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18日訊】【編者的話】 「信陽事件」是指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發生在當時的河南省信陽專區出現的大面積飢荒和大批農民餓死的事件。大躍進運動開展後，信陽地區浮夸盛行，伴隨人民公社運動，頻現的「衛星運動」掩蓋了浮夸風下糧食產量嚴重的虛報現象。廬山會議後在河南省反右傾風潮下，各級官員因擔心被打成右傾，強行按虛報產量制定的糧食徵購標準，向農民征糧。由於糧食徵購目標仍難以完成，就採取吊、打、酷刑等極端方式逼迫農民將口糧交出。信陽地方政府封鎖大面積飢荒的出現和蔓延的消息，並嚴格限制人口外流，一度出現了人吃人的現象，據河南信陽地方1961年呈報中共中央報告顯示，該事件至少造成100萬人非正常死亡。
民間有雲：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餓得啃磚頭。那是一個怎樣的時代！
「反瞞產」把農民逼上死路（網絡圖片）
河南省是大躍進的紅旗 信陽地區又是衛星放得最多的地區
當時的中央委員範文瀾曾說：「在大躍進中哪一省衛星放得最多，那一省的災荒就最嚴重。」河南就是衛星放得最多的省份之一。
1958年大躍進運動，「衛星田」的稻穗竟能托往一位小姑娘（網絡圖片）
一九九八年諾貝爾獎得主旅美物理學家崔琦是許昌地區寶豐縣人。他姐姐將年僅十六歲的崔琦接走，逃到香港，輾轉到了美國，成為一名科學家。而留在家鄉的父母都在一九六○年前後的大飢荒中餓死。在記者採訪中被問到一生中有無後悔之事時，他這樣說：「若自己不出國，或許父母親就不會在大陸雙雙餓死了。」說著流下了眼淚。
信陽地區又是河南省衛星放得最多的地區，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就出在該地區的遂平縣。全信陽地區徵收了十六億斤，達當年產量的一半。結果農民的全年口糧平均只剩一百多斤，僅夠食用四個月。潢山、光山等縣，口糧甚至不足三個月。未到一九五九年底，大批公社食堂就已斷糧停伙。五十年代擔任過上海市財政局長等職、因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到信陽地區勞動改造的顧淮(經濟學家)在日記裡寫道：「嚴冬未屆，路旁已見凍死之骨。」
「反瞞產」把農民逼上死路
產量減少，徵購數卻增加。這是怎麼做到的呢？那就是「反瞞產」的結果。根據毛澤東「反瞞產私分」的指示，信陽地委第一書記路憲文動用民兵，指示指揮各縣委挨門逐戶搜查據說被農民和基層幹部「隱瞞」、「私藏」了的糧食。
搜不出糧食，便刑訊拷打。潢川縣澀港公社黨委副書記韓得富打過三百多人。在潢川縣委召開的萬人大會上，縣委第一書記梁德柱親自動手打人。六千名到會代表都已餓得衰弱不堪，有個農民代表當場死亡，抬走屍後接著開會。會議結束，又有十幾人死在回家的路上。全縣先後餓死了五萬六千多人。
為了追逼糧食，許多幹部成了人性滅絕的禽獸。息縣防胡公社婦聯主任黃秀蓮割了四個社員的耳朵，其中一人死去。光山縣用罰凍的刑罰逼迫農民交出糧食，槐樹店公社有十三個孤兒活活被凍死在山上。羅山縣彭新公社有十七名預備黨員，十六名在反瞞產中打了人的都光榮地轉了正，只剩一個不得轉正，因為他沒打人，「反瞞產」不積極。
在「反瞞產」過程中，信陽地區逮捕了一萬多人，其中七百多人死在拘留所和監獄。劫掠了農民的口糧、種子糧、牲口飼料糧，徵購任務圓滿完成。譬如息縣產糧五千萬公斤，徵購了二千七百五十六萬公斤，占產量的百分之五十五。
豫南一向富庶的信陽專區，在地委書記路憲文積極貫徹中央和省委反右傾精神所掀起的狂潮中，全區打人成風，手段千奇百怪，駭人聽聞。許多縣的縣委擴大會議當即成為鬥爭大會，光山縣委第一書記馬龍山帶頭鬥爭「右傾」的縣委書記張福洪，親自動手毒打，眾人拳打腳踢，將張福洪頭髮連頭皮一道撕下，活活整死。這個縣的另一個縣委書記劉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瞞產」運動，連續拷打四十多個農民，打死四人。整個光山縣公社一級幹部中親自主持和動手打人者佔93%。斛山公社的一個黨委委員、團委書記，親手拷打農民九十二人，打死四人。
