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7月16日訊】如果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各種各樣的矛盾就會如火山般迸發出來，尤其是民族矛盾、官民矛盾會導致國家分裂、社會動蕩、政黨解體。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就是死路一條。
蘇聯的政治體制不是如意識形態所言是高度集權體制，而是專制體制，阿倫特、哈耶克等思想家甚至把斯大林體制與希特勒時代的體制相提並論，稱之為極權主義國家。現在解體之後的各個國家的人民及其領導人，都已經把斯大林體制定性為專制體制或獨裁體制，在這種體制下，斯大林採取的是違反人性、甚至是反人類的體制。專制體制的基本特徵就是權力集中於個人且不受任何制約，在這種體制下，沒有人權、蔑視法治、沒有公民社會，整個權力具有利維坦的特性，吞食社會，使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都處於權力的監管之下，政治專制、文化專制、經濟統制、社會宰制，每一個人的行為和思想都處於權力高度控制之下，無論是赤裸裸的專制權力還是父權式的專制統治抑或開明專制的統治都是如此。在專制政治下，統治者統治其臣民的方法只有二條，一條是恐懼，另一條是暴政。
斯大林以階級鬥爭的方式打擊、封殺、滅絕反對派，進行「大肅反」，絕不是一句高度集權就能說得清的，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在談到卡廷事件時說：「如果談到斯大林及其身邊的人的話，那麼應該說，他們對自己的人民犯下了罪行，還在一定意義上對歷史犯下了罪行。」在其體制下活著的人只能是臣民，只能是不會思考、不敢思考、不能思考的沒有尊嚴的臣民。
中國的體制是從蘇聯照抄照搬過來的，蘇聯什麼體制，中國就是什麼體制，蘇聯體制在什麼地方獲得成功，中國體制就會在什麼地方獲得成功，蘇聯體制在什麼地方衰敗，中國體制就會在什麼地方衰敗，蘇聯體制在什麼地方製造災難，中國體制就會在什麼地方製造災難，因為體制有其自身運轉的邏輯，這種邏輯是打不破的。如果給傳統的政治體制定性，傳統的政治體制既不是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也不是什麼威權體制，那就是專制政治體制。毛澤東建國之後的錯誤不斷，而且一個錯誤比一個錯誤大，那就是人民沒有民主、權力不受制約、憲法棄之不顧、政黨停止活動必然結果。僅靠他一人發號施令，用《人民日報》社論代替法治、用私人政治代替公開政治、用陰謀代替陽謀的結果是死人無數、整人無數、讓人尊嚴掃地、人權不張、憲政不舉，所有事例的列舉，都是專制的本質特徵的體現。
毛澤東所謂的計劃經濟，也是專制主義的組成部分，根本不同於馬克思所設想的計劃經濟，因為馬克思主義的計劃經濟是建立在資本主義充分發達的基礎之上，實行計劃經濟得有民主的保障。且不說這種計劃經濟能否實現，中國的經濟基礎就不具備實現計劃經濟的條件，硬要在落後的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只有靠專制。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表明，只要搞民主，計劃經濟在任何國家也實現不了。只要搞民主，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同樣實現不了，只要搞專制，計劃經濟實現不了，實現的是統制經濟。市場經濟總是與民主共生共榮，離開了民主的市場經濟就會變質為權貴經濟，離開了市場經濟的民主只能是空中樓閣的民主，民主是計劃經濟的天敵。
哈耶克說：「社會主義的信條乃是徹底的謬誤，因為這種社會主義並不能實現社會主義者所欲求的目的，而且這種社會主義還會產生社會主義者自己都不喜歡的其他後果。」他還指出，社會主義意味著對個人自由的扼殺。哈耶克是自由主義的守護人，他不但反對西方世界之外的社會主義，也反對西方世界之內的社會主義，他既反對斯大林的社會主義，也反對西方世界福利社會主義，因為這兩種社會主義都侵害著自由。斯大林和毛澤東的實踐都表明，這種徒有虛表的社會主義並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而是專制主義，是專制主義打著社會主義的招牌而已。而哈耶克批判西方內部的社會主義並沒有走上專制之路，反而以民主社會主義的方式體現了活力和生機，對此有人稱為馬克思主義的第二條道路即通過選舉而長入社會主義的實現，而不是第一條道路即通過暴力革命而實現社會主義，第一條道路也如哈耶克所言產生了社會主義者自己都不喜歡的結果。
