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7月13日訊】李九蓮是繼史雲峰之後慘死在文革之後的著名“現行反革命”。文革中,李九蓮是一名狂熱的紅衛兵頭頭，曾在天安門廣場狂呼過萬歲、萬歲、萬萬歲,是江西省第一屆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省革委會委員候選人。然而,勤於思考的李九蓮對文革的倒行逆施終於有了覺悟,從一個瘋狂的支持者變成堅決的反對者。
1969年,李九蓮對文革開始反思——她在日記中寫到：“黃昏的太陽並不偉大，也不溫暖……”
“幹部下放勞動，這期間的血淚何其多！青年學生到農村去，這期間的痛苦與絕望又是何其多！”
“說是清除了國家政權內的一小撮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可是這些人到底幹了什麼呢？一切還不是取決於歷史，歷史決定現實嗎？中央不是按歷史決定問題的，而是按你對毛、林的態度而定的。”
“抓階級鬥爭有什麼用呢？只是使人敢怒而不敢言，老老實實，不亂說亂動罷了。”
1969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甚囂塵上之時,作為一個曾經瘋狂過的紅衛兵頭頭,李九蓮能對文革有這樣的認識是難能可貴的，儘管這些認識是偷偷寫在日記裡的。
如果李九蓮的這些思想僅僅偷偷藏在日記裡,藏至文革結束,李的命運就不會那麼悲慘。可是,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深深地掩藏自己內心深處的東西,即使最親密的人也不吐一字一句,如周恩來。
年輕的李九蓮沒有經歷過什麼叫出賣,更沒有經歷過同學、戰友、戀人的出賣。於是,她將自己內心裡裝了很久的東西,坦露給了她最親愛的人。
1969年2月28日,李九蓮給已經參軍入伍的她的戀人曾昭銀寫了一封信：
曾昭銀：
你好！來信收閱。我覺得此信供你作取與捨的參考較為合適。我以前未知你的態度，所以不便直言。今天我把我的思想情況向你說清楚。
一、對國家前途的看法：經過半年多的複雜生活，碰到一系列事物，想到了很多問題。首先是對國家前途發生懷疑。我不明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麼性質的鬥爭，是宗派鬥爭還是階級鬥爭？我感到中央的鬥爭是宗派分裂。因此對“無產階級大革命”發生反感。對批判劉少奇好像有很多觀點是合乎客觀實際的，是合乎馬列主義的，又覺得對劉少奇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感到對劉少奇的批判是牽強附會。“文化大革命”已收尾了。很多現象，很多“正確的觀點”，和運動初期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差不多，本質一樣，提法不同而已。因此對今後的天下到底屬於誰，林彪到底會不會像赫禿一樣，現時的中國到底屬於哪個主義等項問題發生懷疑。對“現行反革命”發生濃厚興趣，對“反動組織”的綱領也注意研究。
二、個人打算：馬克思說過：“使人生具有意義的不是權勢的表面的顯赫，而是尋求那種不僅滿足一己私利，且能保證全人類都幸福和完美的理想”。我決心按馬克思所說的去度過自己的一生：所以不能保證自己不走向“反面”，成為“罪犯”，這是作了最低的估計。我之所以要抓住革命與奮鬥兩種觀點不放，是以此思想作指導。故渴望生活中有同甘共苦、不因任何風險和恥辱而動搖，仍保持生活友誼者。因想到你，希望如此。這是我寫這一封信的全部思想與動機。你見信後三思而決。
古人言：“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我違背了，把心徹底完全地暴露給你。你是第一個聽我說以上思想的人，望無論如何看信後即回信，且一定附回原信，當感激不盡。看信後，亦不用吃驚，很多人皆如此，只不過隱瞞了。事物總是變化的，人的思想隨客觀變化，這不足為奇。我也許是“糊塗”，也許是“幻想”，但不向你說清楚，問心有愧。祝好！此信勿傳於他人！
被出賣
李九蓮不是不明白“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但這個叫曾昭銀的人,不是陌生人,不是一般的人,而是她的戀人，她深深戀著的人。
李九蓮也曾深深戀著文化大革命,深深戀著天安門城樓上站著的一些人。但她發現她戀錯了的時侯,並開始反思了,那些人不值得她戀,她要同她過去的錯戀絕裂。但她萬萬不會想到,在到處都是政治的年代裡,是不會有私人之戀的。具有無產階級革命覺悟的解放軍戰士曾昭銀大義滅親地將她“出賣了”。
“出賣”是一個非常骯髒的政治字眼，同“叛徒”一樣遭人不恥。但曾昭銀將李九蓮出賣給了黨,出賣給了文化大革命,在當時,是一種多麼有覺悟的“出賣”呀!這種“出賣”或者說“告密”,是當時多麼盛行,多麼值得發揚光大的行為呀!
