，「每天面對著被捕的危險」，最後，「是一群佛教徒冒著生命危險救了我」。她與天安門革命夥伴封從德在一艘船的木箱內四天五夜不見天日，終於在1990年復活節前夕成功逃抵香港，再到巴黎，最後抵達美國，不久她與封從德分手。
柴玲說：「兒時的恐懼孤獨再次包圍著我。更致命的是，不久我的母親和祖母相繼去世。我的母親25歲生了我，而當我25歲時她離開了我，短短幾個月，我生命中最愛的三個人相繼離我而去，而我喜歡的一份工作，不願意因我而影響跟中國的生意，接著是一些惡意的中傷和攻擊，令我沉重得不能呼吸。每次黑暗時刻的來臨都比前一次猛烈。這就是我為民主付出的代價嗎？」
當年同為天安門學運領袖、現在華府任牧師的張伯笠，是少數見證柴玲被痛苦包圍的人之一。張伯笠說，在巴黎的一次聚會中，柴玲說不想活了，一個人走不下去了，他回憶，「她內心的痛苦我無法測度，只記得那次的相見，整整一盒紙巾都未擦乾她的淚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