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楚:一村婦敲了一次銅鑼 被判刑11年徒刑

2011年06月21日評論
【新唐人2011年6月21日訊】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

因為朱鎔基很會向老百姓口袋裡掏錢,就被鄧小平說成是「懂經濟」,乃欽定朱鎔基出任了國務院總理。

我在《李逵比朱鎔基更懂經濟》一文中說過:「朱鎔基出任總理後,甫一上臺,他就睜著眼珠子瞎說:現在地方集中了過多的財力,致使中央錢袋空空,所以要適當上收財權雲雲。於是就有嗣後的稅收管理體制的‘改革’,即基本否定了胡趙體制‘財政分灶吃飯’的地方利益,卻保留了胡趙體制的框架結構。也就是把國稅和地稅進行拆分,把主要的稅收專案全部收進中央的錢袋之中,而把邊角零散的稅收項目留給了地方……

「當年……各地財政都陷入了入不敷出、寅吃卯糧的窘境之中。各地財政為了拿到胡趙‘分灶吃飯,超額分成’體制的好處,乃連年需要銀行協助搞‘財政空轉’。即通過銀行協助,進行掩耳盜鈴的操作,才能拿到較高比例的分成。否則,各地財政就面臨著發不出工資的窘迫之中。」

在地方政府「發不出工資」的巨大壓力下,乃想方設法,「廣開財源」。不管是白貓黑貓,只要能夠來錢就是好貓。無論偷摸搶還是坑盟拐騙,只要完成創收任務,都是好官或良吏。因而在那些年份中,苛捐雜稅多於牛毛。常常發生拆屋牽牛、破倉殺豬的事情。並時不時鬧出逼死人命的慘劇。

針對此況,1999年,中央又出臺了「減輕農民負擔」的「三提五統」收費政策。筆者所在的全州縣,政府乃組織幹部和警力,並動員所有教師和公職人員,傾巢出動。浩浩蕩蕩殺向農村,去向辛酸苦難的農民收取「三提五統」,並搭車加碼收取地方政權攤派的各種費用。幹部和教師們完不成收款任務,就扣發工資,或給予出身於該村的幹部以行政處分……如果哪個村拒絕交納,就提高該村在讀學生的學費標準來彌補。或拒絕該村中小學生報名,或掐斷電力供應……

在這些手段的作用下,各鄉各村的農民,大多被整治得服服帖帖,乖乖交納了名目繁多的「三提五統」。

但收費大軍來到永歲鄉慕霞村公所慕道村時,遇上該村幾個有見識的村民,與收費人員論理。收費人員被駁斥得理屈詞窮,收款一事自然是無功而返……

全州的蔣姓,以其家乘所載,乃系三國時蜀漢丞相蔣畹的一支後裔,為躲避西晉皇朝的迫害,而移居定居下來的。慕道村全村絕大部分姓蔣,由於歷史悠久,該村是遠近少有的一個大村莊。目前有村民2000多人。

永歲鄉政府在該村收費不成,惱恨異常。認為是該村那幾個有見識的人從中作梗阻撓,才造成這樣的結果。乃於農曆99年11月7日,派出員警和治安隊員,於半夜三更摸進該村,企圖將參與「跟收費幹部論理」的那幾個人抓住。

但只祕密抓住了該村的蔣士芬、蔣士行二人。其他幾個人,聽到情況異常之後,順利逃脫。因為該村很大,房屋之間巷陌縱橫交錯,很容易逃脫。

永歲鄉政府以為,把幾個「領頭羊」關了起來,已經起到了震懾作用了。那麼再到該村去收款,應該比較順利了。

第二天(農曆99年11月8日),乃由鄉長唐、鄉武裝部長蔣、鄉政府黨委書記肖、派出所幹事某、縣工作組成員帶隊,浩浩蕩蕩殺進該村開去收款。

他們剛一進村,就聽到幾聲「咣、咣、咣」幾聲銅鑼悶響,並呼喊著「鬼子進村了」作為暗號。於是該村的男女老幼,紛紛從各家湧出。把收款的幹部們團團圍住。

這時,該村的蔣濟松、蔣軍球、蔣時斌、蔣士仰等人,不由分說,先把這五個「當官的」捆了起來,將他們捆在村中最大一個祠堂的柱子上。並聲言,只有把該村無故被抓的人放出來,才可以放他們回去。

