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9月10日訊】說來湊巧，我正花極大的精力來研究前蘇聯對異議人士採取的「被神經」方式迫害之時，張可心女士寄來有關其母王佩英的資料，資料含兩張光碟及著名媒體人郭宇寬先生所著《王佩英評傳》一本。王佩英被中共當局以反革命罪槍殺於一九七○年。
在接到張女士的資料之前，我看過茅於軾老師追悼王佩英的文章；更早些時候，也從介紹商業精英張大中（王佩英六個兒子之一）轉型的新聞資料裡，得知大中電器銷售公司起家的「血汗資本」來自於其母平反後的那點撫恤金。作為當局和民眾認為有「特殊經歷」即因政治罪名坐過監獄的人，我自然會對王佩英的人格產生髮自內心的敬佩。因此，讀到郭宇寬先生寫的評傳時，我憤怒了：暴虐有時可以原諒，但盤踞於暴虐之上的缺德卻是十惡不赦！
反毛先驅的沉重災難
王佩英是「文革」之前就敢反毛的思想勇士，正如剝奪她生命的「北京市公法軍事管制委員會（七○）刑字第十九號判決書」所指：「王佩英自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八年十月，書寫反革命標語一千九百余張，反動詩詞三十余首，公開散發到天安門、西單商場等公共場所，並多次當眾呼喊反革命口號。」判決書雖然指出事實，表述卻大為委婉，並未指明王佩英反毛的行為。實際上，她能說出「領導共產黨變質的就是毛澤東」就已足夠了。因此，在盛行對毛崇拜並全民被洗腦的年代裡，有些人聽了這樣的話會憤怒不止。郭著當中有多處描述，本文無須贅述。
「文革」爆發之前，早於軍管會判決所指王佩英「反革命」行為起點的「一九六四年」，王佩英出於對「三年自然災害」的人禍因素考慮即人道主義反思，開始了反毛之路。比如，在私下交流及單位會議上對毛提出強烈批判，也正是對毛在人禍上的責任指認，她才高調讚揚劉少奇。按郭著（第四十六頁）考證，王佩英反毛應始於一九六二年。
如此舉動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她被單位宣佈「瘋了」，於一九六三年三月被送往精神病院。按郭著（第五十三頁）的說法是：單位領導夾在了毛劉矛盾之間且劉敗局未定，而處罰王佩英是個不好的選擇，送她去精神病院則是「最安全的辦法」。這是個太過善良的歷史邏輯猜想！其一，王佩英所在單位作為鐵道部許多分支機構之一，憑其領導的階位不可能獲知毛劉矛盾內幕；其二，送精神病院即按時下流行的說法「被神經」絕對是一種處罰，它是中共從蘇共那裡學來的政治鎮壓手段。
有病或無病由政治形勢左右
正是由於政治上處罰的需要，精神病院對王佩英的所謂病情作出了兩個全然不同的鑒定：前一個是六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的（見郭著第六十頁），稱王「病情不見好轉，若令其出院對社會影響不好」；後一個是六八年六月六日的（見郭著第六十五頁），稱王「無精神異常，在住院期間思想反動，對黨不滿，經過思想教育仍然不改，故由機關接出處理。」
兩相比較，正是缺德盤踞在暴虐之上的經典，有病與無病全由政治形勢的鬆緊左右。這種缺德的嚴重後果一直持續到王佩英被害後的十年，以至於今年六月份北京高院「（二○一一年）高刑提字第三○四號」終審判決的作出，一如七○年軍管會判決的委婉一樣，該終審判決並未指出王佩英「被神經」是盤踞於暴虐之上的缺德所致，儘管該判決撤銷了北京中院「（八○）刑監字第二九五號」刑事判決書。
那麼，為什麼這份在張大中反覆上訪壓力下做出的判決仍要回歸六三年「瘋了」的定性呢？尤其是在王佩英平反乃必然之勢下，還要再次表現出缺德可以並且真實地盤踞於暴虐之上呢？原因無他，在司執法領域捍衛中共黨的利益遠在職業道德之上。這種源於前蘇聯的政治傳統至今可見，如黨慶九十周年，法院的政治宣傳口號是「鞏固黨的執政基礎」（見圖B）。
反映「微觀大歷史」的案例
王佩英「被神經」之歷史事件是個難得的反映「微觀大歷史」的案例，儘管作為後來人我們並不一定集中研究「被神經」的政治倫理。另一位同樣是因反毛而被處決的「女叛逆」陸蘭秀（於七○年七月四日在蘇州執行，比王佩英晚約半年），其相關史料卻極為稀少，儘管王佩英案例的資料也不算多。從這點上講，王佩英兒女的努力在能夠推進政治倫理反思的同時，也能夠推動中國當代史的研究，尤其是非體制內微觀大歷史的研究。
