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8月22日訊】本書是一顆靈魂同一段歷史的坦誠對話，更是一個民族被暴君蹂躪的史實旁證。筆者僅以自身的經歷 —— 一個無辜受害者和倖存者的真實經歷，站在人生斜陽中，用蘸著血淚的筆觸折射一段歷史。時間跨度大致是二十世紀50年代初至新世紀日出之後(計劃到2009 年為止)。我之所以執意將這段經歷留給未來的歷史學家, 是我堅信後人不會再以粗線條來評述這段歷史，尤其是其中的血淚史。要是那樣, 我們這個民族就真的沒有什麼希望了。
關於本書的樣式，筆者擬在編年體例的基礎上進行一定的些技術處理，既以重大事件為綱，又儘可能不漏掉各種鮮活的細節，擬以陽謀受害者的切身感受為主，輔以一系列的老照片和殘存的資料原件，然後藉助史臣的目光，冷峻地觀照已經逝去的歲月，而重點則是死者及生者的命運。為了便於未來史家的稽考，書中故事及事件發生的地點皆可查找並核實，多數人物的姓名也都是用的原名，尤其是其中的死難者。
真實就是力量。親愛的讀者，只要你對咱們這個東方古國多少還有一些興趣, 我相信，我將以我的苦難和真誠，使你隨著一個賤民的視角去真真切切地體味到當年的生存環境和社會風貌，以及眾多受難者的心路歷程, 看看被扭曲的人性和兇殘的獸性是在如何狼狽為奸，如何攜手製造種種罪孽的。而筆者也將不斷拷問自已靈魂，在憤怒與呻吟聲中使你看見世俗的人性在神權與邪惡面前何以顕得如此地卑賤而怯懦，何以酷似一個個被閹的太監，即使毛澤東「仙逝」之後也可不時見到他們佝僂的背影。誠然，由受難者首先拷問自已的靈魂乃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但，為了不致輕易忘卻昨日的慘痛和數千萬死難者無告的魂靈，筆者認為人類不斷追究自身的原罪乃是十分必要的。暴君有暴君生成的土壤;罪孽有罪孽形成的氣候。
胡風先生所言極是，咱們這個苦難的民族本來就是「充滿精神奴役的創傷」的。在那人禍頻頻的年代裡，試問華夏大地上的江河湖海，又何曾掀起過「水能覆舟」的驚濤駭浪?而對於歷史老人的這個嚴正告誡，那個暴君又何曾有過絲毫的警醒與悔贖(除了表示「帶頭兩年不吃紅燒肉」之外)。很顯然，這正是因為天下蒼生不是被他的「專政」嚇破了膽子，就是被他的「思想」與謊言掏空了靈魂。即使在大飢荒大死亡的「天堂路」上，倖存者們端起一碗「大鍋清水湯」,或吞咽著「瓜菜半年糧」的時候，還會跟著「大救星」嘲笑別人盤中的「土豆加牛肉」呢，這豈不正是芸芸者輩的怯懦、麻木與接受死亡的平靜心態在助長著暴君的罪行麼?因此，從這個特定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角度講，對於昨天的空前苦難與恥辱，咱們人人都負有一份責任，尤其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國知識分子。而作為一種贖補，當下最好的也是最起碼的辦法就是不要輕易忘記作天。一個失去記憶與思想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筆者認為這個命題對於如今的中國尤為重要，儘管不斷指責小日本篡改歴史教科書是無可厚非的，但是，首先正視自已的歷史才是更為緊迫的事情。有些不明真象的年輕人如今仍將暴君視為「救星」乃不可不謂是一個非常可悲的證明與嘲諷，姑且暫不論及昔日的鷹犬餘孽還在香案面前發出的聲聲呼喚，諸如「二次文革」和「街頭流血」等等。
