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7月20日訊】北京物資學院原學生楊虎被指在校網上發布「打到共產黨」的留言，遭學校威脅、逼供，致精神分裂。楊家父母狀告學校“侵害生命健康權」。楊虎的代理律師是東南大學法學教授張贊寧，下面是律師張贊寧給「楊虎案」的第二輪代理意見。
在整個庭審過程中，我不僅沒有聽到被告有一句向原告表示歉意的話，反而繼續對原告楊虎進行抹黑，對此，我再次表示遺憾。現針對被告的代理意見，就幾個主要問題，發表補充代理意見：
一、對中國法醫學會司法鑑定中心[2008]精鑑字第43號《法醫精神病學鑑定意見書》的質證意見
首先，對「分析意見8」關於「本例符合《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CCMD-Ⅲ)關於應激相關障礙的診斷。」及「鑑定意見」關於「被鑑定人楊虎患有應激相關障礙。北京物資學院的行為起增荷作用」的結論，表示認同。
其次，對本例「系間接因果關係」和「不評定參與度」的結論表示不能認同。理由是：
1、「間接因果關係」與導致“楊虎患有應激障礙」的結論是自相矛盾的，違背了精神病學司法鑑定教科書關於“應激相關精神障礙」，「與精神創傷有直接因果關係」的科學定論。
鄭瞻培高北陵主編《精神疾病司法鑑定及精神傷殘鑑定》，中國檢察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第63頁第1-6行本例的發生明確寫道：「1、應激相關精神障礙/急性應激反應，(尤其是急性應激性精神病)是在遭受強烈精神刺激後發生的精神病態，精神障礙達到了精神病的程度。患者病前的心理素質往往比較健全，而精神刺激的強度大多是常人難以耐受的，如……被誣告入獄……等。此病與精神創傷有直接因果關係，其賠償比例為100％至75％。其中的差額取決於侵害人是負全部責任還是負主要責任。」結合本例情形，原告人並無任何過錯，其應激精神障礙，完全是被告的違法行為造成的，故被告應負完全責任，其賠償參與度應為100％。
賠償學常識告訴我們，當參與度超過50％時應認為有直接因果關係；當參與度不足50％時應認為無直接因果關係。本鑑定出於政治偏見(對此下有詳述)，故意將「直接因果關係」說成是「間接因果關係」，並拒不作參與度認定，明顯偏袒被告。故這點原告不予認同。
2、本鑑定帶有明顯的政治色彩，超出了司法鑑定的職能範圍和所應恪守的中性立場和科學原則，影響了鑑定的公正性。
例如在「分析意見4」 中寫有：「在我國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仍需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包括涉及此案的所有當事人，都應該深明大義協助組織調查清楚，這是應盡的基本義務和應遵循的政治準則」字樣。這一表述，已明顯超出精神病鑑定範圍，帶有極強的政治色彩，違反了作出鑑定結論必須堅持的客觀、科學、公正、公平的原則。
又如在「分析意見1」中寫有：「楊虎單獨居住一間，……一般公理認為必須通過其允許才可能進入其室內。即使通過允許進入室內，被他人非法使用電腦發布反動言論，被鑑定人楊虎亦不能完全認為與自己無關。」這一描述，顯然超越了司法鑑定的職能範圍，越俎代庖行使了偵查機關的職能。
再如在「分析意見2」中寫道：「基於上述事實原因，作為培養合格的大學生，被告北京物資學院有義不容辭的教育責任，這是國家教育法賦予高等學校的法律責任和使命。」這一表述，不僅帶有明顯的政治色彩，超越了司法鑑定的職能範圍，明顯偏袒被告人；而且與本案無關聯性。充分證明，該鑑定機構喪失了應秉持中性立場的道德底線，已無可能客觀公正的作出結論。
二、關於楊虎構成三級精神傷殘的依據
1、經北京市殘聯評定為重症精神殘疾。
教科書規定，精神損傷的鑑定標準應當參照軀體損傷的概念來擬定。「世界衛生組織早已強調了'健康'的概念不僅僅是指沒有軀體的疾病，還包括心理、社會功能的完好狀態。」因此，按照這一定義，外界因素直接導致的嚴重精神疾病(即心理健康的重大傷害，不一定是精神疾病)也應屬於重傷。(引鄭瞻培高北陵主編《精神疾病司法鑑定及精神傷殘鑑定》，中國檢察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第92頁倒數第12-7行)
2、經中國殘聯評定為精神殘疾三級。
