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5月18日訊】仔細讀完《財經》雜志5月9日的文章“公共安全賬單” （http://magazine.caijing.com.cn/2011-05-08/110712639.html）之後，想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誰是中國“公共安全”的最大破壞者？
這篇文章做了大量調查，再加上身處中國之內，作者與雜志對這一個敏感話題自然會加倍小心，數據是可靠的，結論是審慎的。公共安全支出超過軍費勿庸置疑。該文對支出特征的概括如下：
第一大特征是公共安全支出預算主要與國家暴力機器相關。在2011年6244.21億元公共安全支出預算中，武警、公安、法院、司法、緝私警察五大類的預算額度即達到 5064億元，佔全部公共安全預算的81%。其中，公安部門（含國安、鐵道民航公安）預算高達3225.62億元，其次是武警的1046億元，而解決社會糾紛的法院，預算不過608.74億元，只佔9.7%。
第二個特征是：地方政府的支出超過中央政府，二者分別為5219.68億元和1024.53億元，比例超過3︰1。這意味著地方仍是維穩的主體。
第三個特征是檢察院、法院的經費主要依賴地方同級財政，這也加劇了司法權地方化現象。
再往下深究，中國的“公共安全”支出與中國社會反抗事件的增長呈正相關關系。大家耳熟能詳的群體性事件數據是：2005年為8.7萬起，2006年超過9 萬起，2008年為124,000起。（2008年數據見John Lee ，If Only China Were More Like Japan，美國《商業週刊》，2010年8月31日）。
據我以往的研究，從20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中國社會反抗頻發主要緣於各級政府對資源的過度抽取，社會反抗類型幾乎完全由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特點所決定。中國經濟的增長主要依賴哪幾個領域，社會反抗也就集中在這幾大領域。簡言之，社會抗爭的第一大類型是土地維權，在城市裡是住房拆遷（300多萬戶城市居民被拆遷），在農村裡則是征地問題（1.2億失地農民）。社會抗爭的第二大類型是環境維權，與環境污染威脅民眾的生存直接相關，這些污染往往是資源不當開採和排污型提鍊的結果。社會抗爭的第三種類型與基層幹部的貪污腐敗相關，許多案例都涉及幹部貪污征地補償款等問題。從上述三類社會抗爭的類型可以看出，各級政府對資源的過度汲取是發生社會抗爭的重要根源。我在“改革30年：國家能力的畸型發展及其後果” （http://www.danke4china.net/Article/news_view.asp?newsid=825）一文裡已經對此有過非常詳盡的分析。
地方政府的“公共安全支出”佔全部支出的大頭，後面隱含的事實是：地方政府既是征地拆遷活動中的利益相關者，也是地方污染企業的幕後保護者。這些年來，地方政府就是各地征地拆遷的主角與推動者，因為將土地用於房地產開發可讓土地增值，政府對土地先征後賣，可以吞掉增值部分。2010年全國土地出讓金佔地方財政收入的比例高達76.6%。這一數字揭示的事實是：沒有土地出讓金，地方政府的財政塌了大半個天，官員們再也別想錦衣玉食，居有豪宅，出有靚車。至於地方政府保護污染企業，後面的原因也是經濟考慮，許多地方、尤其是貧困地區的污染企業既是當地政府的“一把手工程”（即一把手支持），也是當地的利稅大戶。由此可見，這些因征地、污染而引起的糾紛與反抗，真正的肇事者就是地方政府。兼之地方政府擁有當地行政權、司法權，以及隨時使用暴力鎮壓機器的權力，無論利益受損的民眾通過司法途徑上告還是發動反抗，都會踢到鐵板一塊。無數事例可證，利益受損者試圖通過法律訴訟討公道，或者是當地法院不給立案，或者是花費無窮精力財力後敗訴。如果被迫發動反抗，其結果幾乎都是以地方當局出動警察暴力鎮壓，並栽上各種罪名將領頭者逮捕入獄判刑為終結。