為了尊重並確保史實的客觀品格, 筆者也不擬仿效陀斯妥耶夫斯基對人物作大量的心理描寫，何況筆者也沒有他那樣一瀉千裡的藝術才華。或許，筆者以史實為主幹，注重細節而不堆砌細節，再輔以適度的文學鋪陳(側重情景再現)，力求托出一個三維空間還是不無價值的，倘若不嫌粗糙，本書不僅可在歷史法庭上派上用場，而且也可提升它的認識價值和可讀性。誠然，如果單從文學角度要求，尤其單從追求空靈的純文學角度要求，本書也委實難免粗礪之嫌。只不過，好在本書的主要風格卻也正是起於粗礪止於粗礪的，宛若摩崖題刻，只在夕陽古道上留下了殘缺的陽剛與蒼涼，而無完整的遒勁與美感。因為，我們這代人的靈魂本來就是殘缺的。筆者之所以敢於將自已殘缺的靈魂昭告天下及後世也者，也正是因為我們擁有被暴政與苦難鑄就的這份獨特優勢乃爾，倘若讓之化作一縷孤煙，那實在是民間史料和心靈史料資源的一個浪費了。
歲月無情。由陽謀誘殺於1957年的數十萬生靈已在陸續消失了，而咱們這代無辜受害者本來都還是有話可講的，只因那個眾所周知的原因才是一律不讓認真講講的，似乎天下人等盡皆成了閹人了，好像全體無辜受害者(無論生者與死者)都已乖乖地接受了「擴大化」障目的「改正」了，至於被毀滅的青壯年時光及其被毀滅的原因麼，則是一律不讓問個究竟的。閹了就閹了，咋樣?因為陽謀製造者的衣缽乃是有人維護的。筆者深知，如果硬要仿效被漢武大帝賜了腐刑的那位史臣的話，不僅仍需面對種種高壓，而且還需承受難以在大陸出版面世而枉耗晚年時光的痛苦。如今的中國大陸還是多少保持著「鶯歌燕舞」時期的那種驚世絶活兒的。毛澤東留下的專制陰影實在太大太濃了，中國當代史上的一切禍根都是集中在他的身上。
關於1957年，無論承認與否, 無論搪塞與否, 無論壓制與否，興許都是難以掩蓋那場生靈大摧殘乃是中國歷史上的空前災難與恥辱, 在客觀上留下的創痕乃是永遠不會消失的, 就像曾經發生的焚書坑儒和文字獄一樣, 世世代代的中國人都不會遺忘。這的確是一個十分沉重的話題, 儘管這個話題已由不少好心的局外人講了許多，但因他們少了一點切膚之痛，故講的深度與廣度都還是叫人不敢恭維的。而在當事者中，敢於道出或準備道出五分之一世紀之沉重災難者，又都被羅織了新的罪名，或走了，或啞了，或死了。看來，這個話題不僅沉重，而且敏感, 它既可揭示中國歷史尤其是中國當代史的真諦, 也會無情地觸及到諸多方面的 「政治隱私」。這恐怕正是1957年的邏輯力量。儘管1957年舉起的火炬已被撲滅了很久很久，但是，埋藏在灰燼中的火星卻是沒有熄滅的，因為，灰燼中分明還有聖女林昭、馮元春從天上盜來的火種啊，而且染有她們的鮮血……
記得恰在「反右」 30周年之際，試圖問個究竟的人們又被封口了……兩年後，大地上留下的履痕更是成了咱們這個民族的絶唱……一個偌大的中國仍不時被一個龐大的身影籠罩著。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1957年的冤案並未結束，毛時代的悲劇源頭尚未切斷，天安門的掛像和紀念堂的保鮮屍體恰是最鮮明的旁證，顯然也是1978年末的「三中全會」留下來的一個尷尬。改革開放與抱殘守缺不可能是一個硬弊的兩面，儘管 「全會」不僅拯救了被毛澤東推入絕境的中國, 而且也在痛定思痛的理性反思之中，終於有胡耀幫等大好人勇敢地打開了冤獄之門, 解救了不少倖存者和他們的子孫。記得當時鄧小平也不無憐憫地向1957年的蒙冤者們講過這樣的話：
「他們受了多年的委曲, 聰明才智無從發揮, 這不僅是他們個人的損失,也是黨和人民的損失……」。
但是, 對於造成這種損失的原因，筆者以為即使不作深入追究, 恐怕也不能只作如此輕鬆的模糊處理吧。 因為, 歷史應當從1957年汲取的教訓實在太多太多了。 如果不是1957年緊接1955年的「肅反」而徹底割掉人民民主的舌頭, 繼之又促成1959年徹底割掉黨內民主舌頭的話, 那麼, 他毛澤東是絕然不敢把國家憲法當作手紙, 竟將他昔日的「親密戰友」兼國家元首也推上斷頭台的 。所以，從這個已經定格的歷史角度看, 1957年的「反右」正是當代中國悲劇的源頭並由它拉開了「文革」浩劫的序幕。而本書則從賤民視角對這個歷史現象作了重點記述與剖析, 但視野卻已遠遠超出了「一小撮」的命運，淚濺之處乃首先攝入了 「文革」之前的「大躍進」，和活活餓死在 「天堂路」 上的4000萬以上的中國農民, 所以，書中的不少章節難免不是浸透鮮血並堆滿了白骨的。很遺憾,(當然很不幸), 這就是歷史，這就是一段真實而特珠的中國歷史，也可稱之為災難史和心靈史，自然也是我的青春祭和血淚祭，而祭壇正是設在「水旱從人、不知饑饉」的成都平原。因為，我也是從這片沃野之上的一個死人堆裡爬出來的，其時，肥得流油的川西大壩子乃活活餓死了36萬人……
