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9月22日訊】印度有個狼孩叫卡瑪拉，出生後被狼叼走，與狼在一起生活了8年。後來她被從狼窩裡救回送到附近一個孤兒院，由辛格牧師夫婦撫養。剛到孤兒院的頭一年，卡瑪拉只有狼的習性而沒有人的心理。她不會說話，不會思考，沒有感情，用四肢行走，晝伏夜行，睡覺也是一副狼相。卡瑪拉常年半夜起來再室內外遊盪，尋找食物。想要逃跑時，向狼一樣嚎叫，吃飯喝水都是在地上舔食。她願意與貓，狗，羊等動物一起玩，不讓別人給她穿衣服。不願與小孩接近。儘管她每天與人生活在一起，但心理髮展極慢，智力低下。
第二年，卡瑪拉能用雙膝行走，能靠椅子站立，能用雙手拿東西吃，對撫養她的辛格夫人能叫媽。經過三年多的訓練她才逐步適應人的生活，能夠自己站起，讓人給她穿衣服，搖頭表示不。辛格夫人外出回來，她能表示高興。入院四年她才能搖搖晃晃地直立行走，吃飯時能說飯這個詞，這時的智力水平相當於1歲半的孩子。
入院六年時，她能說出30個單詞，與別人交往時有了一定的感情，智力達到2歲半的水平。第七年，卡瑪拉已基本上改變了狼的習性，能與一般孩子生活在一起，能說出45個單詞，能用三言兩語表達簡單的意思，能夠唱簡單的歌。她開始注意穿著，不穿好衣服不出屋，有了羞恥心。她能自覺地到雞窩去撿雞蛋，受到表揚就非常高興。第九年，卡瑪拉 17歲因尿毒症死去時，智力只有3歲半的水平。——《普通心理學》
中國最悠久最發達的文化是宮廷政治文化。五代時，有一個皇帝幸運地生了個「太子」，不幸發生宮廷政變被篡權——這沒什麼不對。新皇帝很仁慈，沒有殺那個太子，而是將太子祕密囚禁在一間沒門沒窗戶的屋子裡。
太子從出生起就呆在那個房間，類似現代養雞場的小雞。每日從一個小洞會有食物送進來。太子學會了吃，學會了拉，但還是沒學會控制吃和控制拉。太子沒有學會直立行走，但學會了爬。當然這都是自學成才的。因為從沒有聽到過人說話，所以他沒有語言功能。除過牆壁，他沒有見過任何植物動物器物衣物，當然也包括沒見過人。太子竟然就這麼長大成人了。
這時又發生宮廷政變，太子的舊臣消滅了篡權的皇帝，準備擁立太子登基。太子被解放了。太子身體不僅沒什麼毛病，而且比任何人都健康，百病不侵，免疫力天下第一。問題出在腦子上，太子連站都不會，更何況語言、認知、思維、行動、品德等等。大臣們甚至對太子屬不屬於人類都產生懷疑。不準確的說，太子連行屍走肉都不達標，有點類似草履蟲之類的單細胞動物，或者說是一堆碳水化合物。
現代生物知識告訴我們，太子在長期封閉的環境中，大腦皮層得不到任何刺激，最終形成了平滑狀態。太子的大腦皮層如剛切開的豆腐般平滑，而人的智力高低正是取決於大腦溝回褶皺的數量與深度。
我叔叔養雞，每日都是他自己一個人去雞捨餵雞，從不假手他人。一次我去看他，誤闖進雞捨，竟然嚇死幾百隻雞——不是我長得太「嚇雞」，而是囚禁在雞捨的雞，從未見過我叔叔之外的第二個人，心理素質太差。老虎是山大王。被長期圈養的動物園老虎，卻常常被一隻雞嚇得魂飛魄散。
一個人對事物的判斷取決於過去接受的知識，這叫出身。這種出身如同軟體，被安裝進大腦後，形成每個人的認知能力和分析能力。人沒有強健的體魄，沒有翅膀，沒有獠牙利爪，但人戰勝了地球上的一切動物，只因為人類超發達的大腦。
中國歷史漫長而無趣的專制皇權社會反覆循環，一直在扼殺新知識的傳播和對人大腦的刺激，從而導致腦殘具有一定的先天因素。真正的歷史只掌握和壟斷在少數統治者手中，他們的大腦因此更發達。他們欽定審查過的「歷史」是弱智的「偽史」，對思想的統一和文化的革命，使環境得到徹底「凈化」。
「普通老百姓」在這種低版本的軟體熏陶下，在信息屏蔽中，如「太子」一般，對資訊發達版本高級的強權沒有任何競爭力。從而淪為強權體制的一個小小電子版，或一個永不生鏽的螺絲釘。腦殘就是這麼形成的。
