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8月14日訊】中國目前正處在歷史的十字路口：「權利」叫板「權力」、「維權」對抗「維穩」、「上網」漸漸取代「上訪」，民間與政府的對峙以越來越尖銳的形式突顯出來。即使對時事漠不關心者，也能從7•23高鐵事故中的媒體集體起義中感受到社會求變心切。假設北京高層尚有具政治前瞻眼光者，如當年啟動經改的鄧小平，這時候就應該借力成事，促成中國政治轉型。
北京經常表示對民主化的深切擔憂，一是憂慮「子民」素質太低，一旦「君父」放手就不知道如何走路；二是擔心「民主導致動亂」。在此，我對症下藥，幫助中南海袞袞諸公解惑釋疑。
一、在經濟文化發達地區開辦政治特區，讓少數地區與人民先民主起來，帶動全國人民共同民主
在政治體制改革上，第四、五兩代中共領導人完全可以師法當年鄧小平開辦經濟特區的做法，拿出政治智慧與政治勇氣，在廣東、浙江、江蘇，以及四大現代化櫥窗城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開辦政治特區，讓它們先走一步，開出一條路來。
為何選這些地區與城市做政治特區試點？主要原因是這些地方經濟發達，人均GDP與人均受教育程度與開放度都遠遠高於國內其他地區，可以免除中南海領導們對人民素質低不堪承擔民主化大任的擔憂。尤其是北京，既是中國高等學府雲集之地，九大常委「龍潛」時大多在清華、北大讀書，這些地方既然能哺育出中共的多位高級領導人，誰敢說它們素質低不能實施民主？而且這些經濟文化發達地區知識精英雲集，經濟精英眾多，行政人才與智囊型人才都不缺。民眾參與政治的熱情高，做為權利主體的自治能力也比較強，黨不用累得像如今這樣，連個居委會主任都要一一考核任命。只要給這些地區鬆綁，他們定能創造出比現在好的政治格局。
在經濟發達地區試辦政治特區，還有一個好處，便於精簡行政。中國政府財政收入現在幾乎佔了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正應了「政府太大，養不起」的尾大不掉之局。裁員吧，又擔心引起很大矛盾，比如雲南等地方政府一裁員，那些失去了鐵飯碗的小公務員無處可去，只能長年上訪。在經濟發達地區開辦政治特區的好處，一是政府的社會保障體制據說已經完善（我這裡假定媒體上就此所做宣傳全是真實情況），二是其他部門就業機會相對多一些，因而化解裁員壓力的渠道遠比落後地區多，不用擔心被裁汰人員因無出路而成為上訪族。
在經濟文化發達地區試辦政治特區成功之後，就可以在其他地區逐漸推廣，通過這種讓少數地區的人民先民主起來，再帶動全國人民共同民主，就可以促使整個中國民主轉型。
對於一些不同意見，比如希望回到毛澤東時代的左派，北京也可以劃出幾塊區域來試辦紅色特區，重慶就是現成的紅色特區，如果需要一個鄉村試點，可選在湖南韶山，這個地方是毛澤東的老家，對毛的情感很深，念念不忘，有很好的心理基礎。當然，如果還有地方願意充當紅色特區試點，經過當地民眾投票表決，也可自願申辦試點。這樣省去了「烏有之鄉」上的左派們成天打口水仗，引導他們將精力全部投放到建設紅色特區這種創造性工作上去。
我這說法並非拍腦袋想出來的，發明權可歸於黨內老臣田紀雲先生。1992 年鄧「南巡」之後，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田紀雲發表了一篇內部談話，傳達到科級幹部，聽了印象深刻，記得大意是：「有人要堅持計劃經濟，好辦。建議搞個計劃經濟特區，發糧票、布票、統購統銷。實行自願原則，讓堅持要搞計劃經濟的人住那裡去。看他們願不願意去。」後面大概還有讓計劃經濟特區與實行商品經濟區域競爭，看最後誰贏之類。
田紀雲是中共自己人，所思所想當然都是從黨的長遠利益考慮。從他這建議裡可以化出政治特區的構想。至於是騾子是馬，還是那句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五年十年可見分曉。如果紅色特區贏了，至少可為上世紀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陣營比賽，最後以社會主義陣營瓦解慘敗的歷史挽回一點面子，為國際共運史留下一條小小的光明尾巴。