現在，郭著對王佩英案例資料的系統化，對以上兩種設想給出了清晰的路徑。通過一些知情人的談話，我們知道了王佩英基本政治觀點之外的社會環境、命運因素。遺憾的是，郭著中並沒有引述軍管會死刑判決書所指的「反動詩詞」。經過我與張可心女士的電話交談，得知涉及王佩英案的原始資料到目前尚處於官方封存狀態. 在這個巨大的缺憾之外，仍有令人驚喜的收穫，那就是知情人對當時社會環境的描述，其中令人特別關注的是暴天成先生對河南大飢荒時代家庭成份「偏高」婦女遭遇的口述。比如後者被強姦後，施暴者竟然不受法律追究。
村中革命權勢人物對「高成份」婦女姦汙，也是我作為「文革」時代少年所聞之事。彼時約為七二年，但強姦者（複員軍人、民兵連長）被逮捕並判刑。儘管我所聞案例有相關的法律干預，但「你成份高就該被強姦」以及忍受其他不公正待遇，都是當時流行的革命觀念。此也為「缺德盤踞於暴虐之上」的證明之一。
「蘇聯再批判」刻不容緩
對王佩英施以「被神經」的政治迫害手段絕不是簡單的政治暴虐問題，這種惡劣的政治治術來自蘇共。對於蘇共此種醜惡行為的揭露已見於各種公開出版的著作，如美國專家梁贊諾夫斯基之《俄羅斯史》（○七年漢譯本，第五百三十六頁）寫道：「持有不同政見者有時被抓進監獄，有時被關進恐怖的精神病院。」
其他如上世紀末出版的《克格勃全史》記述，蘇聯的心理診所完全放棄職業道德而聽命於當局，以至於「被認為心理不健全的持不同政見者完全喪失了公民權，被灌下各種藥物」（九八年編著本，第五百二十頁）。即便是最後一任克格勃主席巴卡京在其回憶錄中，也不得不承認：經過克格勃專門挑選的專家組成的所謂專家委員會，把異見人士的行為定為反共綜合症，而後投進精神病院（九八年漢譯本，第二十三頁）。
到目前為止，中國在多大程度上複制了蘇聯體制，尚沒有基本判斷指標，相關研究也十分薄弱，而現實中的複制與擴張卻是令人憂心如焚的。比如說，大量的類似於湖北徐武的「被神經」案例，說明政治迫害的範圍正從當年王佩英那樣的精英人物往極普通的民眾擴散。從這個意義上講， 「蘇聯再批判」確實刻不容緩！
文章來源：《爭鳴月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在接到張女士的資料之前，我看過茅於軾老師追悼王佩英的文章；更早些時候，也從介紹商業精英張大中（王佩英六個兒子之一）轉型的新聞資料裡，得知大中電器銷售公司起家的「血汗資本」來自於其母平反後的那點撫恤金。作為當局和民眾認為有「特殊經歷」即因政治罪名坐過監獄的人，我自然會對王佩英的人格產生髮自內心的敬佩。因此，讀到郭宇寬先生寫的評傳時，我憤怒了：暴虐有時可以原諒，但盤踞於暴虐之上的缺德卻是十惡不赦！
反毛先驅的沉重災難
王佩英是「文革」之前就敢反毛的思想勇士，正如剝奪她生命的「北京市公法軍事管制委員會（七○）刑字第十九號判決書」所指：「王佩英自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八年十月，書寫反革命標語一千九百余張，反動詩詞三十余首，公開散發到天安門、西單商場等公共場所，並多次當眾呼喊反革命口號。」判決書雖然指出事實，表述卻大為委婉，並未指明王佩英反毛的行為。實際上，她能說出「領導共產黨變質的就是毛澤東」就已足夠了。因此，在盛行對毛崇拜並全民被洗腦的年代裡，有些人聽了這樣的話會憤怒不止。郭著當中有多處描述，本文無須贅述。
「文革」爆發之前，早於軍管會判決所指王佩英「反革命」行為起點的「一九六四年」，王佩英出於對「三年自然災害」的人禍因素考慮即人道主義反思，開始了反毛之路。比如，在私下交流及單位會議上對毛提出強烈批判，也正是對毛在人禍上的責任指認，她才高調讚揚劉少奇。按郭著（第四十六頁）考證，王佩英反毛應始於一九六二年。
如此舉動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她被單位宣佈「瘋了」，於一九六三年三月被送往精神病院。按郭著（第五十三頁）的說法是：單位領導夾在了毛劉矛盾之間且劉敗局未定，而處罰王佩英是個不好的選擇，送她去精神病院則是「最安全的辦法」。這是個太過善良的歷史邏輯猜想！其一，王佩英所在單位作為鐵道部許多分支機構之一，憑其領導的階位不可能獲知毛劉矛盾內幕；其二，送精神病院即按時下流行的說法「被神經」絕對是一種處罰，它是中共從蘇共那裡學來的政治鎮壓手段。