徵收三提五統的行動,鬧出了如此激烈的反抗,讓全州縣政府官員很是緊張。生怕暴力和脅迫徵收的事情穿幫。乃緊急磋商因應對策……

縣政府官員乃緊急出動,派人到該村,與村民談判。談判很快取得了結果,並由縣政府官員唐繼雨、蔣時秀執筆,寫下了如下協議:(大意,因為村民所持的《協議》原件,後來派1000多人的軍隊進村時,被幹部特意搜搶走了)

1、三提五統按政策收取,不加碼;
2、該村就讀學生按政策收費,不與三提五統掛鈎;
3、雙方放人(我去訪問時,村民補充說:當然,大家要求將被抓的兩個村民由政府送到村裡後,才放出五個被扣押的幹部);
4、這件事情到此為止,以後概不追究。

村民與政府「交換人質」之後,善良誠實的村民,相信了政府的《協議》和承諾,乃安心下田忙自己的農活去了。

但時隔不久,大約過了一個星期,黃沙河供電站卻將該村的電費標準提高了差不多一倍。於是該村民向永歲鄉政府的幹部反映。得到的答覆是:你們派人去與黃沙河變電站協商吧。

於是該村派蔣濟松、蔣濟能、唐福元、蔣軍球(系蔣濟松侄兒)到黃沙河供電站去協商電價。他們正與供電站人員爭執過程中,永歲鄉政府已經派人將供電站包圍了起來。將軍球年輕眼快,從供電站逃脫。其餘三人全部被抓。

後來,縣公安局受命派人進村,又把蔣士斌、蔣松英(蔣濟松之妻,敲了一次銅鑼)、蔣軍球、蔣步寬、蔣本燕抓住。還有二人「漏網」,而沒有將蔣士行(音hang)、蔣士芬二人抓住。並順手牽羊,將該村20多名比較敢言的婦女抓去。

由於供電站事件之後,縣公安局緊接著就組織員警進村抓捕。村民們再也不敢相信政府的協議和承諾了。官員們感到,兩次行動,村民們已經被「打草驚蛇」了。於是派出1000多人的特警部隊,半夜三更,將該村圍了個嚴嚴實實。只准進村,不許外出。並帶了很多狼狗,打了十多顆照明彈,把全村照得如同白晝。然後派人進村搜捕。但該晚沒有抓著他們要抓的人之後,匆匆撤兵。

後來,蔣士行到附近的港地村親戚家辦喪事時,被鄉政府偵知,乃於「當大事」的喪堂上被抓去。

2000年3月3日,全州縣法院對慕道村村民進行「開庭審判」。縣城出動全副武裝的軍警進行戒嚴,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如臨大敵。

慕道村村民趕去旁聽,但法院卻阻止他們進去旁聽。村民們感到冤屈,乃在庭外呼喊「冤枉、冤枉……」。後來,有關官員橫蠻下令:「誰喊就抓誰。」當天,該村又有40多名村民被抓,被關押了四十多天,才放出來。

當天,「公開審判」的宣判結果是:
蔣濟松,有期徒刑22年;
蔣松英(蔣濟松妻子,只是敲了一次銅鑼而已),有期徒刑21年;
蔣軍球,(蔣濟松侄兒)有期徒刑20年;
蔣時斌,有期徒刑15年;
蔣士芬,有期徒刑13年(今年雙搶前回鄉辦身份證被抓);
蔣士行,有期徒刑12年;
蔣世軍,有期徒刑10年;
蔣本燕,有期徒刑8年;
蔣步寬,有期徒刑1.5年(已刑滿出獄);