二、實行黨內民主，讓黨內形成一些派別，競爭上崗。這種穩步放開，可免中南海「民主導致動亂」的擔心
所謂「民主導致動亂」論，當局以前常拿來做例子的是1989年六四運動，最近這些年隨著民智漸開，六四已經成了當局需要緊緊捂住的瘡疤，因此所舉的例子又變成了台灣與泰國的紅衫軍——其實這兩國人民本身倒真還沒覺得他們那有什麼「動亂」，當局是在代古人擔憂。今年5月我去台灣，台灣知識界與文化界人士很驕傲地對我說，「我們台灣人現在最不怕的就是換政府，干不好，就下來，換一個就是。塌不了天。」
我當然理解當局所謂「民主引起動亂」的擔憂，並不真是擔憂民眾上街遊行，聚在一起評議時政這類小動作。當局真正的擔心是「千裡長堤潰於蟻穴」，一個小口子沒捂住，導致政權易主，繼任者將嚴厲清算前政權的政治帳與經濟帳。通過換位思考，我很理解當局這點擔心。我也很認真地代當局想過這事，改革以來的30年，執政當局的政治帳倒是欠得不太多，除了「六四」，其餘都是些零星帳，因此欠的主要是經濟帳，那些關於紅色家族巨富的故事，以及時時被提及的大規模資本外逃等，都屬於經濟欠帳。對此我也提供一個疏導之法，在這類善後工作上，採取軟著陸的方法比硬壓制要好得多。
去年瑞士制定的《獨裁者資產法》已於今年2月1日生效，中東北非幾個國家獨裁者的家族資產按法規均已凍結，所以中國高官其實也只剩下維京群島這些不太牢靠的地方可以藏金。為了保證這些年來聚斂來的財產不至於化為泡影，唯一的辦法是讓政權繼續掌握在中國共產黨手裡。最現實的做法是先在政治特區的中共內部實行黨內民主，摹仿日本自民黨，允許黨內有派，互相競爭。政治特區的議員與行政首長都通過選舉產生。這種選舉其實翻不了大浪，因為在目前的中國，沒有什麼政治組織可與中共爭雄，只要宣傳與組織工作得當，選舉的結果大概還是中共的幾個政治派別推選出來的候選人當選。
只要政權暫時姓共，即使在政治特區內逐漸推行司法獨立，放手讓民眾自由結社，放開新聞，形成社會壓力集團，也不會導致一夜之間風雲變色，政治全部翻盤。這樣做，中共官員失去的只是繼續腐敗的機會，但可以保全以往積攢的腐敗存量。中共作為一個整體，有足夠的時間為自己平安下車做準備。歷史上，許多皇帝都成天禱祝，希望上天保佑自己萬歲萬萬歲，但從來沒有不變之政權。穆巴拉克一世英雄，就是因為多戀了幾年權，最後難免鐵籠之羞辱。那個蔣經國，當年台灣戒嚴難道沒他一份？只因人家明智地做了「結束專制的最後一位專制者」，為台灣民主化創造了條件，不僅本人青史留名，也改善了人們對蔣氏家族的風評。
所謂政治轉型，無非是三點，第一，政府為構建公民權利搭建制度平台，讓人民能夠成為自治的權利主體；第二，為權力退出經濟領域開列時間表，實行倒計時辦法，逐步改變目前政府既是資源的壟斷者與分配者，又是遊戲規則的制定者與參賽者，最後還是裁判者之格局，減少官員腐敗機會，讓官府不再從民眾口中奪食，就能消除政府與民眾的矛盾根源；第三，建立超越一黨利益的政治換血機制，即多黨競爭。這三點要達成的目標無非是約束權力，減少腐敗，讓人民能夠活得有尊嚴一些。如果拋開一黨（尤其是中高層利益）之私利，這種漸進式的政治體制改革，無論於國於民還是於共產黨自身，都極為有利。以中共目前的龐大勢力，只要能夠洗心革面，施行善政，就能贏回民心，在民主選舉中獲得大多數的選票。
我這「策論」寫得既不恭謹，也比較刺耳，但句句都是肺腑之言。請中南海袞袞諸公三思：過去就是由於你們太關心人民，老將人民當作不會走路的嬰兒看待，要一切代管到底——說到這裡，我不得不說一下，有時候我實在分不清黨與人民的關係到底誰是誰的爹娘，比如在追悼會上為黨的領袖亡靈致辭時，總要說某某是人民的兒子（鄧小平就被稱為「中國人民偉大的兒子），但這「兒子」卻將做「父母」的人民當作弱智兒童，從言論到思想再到行動，無一不行「代表」之權，結果這「兒子」勞心勞力還折騰得「父母」吃有毒食品，喝三鹿奶粉，坐D301高速列車，勞碌終生買不起一套房子，散個步都有警察拿槍看著，最後「父子」之間反目成仇，勢成水火，何苦呢？