廬山會議以後，從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至六0年七月為止，整個信陽地區為追逼糧食，正式由公安機關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獄中；拘留10720人，其中死在拘留所667人。群眾形容當時的恐怖氣氛說：「幹部好似閻王爺，大隊好似閻王殿；只見活人去，不見活人還！」
路憲文怕真實情況傳到外界，指令各縣，「不準農民生火做飯，不準外出逃荒要飯，不準向上級反映情況。」各縣派民兵封鎖村莊，街頭、交通要道都設了關卡。農民無處可逃，只剩下餓死一途。這就是後來確認的「信陽事件」。
信陽事件「罪魁禍首」路憲文的認罪書。（網絡圖片）
嫁禍於「敵人」，大小禍首免懲罰
「信陽事件」剛暴露時，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為保自己，逮捕了路憲文和信陽地區的八個縣委第一書記。按一九八四年時的河南駐馬店地委書記王德政說：「從地委書記一直抓到生產隊長」。但不久，全河南省的問題的嚴重性被揭發，他也被撤了職。
不過，毛澤東明白，吳芝圃和路憲文雖應承擔具體罪責，但若仔細追究，勢必牽涉到禍源：大躍進、反右傾。尤其吳芝圃一貫積極追隨毛澤東，是毛麾下的大躍進積極分子。所以毛澤東能保則保，無意嚴懲。一九六一年三月，中央在廣州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吳坐在後邊低頭不語，毛澤東高聲與他打招呼：「芝圃同志，犯了錯誤，還是要抬起頭來。坐到前邊來嘛！要看到光明啊！」這樣，吳芝圃不僅中央委員的頭銜都沒丟，而且不久就又調任中南局書記處書記，只比原職低了半級。
「信陽事件」本是幹部的「業績」，可是信陽地委卻說是敵人搞破壞造成的。一九六○年十二月，信陽地委寫了個報告送河南省委並報中央，嫁禍於十年前就在「土改」中被消滅了的地主、富農：由於地主、富農在土改時「漏了網」，「大批地混進了革命陣營內部」，「實行反革命階級復辟」，「封建勢力大大作怪」，造成「群眾生活異常困難」……。言外之意，壞事都是混進的「漏網地主」、「漏網富農」乾的。因此必須「進行徹底的民主革命補課，像土改一樣……把領導權奪過來。」
「民主革命補課」還沒搞完，「四清」運動就開始了。「四清」尚未結束，文革之火已經燃起，又有數百萬人成了新的階級敵人，又有數百萬人成了政治運動的犧牲品。
（待續）
（據《中華文史周刊》、《中國新聞周刊》、《上海法治報》等有關資料綜合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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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是大躍進的紅旗 信陽地區又是衛星放得最多的地區
當時的中央委員範文瀾曾說：「在大躍進中哪一省衛星放得最多，那一省的災荒就最嚴重。」河南就是衛星放得最多的省份之一。
1958年大躍進運動，「衛星田」的稻穗竟能托往一位小姑娘（網絡圖片）
一九九八年諾貝爾獎得主旅美物理學家崔琦是許昌地區寶豐縣人。他姐姐將年僅十六歲的崔琦接走，逃到香港，輾轉到了美國，成為一名科學家。而留在家鄉的父母都在一九六○年前後的大飢荒中餓死。在記者採訪中被問到一生中有無後悔之事時，他這樣說：「若自己不出國，或許父母親就不會在大陸雙雙餓死了。」說著流下了眼淚。
信陽地區又是河南省衛星放得最多的地區，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就出在該地區的遂平縣。全信陽地區徵收了十六億斤，達當年產量的一半。結果農民的全年口糧平均只剩一百多斤，僅夠食用四個月。潢山、光山等縣，口糧甚至不足三個月。未到一九五九年底，大批公社食堂就已斷糧停伙。五十年代擔任過上海市財政局長等職、因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到信陽地區勞動改造的顧淮(經濟學家)在日記裡寫道：「嚴冬未屆，路旁已見凍死之骨。」
