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11月20日訊】（新唐人記者謝淑芬綜合報導）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經濟收入、社會地位低下，話語權不足的這群人，通常稱之爲弱勢群體。最近，大陸媒體網絡有很多關於討論弱勢群體的討論，不過現在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不僅農民工認爲自己是弱勢群體，甚至連有車一族、教授也認爲自己是弱勢群體。專家指出，這說明弱勢群體在擴大，而且“弱勢感”正在蔓延。
苦累不怕 最怕沒機會
按照2009年確定的人均年收入1196元的標準，中國還有3597萬絕對貧困人口。其中有一位貧困農民說：“苦累都不怕，最怕的是沒機會。”
據《現代快報》報導，這位貧困農民是貴州省銅仁市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縣杉樹鄉大寨村的張中周，他家有三間瓦房，椽子、大梁都已變形，是十足的危房。屋子裡堆滿了玉米棒子和各種農具，但沒有一件像樣的傢具。他在這已經住了40多年，靠種玉米、種水稻、種烤煙、養豬、養蜂，來供幾個孩子上學。
大寨村在大山深處，交通很不方便。從大寨村到貴陽需要換三次車，時間長達10多個小時。在2007年公路修通前，村民們趕場買點日用品，要徒步翻過兩座大山，過一條河，單程四五十裡路，曾有村民因勞累過度，死在從集市回家的路上。
張中周希望自己種的茶葉能賣好價錢，希望他的兩個孩子上大學的學費能多減免些，他和老伴的身體能好一點。
一位來自河南省上蔡縣的在京民工，他說：“北京的商品房我們肯定買不起，只能寄希望於政府把農民工也納入到廉租房申請對象中來。”
農民工張永剛表示，最希望政府能幫解決子女進城上學難題，這是他們農民工普遍的心聲。每年元宵節前後，準備離家打工的那幾天，女兒都會形影不離地粘在他身旁，想和他多呆會兒。
曾經下崗的胡常躍認爲，“公益性崗位應儘量多地照顧那些再就業困難的‘4050’下崗職工。”
北京市朝陽區高碑店社區的劉靜芬，下崗後在社區當了5年的清潔工，月收入從1200元漲到了現在的1700多元。她說：“平均1年漲100元，還趕不上物價漲，你看看小區的房價，5年前一平方米賣5000元，現在賣3～4萬元。這年頭，就是有錢的越來越有錢，沒錢的苦哈哈！”
專家：弱勢群體沒有話語權
中國的弱勢群體，他們有的失去勞動能力，靠政府救濟過活；有的雖有勞動能力，但因缺乏技能和機會，長期無法就業；有的生活在貧困綫以下，苦苦跟溫飽做鬥爭，有的則是經濟社會改革轉型成本的主要承擔者，像農民工、下崗職工等群體。
《瞭望》周刊載文指出，目前中國的基尼係數高於所有發達國家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也高於中國的歷史高點。
根據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居民收入的基尼係數（貧富差距程度）已由改革開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不僅超過了國際上0.4的警戒綫，也超過了世界所有發達國家的水平。由於部分群體隱性福利的存在，有專家認爲中國實際收入差距還要更高。
華中師範大學減貧與鄉村治理研究中心陸漢文教授認爲，弱勢群體之所以弱勢，一個重要原因是社會權利表達不暢甚至不通，主流的話語體系中沒有他們的地位。”
陸漢文認爲，“需要不斷建立和完善相應的社會機制，讓弱勢群體有充分的話語權，這樣才能有效保障和改善弱勢群體的處境。”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馬龍龍認爲，貧困只是弱勢群體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一種表現，發展能力差、發展機會少是他們弱勢的普遍性原因。
