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25日訊】小悅悅離世已經3天了，對於這位慘遭不幸的孩子，我總覺得應該說些什麼，可是一直說不出話來。世上的車禍很多，因車禍而喪生的人不管從老到少也很常見，可是小悅悅之死為何如此牽動大眾的心？讓大家如此的悲傷和憤怒？因為這不只是車禍，也是一場人禍，小悅悅的遭遇像一面巨鏡，映照出了這個國度的冷漠和醜陋。
我並不想泛泛的對那十八位見死不救的路人表示譴責。而一直想追問個為什麼，是什麼促使他們無一例外的選擇了同樣的漠視？我一次次的捫心自問，假如我是那個貨車司機，我會不會選擇逃逸？假如我是小悅悅身邊的經過的路人，我會不會上前救助？實在不是我矯情，我發現很難回答這個問題，良知告訴我應該積極救助，但事實上我會不會驚慌失措的逃離？這個追問令我很沮喪，因為不只是我，相信很多人指責起他人可以振振有詞，一旦自己真正面臨卻完全可能也成了冷漠的路人、不負責任的司機。因為我發現有些觀念也是需要反覆教育才能養成的，特別是如敬畏生命、富有社會責任感等，這些詞語或許我們都知道並且熟稔，但卻少有機會真正檢驗它在我們內心的刻度到底有多深。或許我們都是普通人，我也不希望大家遇到這樣的檢驗，但是這樣的「觀念養成」在我們的教育中卻是一直缺位的。
這也是我曾經反對范美忠為地震中逃跑所作辯護的原因。
我認為范美忠跑了，也沒有什麼好指責的，但為此而強調自己跑得「正義」和「理由氣壯」，並進而否認他人的救助行為是高尚的，那是不妥的。
為此，我設想了這樣一種情形：
根據范美忠的說法「危機意識很強的我，每次有危險我的反應都比較快，也逃得比較快！」，什麼才算危險？這是不是完全只基於個人的判斷？那麼在同樣的時刻，不同的人完全有可能做出不同的判斷，比如房間失火，房間裡有A和B二個人，A認為火災發生，有生命危險，拔腿就跑；B認為火災雖然發生了，但還是有救滅的可能，沒有逃跑，而是積極滅火。我們不假設火災的後果怎麼樣，但這裡我認為我們對A的行為確實也無可指責，但對B的行為是不是應該肯定呢？如果因為B的努力，而控制了災難的擴大，B也沒有犧牲，那是不是更好的結果呢？如果A和B全都逃了，這災難肯定是要擴大的。
對於一種危險情況的判斷，存在多種可能性，如果每個人只想著自己趕緊逃命，而沒有人願意承擔救災的責任或者說義務，那麼這世界只會犧牲更多。我們可以不指責隨時準備著逃生的人，但我覺得應該肯定有勇氣承擔的人，這就是道德的積極意義所在。
范美忠為面臨地震獨自逃跑所作的辯護和路人視小悅悅倒地而不救，似乎風馬牛不相及，其實兩者有相通之處，那就是缺乏了「我是有救助他人的義務」這樣的一種對生命敬畏意識的培植養成。
我在對自己的追問中，才明白有一種勇氣並不能只存活於自我的美化和想像中，而是需要不斷的提醒自己，讓這種意識深化於內心，在緊要關頭才會作出正確的抉擇，而不是成為愴惶逃跑的懦夫。這也是王陽明所強調的知行合一之境地吧？只「知道」，而沒有實踐，算不上真知，只有知行合一才是真正的知。
我在《平庸的惡》中也曾借用阿倫特的這個理念，對這種道義觀念的缺失作出過分析：「中了平庸之惡這種毒的人，對待他人像是對待一個物，在這些人眼裡，一切可以轉換為利益得失的計算，而失去對於生命的敬畏。…… 平庸的惡，就是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放棄了自己的思想，使人完全物化了。……在處理人與人關係時，放棄了一些最基本的原則或做人準則，顯然是一件可怕的事。」