無論從哪方面看，腦殘似乎從來都是無辜的。所以文革過後，沒有一個腦殘感到慚愧內疚，他們不過是在「陽光燦爛的日子」&「激情燃燒的歲月」&「軍歌嘹亮」中，積極「響應號召」而已。這些腦殘基本已經成為終身腦殘，跟終身幹部似的，非犧牲在腦殘崗位上不可。
人的大腦有自學習功能，也有自我修復功能。這是人類比其他動物更厲害、也更可怕的天然優勢。對「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和部分腦殘來說，大腦的這種功能是極其危險的，從而導致這個功能給本人帶來滅頂之災。比如屈原，比如布魯諾，比如林昭，比如遇羅克等。
中世紀的歐洲腦殘遍地，沒有人認為地球在轉。文藝復興是一場啟蒙運動，腦殘迅速完成自我修復，大腦發達起來，歐洲成為地球腦殘動物圈的人類。
五四是中國的啟蒙運動，不幸半途而廢，腦殘在中國繼續深化壯大。啟蒙作為腦殘的基本療法，一直被封存起來。但對外開放以及互聯網的啟蒙，已經使一部分人先期完成了自我修復，腦殘才相對的凸顯出來，而這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人的大腦是無限的，我們只開發了其中一小部分。相反地球是有限的，我們卻幾乎已經開發了它的全部。
在我們大多時期，對大腦的這種自學習和自修復功能的警惕與剔除，使腦殘一直成為一種美德，帶來安全、「幸福」和「榮譽」。如「漁父」般「難得糊塗」——真腦殘和假腦殘無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腦殘在先天缺陷的情況下，對新事物新知識等「非法文件」無法識別，不兼容，即作為病毒或垃圾予以清除。軟體的低版本導致複雜的文件無法運行，只能接受低版本的欽定文件。這種低版本甚至被嵌入微軟式的獨門軟體，只接受微軟出品的文件格式。對其他CN-N、B-BC之類的文件一律不兼容。如此，這種軟體就會產生永遠正確的輝煌業績。
「腦殘」這個詞是2008年從長平先生的文章所引起的風波開始流行的。長平先生的支持者將大喊「漢奸」的網友親切地稱呼為「腦殘」。腦殘其實不是貶義詞，跟白內障沒什麼大的區別。聖經上說，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腦殘絕對是無辜的、無罪的，只是有點令人同情罷了。
腦殘是相對的。對人來說，雞是腦殘——只知道下蛋。對主人來說，狗是腦殘——叫它咬誰就咬誰，讓咬幾口就幾口。對「趙本山」來說，「范偉」是腦殘——最好「忽悠」。
腦殘的這種相對性，往往使腦殘者視大腦健康者為「瘋子」。其實瘋子不是腦殘，只是腦子不「正常」。所以一般腦殘都站在腦殘的角度，自認為自己是正常的。但正常並不代表健康。
許多廢除死刑的支持者有一個理由就是，一個人的罪惡不僅是個人的錯誤，也是社會的錯誤。所以不能讓罪犯一個人承擔全部錯誤。在將罪犯監禁可以不讓他犯錯的前提下，剝奪罪犯的自由是罪犯付出的成本，供養罪犯則是社會為自己的錯誤應當承擔的成本。
腦殘的形成中，少數是取決於個人，多數則取決於社會環境。因此腦殘一般都是社會批量生產。腦殘若病入膏肓，如成年「太子」那樣老腦殘，將永遠不可救藥。除非先天自學習功能缺失，腦殘只是封閉環境的產物。
勒龐在《烏合之眾》裡說道：「在所有的時代，尤其是在大革命時期，偉大的民眾領袖頭腦之狹隘令人膛目；但影響力最大的，肯定也是頭腦最褊狹的人。」「頭腦最褊狹的人」實際就是腦殘。太平天國、義和團時期，腦殘都是英雄。「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只要脫離這個製造腦殘的環境，自我修復功能會馬上自動運行，開始殺毒、醫治腦殘，當然醫治過程有點痛苦。