鄧小平對社會主義的反思也是從專制主義開始，他認為毛澤東所說的斯大林破壞法制這樣的事在英、法、美這樣的國家不會發生，實際上承認了憲政民主的好處，因為只有憲政民主才能使西方國家的領導人不能也不敢破壞法制。憲政對權力進行分立和限制，民主又明確表明了權力的來源和歸宿，民主本身又是對權力的最有力的限制，公民的自由也為權力設立了邊界。只是鄧小平囿於歷史和時代的限制，只看到了法制而不是法治，只看到了民主而沒有看到憲政，所以他把社會主義的政治體制說成是集權而不是專制，不過，就是集權他也說是深受專制主義的影響，應該說這是一個不小的進步。但鄧小平也是人，他也不能脫離現行的體制運轉邏輯，他在強調政治體制改革的同時因特殊的歷史時期又回歸了歷史，這既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體制的悲劇，使專制的政治體制列車又把他個人拉了回來。
但是，專制體制終歸是沒有出路的。就其政黨而言，政黨沒有競爭性，沒有競爭性的政黨穩定有餘，僵化有餘，活力不足，蘇聯共產黨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蘇聯共產黨時期，由於黨內存在少數派孟什維克，共產黨還是充滿活力的，到了斯大林時期由於對黨內托洛斯基反對派、布哈林反對派殘酷打壓，在精神和肉體進行雙重滅絕，共產黨已經成為斯大林個人手中的工具，到了赫魯曉夫時期，黨內出現了一線生機，但還是因為黨內缺少應有的民主從而使共產黨趨於僵化，到了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共產黨已經形成既得利益集團，已經完全脫離蘇聯的人民。這也就不難理解當戈爾巴喬夫宣布蘇聯共產黨解散的時候，在蘇聯共產黨、在蘇聯人民當中沒有出現任何反對的聲音、沒有任何反抗的行為也就不足為怪了。
結果是共產黨解散了，蘇聯解體了，東歐巨變了，人民自由了。也難怪普京上台以後常說一句話：如果誰對國家的解體不痛心他就沒有良心，誰想再恢復這個國家他就沒有頭腦。普京的想法代表了俄羅斯好多人的想法，因為這個具有93年歷史、有1900萬（占居民總數近1/10）黨員、執政74年的共產黨超級大國在一夜之間就壽終正寢了。按著金雁的說法，同樣的「列寧式的聯邦國家」在蘇東劇變中有三個，一個是捷克斯洛伐克、一個是南斯拉夫，一個是蘇聯，三個都瓦解了，但南斯拉夫的瓦解血流成河，捷克斯洛伐克的瓦解波瀾不驚，蘇聯瓦解雖然在車臣等局部地區出了亂子，總的來說也是和平的。蘇聯的政治體制失敗表明，蘇聯共產黨亡了，蘇聯也解體了。東歐的南斯拉夫共產黨亡了，國家分裂了，東德共產黨亡了，東德作為國家也不存在了。蘇聯東歐的共產黨亡了，共產黨領導的國家也就不存在了。
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有這樣的經歷，就是在一定時期內經濟迅速發展，蘇聯一躍成為與美國爭霸的第二大經濟強國，但這種強國是以人性的喪失為代價的。據金雁在《蘇東轉型的方方面面——共識在線第十期》的介紹說，蘇聯人也有一句話，說這種「以人為代價的現代化實際上是20世紀最大的一個悲劇」。經濟發展只是為社會進步提供基礎，在經濟發展之後，人的尊嚴要求就會提到首位，而只有自由、憲政民主才能保障人的尊嚴，專制主義只會蔑視人的尊嚴，按著馬克思本人的說法就是：「君主政體的原則總的說來就是輕視人，蔑視人，使人不成其為人」，「專制制度必然具有獸性，並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所以告別專制主義，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以憲政民主為方向，把人的自由和尊嚴放在首位。如果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各種各樣的矛盾就會如火山般迸發出來，尤其是民族矛盾、官民矛盾會導致國家分裂、社會動蕩、政黨解體。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就是死路一條。
