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15日訊】籠絡人心的實質是爭寵，它往往被中國人解讀為貶義詞，其實它頗為中性，如果權力者對權力的來源有正確的看法並躬身為之，這種在壓力下形成的籠絡人心乃民之萬幸。但在專制威權體制下，無力不起早的忽悠才是尋常的現象，因為在特定的體制下必然會誕出特色的怪胎，儘管其疑似偉大，便卻往往與偉大相左，更多的時候與陰謀成為姻親。之所以如此下結論，關鍵的原因是權力來源在兩種體制下有著實質的不同，而人性惡確實是荀子們的先見之明。因此，這也是民主被世界廣為推崇的原因。
以民主為手段來實現專制理想是民主理想民粹化的結果，這在歷史上有過近乎夢厴的經歷，希特勒就是把善良的人民從民主的天堂將人民引向專制地獄的惡魔。由此看來，當民主已經淪為一種工具時，國民也就被陰謀家們綁架了，他們無外乎是在一種膜拜「畫餅」的狂歡中被惡人引向深淵，那麼，被拐賣後幫人數錢數到手軟就成為他們接續的生存狀態。事實上，所有的陰謀家都是世界上出色的演員，他們的演技如果爐火純青，看客們的下場也就可想而知了。
希特勒時代已經成為人類社會的一個難以複製的史實，但其生境還是在某種角落覓到一定的蹤跡，它在某個國度部分實現絕有可能。當然，法西斯在本質上是是極端形式的集體主義，它強烈地反對個人主義，與民主是水火不相容的，但希特勒登上歷史的舞台卻利用了民主這個武器。事實上，沒有哪個專制者覬覦權力時不會開出豐厚的支票的，相反，大盜們往往會開出比天堂還要美好的票證。當然，如果您若信以為真的話，你就有可能領到了一張死亡通行證，如果命大，當然會看到它成為空頭支票的那一天，但已經悔不當初了。
20世紀30年代初的德國面對的是層出不窮的問題，改變現狀成為整個社會的共識。當時的魏瑪共和國是由所謂的「總統內閣」來治理，在其統治末期，德國政治比以前更加不穩定，而布呂寧、馮•帕彭、施萊謝爾與希特勒共五位總理的政府實際上都是由總統選出來的獨裁政權。由於深刻的經濟和政治危機激化了國內矛盾，國民要求對魏瑪共和國取而代之的意願不斷增強。值此之時，希特勒風光八面地登場了，他不惜餘力地兜售國家社會主義，開動強大的宣傳機器，將納粹黨以「大眾黨」自居，並對國民不斷做出符合其願望的慷慨許諾。這個曠古少有的大忽悠最後如願以償，以騙子和暴君的雙重人格開動了專制機器，成功地把德國民眾綁上了戰車，釀成了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後的慘劇。
在一個運轉良好的憲政民主體制下，籠絡人心才是各類政客應該具備的素質，民心向背決定了政客們的去留，賣力賺吆喝才是他們唯一的選擇。但籠絡人心並不能不擇手段，法制框架下健全的監督和完善的權力制衡機制，保證了政客們在籠絡人心時只能依靠出色的管理才能和對公平正義的捍衛，滿嘴跑火車的大忽悠絲毫沒有生存的空間。因此，我們看到美國人對政治人物的要求已經達到近乎嚴苛的程度，就是出於他們對權力和規則的敬畏，對人性的深刻洞悉。
在專制威權體制下，權力者的去留無須訴諸民意，它更多的依賴於造勢和宣傳。之所以如此，一是因為民意不僅沒有收集的渠道，而且在權力獨大監督乏力的情況下，也難以形成真實的民意；二是斬獲政績在很大的程度上需要頂層的支持和個人關係，發展資源供應量在某種程度上與政績預期成正比。在權力來源於權力的體制下，當所謂的政績與個人的能力和水平關聯性不大的情況下，其做為替代民意的指標就大打折扣。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過度造勢和宣傳就頗耐人尋味，這絕對無法排除為了達到個人目的進行政治投機的動機。事實上，這是一種不務正業的行為，為個人造勢和宣傳必然透支執政資源，淡化所謂的宗旨意識，消減個人信譽。
在專制威權體制下靠忽悠上位的官員，儘管其忠奸莫辨，但由於採取這樣一種令人懷疑的方式，難免會讓人們議論紛紛。換一個角度來講，在權力高壓下，善於忽悠者敢於忽悠，他的底氣也是令人敬畏的，但這一切都與民主政治無關，如果判斷它能否在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上起點正面的作用，倒是值得觀察的問題。