中國古語雲，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人的大腦一般要比一隻計算器複雜，可以安裝多種程序，更可以進行系統升級殺毒。在過往的封閉環境中成長，我們被屏蔽掉許多信息，同時，被輸入了許多偽信息，因此對信息的初始化整理和重新收集整合必不可少。在此之前，我們不是一台具備獨立運行能力的主機，而只是一台顯示器而已。
對信息的控制者，他們「為民做主」，和諧的CCTV是給「普通老百姓」看的，「內參」屬於「少兒不宜」，是給他們自己看的。儘管我們這個社會不乏長平、王小波等這些自我修復成功的非腦殘，但腦殘是我們的基本狀態，如同精神疾病，每個人都有，只是病灶的輕重不同罷了。從這一點來看，我們的教育和我們的社會是極其成功的，它們達到了一個「萬眾一心」的目的，製造了一個世界奇跡的「血肉長城」。
霍金歪著腦袋癱坐在輪椅上，貌似腦殘，實際他的大腦健康得是天才；中國某些人物「神采奕奕紅光滿面」，玩起陽謀陰謀來，貌似「一萬年才出一個的天才」，實際是腦殘得出奇，除過製造出無數個「太子」，實在想不出有什麼是健康的。
所謂身殘志不殘，智殘身不殘。腦殘的弱智並不是先天性的，而是階段性的，在一定階段尿炕，過了那個階段就「不堪回首月明中」了。和中國太監類似，腦殘的思想從來無法來自自己的大腦，而必須來自權威或「集體」。皇帝不急太監急，權威的大腦就是他的主機，誰腦袋大就聽誰的。它本身不具備任何思想整合能力。如同蒼蠅趴在書上，假裝自己識字。
深度腦殘的基本癥狀是不需要思想，聽見什麼就是什麼，如同禿子不需要梳子，太監不需要愛情，因為他不認為思想和反思有什麼意義，有什麼必要。根據用進廢退原理，大腦的長期廢棄必然導致思維能力退化，腦殘將積重難返。
如果大腦不重要，我們可以不去管它。不幸的是，大腦不僅是「吃飯的傢伙」，人也就這個「傢伙」還算個家當，怎能不把它當回事呢？那麼就應當好好保健自己的大腦、充實自己的大腦、鍛煉自己的大腦，什麼時候有了自己的思想，就說明大腦開始健康運行了。
以後也得小心點，洗腦的人到處都是，而且都很熱情，一不留神讓人給「洗」成白痴、「忽悠」成腦殘了，那就成「買拐」的了。拐一旦架上，要扔掉可不是件容易事。
我們的社會就這樣，大家都腦殘，要是出個非腦殘，大家就非給他洗了不行。洗不了莎朗·斯通CNN，還洗不了他一個「漢奸」不行？大家都腦殘，有一個好處，就是大家都不顯得腦殘，當然開門遇見地球上的其他人類，我們終歸還是腦殘。
阿爾文托夫勒認為，權力有3種形式：最低級的是暴力，「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其次是財富，「有錢能使鬼推磨」。而最高級的權力是知識、智慧或者信息。「不戰而屈人之兵」。在壟斷暴力和財富之後，對知識和信息的控制就是現代許多國家主要工作，因為國家想壟斷一切權力，只會勞動的腦殘是每個國家心目中最完美的公民。
所以在現代社會，真相和常識將成為稀缺資源，國家和民眾在爭奪對真相和常識的知情權和控制權。媒體控制將是槍杆子壟斷和鈔票壟斷之後政府最熱衷的事情，控制了大腦也就控制人。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阿倫特寫道：
只有暴民和精英才會被極權主義本身的銳氣所吸引；而只有用宣傳才能贏得群眾。……在極權主義國家裡，宣傳（Propaganda）與恐怖是相輔相成的。凡在極權主義擁有絕對控制權的地方，它就用灌輸（Indoctrination）來代替宣傳。使用暴力與其說恐嚇民眾，不如說是為了經常實現其意識形態教條和謊言。……毫無疑問，只有在極權主義的世界裡，虛假和偽造的蠢事才能達到極端。……極權主義宣傳的真正目的不是說服，而是組織——「無須擁有暴力手段而能累積權力」。