這真是一幅幅非凡的天堂畫卷。橫陳於都江古堰流淌著的潺潺甘霖旁邊的36萬具餓蜉皆是十分平靜的，這些倒斃在沃野上的死魂靈在用盡他們的蒙昧、馴順和螻蟻般的生命對「到處鶯歌燕舞」的「新民歌運動」作出了最貭朴的詮釋之後，就任憑「連續三年特大自然災害」等等特大謊言掩蓋了他們的屍體，類似交配後的雄性螳螂，乖乖地讓雌性螳螂吃掉自己的腦殼一樣，令倖存者過了好長一段時間都還不敢公開啜泣一聲，更不敢公開言談那場空前人禍犯下的滔天罪行——應在歴史法庭上予以重新追訴的反人類罪行，因為，那時節的中國已在「群眾專政」中變成了一座大監獄，豈止「古格拉群島」——這是慈母般的都江堰在暴君的天堂路上派生出來的空前奇觀，舉世無雙。
我在被拋入死人堆前曾是一名抬屍隊隊員，亦即曾是那場人禍的親歴者和人證。因此，從這個特定的角度講，本書也是那段罪行的訴狀和證詞。
眼下，當新世紀的朝陽巳從二十世紀的高摟與殘垣背後冉冉升起的時候，咱們都無妨回過頭去冷靜地想一想，若只就「也是黨和人民的損失」這個由粗線條塗抹的模糊層面而言, 且死死咬住「擴大化」這個自欺欺人的遁辭不放，竟要數十萬名國之精英構成的 「一小撮」，在五分之一世紀報國無門, 聊作祭品的話, 興許也是夠奢侈了吧? 而對於文盲眾多的中國，說來說去, 只要不是執意拿愚民政策治天下, 這項人才損失(估計占當年中國知識分子五分之一以上的人才損失), 恐怕也是過分驚人了吧? 凡此種種，即使不追究個人責任，恐怕也是不該完全拒絕記憶和反思的吧?即使稍稍正視一下「坑儒」的後果，汲取一點小小的教訓，彌補一點小小的過失，興許還是很有必要的吧?倘若一個政權對這樣一場空前慘烈的人間悲劇始終都是漠然視之的話，咱們也就沒有什麼好說的了，只不過，總拿「和諧」及「盛世」等等自況就顯得有些滑稽了(儘管比「一抓就靈」好了很多很多)。
我以為，老是單單依靠和指望年年經濟增長的百分比是不可能充抵歷史舊帳並化解各類與日俱增的社會矛盾的。至於災星殞落之後所取得的巨大經濟成就，筆者將以建設者的主體身份進行自豪的記述乃至歌頌，但是，這並不能夠掩蓋制度上的嚴重缺陷和各種潛在弊端。這個根本性的缺陷乃是「三個代表」或「新三民主義」等等無從修補的。說穿了，若執意守護黨政不分，無論其個人心願如何，即令心中確實含有大愛，也是無從有效稀釋導致當下問題成堆的基因——失去監督的權力。這權力真像一頭怪獸，命定貪婪而排他，可惡而可怕。為什麼無可厚非的「改革開放」在摒棄了令人詛咒的「大鍋飯」之後，竟演化成了令人憎惡的「大不公」呢?我也常常為此陷入了深深的憂慮和痛苦之中，但，無論怎麼想來想去，演繹出來的結論都是一樣的：制度……選票……都與民主共和的本底意義相去甚遠……。我相信我的這個憂思與呼喚是出於誠實而善良的心地。我不偏執，沒有偏見。在我今生接觸過的各級中共黨員中，有不少人都可堪稱最優秀的中國人，而他們往往也是「左」的受害者。對他們，筆者將作翔實記述，實事求是，既不亂潑污水，也不塗脂抹粉，旨在留下一份民間史料，僅此而已。本書決不迎合任何政治需要，只會恪守道德與良知。是就是，非就非。
就個人命運的縱向比較而言，我也是知道好歹的。按年齡劃分，我屬五七右派中的小字輩。然而十分不幸的是，在當年，我卻是本系統右派的一號頭目 (時任「民革」中央常委和廳長的那位「頭面人物」也是列在我這個「共青團叛徒」身後的), 故我是熬到1978年底才被「一風吹」，捱至1980年10月才獲得「改正」的。當時，若無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的親自干預，全省水利水電系統乃是堅持留我一人做「種」的。