根據「精神損傷的鑑定標準應當參照軀體損傷的概念來擬定”的規定，對於精神損傷的病人，根據《工標》分級原則，只要有「嚴重功能障礙」，「存在特殊醫療依賴」，「或部分護理依賴”的，即可評定為三級傷殘。若依據《道標》劃分依據，只要符合：a、不能完全獨立生活，需經常有人監護；b、僅限於室內的活動；c、明顯職業受限；d、社會交往困難的，即可評定為三級傷殘。 (引鄭瞻培高北陵主編《精神疾病司法鑑定及精神傷殘鑑定》，中國檢察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第77頁，表2-4“三級」)對照楊虎的情形，完全符合評定三級傷殘的標準。
三、本例由於構成三級傷殘，符合「存在特殊醫療依賴」，「或部分護理依賴」的標準，可以直接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十一條的規定計算護理費用，而無需出具其他證明
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十一條護理費根據護理人員的收入狀況和護理人數、護理期限確定。 /護理人員有收入的，參照誤工費的規定計算；護理人員沒有收入或者僱傭護工的，參照當地護工從事同等級別護理的勞務報酬標準計算。護理人員原則上為一人，但醫療機構或者鑑定機構有明確意見的，可以參照確定護理人員人數。 /護理期限應計算至受害人恢復生活自理能力時止。受害人因殘疾不能恢復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據其年齡、健康狀況等因素確定合理的護理期限，但最長不超過二十年。
四、關於被告限制楊虎的人身自由的事實，已從2007年12月13日談話錄音中得到了證實
被告對楊虎的審訊、錄像並限制楊虎人身自由等事實，在2009年的歷次庭審中，被告均未否定過，並說「這是學校的責任，這樣做並無不當。」可是本次庭審，被告卻矢口否認有限制楊虎人身自由的行為。對此，我認為被告負有舉證責任。並有楊虎家長與校方韓處長的談話錄音為證：如家長說：(週五、週六、週日)「不讓回家，讓他寫材料。」
韓說：「這個事情我不清楚，但我可以告訴你……當時我們處理的老師說為了保護他才這麼做”。 (引2007年12月13日錄音談話記錄第4頁第18-20行)
可見，這個事實，已有承辦老師向韓作過匯報，韓老師是知道這個情形的。
謝謝
代理人：張贊寧
2011年6月29日
文章來源：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在整個庭審過程中，我不僅沒有聽到被告有一句向原告表示歉意的話，反而繼續對原告楊虎進行抹黑，對此，我再次表示遺憾。現針對被告的代理意見，就幾個主要問題，發表補充代理意見：
一、對中國法醫學會司法鑑定中心[2008]精鑑字第43號《法醫精神病學鑑定意見書》的質證意見
首先，對「分析意見8」關於「本例符合《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CCMD-Ⅲ)關於應激相關障礙的診斷。」及「鑑定意見」關於「被鑑定人楊虎患有應激相關障礙。北京物資學院的行為起增荷作用」的結論，表示認同。
其次，對本例「系間接因果關係」和「不評定參與度」的結論表示不能認同。理由是：
1、「間接因果關係」與導致“楊虎患有應激障礙」的結論是自相矛盾的，違背了精神病學司法鑑定教科書關於“應激相關精神障礙」，「與精神創傷有直接因果關係」的科學定論。
鄭瞻培高北陵主編《精神疾病司法鑑定及精神傷殘鑑定》，中國檢察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第63頁第1-6行本例的發生明確寫道：「1、應激相關精神障礙/急性應激反應，(尤其是急性應激性精神病)是在遭受強烈精神刺激後發生的精神病態，精神障礙達到了精神病的程度。患者病前的心理素質往往比較健全，而精神刺激的強度大多是常人難以耐受的，如……被誣告入獄……等。此病與精神創傷有直接因果關係，其賠償比例為100％至75％。其中的差額取決於侵害人是負全部責任還是負主要責任。」結合本例情形，原告人並無任何過錯，其應激精神障礙，完全是被告的違法行為造成的，故被告應負完全責任，其賠償參與度應為100％。
賠償學常識告訴我們，當參與度超過50％時應認為有直接因果關係；當參與度不足50％時應認為無直接因果關係。本鑑定出於政治偏見(對此下有詳述)，故意將「直接因果關係」說成是「間接因果關係」，並拒不作參與度認定，明顯偏袒被告。故這點原告不予認同。
2、本鑑定帶有明顯的政治色彩，超出了司法鑑定的職能範圍和所應恪守的中性立場和科學原則，影響了鑑定的公正性。