小說《美麗新世界》裡，福特紀元的統治者發明了一種叫做「睡夢教育」的洗腦手段，就是在本國人民睡著時不斷地向他們廣播重複信息。比如，「蘋果是個壞東西」、「蘋果是個壞東西」、「蘋果是個壞東西」……等睡夢中的人們醒過來時，他們會伸著懶腰揉著雙眼，喃喃自語：蘋果是個壞東西。一群腦殘終於製造完成了。在這個「和諧穩定」的美麗新世界，沒有傳統文化，沒有書籍，嚴禁科學，沒有家庭，沒有父母兄弟，沒有愛情，沒有親情友情，甚至沒有花朵沒有大自然，人們除過工作就是吃喝玩樂，赫胥黎問人們：一切物質慾望都滿足之後，人就一定幸福嗎？
按照代表新北大精神的著名教授孔慶東的說法，北朝鮮是當下世界最美好的國家。作為一個肥胖病患者，他始終對這個世界減肥聖地心馳神往。美國作家芭芭拉·德米克在《我們最幸福 ——北韓人民真實生活》一書中說，北朝鮮大飢荒中百萬人餓死，百萬人營養不良，可有些人依然相信，雖然我們很餓，可是中國人、韓國人比我們更餓；另外一些人則相信，我們之所以挨餓，是因為我們要把糧食省下來，等到朝鮮統一之時，好幫助那些比我們更餓的韓國人；而所有的人都跟孔慶東一樣堅信：北朝鮮是世界上最好的國度，北朝鮮國民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北朝鮮人還認為，中國僅次於他們，是世界上第二幸福，美國則倒數第一，全世界就數它最不幸。
黑格爾說：「人是用頭腦即用思想站著的」。在自然界，生物越高級，痛苦指數越高。動物比植物更有痛感，高級動物要比低級動物痛感強烈，其中人的痛感最為強烈。相對而言，沒心沒肺的腦殘要比人格健全的非腦殘麻木一些，從而也更有幸福感——「此地樂，不思蜀」。非腦殘的痛苦指數從來都是人類中最高的。弔詭的是，人類似乎是地球上唯一一種自尋煩惱的動物，這大概是人的大腦發達成熟得過度、智力過剩的結果。痛苦的人或者幸福的豬，每個人都面臨著這樣的選擇。
文章來源：《中國選舉與治理網》有刪節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第二年，卡瑪拉能用雙膝行走，能靠椅子站立，能用雙手拿東西吃，對撫養她的辛格夫人能叫媽。經過三年多的訓練她才逐步適應人的生活，能夠自己站起，讓人給她穿衣服，搖頭表示不。辛格夫人外出回來，她能表示高興。入院四年她才能搖搖晃晃地直立行走，吃飯時能說飯這個詞，這時的智力水平相當於1歲半的孩子。
入院六年時，她能說出30個單詞，與別人交往時有了一定的感情，智力達到2歲半的水平。第七年，卡瑪拉已基本上改變了狼的習性，能與一般孩子生活在一起，能說出45個單詞，能用三言兩語表達簡單的意思，能夠唱簡單的歌。她開始注意穿著，不穿好衣服不出屋，有了羞恥心。她能自覺地到雞窩去撿雞蛋，受到表揚就非常高興。第九年，卡瑪拉 17歲因尿毒症死去時，智力只有3歲半的水平。——《普通心理學》
中國最悠久最發達的文化是宮廷政治文化。五代時，有一個皇帝幸運地生了個「太子」，不幸發生宮廷政變被篡權——這沒什麼不對。新皇帝很仁慈，沒有殺那個太子，而是將太子祕密囚禁在一間沒門沒窗戶的屋子裡。
太子從出生起就呆在那個房間，類似現代養雞場的小雞。每日從一個小洞會有食物送進來。太子學會了吃，學會了拉，但還是沒學會控制吃和控制拉。太子沒有學會直立行走，但學會了爬。當然這都是自學成才的。因為從沒有聽到過人說話，所以他沒有語言功能。除過牆壁，他沒有見過任何植物動物器物衣物，當然也包括沒見過人。太子竟然就這麼長大成人了。
