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月19日訊】這次樂清錢雲會之死除了事件本身真相及作為背景的土地糾紛之外，還有一個出乎人們意外的結果，即網民圍觀幾個樂清觀察團。其風評結果完全出於當初勇於任事的幾個觀察團成員意料之外。
許志永作為領隊的公盟觀察團在兩天之內作出錢雲會死於交通事故的結論，導致許多網友的批評，這些批評有不少理性交流。主流的看法是在當局控制一切證人證據，並讓證人處於巨大恐懼之中時，公盟報告所做結論過於輕率，是不負責任的表現。
在這種巨大的壓力之下，其餘幾個觀察團分別審慎地作出了結論。王小山與屠夫的調查未引起大的波浪，《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劉建鋒的調查紀實則稱找到新的證人，證明是謀殺，並已與證人簽訂保密協議，證人表示中央調查團下來之時願意作證。於建嶸的結論是：他不具備刑偵能力，對錢雲會死於交通事故還是謀殺無法作出裁斷，他只研究此案背景的徵地問題。艾未未從“程序正義”出發對觀察團調查過程的調查正在進行當中。
於建嶸作出這一結論我並不意外。因為憑他的政治智慧與他一向的社會定位（政府智囊），他只可能作出這種謹慎自持的表態，因為他很清楚自己的能力邊界在哪裡，也很清楚如何拿捏發言的分際尺度。然而後來的圍觀卻表明，事情並未就此了結。於建嶸遭到各種強烈批評，推友文濤@wentommy發出“十問於建嶸”，包括：對事件性質的看法，如何定位自己在此次事件中的角色，是個人身份還是公幹？對樂清地方政府抓捕村民的看法等。其面臨的民間壓力之大，從推友張輝@zhanghui8964的話足可蠡測：“:於建嶸這幾年為民間抗爭群體說了一些話，寫了一些文章，把自己的公信力也攢起來不少，但樂清這一次失足就被大家罵得如此之慘烈，甚至連個人品質都被人們予以定論，似乎就這樣翻身無力了。這樣的現象值得深思。”
綜合所有的信息，我覺得圍觀者對於建嶸不滿的根源在於：希望他以公共知識分子的道義擔當，利用他在體制內“擁有的雄厚政治資源”（笑蜀語），促成樂清事件的解決。這其實也是於建嶸領銜的觀察團的一些成員出發前滿懷信心的許諾。但於建嶸之後的作為讓大家失望了。在中國的政治文化環境中，對公共人物產生這種要求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我也知道在兼具智囊與公共知識分子雙重身份的中國學者當中，99％的人無法滿足這種公眾期望。
公平而言，這一局面並非於建嶸本身原因所造成。問題的產生首先源於國內各界人士對於建嶸身份認同的內在矛盾。於建嶸本身的定位與官方定位是一致的：政府智囊，補天派，以往他所做的一些極有價值的研究，如上訪製度的研究、群體性事件及社會衝突的調查，從未脫離這一身份定位；邀請他參與的人士看中的也是於建嶸擁有深厚的政治資源（各地方政府對於加以禮遇，原因也出於此），但圍觀者卻因他的研究產生錯覺，認為他是為民請命的“公共知識分子”，儘管智囊也分三六九等，其中既有一些富有社會責任感與政治使命感、為民請命的人士；也有一些雖無強烈社會責任感但有見識的“智囊”間或也會做出一些頗有價值的研究。在曲阿附世的“智囊”群中，前一類人士因其稀缺，常會導致民間對其社會角色產生誤解。我覺得於建嶸屬於富有社會責任感與政治使命感的智囊，無論在國內還是在海外，他都沒有否認與隱瞞其智囊身份；在智囊與公共知識分子這兩者未產生嚴重的角色衝突時，他當然也願意承擔後一角色的責任。問題是樂清事件的背後是一個盤根錯節的巨大地方政治利益集團，其藤蔓枝葉還延伸至中央高層――，問題之複雜已遠非於建嶸能夠游刃於其間並能“化解”的。
上世紀90年代直至本世紀零年代，在政府與民眾矛盾不太激烈之時，知識精英可以選擇做“蝙蝠”，所謂“蝙蝠”指的是其生物種類歸屬狀態：亦禽亦獸，非禽非獸。這種狀態比較討巧，能夠左右逢源，運氣好時，政府認為這是知識精英在提“建設性意見”，民眾也以為他們是“為生民請命”。許多知識人也追求這種狀態，甚至憑藉體制外積累的名聲輕易獲得了體制內資源，升格為學院院長、博導，還得到不少來自國際社會的機會。但此次樂清觀察團所引起的圍觀，說明新的局面正在形成：由於公民意識的覺醒，以及邊緣知識人增多，在大的公共事件及社會運動中，知識精英能夠高高在上提供見解與理論的時代行將過去。隨著社會矛盾激化、公共事件頻發，“為黨與政府說話還是為人民說話”之間的分際越來越明顯，以前知識精英那種左右逢源的“蝙蝠”生存狀態的空間日趨狹小，政治風險也越來越大。退守書齋還是參與公共事務，可能是一些養望多年的知識精英必須小心面對的問題。