例如在「分析意見4」 中寫有：「在我國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仍需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包括涉及此案的所有當事人，都應該深明大義協助組織調查清楚，這是應盡的基本義務和應遵循的政治準則」字樣。這一表述，已明顯超出精神病鑑定範圍，帶有極強的政治色彩，違反了作出鑑定結論必須堅持的客觀、科學、公正、公平的原則。
又如在「分析意見1」中寫有：「楊虎單獨居住一間，……一般公理認為必須通過其允許才可能進入其室內。即使通過允許進入室內，被他人非法使用電腦發布反動言論，被鑑定人楊虎亦不能完全認為與自己無關。」這一描述，顯然超越了司法鑑定的職能範圍，越俎代庖行使了偵查機關的職能。
再如在「分析意見2」中寫道：「基於上述事實原因，作為培養合格的大學生，被告北京物資學院有義不容辭的教育責任，這是國家教育法賦予高等學校的法律責任和使命。」這一表述，不僅帶有明顯的政治色彩，超越了司法鑑定的職能範圍，明顯偏袒被告人；而且與本案無關聯性。充分證明，該鑑定機構喪失了應秉持中性立場的道德底線，已無可能客觀公正的作出結論。
二、關於楊虎構成三級精神傷殘的依據
1、經北京市殘聯評定為重症精神殘疾。
教科書規定，精神損傷的鑑定標準應當參照軀體損傷的概念來擬定。「世界衛生組織早已強調了'健康'的概念不僅僅是指沒有軀體的疾病，還包括心理、社會功能的完好狀態。」因此，按照這一定義，外界因素直接導致的嚴重精神疾病(即心理健康的重大傷害，不一定是精神疾病)也應屬於重傷。(引鄭瞻培高北陵主編《精神疾病司法鑑定及精神傷殘鑑定》，中國檢察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第92頁倒數第12-7行)
2、經中國殘聯評定為精神殘疾三級。
根據「精神損傷的鑑定標準應當參照軀體損傷的概念來擬定”的規定，對於精神損傷的病人，根據《工標》分級原則，只要有「嚴重功能障礙」，「存在特殊醫療依賴」，「或部分護理依賴”的，即可評定為三級傷殘。若依據《道標》劃分依據，只要符合：a、不能完全獨立生活，需經常有人監護；b、僅限於室內的活動；c、明顯職業受限；d、社會交往困難的，即可評定為三級傷殘。 (引鄭瞻培高北陵主編《精神疾病司法鑑定及精神傷殘鑑定》，中國檢察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第77頁，表2-4“三級」)對照楊虎的情形，完全符合評定三級傷殘的標準。
三、本例由於構成三級傷殘，符合「存在特殊醫療依賴」，「或部分護理依賴」的標準，可以直接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十一條的規定計算護理費用，而無需出具其他證明
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十一條護理費根據護理人員的收入狀況和護理人數、護理期限確定。 /護理人員有收入的，參照誤工費的規定計算；護理人員沒有收入或者僱傭護工的，參照當地護工從事同等級別護理的勞務報酬標準計算。護理人員原則上為一人，但醫療機構或者鑑定機構有明確意見的，可以參照確定護理人員人數。 /護理期限應計算至受害人恢復生活自理能力時止。受害人因殘疾不能恢復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據其年齡、健康狀況等因素確定合理的護理期限，但最長不超過二十年。
四、關於被告限制楊虎的人身自由的事實，已從2007年12月13日談話錄音中得到了證實
被告對楊虎的審訊、錄像並限制楊虎人身自由等事實，在2009年的歷次庭審中，被告均未否定過，並說「這是學校的責任，這樣做並無不當。」可是本次庭審，被告卻矢口否認有限制楊虎人身自由的行為。對此，我認為被告負有舉證責任。並有楊虎家長與校方韓處長的談話錄音為證：如家長說：(週五、週六、週日)「不讓回家，讓他寫材料。」
韓說：「這個事情我不清楚，但我可以告訴你……當時我們處理的老師說為了保護他才這麼做”。 (引2007年12月13日錄音談話記錄第4頁第18-20行)
可見，這個事實，已有承辦老師向韓作過匯報，韓老師是知道這個情形的。
謝謝
代理人：張贊寧
2011年6月29日
文章來源：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