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9月14日訊】今日看到《中國青年報》的一篇文章，題目為：《陳雲之女陳偉華：我覺得腐敗分子和叛徒沒兩樣》，作者為《中國青年報》思想理論部主任聶北茵。這是一篇訪談，文中提到了陳偉華的一個觀點：「腐敗分子和叛徒沒有兩樣!」之所以得出這個結論，她認為叛徒為了自己苟且偷生，沒有經受住考驗，出賣了黨組織和同志，他們沒有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中;現在的腐敗分子性質和他們一樣，就是只想到自己，沒有想到人民群眾，所以，他們不能稱為真正的共產黨人，是黨內的敗類。陳偉華的「腐敗分子叛徒論」確實有道理，但叛徒終歸是革命時代的話語，在取得政權後的執政時代，把腐敗分子稱為民賊更為妥貼。
這認為，將腐敗分子視為叛徒還是民賊，這完全是歷史階段與時代使命決定的。中國革命的目的是建立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而在取得政權後，如果這種承諾沒有實現，這無異於一種背叛，是對那些為這個遠大理想慨然赴死的先烈們最大的侮辱。正因為這種歷史的連續性，把腐敗分子稱為叛徒也毫不為過。
這時我不禁想到另一個詞彙，它與叛徒同樣，頻繁出現中國的革命時代，近年來突然被一些人廣泛運用，這個詞就是「漢奸」。當然，用得最頻繁的莫過於北大教授孔慶東了。竊以為，漢奸一詞本有特定的內涵，如果對其概念進行泛化，極有可能將其做為打人的「棒子」，其目的不過是為自己「施暴」增加點「正義性」罷了。當然，如果使用者的本意是要「棒打」改革，這種人便極有可能是為民賊張目的。因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無外乎是限制權力，實現民主法制，任何阻礙還權於民的行為都是居心不良的，它的行為結果是保持民賊們生存環境的穩定性。
其實，在世界一體化的時代，漢奸這個「高帽」滿天飛不是什麼正常現象。我們的發展已經融入了世界，共享世界的一切文明成果併為我所用就是中國未來的希望所在。但在這個過程中，如果放言漢奸增多，這就不知所雲了。前不久我讀到了張召忠將軍的一篇言論，他說：「中國是一個盛產漢奸的國度，抗日戰爭時期就出了100多萬漢奸，當今的漢奸更多，有的是外交間諜，有的是經濟間諜，有的是軍事間諜，這些人喪盡天良，為了一己之利連國家都不要了!」這讓我有點「丈二和尚」了。做為一個有獨立主權的國家，漢奸怎麼會比半亡國時代還要多呢?按他的邏輯，中國至少現在有100多萬還不止的漢奸，這怎麼可能呢?當然，我不知道張將軍漢奸概念的內涵和外延是什麼，但顯而易見，他是把這種概念擴大化了。我猜想，也許這其中也包括我這種被「社會契約論」毒害的一群人。倘若如此，在張將軍的話語體系中，那些移民他國或留學海外的人可否算得上叛國?其實未必，他的兒子據說也在國外讀書。那麼我只能這樣認為，他所謂的漢奸不過是一個「彈簧概念」罷了。
漢奸一詞大概濫觴於宋，及至有清一朝方見諸史籍，而只是到了民國後期才犖犖大端基本定型。在抗日戰爭期間，移居馬來西亞的商人陳嘉庚向重慶國民政府提議：「敵未退出我國土即言和當以漢奸國賊論」，這個提議由國民參政會第二次大會通過，被鄒韜奮稱為「古今中外最偉大的一個提案」。由此可見，漢奸一詞是有一定的伸縮性的。但《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通常被認為是最接近於國人認知的一種解釋，即「原指漢族的敗類，後泛指投靠侵略者、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的中華民族的敗類」。由此看出，並不是什麼人都有資格當漢奸的，那些沒有權勢和能力的人，也只能是「被漢奸」。