與趙紫陽一行在巴顏喀拉山下的那次偶遇，使我如今仍然覺得冥冥之中確乎偶有命運之神在眷顧。關於這些不乏人性關懷的細節，我將作動情記述，包括胡耀幫任團中央書記時，我向他發出《我控訴》之後所得到過的關注——那是1955年「肅反」竟將一個19歲的年輕人也視為「胡風分子」的遭遇——這樣的關注很像陽光，透過烏雲，一縷縷，不僅特別溫暖，而且含有不測的淒美……
最終得到對第一次「可劃可不劃」的「改正通知」的否定性函件，即「完全錯劃、徹底改正」的結論時，我已過44歲了，剩下的在崗時間只有16年了，已經來不及喟嘆歲月匆匆，也來不及感傷夕陽黃昏了。面對破碎河山，我沒有選擇消沉與怨恨，而是拿出了獻身的熱情為國分憂，在蜀水巴山取得的成就頻頻令人稱道,也可堪稱我今生日落前的一段華彩樂章。
為什麼我站在青壯年時光的廢墟上還能捂住傷口為祖國獻身與歌唱呢?為什麼我始終敢於恪守人格的獨立並作著無畏的求索與思考呢?為什麼我的臉上常有淚水縱橫呢?這可套用艾青先生的一句詩：「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再者，還有不少無辜死難者的身影令我久久揮之不去……
現需特別申明的是：關於將在本書高頻出現的祖國一詞乃是特指祖先留給我們的法定疆域，生息在這片土地上的各族同胞，和博大精深的歷史文化。在我心中，她類似英語「祖國」一詞的合成：母親+大地。而大地母親的神聖乃是不容玷污的，任何人都沒有資格凌駕在她的頭上，而只能用真正的憲政民主來守護她。這才是我願為之獻身的祖國。被囚禁在蜀王陵寢時，我也未曾喪失這份藍色夢幻——與墓中小草一樣，不屈地探向天光……
這個夢幻始終是我的內在動力。在我供職的某個甲級設計院裡, 被十年「文革」造成了十分驚人的人才積壓和人才斷層，但是，我仍然從夾縫之中脫穎而出了——在紅眼病和各種偏見的追剿中，難滅的才氣仍如出牆的紅杏，果實累累，或見諸於國家級學術刊物，或獲得省部級科技成果奬勵，令褒之者稱人才，貶之者稱鬼才。在充耳作痛的褒貶聲中，我不僅被推薦錄入了《世界優秀專家名典》等，而且還擔任了技術部門的領導職務，諸如主任或處長等職。據之不難反證，我那被毀滅的青壯年時光又該為自已的祖國做出何等樣的貢獻呢，再沿此推斷，在數十萬(或上百萬)「一小撮」 中，尤其當年已是專家、學者的人們又該為他們摯愛的中國做出何等巨大的貢獻呢?對此, 筆者在書中作了翔實而悲慘的記述, 並將我的痛惜和懷念之情，獻給己經辭世的尤其是被活活折磨斃命的一個個十分優秀的中國人。因為，他們睡在荒冢中得到的「改正」乃遠遠不夠撫慰他們的魂靈。他們應當得到國家道歉，即使只說一聲「對不起」。作為死人堆中爬出的倖存者，我仍在久久地替他們等待著這聲「對不起」 ……
繫於人的尊嚴與命運, 筆者還在書中記述了一個個愛情故事,有的如鴛鴦分飛, 有的如大雁墜谷, 有的如鬼狐幽會, 有的如文君苦盼，有的如貓咪叫春，而更多的則是依靠意淫和手淫打發著全部的青壯年時光。他們時而像戴著鐵鏈舞蹈的塔曼果，時而像一個個佝僂的太監，令我至今都還聽得見奴隸們的千古絕唱, 一曲曲，一聲聲，在長夜中消耗著或耗凈了生命的全部元氣和才華……於是，在「大破大立」的瓦礫堆中，利用1957年設起的祭壇，秉承「殺雞給猴看」和「槍打出頭鳥」的血腥機制，毛澤東就十分成功地把一代又一代人的靈魂和良知掏空了，令一個民族的血性隨之萎縮了，只在「莫非王土」的華夏大地上留下了不少佝僂的身影……尤其是眾多迷茫的身影和愚昧的身影，叫人見了就想哭。
此刻, 沐在人生夕照中,望著一個民族缺乏思想和信仰的背影，我是飽含熱淚的。我深知屬於我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我只能將我剛烈而善良的魂靈化作啼血的杜鵑, 遁入青城, 在幽谷中祈禱與歌唱。我希望新的世紀變得很不錯, 我的祖國也不錯。我祝願子輩能踩在父輩的肩頭與苦難之上，托起祖國美好的明天。
