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11月8日訊】他，沒有文憑，卻被清華大學聘為教授，與梁啟超、王國維並稱「清華三巨頭」；他，知識淵博，通曉二十多種文字，被譽為「教授中的教授」，其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卻為人低調、謙遜；他，雖潛心學問，卻從不失傲骨，「思想不自由，毋寧死」的精神貫穿其一生。這位可尊可敬、可親可佩的大師就是陳寅恪。
據考證，陳寅恪可能是最早讀過德文原版《資本論》的中國人。抗戰期間，陳寅恪在成都病榻上曾與自己指導的燕京大學研究生石泉談到共產主義與共產黨時說：「其實我並不怕共產主義，也不怕共產黨，我只是怕俄國人。辛亥革命那年，我正在瑞士，從外國報上看到這個消息後，我立刻就去圖書館借閱《資本論》。因為要談革命，最要注意的還是馬克思和共產主義，這在歐洲是很明顯的。我去過世界許多國家，歐美、日本都去過，唯獨未去過俄國，只在歐美見過流亡的俄國人，還從書上看到不少描述俄國沙皇警探的，他們很厲害，很殘暴，我覺得很可怕。」
然而，陳寅恪沒有料到的是，幾年後，以俄國人為師的中國共產黨的可怕已然觸手可及。憤懣之餘，陳先生於1950年前後曲筆寫了一首《經史》的詩來表達自己對馬列主義危害的認識。詩中寫道：
虛經腐史意何如，溪刻陰森慘不舒。
競作魯論開卷語，說瓜千古笑秦儒。
這首詩陳寅恪引經據典，還著實讓人費解。後經幾位學者多番揣摩考證，終於瞭解了詩的真意。
第一句中的「虛經」，指的是1938年起出版至斯大林逝世，在蘇聯重印三百次、發行四千二百萬冊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它被稱為「馬列主義的百科全書」。「腐史」通常指西漢史家司馬遷受腐刑後寫成的《史記》，詩中則暗示蘇聯學者是在嚴刑脅迫下寫成的。書中顛倒黑白，美化蘇聯30年代的集體化和大清洗，為斯大林鎮壓、流放上千萬老黨員、幹部和農民的罪行歌功頌德，自然難免充滿陰森之氣。「溪刻」用的是《世說新語》中的典故，指陳仲子行為「苛刻」，暗諷馬列思想對人殘酷。顯而易見，陳寅恪認為馬列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十分嚴酷可怕。
第二句「『魯論開卷語』指《論語》開卷《學而》篇首句『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全句是說大學師生忽然異口同聲，人人談學習，個個學馬列。「說瓜千古笑秦儒」是指秦始皇時為坑殺儒生，「密種瓜於驪山陵谷中溫處」。此句即是說當時的知識份子為中共一網打盡而不自知。
全詩大意就是：馬列主義教條禁錮個人生活與思想的自由，知識份子競相學習馬列主義，其實是自投羅網，盡入統治者的彀中。可以說，《經史》一詩是陳寅恪對後來盛行的政治學習的表態之作，之所以曲筆，自然是為了避免不必要的政治衝擊。
而當時的現實正如陳寅恪詩中所描述的那樣，五十年代初，中共統治大局已定後，全國知識界開始了思想改造，從1951年9月下旬，中共強迫大中小學教師職員和專科以上的學生交待自己的歷史，清理其中的反革命份子，而採用的手段皆來自於延安時期的中共整風運動，比如疲勞戰術，會議儀式和群體壓力等。一些知識份子不堪壓力，或擇了自殺或者逃離大陸，而更多的知識份子則通過思想改造運動，接受了效忠的對象是中共和毛澤東。從此，人人言必稱馬列，著述以引用馬列及毛澤東著作原文為榮。由於朝鮮戰爭，這一改造運動暫時中止，但幾年後，中共掀起了對知識份子的更大的摧殘運動：反右。
1953年11月，陳寅恪的弟子、業已被中共思想改造過來的汪籛到廣州勸其北上，就任中國科學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長。陳寅恪對他甚是反感，他告訴汪籛：「做學問，不應有『在某某主義或某某思想的的指導下』這種定語，凡有這種定語的都不是真學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政治。」「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
對於中共「大人物」的邀請書信，陳先生請夫人唐篔執筆回復，提出了赴任的兩個條件：一、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二、請毛公(即毛澤東)或劉公(即劉少奪)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當時，有學生勸說陳寅恪不要這樣做，他卻說：「我對共產黨不必說假話。我只想為學術領域留一塊淨土，自從我為王國維作紀念碑文時，即持學術自由之宗旨，歷二十餘年而不變。」
陳寅恪對馬列主義的這些言論和態度，正可與他的《經史》相互印證。
1957年陳寅恪在給朋友劉銘恕的信中有雲：「弟近來仍從事著述，然已捐棄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為一遊戲試驗（明清間詩詞，及方志筆記等）。固不同於干嘉考據之舊規，亦更非太史公沖虛真人之新說。」試想太史公和沖虛真人都是老古董，怎麼忽然變成了「新說」？
當代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看出了此中真義：太史公是司「馬」遷，沖虛真人是「列」禦寇。陳先生其實是說，他研究歷史決不用「馬列主義」啊！此陳寅恪之所以成其為陳寅恪也！由此亦可瞭解陳先生曲筆所寫的《經史》一詩對馬列主義危害的深刻認知。