文章來源：《博客中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蘇聯的政治體制不是如意識形態所言是高度集權體制，而是專制體制，阿倫特、哈耶克等思想家甚至把斯大林體制與希特勒時代的體制相提並論，稱之為極權主義國家。現在解體之後的各個國家的人民及其領導人，都已經把斯大林體制定性為專制體制或獨裁體制，在這種體制下，斯大林採取的是違反人性、甚至是反人類的體制。專制體制的基本特徵就是權力集中於個人且不受任何制約，在這種體制下，沒有人權、蔑視法治、沒有公民社會，整個權力具有利維坦的特性，吞食社會，使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都處於權力的監管之下，政治專制、文化專制、經濟統制、社會宰制，每一個人的行為和思想都處於權力高度控制之下，無論是赤裸裸的專制權力還是父權式的專制統治抑或開明專制的統治都是如此。在專制政治下，統治者統治其臣民的方法只有二條，一條是恐懼，另一條是暴政。
斯大林以階級鬥爭的方式打擊、封殺、滅絕反對派，進行「大肅反」，絕不是一句高度集權就能說得清的，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在談到卡廷事件時說：「如果談到斯大林及其身邊的人的話，那麼應該說，他們對自己的人民犯下了罪行，還在一定意義上對歷史犯下了罪行。」在其體制下活著的人只能是臣民，只能是不會思考、不敢思考、不能思考的沒有尊嚴的臣民。
中國的體制是從蘇聯照抄照搬過來的，蘇聯什麼體制，中國就是什麼體制，蘇聯體制在什麼地方獲得成功，中國體制就會在什麼地方獲得成功，蘇聯體制在什麼地方衰敗，中國體制就會在什麼地方衰敗，蘇聯體制在什麼地方製造災難，中國體制就會在什麼地方製造災難，因為體制有其自身運轉的邏輯，這種邏輯是打不破的。如果給傳統的政治體制定性，傳統的政治體制既不是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也不是什麼威權體制，那就是專制政治體制。毛澤東建國之後的錯誤不斷，而且一個錯誤比一個錯誤大，那就是人民沒有民主、權力不受制約、憲法棄之不顧、政黨停止活動必然結果。僅靠他一人發號施令，用《人民日報》社論代替法治、用私人政治代替公開政治、用陰謀代替陽謀的結果是死人無數、整人無數、讓人尊嚴掃地、人權不張、憲政不舉，所有事例的列舉，都是專制的本質特徵的體現。
毛澤東所謂的計劃經濟，也是專制主義的組成部分，根本不同於馬克思所設想的計劃經濟，因為馬克思主義的計劃經濟是建立在資本主義充分發達的基礎之上，實行計劃經濟得有民主的保障。且不說這種計劃經濟能否實現，中國的經濟基礎就不具備實現計劃經濟的條件，硬要在落後的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只有靠專制。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表明，只要搞民主，計劃經濟在任何國家也實現不了。只要搞民主，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同樣實現不了，只要搞專制，計劃經濟實現不了，實現的是統制經濟。市場經濟總是與民主共生共榮，離開了民主的市場經濟就會變質為權貴經濟，離開了市場經濟的民主只能是空中樓閣的民主，民主是計劃經濟的天敵。
哈耶克說：「社會主義的信條乃是徹底的謬誤，因為這種社會主義並不能實現社會主義者所欲求的目的，而且這種社會主義還會產生社會主義者自己都不喜歡的其他後果。」他還指出，社會主義意味著對個人自由的扼殺。哈耶克是自由主義的守護人，他不但反對西方世界之外的社會主義，也反對西方世界之內的社會主義，他既反對斯大林的社會主義，也反對西方世界福利社會主義，因為這兩種社會主義都侵害著自由。斯大林和毛澤東的實踐都表明，這種徒有虛表的社會主義並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而是專制主義，是專制主義打著社會主義的招牌而已。而哈耶克批判西方內部的社會主義並沒有走上專制之路，反而以民主社會主義的方式體現了活力和生機，對此有人稱為馬克思主義的第二條道路即通過選舉而長入社會主義的實現，而不是第一條道路即通過暴力革命而實現社會主義，第一條道路也如哈耶克所言產生了社會主義者自己都不喜歡的結果。