我堅信，明天的中國必將從血色歷史映紅的朝霞中，從林昭、馮元春盜來的火種中，從先知先覺者的啼血呼喚中，從大徹大悟中，從滄海碧波及大漠黃沙中，冉冉升起一輪新鮮的太陽。到那時，我在地下也會奮起歡呼：
萬歲，我的中國……
文章來源：《中國選舉與治理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關於本書的樣式，筆者擬在編年體例的基礎上進行一定的些技術處理，既以重大事件為綱，又儘可能不漏掉各種鮮活的細節，擬以陽謀受害者的切身感受為主，輔以一系列的老照片和殘存的資料原件，然後藉助史臣的目光，冷峻地觀照已經逝去的歲月，而重點則是死者及生者的命運。為了便於未來史家的稽考，書中故事及事件發生的地點皆可查找並核實，多數人物的姓名也都是用的原名，尤其是其中的死難者。
真實就是力量。親愛的讀者，只要你對咱們這個東方古國多少還有一些興趣, 我相信，我將以我的苦難和真誠，使你隨著一個賤民的視角去真真切切地體味到當年的生存環境和社會風貌，以及眾多受難者的心路歷程, 看看被扭曲的人性和兇殘的獸性是在如何狼狽為奸，如何攜手製造種種罪孽的。而筆者也將不斷拷問自已靈魂，在憤怒與呻吟聲中使你看見世俗的人性在神權與邪惡面前何以顕得如此地卑賤而怯懦，何以酷似一個個被閹的太監，即使毛澤東「仙逝」之後也可不時見到他們佝僂的背影。誠然，由受難者首先拷問自已的靈魂乃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但，為了不致輕易忘卻昨日的慘痛和數千萬死難者無告的魂靈，筆者認為人類不斷追究自身的原罪乃是十分必要的。暴君有暴君生成的土壤;罪孽有罪孽形成的氣候。
胡風先生所言極是，咱們這個苦難的民族本來就是「充滿精神奴役的創傷」的。在那人禍頻頻的年代裡，試問華夏大地上的江河湖海，又何曾掀起過「水能覆舟」的驚濤駭浪?而對於歷史老人的這個嚴正告誡，那個暴君又何曾有過絲毫的警醒與悔贖(除了表示「帶頭兩年不吃紅燒肉」之外)。很顯然，這正是因為天下蒼生不是被他的「專政」嚇破了膽子，就是被他的「思想」與謊言掏空了靈魂。即使在大飢荒大死亡的「天堂路」上，倖存者們端起一碗「大鍋清水湯」,或吞咽著「瓜菜半年糧」的時候，還會跟著「大救星」嘲笑別人盤中的「土豆加牛肉」呢，這豈不正是芸芸者輩的怯懦、麻木與接受死亡的平靜心態在助長著暴君的罪行麼?因此，從這個特定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角度講，對於昨天的空前苦難與恥辱，咱們人人都負有一份責任，尤其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國知識分子。而作為一種贖補，當下最好的也是最起碼的辦法就是不要輕易忘記作天。一個失去記憶與思想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筆者認為這個命題對於如今的中國尤為重要，儘管不斷指責小日本篡改歴史教科書是無可厚非的，但是，首先正視自已的歷史才是更為緊迫的事情。有些不明真象的年輕人如今仍將暴君視為「救星」乃不可不謂是一個非常可悲的證明與嘲諷，姑且暫不論及昔日的鷹犬餘孽還在香案面前發出的聲聲呼喚，諸如「二次文革」和「街頭流血」等等。
為了尊重並確保史實的客觀品格, 筆者也不擬仿效陀斯妥耶夫斯基對人物作大量的心理描寫，何況筆者也沒有他那樣一瀉千裡的藝術才華。或許，筆者以史實為主幹，注重細節而不堆砌細節，再輔以適度的文學鋪陳(側重情景再現)，力求托出一個三維空間還是不無價值的，倘若不嫌粗糙，本書不僅可在歷史法庭上派上用場，而且也可提升它的認識價值和可讀性。誠然，如果單從文學角度要求，尤其單從追求空靈的純文學角度要求，本書也委實難免粗礪之嫌。只不過，好在本書的主要風格卻也正是起於粗礪止於粗礪的，宛若摩崖題刻，只在夕陽古道上留下了殘缺的陽剛與蒼涼，而無完整的遒勁與美感。因為，我們這代人的靈魂本來就是殘缺的。筆者之所以敢於將自已殘缺的靈魂昭告天下及後世也者，也正是因為我們擁有被暴政與苦難鑄就的這份獨特優勢乃爾，倘若讓之化作一縷孤煙，那實在是民間史料和心靈史料資源的一個浪費了。