文章來源：《新浪》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以民主為手段來實現專制理想是民主理想民粹化的結果，這在歷史上有過近乎夢厴的經歷，希特勒就是把善良的人民從民主的天堂將人民引向專制地獄的惡魔。由此看來，當民主已經淪為一種工具時，國民也就被陰謀家們綁架了，他們無外乎是在一種膜拜「畫餅」的狂歡中被惡人引向深淵，那麼，被拐賣後幫人數錢數到手軟就成為他們接續的生存狀態。事實上，所有的陰謀家都是世界上出色的演員，他們的演技如果爐火純青，看客們的下場也就可想而知了。
希特勒時代已經成為人類社會的一個難以複製的史實，但其生境還是在某種角落覓到一定的蹤跡，它在某個國度部分實現絕有可能。當然，法西斯在本質上是是極端形式的集體主義，它強烈地反對個人主義，與民主是水火不相容的，但希特勒登上歷史的舞台卻利用了民主這個武器。事實上，沒有哪個專制者覬覦權力時不會開出豐厚的支票的，相反，大盜們往往會開出比天堂還要美好的票證。當然，如果您若信以為真的話，你就有可能領到了一張死亡通行證，如果命大，當然會看到它成為空頭支票的那一天，但已經悔不當初了。
20世紀30年代初的德國面對的是層出不窮的問題，改變現狀成為整個社會的共識。當時的魏瑪共和國是由所謂的「總統內閣」來治理，在其統治末期，德國政治比以前更加不穩定，而布呂寧、馮•帕彭、施萊謝爾與希特勒共五位總理的政府實際上都是由總統選出來的獨裁政權。由於深刻的經濟和政治危機激化了國內矛盾，國民要求對魏瑪共和國取而代之的意願不斷增強。值此之時，希特勒風光八面地登場了，他不惜餘力地兜售國家社會主義，開動強大的宣傳機器，將納粹黨以「大眾黨」自居，並對國民不斷做出符合其願望的慷慨許諾。這個曠古少有的大忽悠最後如願以償，以騙子和暴君的雙重人格開動了專制機器，成功地把德國民眾綁上了戰車，釀成了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後的慘劇。
在一個運轉良好的憲政民主體制下，籠絡人心才是各類政客應該具備的素質，民心向背決定了政客們的去留，賣力賺吆喝才是他們唯一的選擇。但籠絡人心並不能不擇手段，法制框架下健全的監督和完善的權力制衡機制，保證了政客們在籠絡人心時只能依靠出色的管理才能和對公平正義的捍衛，滿嘴跑火車的大忽悠絲毫沒有生存的空間。因此，我們看到美國人對政治人物的要求已經達到近乎嚴苛的程度，就是出於他們對權力和規則的敬畏，對人性的深刻洞悉。
在專制威權體制下，權力者的去留無須訴諸民意，它更多的依賴於造勢和宣傳。之所以如此，一是因為民意不僅沒有收集的渠道，而且在權力獨大監督乏力的情況下，也難以形成真實的民意；二是斬獲政績在很大的程度上需要頂層的支持和個人關係，發展資源供應量在某種程度上與政績預期成正比。在權力來源於權力的體制下，當所謂的政績與個人的能力和水平關聯性不大的情況下，其做為替代民意的指標就大打折扣。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過度造勢和宣傳就頗耐人尋味，這絕對無法排除為了達到個人目的進行政治投機的動機。事實上，這是一種不務正業的行為，為個人造勢和宣傳必然透支執政資源，淡化所謂的宗旨意識，消減個人信譽。
在專制威權體制下靠忽悠上位的官員，儘管其忠奸莫辨，但由於採取這樣一種令人懷疑的方式，難免會讓人們議論紛紛。換一個角度來講，在權力高壓下，善於忽悠者敢於忽悠，他的底氣也是令人敬畏的，但這一切都與民主政治無關，如果判斷它能否在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上起點正面的作用，倒是值得觀察的問題。
文章來源：《新浪》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