與漢奸相比，民賊一詞很現代，它的形成有個前提，就是人們對權力的實質來源已經有了一個正確且公認看法。關於權力來源的眾多理論中，只有「社會契約論」才是很少有人懷疑且缺陷最少的解釋，在中國人的話語體系中，「公僕」和「為人民服務」都是根植於這一理論逐步演化出來的。由此看出，民賊的概念也就清晰了，它無外乎指的那些挾公營私損害民眾利益的權力者及其幫凶。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國家權力來源於平等的人按照一定程序制定的契約，政府和公共權威是財產，其主權歸全體民眾所有。
綜上觀之，民賊與漢奸還是有很大的聯繫的。二者的共性在於行為方式，都是一種背叛的行為;不同則在於背叛的對象，前者為人民後者為國家和民族。但民與國又是統一的，國家的核心要素是人民，因此，漢奸者絕對是民賊，而民賊者卻不一定是漢奸。嚴格來講，二者不過是包涵與被包涵的關係。二者的關聯性在於：在一定的條件下，民賊的層出不窮也會為漢奸們提供良好的土壤。抗戰時期，吏治腐敗民賊當道是催生漢奸的一大社會原因，因為在民生凋蔽國將不國的時代，有資格做漢奸的才能廣招馬弁為其賣命，但這些人不過是討口吃的，如果把他們當做漢奸就有點牽強，頂破天也不過是「被漢奸」。這也就是人們所謂的「國不愛民，民何以愛國」。
事實上，民賊是權力私化的結果，這就決定它必然是權力社會的產物。從中國人的用詞習慣上也說明這個問題，因為民賊的前面總是用「獨夫」來搭配，而在內戰時期，二者與蔣介石串聯起來，就成為了一個使用頻率最高的句子，至今也屢見於報章。由此看來，中國目前的問題是民賊過多，這就需要我們規制權力，讓它服務於人民。而做為真正意義上的漢奸儘管可能存在，但我們現在畢竟是一個主權國家，只要還權於民，也就斷了一些人賣國的資本，又何必勞一些人的心力來杞人憂天絮絮叨叨呢？這種偽正義不要也罷。
當漢奸一詞演變為「帽子」和「棍子」時，它打的絕不是某個法學家，也不是一個開明的領導者，它要打掉的不過是一個民族的百年夢想。而這個張牙舞爪的打人者，不過是「倀」類而已，那麼這種極富欺騙性的表演大行其道也就很正常了。
文章來源：《中國選舉與治理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這認為，將腐敗分子視為叛徒還是民賊，這完全是歷史階段與時代使命決定的。中國革命的目的是建立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而在取得政權後，如果這種承諾沒有實現，這無異於一種背叛，是對那些為這個遠大理想慨然赴死的先烈們最大的侮辱。正因為這種歷史的連續性，把腐敗分子稱為叛徒也毫不為過。
這時我不禁想到另一個詞彙，它與叛徒同樣，頻繁出現中國的革命時代，近年來突然被一些人廣泛運用，這個詞就是「漢奸」。當然，用得最頻繁的莫過於北大教授孔慶東了。竊以為，漢奸一詞本有特定的內涵，如果對其概念進行泛化，極有可能將其做為打人的「棒子」，其目的不過是為自己「施暴」增加點「正義性」罷了。當然，如果使用者的本意是要「棒打」改革，這種人便極有可能是為民賊張目的。因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無外乎是限制權力，實現民主法制，任何阻礙還權於民的行為都是居心不良的，它的行為結果是保持民賊們生存環境的穩定性。