歲月無情。由陽謀誘殺於1957年的數十萬生靈已在陸續消失了，而咱們這代無辜受害者本來都還是有話可講的，只因那個眾所周知的原因才是一律不讓認真講講的，似乎天下人等盡皆成了閹人了，好像全體無辜受害者(無論生者與死者)都已乖乖地接受了「擴大化」障目的「改正」了，至於被毀滅的青壯年時光及其被毀滅的原因麼，則是一律不讓問個究竟的。閹了就閹了，咋樣?因為陽謀製造者的衣缽乃是有人維護的。筆者深知，如果硬要仿效被漢武大帝賜了腐刑的那位史臣的話，不僅仍需面對種種高壓，而且還需承受難以在大陸出版面世而枉耗晚年時光的痛苦。如今的中國大陸還是多少保持著「鶯歌燕舞」時期的那種驚世絶活兒的。毛澤東留下的專制陰影實在太大太濃了，中國當代史上的一切禍根都是集中在他的身上。
關於1957年，無論承認與否, 無論搪塞與否, 無論壓制與否，興許都是難以掩蓋那場生靈大摧殘乃是中國歷史上的空前災難與恥辱, 在客觀上留下的創痕乃是永遠不會消失的, 就像曾經發生的焚書坑儒和文字獄一樣, 世世代代的中國人都不會遺忘。這的確是一個十分沉重的話題, 儘管這個話題已由不少好心的局外人講了許多，但因他們少了一點切膚之痛，故講的深度與廣度都還是叫人不敢恭維的。而在當事者中，敢於道出或準備道出五分之一世紀之沉重災難者，又都被羅織了新的罪名，或走了，或啞了，或死了。看來，這個話題不僅沉重，而且敏感, 它既可揭示中國歷史尤其是中國當代史的真諦, 也會無情地觸及到諸多方面的 「政治隱私」。這恐怕正是1957年的邏輯力量。儘管1957年舉起的火炬已被撲滅了很久很久，但是，埋藏在灰燼中的火星卻是沒有熄滅的，因為，灰燼中分明還有聖女林昭、馮元春從天上盜來的火種啊，而且染有她們的鮮血……
記得恰在「反右」 30周年之際，試圖問個究竟的人們又被封口了……兩年後，大地上留下的履痕更是成了咱們這個民族的絶唱……一個偌大的中國仍不時被一個龐大的身影籠罩著。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1957年的冤案並未結束，毛時代的悲劇源頭尚未切斷，天安門的掛像和紀念堂的保鮮屍體恰是最鮮明的旁證，顯然也是1978年末的「三中全會」留下來的一個尷尬。改革開放與抱殘守缺不可能是一個硬弊的兩面，儘管 「全會」不僅拯救了被毛澤東推入絕境的中國, 而且也在痛定思痛的理性反思之中，終於有胡耀幫等大好人勇敢地打開了冤獄之門, 解救了不少倖存者和他們的子孫。記得當時鄧小平也不無憐憫地向1957年的蒙冤者們講過這樣的話：
「他們受了多年的委曲, 聰明才智無從發揮, 這不僅是他們個人的損失,也是黨和人民的損失……」。
但是, 對於造成這種損失的原因，筆者以為即使不作深入追究, 恐怕也不能只作如此輕鬆的模糊處理吧。 因為, 歷史應當從1957年汲取的教訓實在太多太多了。 如果不是1957年緊接1955年的「肅反」而徹底割掉人民民主的舌頭, 繼之又促成1959年徹底割掉黨內民主舌頭的話, 那麼, 他毛澤東是絕然不敢把國家憲法當作手紙, 竟將他昔日的「親密戰友」兼國家元首也推上斷頭台的 。所以，從這個已經定格的歷史角度看, 1957年的「反右」正是當代中國悲劇的源頭並由它拉開了「文革」浩劫的序幕。而本書則從賤民視角對這個歷史現象作了重點記述與剖析, 但視野卻已遠遠超出了「一小撮」的命運，淚濺之處乃首先攝入了 「文革」之前的「大躍進」，和活活餓死在 「天堂路」 上的4000萬以上的中國農民, 所以，書中的不少章節難免不是浸透鮮血並堆滿了白骨的。很遺憾,(當然很不幸), 這就是歷史，這就是一段真實而特珠的中國歷史，也可稱之為災難史和心靈史，自然也是我的青春祭和血淚祭，而祭壇正是設在「水旱從人、不知饑饉」的成都平原。因為，我也是從這片沃野之上的一個死人堆裡爬出來的，其時，肥得流油的川西大壩子乃活活餓死了36萬人……