鄧小平對社會主義的反思也是從專制主義開始，他認為毛澤東所說的斯大林破壞法制這樣的事在英、法、美這樣的國家不會發生，實際上承認了憲政民主的好處，因為只有憲政民主才能使西方國家的領導人不能也不敢破壞法制。憲政對權力進行分立和限制，民主又明確表明了權力的來源和歸宿，民主本身又是對權力的最有力的限制，公民的自由也為權力設立了邊界。只是鄧小平囿於歷史和時代的限制，只看到了法制而不是法治，只看到了民主而沒有看到憲政，所以他把社會主義的政治體制說成是集權而不是專制，不過，就是集權他也說是深受專制主義的影響，應該說這是一個不小的進步。但鄧小平也是人，他也不能脫離現行的體制運轉邏輯，他在強調政治體制改革的同時因特殊的歷史時期又回歸了歷史，這既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體制的悲劇，使專制的政治體制列車又把他個人拉了回來。
但是，專制體制終歸是沒有出路的。就其政黨而言，政黨沒有競爭性，沒有競爭性的政黨穩定有餘，僵化有餘，活力不足，蘇聯共產黨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蘇聯共產黨時期，由於黨內存在少數派孟什維克，共產黨還是充滿活力的，到了斯大林時期由於對黨內托洛斯基反對派、布哈林反對派殘酷打壓，在精神和肉體進行雙重滅絕，共產黨已經成為斯大林個人手中的工具，到了赫魯曉夫時期，黨內出現了一線生機，但還是因為黨內缺少應有的民主從而使共產黨趨於僵化，到了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共產黨已經形成既得利益集團，已經完全脫離蘇聯的人民。這也就不難理解當戈爾巴喬夫宣布蘇聯共產黨解散的時候，在蘇聯共產黨、在蘇聯人民當中沒有出現任何反對的聲音、沒有任何反抗的行為也就不足為怪了。
結果是共產黨解散了，蘇聯解體了，東歐巨變了，人民自由了。也難怪普京上台以後常說一句話：如果誰對國家的解體不痛心他就沒有良心，誰想再恢復這個國家他就沒有頭腦。普京的想法代表了俄羅斯好多人的想法，因為這個具有93年歷史、有1900萬（占居民總數近1/10）黨員、執政74年的共產黨超級大國在一夜之間就壽終正寢了。按著金雁的說法，同樣的「列寧式的聯邦國家」在蘇東劇變中有三個，一個是捷克斯洛伐克、一個是南斯拉夫，一個是蘇聯，三個都瓦解了，但南斯拉夫的瓦解血流成河，捷克斯洛伐克的瓦解波瀾不驚，蘇聯瓦解雖然在車臣等局部地區出了亂子，總的來說也是和平的。蘇聯的政治體制失敗表明，蘇聯共產黨亡了，蘇聯也解體了。東歐的南斯拉夫共產黨亡了，國家分裂了，東德共產黨亡了，東德作為國家也不存在了。蘇聯東歐的共產黨亡了，共產黨領導的國家也就不存在了。
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有這樣的經歷，就是在一定時期內經濟迅速發展，蘇聯一躍成為與美國爭霸的第二大經濟強國，但這種強國是以人性的喪失為代價的。據金雁在《蘇東轉型的方方面面——共識在線第十期》的介紹說，蘇聯人也有一句話，說這種「以人為代價的現代化實際上是20世紀最大的一個悲劇」。經濟發展只是為社會進步提供基礎，在經濟發展之後，人的尊嚴要求就會提到首位，而只有自由、憲政民主才能保障人的尊嚴，專制主義只會蔑視人的尊嚴，按著馬克思本人的說法就是：「君主政體的原則總的說來就是輕視人，蔑視人，使人不成其為人」，「專制制度必然具有獸性，並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所以告別專制主義，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以憲政民主為方向，把人的自由和尊嚴放在首位。如果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各種各樣的矛盾就會如火山般迸發出來，尤其是民族矛盾、官民矛盾會導致國家分裂、社會動蕩、政黨解體。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就是死路一條。
文章來源：《博客中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