其實，在世界一體化的時代，漢奸這個「高帽」滿天飛不是什麼正常現象。我們的發展已經融入了世界，共享世界的一切文明成果併為我所用就是中國未來的希望所在。但在這個過程中，如果放言漢奸增多，這就不知所雲了。前不久我讀到了張召忠將軍的一篇言論，他說：「中國是一個盛產漢奸的國度，抗日戰爭時期就出了100多萬漢奸，當今的漢奸更多，有的是外交間諜，有的是經濟間諜，有的是軍事間諜，這些人喪盡天良，為了一己之利連國家都不要了!」這讓我有點「丈二和尚」了。做為一個有獨立主權的國家，漢奸怎麼會比半亡國時代還要多呢?按他的邏輯，中國至少現在有100多萬還不止的漢奸，這怎麼可能呢?當然，我不知道張將軍漢奸概念的內涵和外延是什麼，但顯而易見，他是把這種概念擴大化了。我猜想，也許這其中也包括我這種被「社會契約論」毒害的一群人。倘若如此，在張將軍的話語體系中，那些移民他國或留學海外的人可否算得上叛國?其實未必，他的兒子據說也在國外讀書。那麼我只能這樣認為，他所謂的漢奸不過是一個「彈簧概念」罷了。
漢奸一詞大概濫觴於宋，及至有清一朝方見諸史籍，而只是到了民國後期才犖犖大端基本定型。在抗日戰爭期間，移居馬來西亞的商人陳嘉庚向重慶國民政府提議：「敵未退出我國土即言和當以漢奸國賊論」，這個提議由國民參政會第二次大會通過，被鄒韜奮稱為「古今中外最偉大的一個提案」。由此可見，漢奸一詞是有一定的伸縮性的。但《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通常被認為是最接近於國人認知的一種解釋，即「原指漢族的敗類，後泛指投靠侵略者、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的中華民族的敗類」。由此看出，並不是什麼人都有資格當漢奸的，那些沒有權勢和能力的人，也只能是「被漢奸」。
與漢奸相比，民賊一詞很現代，它的形成有個前提，就是人們對權力的實質來源已經有了一個正確且公認看法。關於權力來源的眾多理論中，只有「社會契約論」才是很少有人懷疑且缺陷最少的解釋，在中國人的話語體系中，「公僕」和「為人民服務」都是根植於這一理論逐步演化出來的。由此看出，民賊的概念也就清晰了，它無外乎指的那些挾公營私損害民眾利益的權力者及其幫凶。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國家權力來源於平等的人按照一定程序制定的契約，政府和公共權威是財產，其主權歸全體民眾所有。
綜上觀之，民賊與漢奸還是有很大的聯繫的。二者的共性在於行為方式，都是一種背叛的行為;不同則在於背叛的對象，前者為人民後者為國家和民族。但民與國又是統一的，國家的核心要素是人民，因此，漢奸者絕對是民賊，而民賊者卻不一定是漢奸。嚴格來講，二者不過是包涵與被包涵的關係。二者的關聯性在於：在一定的條件下，民賊的層出不窮也會為漢奸們提供良好的土壤。抗戰時期，吏治腐敗民賊當道是催生漢奸的一大社會原因，因為在民生凋蔽國將不國的時代，有資格做漢奸的才能廣招馬弁為其賣命，但這些人不過是討口吃的，如果把他們當做漢奸就有點牽強，頂破天也不過是「被漢奸」。這也就是人們所謂的「國不愛民，民何以愛國」。
事實上，民賊是權力私化的結果，這就決定它必然是權力社會的產物。從中國人的用詞習慣上也說明這個問題，因為民賊的前面總是用「獨夫」來搭配，而在內戰時期，二者與蔣介石串聯起來，就成為了一個使用頻率最高的句子，至今也屢見於報章。由此看來，中國目前的問題是民賊過多，這就需要我們規制權力，讓它服務於人民。而做為真正意義上的漢奸儘管可能存在，但我們現在畢竟是一個主權國家，只要還權於民，也就斷了一些人賣國的資本，又何必勞一些人的心力來杞人憂天絮絮叨叨呢？這種偽正義不要也罷。
當漢奸一詞演變為「帽子」和「棍子」時，它打的絕不是某個法學家，也不是一個開明的領導者，它要打掉的不過是一個民族的百年夢想。而這個張牙舞爪的打人者，不過是「倀」類而已，那麼這種極富欺騙性的表演大行其道也就很正常了。
文章來源：《中國選舉與治理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