這真是一幅幅非凡的天堂畫卷。橫陳於都江古堰流淌著的潺潺甘霖旁邊的36萬具餓蜉皆是十分平靜的，這些倒斃在沃野上的死魂靈在用盡他們的蒙昧、馴順和螻蟻般的生命對「到處鶯歌燕舞」的「新民歌運動」作出了最貭朴的詮釋之後，就任憑「連續三年特大自然災害」等等特大謊言掩蓋了他們的屍體，類似交配後的雄性螳螂，乖乖地讓雌性螳螂吃掉自己的腦殼一樣，令倖存者過了好長一段時間都還不敢公開啜泣一聲，更不敢公開言談那場空前人禍犯下的滔天罪行——應在歴史法庭上予以重新追訴的反人類罪行，因為，那時節的中國已在「群眾專政」中變成了一座大監獄，豈止「古格拉群島」——這是慈母般的都江堰在暴君的天堂路上派生出來的空前奇觀，舉世無雙。
我在被拋入死人堆前曾是一名抬屍隊隊員，亦即曾是那場人禍的親歴者和人證。因此，從這個特定的角度講，本書也是那段罪行的訴狀和證詞。
眼下，當新世紀的朝陽巳從二十世紀的高摟與殘垣背後冉冉升起的時候，咱們都無妨回過頭去冷靜地想一想，若只就「也是黨和人民的損失」這個由粗線條塗抹的模糊層面而言, 且死死咬住「擴大化」這個自欺欺人的遁辭不放，竟要數十萬名國之精英構成的 「一小撮」，在五分之一世紀報國無門, 聊作祭品的話, 興許也是夠奢侈了吧? 而對於文盲眾多的中國，說來說去, 只要不是執意拿愚民政策治天下, 這項人才損失(估計占當年中國知識分子五分之一以上的人才損失), 恐怕也是過分驚人了吧? 凡此種種，即使不追究個人責任，恐怕也是不該完全拒絕記憶和反思的吧?即使稍稍正視一下「坑儒」的後果，汲取一點小小的教訓，彌補一點小小的過失，興許還是很有必要的吧?倘若一個政權對這樣一場空前慘烈的人間悲劇始終都是漠然視之的話，咱們也就沒有什麼好說的了，只不過，總拿「和諧」及「盛世」等等自況就顯得有些滑稽了(儘管比「一抓就靈」好了很多很多)。
我以為，老是單單依靠和指望年年經濟增長的百分比是不可能充抵歷史舊帳並化解各類與日俱增的社會矛盾的。至於災星殞落之後所取得的巨大經濟成就，筆者將以建設者的主體身份進行自豪的記述乃至歌頌，但是，這並不能夠掩蓋制度上的嚴重缺陷和各種潛在弊端。這個根本性的缺陷乃是「三個代表」或「新三民主義」等等無從修補的。說穿了，若執意守護黨政不分，無論其個人心願如何，即令心中確實含有大愛，也是無從有效稀釋導致當下問題成堆的基因——失去監督的權力。這權力真像一頭怪獸，命定貪婪而排他，可惡而可怕。為什麼無可厚非的「改革開放」在摒棄了令人詛咒的「大鍋飯」之後，竟演化成了令人憎惡的「大不公」呢?我也常常為此陷入了深深的憂慮和痛苦之中，但，無論怎麼想來想去，演繹出來的結論都是一樣的：制度……選票……都與民主共和的本底意義相去甚遠……。我相信我的這個憂思與呼喚是出於誠實而善良的心地。我不偏執，沒有偏見。在我今生接觸過的各級中共黨員中，有不少人都可堪稱最優秀的中國人，而他們往往也是「左」的受害者。對他們，筆者將作翔實記述，實事求是，既不亂潑污水，也不塗脂抹粉，旨在留下一份民間史料，僅此而已。本書決不迎合任何政治需要，只會恪守道德與良知。是就是，非就非。
就個人命運的縱向比較而言，我也是知道好歹的。按年齡劃分，我屬五七右派中的小字輩。然而十分不幸的是，在當年，我卻是本系統右派的一號頭目 (時任「民革」中央常委和廳長的那位「頭面人物」也是列在我這個「共青團叛徒」身後的), 故我是熬到1978年底才被「一風吹」，捱至1980年10月才獲得「改正」的。當時，若無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的親自干預，全省水利水電系統乃是堅持留我一人做「種」的。
與趙紫陽一行在巴顏喀拉山下的那次偶遇，使我如今仍然覺得冥冥之中確乎偶有命運之神在眷顧。關於這些不乏人性關懷的細節，我將作動情記述，包括胡耀幫任團中央書記時，我向他發出《我控訴》之後所得到過的關注——那是1955年「肅反」竟將一個19歲的年輕人也視為「胡風分子」的遭遇——這樣的關注很像陽光，透過烏雲，一縷縷，不僅特別溫暖，而且含有不測的淒美……