這時又發生宮廷政變，太子的舊臣消滅了篡權的皇帝，準備擁立太子登基。太子被解放了。太子身體不僅沒什麼毛病，而且比任何人都健康，百病不侵，免疫力天下第一。問題出在腦子上，太子連站都不會，更何況語言、認知、思維、行動、品德等等。大臣們甚至對太子屬不屬於人類都產生懷疑。不準確的說，太子連行屍走肉都不達標，有點類似草履蟲之類的單細胞動物，或者說是一堆碳水化合物。
現代生物知識告訴我們，太子在長期封閉的環境中，大腦皮層得不到任何刺激，最終形成了平滑狀態。太子的大腦皮層如剛切開的豆腐般平滑，而人的智力高低正是取決於大腦溝回褶皺的數量與深度。
我叔叔養雞，每日都是他自己一個人去雞捨餵雞，從不假手他人。一次我去看他，誤闖進雞捨，竟然嚇死幾百隻雞——不是我長得太「嚇雞」，而是囚禁在雞捨的雞，從未見過我叔叔之外的第二個人，心理素質太差。老虎是山大王。被長期圈養的動物園老虎，卻常常被一隻雞嚇得魂飛魄散。
一個人對事物的判斷取決於過去接受的知識，這叫出身。這種出身如同軟體，被安裝進大腦後，形成每個人的認知能力和分析能力。人沒有強健的體魄，沒有翅膀，沒有獠牙利爪，但人戰勝了地球上的一切動物，只因為人類超發達的大腦。
中國歷史漫長而無趣的專制皇權社會反覆循環，一直在扼殺新知識的傳播和對人大腦的刺激，從而導致腦殘具有一定的先天因素。真正的歷史只掌握和壟斷在少數統治者手中，他們的大腦因此更發達。他們欽定審查過的「歷史」是弱智的「偽史」，對思想的統一和文化的革命，使環境得到徹底「凈化」。
「普通老百姓」在這種低版本的軟體熏陶下，在信息屏蔽中，如「太子」一般，對資訊發達版本高級的強權沒有任何競爭力。從而淪為強權體制的一個小小電子版，或一個永不生鏽的螺絲釘。腦殘就是這麼形成的。
無論從哪方面看，腦殘似乎從來都是無辜的。所以文革過後，沒有一個腦殘感到慚愧內疚，他們不過是在「陽光燦爛的日子」&「激情燃燒的歲月」&「軍歌嘹亮」中，積極「響應號召」而已。這些腦殘基本已經成為終身腦殘，跟終身幹部似的，非犧牲在腦殘崗位上不可。
人的大腦有自學習功能，也有自我修復功能。這是人類比其他動物更厲害、也更可怕的天然優勢。對「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和部分腦殘來說，大腦的這種功能是極其危險的，從而導致這個功能給本人帶來滅頂之災。比如屈原，比如布魯諾，比如林昭，比如遇羅克等。
中世紀的歐洲腦殘遍地，沒有人認為地球在轉。文藝復興是一場啟蒙運動，腦殘迅速完成自我修復，大腦發達起來，歐洲成為地球腦殘動物圈的人類。
五四是中國的啟蒙運動，不幸半途而廢，腦殘在中國繼續深化壯大。啟蒙作為腦殘的基本療法，一直被封存起來。但對外開放以及互聯網的啟蒙，已經使一部分人先期完成了自我修復，腦殘才相對的凸顯出來，而這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人的大腦是無限的，我們只開發了其中一小部分。相反地球是有限的，我們卻幾乎已經開發了它的全部。
在我們大多時期，對大腦的這種自學習和自修復功能的警惕與剔除，使腦殘一直成為一種美德，帶來安全、「幸福」和「榮譽」。如「漁父」般「難得糊塗」——真腦殘和假腦殘無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腦殘在先天缺陷的情況下，對新事物新知識等「非法文件」無法識別，不兼容，即作為病毒或垃圾予以清除。軟體的低版本導致複雜的文件無法運行，只能接受低版本的欽定文件。這種低版本甚至被嵌入微軟式的獨門軟體，只接受微軟出品的文件格式。對其他CN-N、B-BC之類的文件一律不兼容。如此，這種軟體就會產生永遠正確的輝煌業績。