只可惜，那時的知識份子，乃至當今的知識份子有多少能如陳寅恪般睿智，能清醒地認清馬列主義的真面目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 轉自《大紀元》
據考證，陳寅恪可能是最早讀過德文原版《資本論》的中國人。抗戰期間，陳寅恪在成都病榻上曾與自己指導的燕京大學研究生石泉談到共產主義與共產黨時說：「其實我並不怕共產主義，也不怕共產黨，我只是怕俄國人。辛亥革命那年，我正在瑞士，從外國報上看到這個消息後，我立刻就去圖書館借閱《資本論》。因為要談革命，最要注意的還是馬克思和共產主義，這在歐洲是很明顯的。我去過世界許多國家，歐美、日本都去過，唯獨未去過俄國，只在歐美見過流亡的俄國人，還從書上看到不少描述俄國沙皇警探的，他們很厲害，很殘暴，我覺得很可怕。」
然而，陳寅恪沒有料到的是，幾年後，以俄國人為師的中國共產黨的可怕已然觸手可及。憤懣之餘，陳先生於1950年前後曲筆寫了一首《經史》的詩來表達自己對馬列主義危害的認識。詩中寫道：
虛經腐史意何如，溪刻陰森慘不舒。
競作魯論開卷語，說瓜千古笑秦儒。
這首詩陳寅恪引經據典，還著實讓人費解。後經幾位學者多番揣摩考證，終於瞭解了詩的真意。
第一句中的「虛經」，指的是1938年起出版至斯大林逝世，在蘇聯重印三百次、發行四千二百萬冊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它被稱為「馬列主義的百科全書」。「腐史」通常指西漢史家司馬遷受腐刑後寫成的《史記》，詩中則暗示蘇聯學者是在嚴刑脅迫下寫成的。書中顛倒黑白，美化蘇聯30年代的集體化和大清洗，為斯大林鎮壓、流放上千萬老黨員、幹部和農民的罪行歌功頌德，自然難免充滿陰森之氣。「溪刻」用的是《世說新語》中的典故，指陳仲子行為「苛刻」，暗諷馬列思想對人殘酷。顯而易見，陳寅恪認為馬列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十分嚴酷可怕。
第二句「『魯論開卷語』指《論語》開卷《學而》篇首句『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全句是說大學師生忽然異口同聲，人人談學習，個個學馬列。「說瓜千古笑秦儒」是指秦始皇時為坑殺儒生，「密種瓜於驪山陵谷中溫處」。此句即是說當時的知識份子為中共一網打盡而不自知。
全詩大意就是：馬列主義教條禁錮個人生活與思想的自由，知識份子競相學習馬列主義，其實是自投羅網，盡入統治者的彀中。可以說，《經史》一詩是陳寅恪對後來盛行的政治學習的表態之作，之所以曲筆，自然是為了避免不必要的政治衝擊。
而當時的現實正如陳寅恪詩中所描述的那樣，五十年代初，中共統治大局已定後，全國知識界開始了思想改造，從1951年9月下旬，中共強迫大中小學教師職員和專科以上的學生交待自己的歷史，清理其中的反革命份子，而採用的手段皆來自於延安時期的中共整風運動，比如疲勞戰術，會議儀式和群體壓力等。一些知識份子不堪壓力，或擇了自殺或者逃離大陸，而更多的知識份子則通過思想改造運動，接受了效忠的對象是中共和毛澤東。從此，人人言必稱馬列，著述以引用馬列及毛澤東著作原文為榮。由於朝鮮戰爭，這一改造運動暫時中止，但幾年後，中共掀起了對知識份子的更大的摧殘運動：反右。
1953年11月，陳寅恪的弟子、業已被中共思想改造過來的汪籛到廣州勸其北上，就任中國科學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長。陳寅恪對他甚是反感，他告訴汪籛：「做學問，不應有『在某某主義或某某思想的的指導下』這種定語，凡有這種定語的都不是真學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政治。」「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
對於中共「大人物」的邀請書信，陳先生請夫人唐篔執筆回復，提出了赴任的兩個條件：一、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二、請毛公(即毛澤東)或劉公(即劉少奪)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當時，有學生勸說陳寅恪不要這樣做，他卻說：「我對共產黨不必說假話。我只想為學術領域留一塊淨土，自從我為王國維作紀念碑文時，即持學術自由之宗旨，歷二十餘年而不變。」
陳寅恪對馬列主義的這些言論和態度，正可與他的《經史》相互印證。
1957年陳寅恪在給朋友劉銘恕的信中有雲：「弟近來仍從事著述，然已捐棄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為一遊戲試驗（明清間詩詞，及方志筆記等）。固不同於干嘉考據之舊規，亦更非太史公沖虛真人之新說。」試想太史公和沖虛真人都是老古董，怎麼忽然變成了「新說」？
當代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看出了此中真義：太史公是司「馬」遷，沖虛真人是「列」禦寇。陳先生其實是說，他研究歷史決不用「馬列主義」啊！此陳寅恪之所以成其為陳寅恪也！由此亦可瞭解陳先生曲筆所寫的《經史》一詩對馬列主義危害的深刻認知。
只可惜，那時的知識份子，乃至當今的知識份子有多少能如陳寅恪般睿智，能清醒地認清馬列主義的真面目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 轉自《大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