最終得到對第一次「可劃可不劃」的「改正通知」的否定性函件，即「完全錯劃、徹底改正」的結論時，我已過44歲了，剩下的在崗時間只有16年了，已經來不及喟嘆歲月匆匆，也來不及感傷夕陽黃昏了。面對破碎河山，我沒有選擇消沉與怨恨，而是拿出了獻身的熱情為國分憂，在蜀水巴山取得的成就頻頻令人稱道,也可堪稱我今生日落前的一段華彩樂章。
為什麼我站在青壯年時光的廢墟上還能捂住傷口為祖國獻身與歌唱呢?為什麼我始終敢於恪守人格的獨立並作著無畏的求索與思考呢?為什麼我的臉上常有淚水縱橫呢?這可套用艾青先生的一句詩：「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再者，還有不少無辜死難者的身影令我久久揮之不去……
現需特別申明的是：關於將在本書高頻出現的祖國一詞乃是特指祖先留給我們的法定疆域，生息在這片土地上的各族同胞，和博大精深的歷史文化。在我心中，她類似英語「祖國」一詞的合成：母親+大地。而大地母親的神聖乃是不容玷污的，任何人都沒有資格凌駕在她的頭上，而只能用真正的憲政民主來守護她。這才是我願為之獻身的祖國。被囚禁在蜀王陵寢時，我也未曾喪失這份藍色夢幻——與墓中小草一樣，不屈地探向天光……
這個夢幻始終是我的內在動力。在我供職的某個甲級設計院裡, 被十年「文革」造成了十分驚人的人才積壓和人才斷層，但是，我仍然從夾縫之中脫穎而出了——在紅眼病和各種偏見的追剿中，難滅的才氣仍如出牆的紅杏，果實累累，或見諸於國家級學術刊物，或獲得省部級科技成果奬勵，令褒之者稱人才，貶之者稱鬼才。在充耳作痛的褒貶聲中，我不僅被推薦錄入了《世界優秀專家名典》等，而且還擔任了技術部門的領導職務，諸如主任或處長等職。據之不難反證，我那被毀滅的青壯年時光又該為自已的祖國做出何等樣的貢獻呢，再沿此推斷，在數十萬(或上百萬)「一小撮」 中，尤其當年已是專家、學者的人們又該為他們摯愛的中國做出何等巨大的貢獻呢?對此, 筆者在書中作了翔實而悲慘的記述, 並將我的痛惜和懷念之情，獻給己經辭世的尤其是被活活折磨斃命的一個個十分優秀的中國人。因為，他們睡在荒冢中得到的「改正」乃遠遠不夠撫慰他們的魂靈。他們應當得到國家道歉，即使只說一聲「對不起」。作為死人堆中爬出的倖存者，我仍在久久地替他們等待著這聲「對不起」 ……
繫於人的尊嚴與命運, 筆者還在書中記述了一個個愛情故事,有的如鴛鴦分飛, 有的如大雁墜谷, 有的如鬼狐幽會, 有的如文君苦盼，有的如貓咪叫春，而更多的則是依靠意淫和手淫打發著全部的青壯年時光。他們時而像戴著鐵鏈舞蹈的塔曼果，時而像一個個佝僂的太監，令我至今都還聽得見奴隸們的千古絕唱, 一曲曲，一聲聲，在長夜中消耗著或耗凈了生命的全部元氣和才華……於是，在「大破大立」的瓦礫堆中，利用1957年設起的祭壇，秉承「殺雞給猴看」和「槍打出頭鳥」的血腥機制，毛澤東就十分成功地把一代又一代人的靈魂和良知掏空了，令一個民族的血性隨之萎縮了，只在「莫非王土」的華夏大地上留下了不少佝僂的身影……尤其是眾多迷茫的身影和愚昧的身影，叫人見了就想哭。
此刻, 沐在人生夕照中,望著一個民族缺乏思想和信仰的背影，我是飽含熱淚的。我深知屬於我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我只能將我剛烈而善良的魂靈化作啼血的杜鵑, 遁入青城, 在幽谷中祈禱與歌唱。我希望新的世紀變得很不錯, 我的祖國也不錯。我祝願子輩能踩在父輩的肩頭與苦難之上，托起祖國美好的明天。
我堅信，明天的中國必將從血色歷史映紅的朝霞中，從林昭、馮元春盜來的火種中，從先知先覺者的啼血呼喚中，從大徹大悟中，從滄海碧波及大漠黃沙中，冉冉升起一輪新鮮的太陽。到那時，我在地下也會奮起歡呼：
萬歲，我的中國……
文章來源：《中國選舉與治理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