「腦殘」這個詞是2008年從長平先生的文章所引起的風波開始流行的。長平先生的支持者將大喊「漢奸」的網友親切地稱呼為「腦殘」。腦殘其實不是貶義詞，跟白內障沒什麼大的區別。聖經上說，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腦殘絕對是無辜的、無罪的，只是有點令人同情罷了。
腦殘是相對的。對人來說，雞是腦殘——只知道下蛋。對主人來說，狗是腦殘——叫它咬誰就咬誰，讓咬幾口就幾口。對「趙本山」來說，「范偉」是腦殘——最好「忽悠」。
腦殘的這種相對性，往往使腦殘者視大腦健康者為「瘋子」。其實瘋子不是腦殘，只是腦子不「正常」。所以一般腦殘都站在腦殘的角度，自認為自己是正常的。但正常並不代表健康。
許多廢除死刑的支持者有一個理由就是，一個人的罪惡不僅是個人的錯誤，也是社會的錯誤。所以不能讓罪犯一個人承擔全部錯誤。在將罪犯監禁可以不讓他犯錯的前提下，剝奪罪犯的自由是罪犯付出的成本，供養罪犯則是社會為自己的錯誤應當承擔的成本。
腦殘的形成中，少數是取決於個人，多數則取決於社會環境。因此腦殘一般都是社會批量生產。腦殘若病入膏肓，如成年「太子」那樣老腦殘，將永遠不可救藥。除非先天自學習功能缺失，腦殘只是封閉環境的產物。
勒龐在《烏合之眾》裡說道：「在所有的時代，尤其是在大革命時期，偉大的民眾領袖頭腦之狹隘令人膛目；但影響力最大的，肯定也是頭腦最褊狹的人。」「頭腦最褊狹的人」實際就是腦殘。太平天國、義和團時期，腦殘都是英雄。「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只要脫離這個製造腦殘的環境，自我修復功能會馬上自動運行，開始殺毒、醫治腦殘，當然醫治過程有點痛苦。
中國古語雲，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人的大腦一般要比一隻計算器複雜，可以安裝多種程序，更可以進行系統升級殺毒。在過往的封閉環境中成長，我們被屏蔽掉許多信息，同時，被輸入了許多偽信息，因此對信息的初始化整理和重新收集整合必不可少。在此之前，我們不是一台具備獨立運行能力的主機，而只是一台顯示器而已。
對信息的控制者，他們「為民做主」，和諧的CCTV是給「普通老百姓」看的，「內參」屬於「少兒不宜」，是給他們自己看的。儘管我們這個社會不乏長平、王小波等這些自我修復成功的非腦殘，但腦殘是我們的基本狀態，如同精神疾病，每個人都有，只是病灶的輕重不同罷了。從這一點來看，我們的教育和我們的社會是極其成功的，它們達到了一個「萬眾一心」的目的，製造了一個世界奇跡的「血肉長城」。
霍金歪著腦袋癱坐在輪椅上，貌似腦殘，實際他的大腦健康得是天才；中國某些人物「神采奕奕紅光滿面」，玩起陽謀陰謀來，貌似「一萬年才出一個的天才」，實際是腦殘得出奇，除過製造出無數個「太子」，實在想不出有什麼是健康的。
所謂身殘志不殘，智殘身不殘。腦殘的弱智並不是先天性的，而是階段性的，在一定階段尿炕，過了那個階段就「不堪回首月明中」了。和中國太監類似，腦殘的思想從來無法來自自己的大腦，而必須來自權威或「集體」。皇帝不急太監急，權威的大腦就是他的主機，誰腦袋大就聽誰的。它本身不具備任何思想整合能力。如同蒼蠅趴在書上，假裝自己識字。
深度腦殘的基本癥狀是不需要思想，聽見什麼就是什麼，如同禿子不需要梳子，太監不需要愛情，因為他不認為思想和反思有什麼意義，有什麼必要。根據用進廢退原理，大腦的長期廢棄必然導致思維能力退化，腦殘將積重難返。
如果大腦不重要，我們可以不去管它。不幸的是，大腦不僅是「吃飯的傢伙」，人也就這個「傢伙」還算個家當，怎能不把它當回事呢？那麼就應當好好保健自己的大腦、充實自己的大腦、鍛煉自己的大腦，什麼時候有了自己的思想，就說明大腦開始健康運行了。