他指出，只有針對這兩方面著手，才能有效改善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況。這就要提高他們的勞動技能，讓他們獲得更多工作和發展的機會。
有車族、大學教授等自稱爲“弱勢群體”
現在，在中國不僅農民工說自己是弱勢群體，就連有車族、大學教授也自稱“弱勢群體”。 “你覺得自己屬於弱勢群體嗎？不僅扛著編織袋的農民工這樣回答，大學生、小商販這樣回答，甚至在國企、外企有著固定工作月收入上萬元的“白領”、“金領”們也這樣回答。
中等收入，下等生活”，“房價菜價一起漲，弱勢群體難招架”，“大學教授也是弱勢群體”，“醫生是絕對的弱勢群體”……在互聯網的各種論壇裡，有關弱勢群體的帖子也常常應者雲集。而大學教授、醫生也這樣說，是不是太過矯情？
從黑龍江農村老家出來，幫老鄉管理一家小建築公司的章德旺不這麽認爲，他年收入10來萬。他說：“別看有點錢，我仍然屬於弱勢群體。”老章說：“每到一個地方，你得先請有關部門的人吃飯。安排到位啥都好辦，安排不好就找茬，拿粉塵、噪音說事兒，讓你幹不下去。一個村委會主任就能把我'熊'得夠嗆！不送紅包，村裡就設路障堵車。更別說爲了拿項目蓋章、貸款啥的，老難了！”他抱怨“掙點錢，低聲下氣”。
爲什麽現在幷不符合標準的人認爲自己“弱勢”呢？原因何在？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李實表示，近幾年，中國社會貧富不均的現象給人們心理帶來巨大的衝擊。財富在地區之間、群體之間和個人之間的分配很不均衡，收入差距不斷加大，面對一擲千金的高收入階層，普通百姓包括白領階層普遍感覺經濟上受擠壓，社會地位快速下滑。
再比如，近幾年隨著資源向一些國有企業特別是壟斷企業集中，小企業的生存開始變得艱難，有遭受排擠的'不公平'感。此外，個別權力部門的'尋租'問題還十分突出，使一些經濟上獲得成功的'強勢'者仍然無助甚至缺乏安全感。”
李實指出，收入差距加大導致的被剝奪感，社會競爭中的不公平感，以及面對權力尋租的無助感，交織成全社會的“弱勢心理”。與其說弱勢群體在擴大，不如說“弱勢感”正在蔓延。
中國社會學會副會長李路路則認為，在維護利益、爭取利益方面，本來有優勢的人會更有優勢，讓本來弱勢的人與具有優勢的人處在一個相對平衡的層面。不能讓有優勢的人通吃，我想，至少要在規則、法律規範的層面做到這一點。
苦累不怕 最怕沒機會
按照2009年確定的人均年收入1196元的標準，中國還有3597萬絕對貧困人口。其中有一位貧困農民說：“苦累都不怕，最怕的是沒機會。”
據《現代快報》報導，這位貧困農民是貴州省銅仁市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縣杉樹鄉大寨村的張中周，他家有三間瓦房，椽子、大梁都已變形，是十足的危房。屋子裡堆滿了玉米棒子和各種農具，但沒有一件像樣的傢具。他在這已經住了40多年，靠種玉米、種水稻、種烤煙、養豬、養蜂，來供幾個孩子上學。
大寨村在大山深處，交通很不方便。從大寨村到貴陽需要換三次車，時間長達10多個小時。在2007年公路修通前，村民們趕場買點日用品，要徒步翻過兩座大山，過一條河，單程四五十裡路，曾有村民因勞累過度，死在從集市回家的路上。
張中周希望自己種的茶葉能賣好價錢，希望他的兩個孩子上大學的學費能多減免些，他和老伴的身體能好一點。
一位來自河南省上蔡縣的在京民工，他說：“北京的商品房我們肯定買不起，只能寄希望於政府把農民工也納入到廉租房申請對象中來。”
農民工張永剛表示，最希望政府能幫解決子女進城上學難題，這是他們農民工普遍的心聲。每年元宵節前後，準備離家打工的那幾天，女兒都會形影不離地粘在他身旁，想和他多呆會兒。
曾經下崗的胡常躍認爲，“公益性崗位應儘量多地照顧那些再就業困難的‘4050’下崗職工。”
北京市朝陽區高碑店社區的劉靜芬，下崗後在社區當了5年的清潔工，月收入從1200元漲到了現在的1700多元。她說：“平均1年漲100元，還趕不上物價漲，你看看小區的房價，5年前一平方米賣5000元，現在賣3～4萬元。這年頭，就是有錢的越來越有錢，沒錢的苦哈哈！”
專家：弱勢群體沒有話語權
