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2日訊】 各位聽眾你們好，我是王丹。最近我翻閱舊期刊，偶然看到2004年10月號的《當代》雜誌上，刊登的一篇仲維光的文章《人性，責任和才華的凝結》。仲維光在 介紹海外學人王友琴對於中國的“文革”受難者的研究之後，把它跟卡瑪拍攝的有關“文革“中紅衛兵的表現的紀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做了對比。然後，同他特 別針對知識份子的價值倫理進行了闡述。其中特別引起我共鳴的是這段話：“卡瑪希望從罪惡的背後發現非罪惡的東西，王友琴卻認為，罪惡就是罪惡，不管以什麼名義犯下。無論什麼時候都不能隨便打死人。”
我之所以感慨，是因為現在有太多的所謂學者，知識份子，總是喜歡標榜自己的立場是很學術的，因而是“客觀”，“中立”和“公正”的。而所謂“客 觀”，“中立”和“公正”，往往表現為對於事物的判斷，回避主觀的判斷，儘量維持評判的平衡度，面對是非雙方力爭各打五十大板，也就是仲維光指出的：“希 望從罪惡的背後發現非罪惡的東西。”而對於帶有比較明顯的價值傾向的判斷，則跳出來指責不夠“專業”，不夠“客觀”。
例如在八九民運的評價的時候，總是有人希望能夠站在政府與學生之間的所謂平衡立場上，試圖去發現雙方都有責任的依據，以顯示自己的理性溫 和，甚至提出要學生先“交待真相”，然後再與政府和解等等。這種表面上的公正其實是最大的不公正，因為它回避了一個基本的事實，那就是過去的某些歷史本身 就是不公正的。在沒有糾正歷史的不公正之前，當下的所謂公正說到底也還是不公正的狀態。舉例來說，就像是一個已經失衡的天平，如果你以所謂“客觀公正”為理由，在天平的兩端各放上相同的砝碼，那樣的結果其實還是不能達到真正的平衡。
還有就是對於強大的國家機器，當它開動起來進行殘暴統治的時候，有些知識份子總會試圖為政權尋找一些“為難”之處，或者“不得不為”的理由。在對於當權者壓倒性的批判聲浪中，總會有人跳出來呼籲另類思考。例如對 於毛澤東的評價就是如此。儘管“文革”的發動已經被定性為民族的災難，但是至今仍然有受過完整高等教育的學者專家站出來，要求看到毛澤東內心所謂“浪漫主義”，“道德理想”的一面。把暴君的殘暴統治一定要罩上一層理想的光芒。
我以為，知識份子也是人，應當有良知，而良知這種東西，其實本身就不是絕對客觀中立的，就是天然帶有一定程度的個人的主觀判斷和堅持的的。那些標榜自己客觀的人，其實無非是回避比較具有爭議性的判斷，這種行為本身就不夠“專業”。真正的專業，應當是實事求是，即使提出的判斷或許會被認為具有意識形態性，但是只要是符合事實的，就應當堅持，而不是鄉願地堅持一個“中立” 的立場。畢竟，“罪惡就是罪惡”。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臺》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我之所以感慨，是因為現在有太多的所謂學者，知識份子，總是喜歡標榜自己的立場是很學術的，因而是“客觀”，“中立”和“公正”的。而所謂“客 觀”，“中立”和“公正”，往往表現為對於事物的判斷，回避主觀的判斷，儘量維持評判的平衡度，面對是非雙方力爭各打五十大板，也就是仲維光指出的：“希 望從罪惡的背後發現非罪惡的東西。”而對於帶有比較明顯的價值傾向的判斷，則跳出來指責不夠“專業”，不夠“客觀”。
例如在八九民運的評價的時候，總是有人希望能夠站在政府與學生之間的所謂平衡立場上，試圖去發現雙方都有責任的依據，以顯示自己的理性溫 和，甚至提出要學生先“交待真相”，然後再與政府和解等等。這種表面上的公正其實是最大的不公正，因為它回避了一個基本的事實，那就是過去的某些歷史本身 就是不公正的。在沒有糾正歷史的不公正之前，當下的所謂公正說到底也還是不公正的狀態。舉例來說，就像是一個已經失衡的天平，如果你以所謂“客觀公正”為理由，在天平的兩端各放上相同的砝碼，那樣的結果其實還是不能達到真正的平衡。
還有就是對於強大的國家機器，當它開動起來進行殘暴統治的時候，有些知識份子總會試圖為政權尋找一些“為難”之處，或者“不得不為”的理由。在對於當權者壓倒性的批判聲浪中，總會有人跳出來呼籲另類思考。例如對 於毛澤東的評價就是如此。儘管“文革”的發動已經被定性為民族的災難，但是至今仍然有受過完整高等教育的學者專家站出來，要求看到毛澤東內心所謂“浪漫主義”，“道德理想”的一面。把暴君的殘暴統治一定要罩上一層理想的光芒。
我以為，知識份子也是人，應當有良知，而良知這種東西，其實本身就不是絕對客觀中立的，就是天然帶有一定程度的個人的主觀判斷和堅持的的。那些標榜自己客觀的人，其實無非是回避比較具有爭議性的判斷，這種行為本身就不夠“專業”。真正的專業，應當是實事求是，即使提出的判斷或許會被認為具有意識形態性，但是只要是符合事實的，就應當堅持，而不是鄉願地堅持一個“中立” 的立場。畢竟，“罪惡就是罪惡”。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臺》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