轉自作者VOA博客
許志永作為領隊的公盟觀察團在兩天之內作出錢雲會死於交通事故的結論，導致許多網友的批評，這些批評有不少理性交流。主流的看法是在當局控制一切證人證據，並讓證人處於巨大恐懼之中時，公盟報告所做結論過於輕率，是不負責任的表現。
在這種巨大的壓力之下，其餘幾個觀察團分別審慎地作出了結論。王小山與屠夫的調查未引起大的波浪，《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劉建鋒的調查紀實則稱找到新的證人，證明是謀殺，並已與證人簽訂保密協議，證人表示中央調查團下來之時願意作證。於建嶸的結論是：他不具備刑偵能力，對錢雲會死於交通事故還是謀殺無法作出裁斷，他只研究此案背景的徵地問題。艾未未從“程序正義”出發對觀察團調查過程的調查正在進行當中。
於建嶸作出這一結論我並不意外。因為憑他的政治智慧與他一向的社會定位（政府智囊），他只可能作出這種謹慎自持的表態，因為他很清楚自己的能力邊界在哪裡，也很清楚如何拿捏發言的分際尺度。然而後來的圍觀卻表明，事情並未就此了結。於建嶸遭到各種強烈批評，推友文濤@wentommy發出“十問於建嶸”，包括：對事件性質的看法，如何定位自己在此次事件中的角色，是個人身份還是公幹？對樂清地方政府抓捕村民的看法等。其面臨的民間壓力之大，從推友張輝@zhanghui8964的話足可蠡測：“:於建嶸這幾年為民間抗爭群體說了一些話，寫了一些文章，把自己的公信力也攢起來不少，但樂清這一次失足就被大家罵得如此之慘烈，甚至連個人品質都被人們予以定論，似乎就這樣翻身無力了。這樣的現象值得深思。”
綜合所有的信息，我覺得圍觀者對於建嶸不滿的根源在於：希望他以公共知識分子的道義擔當，利用他在體制內“擁有的雄厚政治資源”（笑蜀語），促成樂清事件的解決。這其實也是於建嶸領銜的觀察團的一些成員出發前滿懷信心的許諾。但於建嶸之後的作為讓大家失望了。在中國的政治文化環境中，對公共人物產生這種要求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我也知道在兼具智囊與公共知識分子雙重身份的中國學者當中，99％的人無法滿足這種公眾期望。
公平而言，這一局面並非於建嶸本身原因所造成。問題的產生首先源於國內各界人士對於建嶸身份認同的內在矛盾。於建嶸本身的定位與官方定位是一致的：政府智囊，補天派，以往他所做的一些極有價值的研究，如上訪製度的研究、群體性事件及社會衝突的調查，從未脫離這一身份定位；邀請他參與的人士看中的也是於建嶸擁有深厚的政治資源（各地方政府對於加以禮遇，原因也出於此），但圍觀者卻因他的研究產生錯覺，認為他是為民請命的“公共知識分子”，儘管智囊也分三六九等，其中既有一些富有社會責任感與政治使命感、為民請命的人士；也有一些雖無強烈社會責任感但有見識的“智囊”間或也會做出一些頗有價值的研究。在曲阿附世的“智囊”群中，前一類人士因其稀缺，常會導致民間對其社會角色產生誤解。我覺得於建嶸屬於富有社會責任感與政治使命感的智囊，無論在國內還是在海外，他都沒有否認與隱瞞其智囊身份；在智囊與公共知識分子這兩者未產生嚴重的角色衝突時，他當然也願意承擔後一角色的責任。問題是樂清事件的背後是一個盤根錯節的巨大地方政治利益集團，其藤蔓枝葉還延伸至中央高層――，問題之複雜已遠非於建嶸能夠游刃於其間並能“化解”的。
上世紀90年代直至本世紀零年代，在政府與民眾矛盾不太激烈之時，知識精英可以選擇做“蝙蝠”，所謂“蝙蝠”指的是其生物種類歸屬狀態：亦禽亦獸，非禽非獸。這種狀態比較討巧，能夠左右逢源，運氣好時，政府認為這是知識精英在提“建設性意見”，民眾也以為他們是“為生民請命”。許多知識人也追求這種狀態，甚至憑藉體制外積累的名聲輕易獲得了體制內資源，升格為學院院長、博導，還得到不少來自國際社會的機會。但此次樂清觀察團所引起的圍觀，說明新的局面正在形成：由於公民意識的覺醒，以及邊緣知識人增多，在大的公共事件及社會運動中，知識精英能夠高高在上提供見解與理論的時代行將過去。隨著社會矛盾激化、公共事件頻發，“為黨與政府說話還是為人民說話”之間的分際越來越明顯，以前知識精英那種左右逢源的“蝙蝠”生存狀態的空間日趨狹小，政治風險也越來越大。退守書齋還是參與公共事務，可能是一些養望多年的知識精英必須小心面對的問題。
轉自作者VOA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