將上述事實的邏輯關系理清楚之後，事實簡單得如此可怕：中國各級地方政府本身就是公共安全問題的最大制造者，是公共安全的最大威脅。
── 轉自《美國之音》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這篇文章做了大量調查，再加上身處中國之內，作者與雜志對這一個敏感話題自然會加倍小心，數據是可靠的，結論是審慎的。公共安全支出超過軍費勿庸置疑。該文對支出特征的概括如下：
第一大特征是公共安全支出預算主要與國家暴力機器相關。在2011年6244.21億元公共安全支出預算中，武警、公安、法院、司法、緝私警察五大類的預算額度即達到 5064億元，佔全部公共安全預算的81%。其中，公安部門（含國安、鐵道民航公安）預算高達3225.62億元，其次是武警的1046億元，而解決社會糾紛的法院，預算不過608.74億元，只佔9.7%。
第二個特征是：地方政府的支出超過中央政府，二者分別為5219.68億元和1024.53億元，比例超過3︰1。這意味著地方仍是維穩的主體。
第三個特征是檢察院、法院的經費主要依賴地方同級財政，這也加劇了司法權地方化現象。
再往下深究，中國的“公共安全”支出與中國社會反抗事件的增長呈正相關關系。大家耳熟能詳的群體性事件數據是：2005年為8.7萬起，2006年超過9 萬起，2008年為124,000起。（2008年數據見John Lee ，If Only China Were More Like Japan，美國《商業週刊》，2010年8月31日）。
據我以往的研究，從20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中國社會反抗頻發主要緣於各級政府對資源的過度抽取，社會反抗類型幾乎完全由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特點所決定。中國經濟的增長主要依賴哪幾個領域，社會反抗也就集中在這幾大領域。簡言之，社會抗爭的第一大類型是土地維權，在城市裡是住房拆遷（300多萬戶城市居民被拆遷），在農村裡則是征地問題（1.2億失地農民）。社會抗爭的第二大類型是環境維權，與環境污染威脅民眾的生存直接相關，這些污染往往是資源不當開採和排污型提鍊的結果。社會抗爭的第三種類型與基層幹部的貪污腐敗相關，許多案例都涉及幹部貪污征地補償款等問題。從上述三類社會抗爭的類型可以看出，各級政府對資源的過度汲取是發生社會抗爭的重要根源。我在“改革30年：國家能力的畸型發展及其後果” （http://www.danke4china.net/Article/news_view.asp?newsid=825）一文裡已經對此有過非常詳盡的分析。
地方政府的“公共安全支出”佔全部支出的大頭，後面隱含的事實是：地方政府既是征地拆遷活動中的利益相關者，也是地方污染企業的幕後保護者。這些年來，地方政府就是各地征地拆遷的主角與推動者，因為將土地用於房地產開發可讓土地增值，政府對土地先征後賣，可以吞掉增值部分。2010年全國土地出讓金佔地方財政收入的比例高達76.6%。這一數字揭示的事實是：沒有土地出讓金，地方政府的財政塌了大半個天，官員們再也別想錦衣玉食，居有豪宅，出有靚車。至於地方政府保護污染企業，後面的原因也是經濟考慮，許多地方、尤其是貧困地區的污染企業既是當地政府的“一把手工程”（即一把手支持），也是當地的利稅大戶。由此可見，這些因征地、污染而引起的糾紛與反抗，真正的肇事者就是地方政府。兼之地方政府擁有當地行政權、司法權，以及隨時使用暴力鎮壓機器的權力，無論利益受損的民眾通過司法途徑上告還是發動反抗，都會踢到鐵板一塊。無數事例可證，利益受損者試圖通過法律訴訟討公道，或者是當地法院不給立案，或者是花費無窮精力財力後敗訴。如果被迫發動反抗，其結果幾乎都是以地方當局出動警察暴力鎮壓，並栽上各種罪名將領頭者逮捕入獄判刑為終結。
將上述事實的邏輯關系理清楚之後，事實簡單得如此可怕：中國各級地方政府本身就是公共安全問題的最大制造者，是公共安全的最大威脅。
── 轉自《美國之音》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