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6月16日訊】目前，廣東增城發生了以四川籍農民工為主體的暴動事件。據網上報導，此一事件的發生，既有官民矛盾的因素，也有階級矛盾的因素，還有地域矛盾的因素，是上述三種矛盾共同導致的。
在這一事件中，階級矛盾和地域矛盾可以說是一體兩面的，我們可以把二者統稱為增城本地市民與四川籍農民工的矛盾。
談到階級矛盾，人們總會想起馬克思，但是階級鬥爭理論其實並不是馬克思的發明。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早在馬克思之前就發現了生產階層與剝削階層之間的對立和鬥爭，不過他們所說的生產階層包括工人和企業家，而剝削階層則包括各種權貴分利集團。馬克思對階級鬥爭理論的「貢獻」，就是把企業家從生產階層中趕了出去，劃分到剝削階層之中。
有關企業家在生產中的作用，西方經濟學已有定論，本文不準備詳加論述。企業家和工人之間雖說不可能沒有矛盾，但更多時候恐怕還是一種合作關係。企業家和工人的矛盾也確實有可能激化，不過這往往另有原因。
通貨膨脹就是激化勞資矛盾的原因之一，因為通貨膨脹相當於變相降低工人工資。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認為，通貨膨脹能夠減少失業。其實這是因為直接降低工人工資容易造成工人的不滿與抗議，採用通貨膨脹的方式變相降低工人工資的做法較為隱蔽，不易被工人發現。工人的實際工資降低了，就業率也就提高了。可是工人也不是傻瓜，這種詭計早晚會被他們發現。在有工會的國家裡，在通貨膨脹率高居不下的情況下，工人會天天罷工要求提高工資，工會活動家會成為熱門職業。當然，這樣做的結果是工資和物價螺旋式上漲，通貨膨脹持續，失業率也沒有降低，最後造成滯脹。
而在我國，罷工沒那麼容易，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工人不會對通貨膨脹所導致的工資縮水感到不滿。從去年的富士康的「十三連跳」事件，到今年6月潮州古巷因工人討薪被挑斷手筋腳筋導致的大暴動，都很難說與2009 年為拉動經濟而新增的十萬億貸款和這兩年高居不下的通貨膨脹無關。（通貨膨脹時拖欠工資等於變相搶劫。）
我國還有一些「特殊國情」：按照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經濟蕭條時，政府除了增加開支和降息之外，還應該減稅。但是我國在2007-2008年企業大批倒閉時，政府的財政收入仍然大幅增長，增幅是GDP增幅的數倍。新增的十萬億貸款也主要被各級政府和與政府關係密切者獲得。而通貨膨脹時本應加息，我國央行卻多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而較少加息。這是因為提高存款準備金率主要影響民營企業，而加息則主要影響國企。總之，無論是在蕭條時期還是通貨膨脹時期，得到好處的都是政府和國企，而受到損失的都是民營企業。
我國80%以上的就業機會是由民營企業創造的。民營企業日子不好過，可能會關門，減產，裁員，降低甚至拖欠工人工資，這些都會造成失業增多，勞資關係緊張，社會矛盾增加。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就可能會以難以預料的形式爆發出來。因此我們可以說：表面上的階級矛盾或地域矛盾，其實很可能是由政府行為導致的。
明白這一點之後，我們也能夠明白為什麼非暴力比暴力更有力量：因為暴力無助於贏得支持者。為什麼恐怖活動不可能推翻一個政權？因為廣大民眾都會支持政府對恐怖分子進行打擊。同樣，如果工人在暴動中攻擊中產階級，或者是外來打工者在暴動中攻擊本地市民，那麼相當多的人恐怕會支持政府進行鎮壓。而如果像某位推友所說，增城的四川人停止暴動，改為和平抗議，不以當地市民為敵，他們想必會得到更多的支持，政府要進行鎮壓也會付出更大的代價。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在這一事件中，階級矛盾和地域矛盾可以說是一體兩面的，我們可以把二者統稱為增城本地市民與四川籍農民工的矛盾。
談到階級矛盾，人們總會想起馬克思，但是階級鬥爭理論其實並不是馬克思的發明。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早在馬克思之前就發現了生產階層與剝削階層之間的對立和鬥爭，不過他們所說的生產階層包括工人和企業家，而剝削階層則包括各種權貴分利集團。馬克思對階級鬥爭理論的「貢獻」，就是把企業家從生產階層中趕了出去，劃分到剝削階層之中。
有關企業家在生產中的作用，西方經濟學已有定論，本文不準備詳加論述。企業家和工人之間雖說不可能沒有矛盾，但更多時候恐怕還是一種合作關係。企業家和工人的矛盾也確實有可能激化，不過這往往另有原因。
通貨膨脹就是激化勞資矛盾的原因之一，因為通貨膨脹相當於變相降低工人工資。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認為，通貨膨脹能夠減少失業。其實這是因為直接降低工人工資容易造成工人的不滿與抗議，採用通貨膨脹的方式變相降低工人工資的做法較為隱蔽，不易被工人發現。工人的實際工資降低了，就業率也就提高了。可是工人也不是傻瓜，這種詭計早晚會被他們發現。在有工會的國家裡，在通貨膨脹率高居不下的情況下，工人會天天罷工要求提高工資，工會活動家會成為熱門職業。當然，這樣做的結果是工資和物價螺旋式上漲，通貨膨脹持續，失業率也沒有降低，最後造成滯脹。
而在我國，罷工沒那麼容易，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工人不會對通貨膨脹所導致的工資縮水感到不滿。從去年的富士康的「十三連跳」事件，到今年6月潮州古巷因工人討薪被挑斷手筋腳筋導致的大暴動，都很難說與2009 年為拉動經濟而新增的十萬億貸款和這兩年高居不下的通貨膨脹無關。（通貨膨脹時拖欠工資等於變相搶劫。）
我國還有一些「特殊國情」：按照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經濟蕭條時，政府除了增加開支和降息之外，還應該減稅。但是我國在2007-2008年企業大批倒閉時，政府的財政收入仍然大幅增長，增幅是GDP增幅的數倍。新增的十萬億貸款也主要被各級政府和與政府關係密切者獲得。而通貨膨脹時本應加息，我國央行卻多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而較少加息。這是因為提高存款準備金率主要影響民營企業，而加息則主要影響國企。總之，無論是在蕭條時期還是通貨膨脹時期，得到好處的都是政府和國企，而受到損失的都是民營企業。
我國80%以上的就業機會是由民營企業創造的。民營企業日子不好過，可能會關門，減產，裁員，降低甚至拖欠工人工資，這些都會造成失業增多，勞資關係緊張，社會矛盾增加。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就可能會以難以預料的形式爆發出來。因此我們可以說：表面上的階級矛盾或地域矛盾，其實很可能是由政府行為導致的。
明白這一點之後，我們也能夠明白為什麼非暴力比暴力更有力量：因為暴力無助於贏得支持者。為什麼恐怖活動不可能推翻一個政權？因為廣大民眾都會支持政府對恐怖分子進行打擊。同樣，如果工人在暴動中攻擊中產階級，或者是外來打工者在暴動中攻擊本地市民，那麼相當多的人恐怕會支持政府進行鎮壓。而如果像某位推友所說，增城的四川人停止暴動，改為和平抗議，不以當地市民為敵，他們想必會得到更多的支持，政府要進行鎮壓也會付出更大的代價。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