曾昭銀錯了嗎?在黨和戀人之間,他選擇了黨選擇錯了嗎?正如江青等人在人性和黨性之間選擇了黨性選擇錯了嗎?
曾昭銀的選擇,讓李九蓮走進了監獄。一個積極要求入黨的青年戰士,用戀人的血,向黨交上一份血淋淋的赤誠。
蹲了幾年監獄後,林彪從天上掉下來,李九蓮出來了。這時的她如果感謝黨、感謝毛主席,她的命運還會改變,後來亦不會慘死。但李九蓮曾紅衛兵過、曾造反過,她四處上告,進省進京,到處貼大字報。
李九蓮的大字報一定寫的不錯,不然,她重新被抓後,贛州地、市也不會有二百五十九個單位簽署要求立即釋放李九蓮的《聯合聲明》。
1974年4月25日贛州三百民眾乘車前往興國縣營救李九蓮。而且,還曾得到興國縣革委會和公安局的支援和理解。
什麼是輿論?這就是輿論。什麼是支持?這就是支持。可是在中國,沒這些李九蓮也許還死不了，有了這些李九蓮必死無疑。
“1974年4月25日下午，贛州地區公安局、工代會、紅代會緊急彙報贛州、興國情況，江西省委書記陳昌奉（曾為毛澤東的警衛員）在省委常委塗烈（全國的批林批孔就是從王洪文批轉塗烈的信開始的）的操縱下，連夜下達‘五點指示’：
一、李九蓮是地地道道的現行反革命跳出來翻案。
二、贛州某些人爭論李案，實際上是為現行反革命翻案。
三、衝擊興國監獄是起嚴重的政治事件，必須立即制止。
四、某些領導幹部和公安幹警在李九蓮問題上嚴重喪失階級立場，實際上是向反革命投降。”
李九蓮的事兒弄大了!
“1974年10月在京西賓館的一次會上，王洪文說：‘李九蓮哪來那麼大本事，那麼早就看出林彪不是好人。那時候我們都還一點看不出來。贛州一個小小的李九蓮，不可能先知先覺！’張春橋說：‘李九蓮問題，不就是典型的否定推翻文化大革命成果嘛。解放二十多年了，還為這樣的現行反革命分子翻案。他們覺悟哪裡去了？’””
當時華國鋒、倪志福在場。
儘管當時華國鋒尚不是英明領袖,也沒有材料記載他當時說什麼沒有。但王洪文、張春橋話說的狠,卻還沒下令殺人。而華國鋒一英明領袖後,李九蓮命沒了。
“1977年12月14日，下顎被穿透竹簽的李九蓮在贛州市老體育場萬人大會公判後，被拉到西郊青光嶺槍殺並暴屍荒野。當晚，李九蓮屍體遭暴徒的淩割，慘辱亙古未聞！”（請注意李九蓮被害死的時間）
這段描述還很“文”,實際上李死後是被人奸屍、並割去雙乳。
太慘了!太慘了!死前讓人封了嘴,死後又讓……蒼天呀!你有眼嗎?
重新審視這段歷史,每每讓筆者仰天長嘯!下顎被穿透竹簽的李九蓮,和手指上被釘進竹簽的著名女共產黨人江竹筠,常常讓我感到時空倒錯。
1977年12月,粉碎四人幫已經過去一年多了,何以還會發生這樣的暴行呢?
“1981年1月，胡耀邦關注此事並作批示.同年9月16日胡耀邦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召開的第五次‘兩案’工作座談會上談李九蓮一案時,一一點出了受株連者的數目：死兩人、被判六十人、遭黨政紀處分六百餘人、株連逾千……強調說‘出了這麼大的事，現在還沒有解決好，應該解決好’”。
李九蓮終獲平反。
但李九蓮的死，讓一個民族清醒了嗎?