有病或無病由政治形勢左右
正是由於政治上處罰的需要，精神病院對王佩英的所謂病情作出了兩個全然不同的鑒定：前一個是六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的（見郭著第六十頁），稱王「病情不見好轉，若令其出院對社會影響不好」；後一個是六八年六月六日的（見郭著第六十五頁），稱王「無精神異常，在住院期間思想反動，對黨不滿，經過思想教育仍然不改，故由機關接出處理。」
兩相比較，正是缺德盤踞在暴虐之上的經典，有病與無病全由政治形勢的鬆緊左右。這種缺德的嚴重後果一直持續到王佩英被害後的十年，以至於今年六月份北京高院「（二○一一年）高刑提字第三○四號」終審判決的作出，一如七○年軍管會判決的委婉一樣，該終審判決並未指出王佩英「被神經」是盤踞於暴虐之上的缺德所致，儘管該判決撤銷了北京中院「（八○）刑監字第二九五號」刑事判決書。
那麼，為什麼這份在張大中反覆上訪壓力下做出的判決仍要回歸六三年「瘋了」的定性呢？尤其是在王佩英平反乃必然之勢下，還要再次表現出缺德可以並且真實地盤踞於暴虐之上呢？原因無他，在司執法領域捍衛中共黨的利益遠在職業道德之上。這種源於前蘇聯的政治傳統至今可見，如黨慶九十周年，法院的政治宣傳口號是「鞏固黨的執政基礎」（見圖B）。
反映「微觀大歷史」的案例
王佩英「被神經」之歷史事件是個難得的反映「微觀大歷史」的案例，儘管作為後來人我們並不一定集中研究「被神經」的政治倫理。另一位同樣是因反毛而被處決的「女叛逆」陸蘭秀（於七○年七月四日在蘇州執行，比王佩英晚約半年），其相關史料卻極為稀少，儘管王佩英案例的資料也不算多。從這點上講，王佩英兒女的努力在能夠推進政治倫理反思的同時，也能夠推動中國當代史的研究，尤其是非體制內微觀大歷史的研究。
現在，郭著對王佩英案例資料的系統化，對以上兩種設想給出了清晰的路徑。通過一些知情人的談話，我們知道了王佩英基本政治觀點之外的社會環境、命運因素。遺憾的是，郭著中並沒有引述軍管會死刑判決書所指的「反動詩詞」。經過我與張可心女士的電話交談，得知涉及王佩英案的原始資料到目前尚處於官方封存狀態. 在這個巨大的缺憾之外，仍有令人驚喜的收穫，那就是知情人對當時社會環境的描述，其中令人特別關注的是暴天成先生對河南大飢荒時代家庭成份「偏高」婦女遭遇的口述。比如後者被強姦後，施暴者竟然不受法律追究。
村中革命權勢人物對「高成份」婦女姦汙，也是我作為「文革」時代少年所聞之事。彼時約為七二年，但強姦者（複員軍人、民兵連長）被逮捕並判刑。儘管我所聞案例有相關的法律干預，但「你成份高就該被強姦」以及忍受其他不公正待遇，都是當時流行的革命觀念。此也為「缺德盤踞於暴虐之上」的證明之一。
「蘇聯再批判」刻不容緩
對王佩英施以「被神經」的政治迫害手段絕不是簡單的政治暴虐問題，這種惡劣的政治治術來自蘇共。對於蘇共此種醜惡行為的揭露已見於各種公開出版的著作，如美國專家梁贊諾夫斯基之《俄羅斯史》（○七年漢譯本，第五百三十六頁）寫道：「持有不同政見者有時被抓進監獄，有時被關進恐怖的精神病院。」
其他如上世紀末出版的《克格勃全史》記述，蘇聯的心理診所完全放棄職業道德而聽命於當局，以至於「被認為心理不健全的持不同政見者完全喪失了公民權，被灌下各種藥物」（九八年編著本，第五百二十頁）。即便是最後一任克格勃主席巴卡京在其回憶錄中，也不得不承認：經過克格勃專門挑選的專家組成的所謂專家委員會，把異見人士的行為定為反共綜合症，而後投進精神病院（九八年漢譯本，第二十三頁）。
到目前為止，中國在多大程度上複制了蘇聯體制，尚沒有基本判斷指標，相關研究也十分薄弱，而現實中的複制與擴張卻是令人憂心如焚的。比如說，大量的類似於湖北徐武的「被神經」案例，說明政治迫害的範圍正從當年王佩英那樣的精英人物往極普通的民眾擴散。從這個意義上講， 「蘇聯再批判」確實刻不容緩！
文章來源：《爭鳴月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