十余年前，我寫了那本《現代化的陷阱》，向國人，尤其是向中共執政者發出呼籲，但當局不僅不願意麵對問題，反而以為消除作者的聲音是解決問題的正確辦法。現在我再次向中共執政者呼籲，歷史機遇不會永遠存在，如果錯過這段中國尚有「麵包」的時機，中國雖然能在近十年繼續維持「潰而不崩」的狀態，但最後必然走向雙輸之局。國人輸掉的是社會重建的資源，統治者除失去政權之外，還將面臨鐵籠之困與傾巢之憂。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周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北京經常表示對民主化的深切擔憂，一是憂慮「子民」素質太低，一旦「君父」放手就不知道如何走路；二是擔心「民主導致動亂」。在此，我對症下藥，幫助中南海袞袞諸公解惑釋疑。
一、在經濟文化發達地區開辦政治特區，讓少數地區與人民先民主起來，帶動全國人民共同民主
在政治體制改革上，第四、五兩代中共領導人完全可以師法當年鄧小平開辦經濟特區的做法，拿出政治智慧與政治勇氣，在廣東、浙江、江蘇，以及四大現代化櫥窗城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開辦政治特區，讓它們先走一步，開出一條路來。
為何選這些地區與城市做政治特區試點？主要原因是這些地方經濟發達，人均GDP與人均受教育程度與開放度都遠遠高於國內其他地區，可以免除中南海領導們對人民素質低不堪承擔民主化大任的擔憂。尤其是北京，既是中國高等學府雲集之地，九大常委「龍潛」時大多在清華、北大讀書，這些地方既然能哺育出中共的多位高級領導人，誰敢說它們素質低不能實施民主？而且這些經濟文化發達地區知識精英雲集，經濟精英眾多，行政人才與智囊型人才都不缺。民眾參與政治的熱情高，做為權利主體的自治能力也比較強，黨不用累得像如今這樣，連個居委會主任都要一一考核任命。只要給這些地區鬆綁，他們定能創造出比現在好的政治格局。
在經濟發達地區試辦政治特區，還有一個好處，便於精簡行政。中國政府財政收入現在幾乎佔了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正應了「政府太大，養不起」的尾大不掉之局。裁員吧，又擔心引起很大矛盾，比如雲南等地方政府一裁員，那些失去了鐵飯碗的小公務員無處可去，只能長年上訪。在經濟發達地區開辦政治特區的好處，一是政府的社會保障體制據說已經完善（我這裡假定媒體上就此所做宣傳全是真實情況），二是其他部門就業機會相對多一些，因而化解裁員壓力的渠道遠比落後地區多，不用擔心被裁汰人員因無出路而成為上訪族。
在經濟文化發達地區試辦政治特區成功之後，就可以在其他地區逐漸推廣，通過這種讓少數地區的人民先民主起來，再帶動全國人民共同民主，就可以促使整個中國民主轉型。
對於一些不同意見，比如希望回到毛澤東時代的左派，北京也可以劃出幾塊區域來試辦紅色特區，重慶就是現成的紅色特區，如果需要一個鄉村試點，可選在湖南韶山，這個地方是毛澤東的老家，對毛的情感很深，念念不忘，有很好的心理基礎。當然，如果還有地方願意充當紅色特區試點，經過當地民眾投票表決，也可自願申辦試點。這樣省去了「烏有之鄉」上的左派們成天打口水仗，引導他們將精力全部投放到建設紅色特區這種創造性工作上去。
我這說法並非拍腦袋想出來的，發明權可歸於黨內老臣田紀雲先生。1992 年鄧「南巡」之後，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田紀雲發表了一篇內部談話，傳達到科級幹部，聽了印象深刻，記得大意是：「有人要堅持計劃經濟，好辦。建議搞個計劃經濟特區，發糧票、布票、統購統銷。實行自願原則，讓堅持要搞計劃經濟的人住那裡去。看他們願不願意去。」後面大概還有讓計劃經濟特區與實行商品經濟區域競爭，看最後誰贏之類。
田紀雲是中共自己人，所思所想當然都是從黨的長遠利益考慮。從他這建議裡可以化出政治特區的構想。至於是騾子是馬，還是那句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五年十年可見分曉。如果紅色特區贏了，至少可為上世紀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陣營比賽，最後以社會主義陣營瓦解慘敗的歷史挽回一點面子，為國際共運史留下一條小小的光明尾巴。
二、實行黨內民主，讓黨內形成一些派別，競爭上崗。這種穩步放開，可免中南海「民主導致動亂」的擔心