文章來源：《新浪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1969年,李九蓮對文革開始反思——她在日記中寫到：“黃昏的太陽並不偉大，也不溫暖……”
“幹部下放勞動，這期間的血淚何其多！青年學生到農村去，這期間的痛苦與絕望又是何其多！”
“說是清除了國家政權內的一小撮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可是這些人到底幹了什麼呢？一切還不是取決於歷史，歷史決定現實嗎？中央不是按歷史決定問題的，而是按你對毛、林的態度而定的。”
“抓階級鬥爭有什麼用呢？只是使人敢怒而不敢言，老老實實，不亂說亂動罷了。”
1969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甚囂塵上之時,作為一個曾經瘋狂過的紅衛兵頭頭,李九蓮能對文革有這樣的認識是難能可貴的，儘管這些認識是偷偷寫在日記裡的。
如果李九蓮的這些思想僅僅偷偷藏在日記裡,藏至文革結束,李的命運就不會那麼悲慘。可是,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深深地掩藏自己內心深處的東西,即使最親密的人也不吐一字一句,如周恩來。
年輕的李九蓮沒有經歷過什麼叫出賣,更沒有經歷過同學、戰友、戀人的出賣。於是,她將自己內心裡裝了很久的東西,坦露給了她最親愛的人。
1969年2月28日,李九蓮給已經參軍入伍的她的戀人曾昭銀寫了一封信：
曾昭銀：
你好！來信收閱。我覺得此信供你作取與捨的參考較為合適。我以前未知你的態度，所以不便直言。今天我把我的思想情況向你說清楚。
一、對國家前途的看法：經過半年多的複雜生活，碰到一系列事物，想到了很多問題。首先是對國家前途發生懷疑。我不明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麼性質的鬥爭，是宗派鬥爭還是階級鬥爭？我感到中央的鬥爭是宗派分裂。因此對“無產階級大革命”發生反感。對批判劉少奇好像有很多觀點是合乎客觀實際的，是合乎馬列主義的，又覺得對劉少奇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感到對劉少奇的批判是牽強附會。“文化大革命”已收尾了。很多現象，很多“正確的觀點”，和運動初期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差不多，本質一樣，提法不同而已。因此對今後的天下到底屬於誰，林彪到底會不會像赫禿一樣，現時的中國到底屬於哪個主義等項問題發生懷疑。對“現行反革命”發生濃厚興趣，對“反動組織”的綱領也注意研究。
二、個人打算：馬克思說過：“使人生具有意義的不是權勢的表面的顯赫，而是尋求那種不僅滿足一己私利，且能保證全人類都幸福和完美的理想”。我決心按馬克思所說的去度過自己的一生：所以不能保證自己不走向“反面”，成為“罪犯”，這是作了最低的估計。我之所以要抓住革命與奮鬥兩種觀點不放，是以此思想作指導。故渴望生活中有同甘共苦、不因任何風險和恥辱而動搖，仍保持生活友誼者。因想到你，希望如此。這是我寫這一封信的全部思想與動機。你見信後三思而決。
古人言：“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我違背了，把心徹底完全地暴露給你。你是第一個聽我說以上思想的人，望無論如何看信後即回信，且一定附回原信，當感激不盡。看信後，亦不用吃驚，很多人皆如此，只不過隱瞞了。事物總是變化的，人的思想隨客觀變化，這不足為奇。我也許是“糊塗”，也許是“幻想”，但不向你說清楚，問心有愧。祝好！此信勿傳於他人！
被出賣
李九蓮不是不明白“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但這個叫曾昭銀的人,不是陌生人,不是一般的人,而是她的戀人，她深深戀著的人。
李九蓮也曾深深戀著文化大革命,深深戀著天安門城樓上站著的一些人。但她發現她戀錯了的時侯,並開始反思了,那些人不值得她戀,她要同她過去的錯戀絕裂。但她萬萬不會想到,在到處都是政治的年代裡,是不會有私人之戀的。具有無產階級革命覺悟的解放軍戰士曾昭銀大義滅親地將她“出賣了”。
“出賣”是一個非常骯髒的政治字眼，同“叛徒”一樣遭人不恥。但曾昭銀將李九蓮出賣給了黨,出賣給了文化大革命,在當時,是一種多麼有覺悟的“出賣”呀!這種“出賣”或者說“告密”,是當時多麼盛行,多麼值得發揚光大的行為呀!