中國的弱勢群體，他們有的失去勞動能力，靠政府救濟過活；有的雖有勞動能力，但因缺乏技能和機會，長期無法就業；有的生活在貧困綫以下，苦苦跟溫飽做鬥爭，有的則是經濟社會改革轉型成本的主要承擔者，像農民工、下崗職工等群體。
《瞭望》周刊載文指出，目前中國的基尼係數高於所有發達國家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也高於中國的歷史高點。
根據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居民收入的基尼係數（貧富差距程度）已由改革開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不僅超過了國際上0.4的警戒綫，也超過了世界所有發達國家的水平。由於部分群體隱性福利的存在，有專家認爲中國實際收入差距還要更高。
華中師範大學減貧與鄉村治理研究中心陸漢文教授認爲，弱勢群體之所以弱勢，一個重要原因是社會權利表達不暢甚至不通，主流的話語體系中沒有他們的地位。”
陸漢文認爲，“需要不斷建立和完善相應的社會機制，讓弱勢群體有充分的話語權，這樣才能有效保障和改善弱勢群體的處境。”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馬龍龍認爲，貧困只是弱勢群體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一種表現，發展能力差、發展機會少是他們弱勢的普遍性原因。
他指出，只有針對這兩方面著手，才能有效改善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況。這就要提高他們的勞動技能，讓他們獲得更多工作和發展的機會。
有車族、大學教授等自稱爲“弱勢群體”
現在，在中國不僅農民工說自己是弱勢群體，就連有車族、大學教授也自稱“弱勢群體”。 “你覺得自己屬於弱勢群體嗎？不僅扛著編織袋的農民工這樣回答，大學生、小商販這樣回答，甚至在國企、外企有著固定工作月收入上萬元的“白領”、“金領”們也這樣回答。
中等收入，下等生活”，“房價菜價一起漲，弱勢群體難招架”，“大學教授也是弱勢群體”，“醫生是絕對的弱勢群體”……在互聯網的各種論壇裡，有關弱勢群體的帖子也常常應者雲集。而大學教授、醫生也這樣說，是不是太過矯情？
從黑龍江農村老家出來，幫老鄉管理一家小建築公司的章德旺不這麽認爲，他年收入10來萬。他說：“別看有點錢，我仍然屬於弱勢群體。”老章說：“每到一個地方，你得先請有關部門的人吃飯。安排到位啥都好辦，安排不好就找茬，拿粉塵、噪音說事兒，讓你幹不下去。一個村委會主任就能把我'熊'得夠嗆！不送紅包，村裡就設路障堵車。更別說爲了拿項目蓋章、貸款啥的，老難了！”他抱怨“掙點錢，低聲下氣”。
爲什麽現在幷不符合標準的人認爲自己“弱勢”呢？原因何在？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李實表示，近幾年，中國社會貧富不均的現象給人們心理帶來巨大的衝擊。財富在地區之間、群體之間和個人之間的分配很不均衡，收入差距不斷加大，面對一擲千金的高收入階層，普通百姓包括白領階層普遍感覺經濟上受擠壓，社會地位快速下滑。
再比如，近幾年隨著資源向一些國有企業特別是壟斷企業集中，小企業的生存開始變得艱難，有遭受排擠的'不公平'感。此外，個別權力部門的'尋租'問題還十分突出，使一些經濟上獲得成功的'強勢'者仍然無助甚至缺乏安全感。”
李實指出，收入差距加大導致的被剝奪感，社會競爭中的不公平感，以及面對權力尋租的無助感，交織成全社會的“弱勢心理”。與其說弱勢群體在擴大，不如說“弱勢感”正在蔓延。
中國社會學會副會長李路路則認為，在維護利益、爭取利益方面，本來有優勢的人會更有優勢，讓本來弱勢的人與具有優勢的人處在一個相對平衡的層面。不能讓有優勢的人通吃，我想，至少要在規則、法律規範的層面做到這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