事隔八年之後,一直在外地打工的蔣士芬,以為風聲已過,且現在執行的農業政策,已經遠遠走在他們當年提出的要求的前面了。自以為沒有什麼事情了。乃與2007年雙搶前回鄉辦身份證。但全州有關官員卻沒有忘記他。於是,蔣士芬就在辦身份證的地方被捕。

蔣本燕之父蔣加東,對如此荒唐苛重的判決不服,以為是下面的官員一手遮天造成的。乃賣掉生豬,賣掉耕牛,賣掉稻穀等,籌資上京上訪和申訴。但他多年上訪申訴下來,卻是一無所獲。他為此把家庭財產變賣得一貧如洗,而只能徒歎奈何。現在七十一歲的蔣加東老人,經過長期勞累,再加上無妄的冤枉和憋屈,已經是貧病交加,奄奄一息。

我問該村村民:「那些為了全村的利益而坐牢的人,村裡的人對他們的家人有所關照沒有?」村民告訴我:「誰敢公開地表示關心呀?這不是與政府對著幹嗎!再說村裡人都很窮,都是泥菩薩過河。在桂林和雒容服刑的,有人以個人名義去看過他。再遠一些的,就沒有人去了……」

當時判處上述村民的重刑,由於沒有適當的法律條文。這卻難不倒全州有關官員。他們於是靈機一動,就以政府當時調動軍隊包圍該村時,附近村民紛紛自發前往探詢,從而阻斷了桂黃公路黃沙河致全州段的交通為由,說他們「聚眾鬧市、阻斷交通」,來「煽動顛覆某某專政政權」為理由,來「依法判處」上述村民的重刑。

對於這件「葫蘆官亂判糊塗案」,素來甘當馴服工具的法院院長,都拒絕在判決書上簽字畫押。但這絲毫不影響有關官員的「嚴肅執法」,而把這些可憐的村民紛紛投入大牢。

現在,蔣士行、蔣士斌被關押在駱容監獄六監區,蔣濟松被關押在桂林第六監獄,蔣松英被關押在南寧某個監獄裡。

筆者之友李志友君,因一九九八年參予組建中國民主黨而入獄。他曾與蔣濟松是同監捨的難友。前段時間,李志友告訴我說,「蔣濟松現在很可憐,監獄的饑餓和勞役,把他折磨得不成人形了。他已經兩耳失聰了。要不了多久,他會死在監獄裡的。他是你的全州的同鄉,你能用什麼辦法幫幫他嗎?」

受朋友託付之重,再說幫助這些悲慘的村民,我責無旁貸。但我現在失業多年,靠寫作拿點稿酬來補貼一下「粗茶淡飯」的生活,在經濟上幫幫他,我確實感到無能為力,並為此內疚不安。

但中國監獄的慘無人道,中國監獄的黑暗殘酷,國人有目共睹。服役犯人成了監獄管理者無需支付工資的奴隸,這是不言自明的常識。

這些不幸的村民遭受如此重判,確實讓我們這裡的很多人為之憤憤不平。當年,我雖然聽說過此案的大致情形,但對於具體的時間、地點、人物等情況,則不甚了了。乃應朋友之托,專門抽出時間,一路詢問找到該村。

找到慕道村之後,在兩千多人的大村莊內轉悠,問了許多村民,當問到其他事情,他們都樂意跟我聊聊。但我一旦把話題切入這樁案件時,村民們則紛紛閉口不言,並臉色發青,心有餘悸。後來費了不少周折,才找到一位比較有膽量和有頭腦的老人,才為我作了詳細的介紹。

我只能盡我所能地把他們的悲慘遭遇報導出來,以期引起人們的關注,以供海內外的熱心朋友伸出援助之手。並在此強烈呼籲——儘快釋放這些被地方當局構陷的悲慘不幸的村民,還他們人身自由。

回來的路上,每當我回憶起村民們提到此案時驚恐神色,回憶起村民們的冤屈和無奈的悲涼,我在心裡流淚。

寫於民國96年11月10日

修改定稿於主後2007-11-11

──轉自作者文集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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