曾昭銀錯了嗎?在黨和戀人之間,他選擇了黨選擇錯了嗎?正如江青等人在人性和黨性之間選擇了黨性選擇錯了嗎?
曾昭銀的選擇,讓李九蓮走進了監獄。一個積極要求入黨的青年戰士,用戀人的血,向黨交上一份血淋淋的赤誠。
蹲了幾年監獄後,林彪從天上掉下來,李九蓮出來了。這時的她如果感謝黨、感謝毛主席,她的命運還會改變,後來亦不會慘死。但李九蓮曾紅衛兵過、曾造反過,她四處上告,進省進京,到處貼大字報。
李九蓮的大字報一定寫的不錯,不然,她重新被抓後,贛州地、市也不會有二百五十九個單位簽署要求立即釋放李九蓮的《聯合聲明》。
1974年4月25日贛州三百民眾乘車前往興國縣營救李九蓮。而且,還曾得到興國縣革委會和公安局的支援和理解。
什麼是輿論?這就是輿論。什麼是支持?這就是支持。可是在中國,沒這些李九蓮也許還死不了，有了這些李九蓮必死無疑。
“1974年4月25日下午，贛州地區公安局、工代會、紅代會緊急彙報贛州、興國情況，江西省委書記陳昌奉（曾為毛澤東的警衛員）在省委常委塗烈（全國的批林批孔就是從王洪文批轉塗烈的信開始的）的操縱下，連夜下達‘五點指示’：
一、李九蓮是地地道道的現行反革命跳出來翻案。
二、贛州某些人爭論李案，實際上是為現行反革命翻案。
三、衝擊興國監獄是起嚴重的政治事件，必須立即制止。
四、某些領導幹部和公安幹警在李九蓮問題上嚴重喪失階級立場，實際上是向反革命投降。”
李九蓮的事兒弄大了!
“1974年10月在京西賓館的一次會上，王洪文說：‘李九蓮哪來那麼大本事，那麼早就看出林彪不是好人。那時候我們都還一點看不出來。贛州一個小小的李九蓮，不可能先知先覺！’張春橋說：‘李九蓮問題，不就是典型的否定推翻文化大革命成果嘛。解放二十多年了，還為這樣的現行反革命分子翻案。他們覺悟哪裡去了？’””
當時華國鋒、倪志福在場。
儘管當時華國鋒尚不是英明領袖,也沒有材料記載他當時說什麼沒有。但王洪文、張春橋話說的狠,卻還沒下令殺人。而華國鋒一英明領袖後,李九蓮命沒了。
“1977年12月14日，下顎被穿透竹簽的李九蓮在贛州市老體育場萬人大會公判後，被拉到西郊青光嶺槍殺並暴屍荒野。當晚，李九蓮屍體遭暴徒的淩割，慘辱亙古未聞！”（請注意李九蓮被害死的時間）
這段描述還很“文”,實際上李死後是被人奸屍、並割去雙乳。
太慘了!太慘了!死前讓人封了嘴,死後又讓……蒼天呀!你有眼嗎?
重新審視這段歷史,每每讓筆者仰天長嘯!下顎被穿透竹簽的李九蓮,和手指上被釘進竹簽的著名女共產黨人江竹筠,常常讓我感到時空倒錯。
1977年12月,粉碎四人幫已經過去一年多了,何以還會發生這樣的暴行呢?
“1981年1月，胡耀邦關注此事並作批示.同年9月16日胡耀邦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召開的第五次‘兩案’工作座談會上談李九蓮一案時,一一點出了受株連者的數目：死兩人、被判六十人、遭黨政紀處分六百餘人、株連逾千……強調說‘出了這麼大的事，現在還沒有解決好，應該解決好’”。
李九蓮終獲平反。
但李九蓮的死，讓一個民族清醒了嗎?
文章來源：《新浪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