所謂「民主導致動亂」論，當局以前常拿來做例子的是1989年六四運動，最近這些年隨著民智漸開，六四已經成了當局需要緊緊捂住的瘡疤，因此所舉的例子又變成了台灣與泰國的紅衫軍——其實這兩國人民本身倒真還沒覺得他們那有什麼「動亂」，當局是在代古人擔憂。今年5月我去台灣，台灣知識界與文化界人士很驕傲地對我說，「我們台灣人現在最不怕的就是換政府，干不好，就下來，換一個就是。塌不了天。」
我當然理解當局所謂「民主引起動亂」的擔憂，並不真是擔憂民眾上街遊行，聚在一起評議時政這類小動作。當局真正的擔心是「千裡長堤潰於蟻穴」，一個小口子沒捂住，導致政權易主，繼任者將嚴厲清算前政權的政治帳與經濟帳。通過換位思考，我很理解當局這點擔心。我也很認真地代當局想過這事，改革以來的30年，執政當局的政治帳倒是欠得不太多，除了「六四」，其餘都是些零星帳，因此欠的主要是經濟帳，那些關於紅色家族巨富的故事，以及時時被提及的大規模資本外逃等，都屬於經濟欠帳。對此我也提供一個疏導之法，在這類善後工作上，採取軟著陸的方法比硬壓制要好得多。
去年瑞士制定的《獨裁者資產法》已於今年2月1日生效，中東北非幾個國家獨裁者的家族資產按法規均已凍結，所以中國高官其實也只剩下維京群島這些不太牢靠的地方可以藏金。為了保證這些年來聚斂來的財產不至於化為泡影，唯一的辦法是讓政權繼續掌握在中國共產黨手裡。最現實的做法是先在政治特區的中共內部實行黨內民主，摹仿日本自民黨，允許黨內有派，互相競爭。政治特區的議員與行政首長都通過選舉產生。這種選舉其實翻不了大浪，因為在目前的中國，沒有什麼政治組織可與中共爭雄，只要宣傳與組織工作得當，選舉的結果大概還是中共的幾個政治派別推選出來的候選人當選。
只要政權暫時姓共，即使在政治特區內逐漸推行司法獨立，放手讓民眾自由結社，放開新聞，形成社會壓力集團，也不會導致一夜之間風雲變色，政治全部翻盤。這樣做，中共官員失去的只是繼續腐敗的機會，但可以保全以往積攢的腐敗存量。中共作為一個整體，有足夠的時間為自己平安下車做準備。歷史上，許多皇帝都成天禱祝，希望上天保佑自己萬歲萬萬歲，但從來沒有不變之政權。穆巴拉克一世英雄，就是因為多戀了幾年權，最後難免鐵籠之羞辱。那個蔣經國，當年台灣戒嚴難道沒他一份？只因人家明智地做了「結束專制的最後一位專制者」，為台灣民主化創造了條件，不僅本人青史留名，也改善了人們對蔣氏家族的風評。
所謂政治轉型，無非是三點，第一，政府為構建公民權利搭建制度平台，讓人民能夠成為自治的權利主體；第二，為權力退出經濟領域開列時間表，實行倒計時辦法，逐步改變目前政府既是資源的壟斷者與分配者，又是遊戲規則的制定者與參賽者，最後還是裁判者之格局，減少官員腐敗機會，讓官府不再從民眾口中奪食，就能消除政府與民眾的矛盾根源；第三，建立超越一黨利益的政治換血機制，即多黨競爭。這三點要達成的目標無非是約束權力，減少腐敗，讓人民能夠活得有尊嚴一些。如果拋開一黨（尤其是中高層利益）之私利，這種漸進式的政治體制改革，無論於國於民還是於共產黨自身，都極為有利。以中共目前的龐大勢力，只要能夠洗心革面，施行善政，就能贏回民心，在民主選舉中獲得大多數的選票。
我這「策論」寫得既不恭謹，也比較刺耳，但句句都是肺腑之言。請中南海袞袞諸公三思：過去就是由於你們太關心人民，老將人民當作不會走路的嬰兒看待，要一切代管到底——說到這裡，我不得不說一下，有時候我實在分不清黨與人民的關係到底誰是誰的爹娘，比如在追悼會上為黨的領袖亡靈致辭時，總要說某某是人民的兒子（鄧小平就被稱為「中國人民偉大的兒子），但這「兒子」卻將做「父母」的人民當作弱智兒童，從言論到思想再到行動，無一不行「代表」之權，結果這「兒子」勞心勞力還折騰得「父母」吃有毒食品，喝三鹿奶粉，坐D301高速列車，勞碌終生買不起一套房子，散個步都有警察拿槍看著，最後「父子」之間反目成仇，勢成水火，何苦呢？
十余年前，我寫了那本《現代化的陷阱》，向國人，尤其是向中共執政者發出呼籲，但當局不僅不願意麵對問題，反而以為消除作者的聲音是解決問題的正確辦法。現在我再次向中共執政者呼籲，歷史機遇不會永遠存在，如果錯過這段中國尚有「麵包」的時機，中國雖然能在近十年繼續維持「潰而不崩」的狀態，但最後必然走向雙輸之局。國人輸掉的是社會重建的資源，統治者除失去政權之外，還將面臨鐵籠之困與傾巢之憂。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周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