以後也得小心點，洗腦的人到處都是，而且都很熱情，一不留神讓人給「洗」成白痴、「忽悠」成腦殘了，那就成「買拐」的了。拐一旦架上，要扔掉可不是件容易事。
我們的社會就這樣，大家都腦殘，要是出個非腦殘，大家就非給他洗了不行。洗不了莎朗·斯通CNN，還洗不了他一個「漢奸」不行？大家都腦殘，有一個好處，就是大家都不顯得腦殘，當然開門遇見地球上的其他人類，我們終歸還是腦殘。
阿爾文托夫勒認為，權力有3種形式：最低級的是暴力，「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其次是財富，「有錢能使鬼推磨」。而最高級的權力是知識、智慧或者信息。「不戰而屈人之兵」。在壟斷暴力和財富之後，對知識和信息的控制就是現代許多國家主要工作，因為國家想壟斷一切權力，只會勞動的腦殘是每個國家心目中最完美的公民。
所以在現代社會，真相和常識將成為稀缺資源，國家和民眾在爭奪對真相和常識的知情權和控制權。媒體控制將是槍杆子壟斷和鈔票壟斷之後政府最熱衷的事情，控制了大腦也就控制人。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阿倫特寫道：
只有暴民和精英才會被極權主義本身的銳氣所吸引；而只有用宣傳才能贏得群眾。……在極權主義國家裡，宣傳（Propaganda）與恐怖是相輔相成的。凡在極權主義擁有絕對控制權的地方，它就用灌輸（Indoctrination）來代替宣傳。使用暴力與其說恐嚇民眾，不如說是為了經常實現其意識形態教條和謊言。……毫無疑問，只有在極權主義的世界裡，虛假和偽造的蠢事才能達到極端。……極權主義宣傳的真正目的不是說服，而是組織——「無須擁有暴力手段而能累積權力」。
小說《美麗新世界》裡，福特紀元的統治者發明了一種叫做「睡夢教育」的洗腦手段，就是在本國人民睡著時不斷地向他們廣播重複信息。比如，「蘋果是個壞東西」、「蘋果是個壞東西」、「蘋果是個壞東西」……等睡夢中的人們醒過來時，他們會伸著懶腰揉著雙眼，喃喃自語：蘋果是個壞東西。一群腦殘終於製造完成了。在這個「和諧穩定」的美麗新世界，沒有傳統文化，沒有書籍，嚴禁科學，沒有家庭，沒有父母兄弟，沒有愛情，沒有親情友情，甚至沒有花朵沒有大自然，人們除過工作就是吃喝玩樂，赫胥黎問人們：一切物質慾望都滿足之後，人就一定幸福嗎？
按照代表新北大精神的著名教授孔慶東的說法，北朝鮮是當下世界最美好的國家。作為一個肥胖病患者，他始終對這個世界減肥聖地心馳神往。美國作家芭芭拉·德米克在《我們最幸福 ——北韓人民真實生活》一書中說，北朝鮮大飢荒中百萬人餓死，百萬人營養不良，可有些人依然相信，雖然我們很餓，可是中國人、韓國人比我們更餓；另外一些人則相信，我們之所以挨餓，是因為我們要把糧食省下來，等到朝鮮統一之時，好幫助那些比我們更餓的韓國人；而所有的人都跟孔慶東一樣堅信：北朝鮮是世界上最好的國度，北朝鮮國民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北朝鮮人還認為，中國僅次於他們，是世界上第二幸福，美國則倒數第一，全世界就數它最不幸。
黑格爾說：「人是用頭腦即用思想站著的」。在自然界，生物越高級，痛苦指數越高。動物比植物更有痛感，高級動物要比低級動物痛感強烈，其中人的痛感最為強烈。相對而言，沒心沒肺的腦殘要比人格健全的非腦殘麻木一些，從而也更有幸福感——「此地樂，不思蜀」。非腦殘的痛苦指數從來都是人類中最高的。弔詭的是，人類似乎是地球上唯一一種自尋煩惱的動物，這大概是人的大腦發達成熟得過度、智力過剩的結果。痛苦的人或者幸福的豬，每個人都面臨著這樣的選擇。
文章來源：《中國選舉與治理網》有刪節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