「反瞞產」把農民逼上死路
產量減少，徵購數卻增加。這是怎麼做到的呢？那就是「反瞞產」的結果。根據毛澤東「反瞞產私分」的指示，信陽地委第一書記路憲文動用民兵，指示指揮各縣委挨門逐戶搜查據說被農民和基層幹部「隱瞞」、「私藏」了的糧食。
搜不出糧食，便刑訊拷打。潢川縣澀港公社黨委副書記韓得富打過三百多人。在潢川縣委召開的萬人大會上，縣委第一書記梁德柱親自動手打人。六千名到會代表都已餓得衰弱不堪，有個農民代表當場死亡，抬走屍後接著開會。會議結束，又有十幾人死在回家的路上。全縣先後餓死了五萬六千多人。
為了追逼糧食，許多幹部成了人性滅絕的禽獸。息縣防胡公社婦聯主任黃秀蓮割了四個社員的耳朵，其中一人死去。光山縣用罰凍的刑罰逼迫農民交出糧食，槐樹店公社有十三個孤兒活活被凍死在山上。羅山縣彭新公社有十七名預備黨員，十六名在反瞞產中打了人的都光榮地轉了正，只剩一個不得轉正，因為他沒打人，「反瞞產」不積極。
在「反瞞產」過程中，信陽地區逮捕了一萬多人，其中七百多人死在拘留所和監獄。劫掠了農民的口糧、種子糧、牲口飼料糧，徵購任務圓滿完成。譬如息縣產糧五千萬公斤，徵購了二千七百五十六萬公斤，占產量的百分之五十五。
豫南一向富庶的信陽專區，在地委書記路憲文積極貫徹中央和省委反右傾精神所掀起的狂潮中，全區打人成風，手段千奇百怪，駭人聽聞。許多縣的縣委擴大會議當即成為鬥爭大會，光山縣委第一書記馬龍山帶頭鬥爭「右傾」的縣委書記張福洪，親自動手毒打，眾人拳打腳踢，將張福洪頭髮連頭皮一道撕下，活活整死。這個縣的另一個縣委書記劉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瞞產」運動，連續拷打四十多個農民，打死四人。整個光山縣公社一級幹部中親自主持和動手打人者佔93%。斛山公社的一個黨委委員、團委書記，親手拷打農民九十二人，打死四人。
廬山會議以後，從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至六0年七月為止，整個信陽地區為追逼糧食，正式由公安機關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獄中；拘留10720人，其中死在拘留所667人。群眾形容當時的恐怖氣氛說：「幹部好似閻王爺，大隊好似閻王殿；只見活人去，不見活人還！」
路憲文怕真實情況傳到外界，指令各縣，「不準農民生火做飯，不準外出逃荒要飯，不準向上級反映情況。」各縣派民兵封鎖村莊，街頭、交通要道都設了關卡。農民無處可逃，只剩下餓死一途。這就是後來確認的「信陽事件」。
信陽事件「罪魁禍首」路憲文的認罪書。（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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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陽事件」本是幹部的「業績」，可是信陽地委卻說是敵人搞破壞造成的。一九六○年十二月，信陽地委寫了個報告送河南省委並報中央，嫁禍於十年前就在「土改」中被消滅了的地主、富農：由於地主、富農在土改時「漏了網」，「大批地混進了革命陣營內部」，「實行反革命階級復辟」，「封建勢力大大作怪」，造成「群眾生活異常困難」……。言外之意，壞事都是混進的「漏網地主」、「漏網富農」乾的。因此必須「進行徹底的民主革命補課，像土改一樣……把領導權奪過來。」
「民主革命補課」還沒搞完，「四清」運動就開始了。「四清」尚未結束，文革之火已經燃起，又有數百萬人成了新的階級敵人，又有數百萬人成了政治運動的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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