現在我們的教育不僅缺乏對「敬畏生命」這些道義原則的教育，還在實施著與之相反的物化教育，我們的國家和社會何談人世的溫暖和彼此的救濟呢？
且看下面這則新聞：
2011年10月，在西安市未央區第一實驗小學，一些被老師認為學習思想品德表現差的學生被強制戴上了綠領巾，以顯示與表現好的學生所戴紅領巾的區別。一名一年級學生告訴記者，調皮的學習不好的學生都得戴綠領巾，而且老師要求上學和放學都不能解開，不然就在班上點名批評，進行羞辱。
多麼可怕的標籤，我們的小學生就像一件貨物一樣被打上了合格和不合格的標籤，一目了然這不正是抹煞人格的物化教育手段嗎？且不說綠領巾，就是那紅領巾和一黨制度，起的也是這樣的作用，對人加貼標籤，分類管理，貼上好標籤的擁有特權，反之，政治地位甚低，順昌逆亡的馬戲團規則，讓多少人淪為小丑啊？
當人不成其為人時，還能指望孩子長大後按人的規則行事嗎？這些只不過是批量複製的合格廢品，我們工廠制的機器化教育大生產終於結出它的惡果來，不但有葯家鑫這樣撞人又殺人的親友們眼中的好學生，也有漠視幼小的悅悅倒在血泊中視而不見的十八名普通路人。
從某種意義上，我們都是葯家鑫，都是那十八名路人，張妙和小悅悅的生命是一面巨鏡，它映照出了我們內心的醜惡和冷漠，但願我們沒有接受上帝測驗的人們能夠及時警醒過來，扶正自己的內心，謙卑的在生命面前保持一定的敬畏之心。
To be or not to be ?是該做出選擇的時候了！
文章來源：《博客中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我並不想泛泛的對那十八位見死不救的路人表示譴責。而一直想追問個為什麼，是什麼促使他們無一例外的選擇了同樣的漠視？我一次次的捫心自問，假如我是那個貨車司機，我會不會選擇逃逸？假如我是小悅悅身邊的經過的路人，我會不會上前救助？實在不是我矯情，我發現很難回答這個問題，良知告訴我應該積極救助，但事實上我會不會驚慌失措的逃離？這個追問令我很沮喪，因為不只是我，相信很多人指責起他人可以振振有詞，一旦自己真正面臨卻完全可能也成了冷漠的路人、不負責任的司機。因為我發現有些觀念也是需要反覆教育才能養成的，特別是如敬畏生命、富有社會責任感等，這些詞語或許我們都知道並且熟稔，但卻少有機會真正檢驗它在我們內心的刻度到底有多深。或許我們都是普通人，我也不希望大家遇到這樣的檢驗，但是這樣的「觀念養成」在我們的教育中卻是一直缺位的。
這也是我曾經反對范美忠為地震中逃跑所作辯護的原因。
我認為范美忠跑了，也沒有什麼好指責的，但為此而強調自己跑得「正義」和「理由氣壯」，並進而否認他人的救助行為是高尚的，那是不妥的。
為此，我設想了這樣一種情形：
根據范美忠的說法「危機意識很強的我，每次有危險我的反應都比較快，也逃得比較快！」，什麼才算危險？這是不是完全只基於個人的判斷？那麼在同樣的時刻，不同的人完全有可能做出不同的判斷，比如房間失火，房間裡有A和B二個人，A認為火災發生，有生命危險，拔腿就跑；B認為火災雖然發生了，但還是有救滅的可能，沒有逃跑，而是積極滅火。我們不假設火災的後果怎麼樣，但這裡我認為我們對A的行為確實也無可指責，但對B的行為是不是應該肯定呢？如果因為B的努力，而控制了災難的擴大，B也沒有犧牲，那是不是更好的結果呢？如果A和B全都逃了，這災難肯定是要擴大的。
對於一種危險情況的判斷，存在多種可能性，如果每個人只想著自己趕緊逃命，而沒有人願意承擔救災的責任或者說義務，那麼這世界只會犧牲更多。我們可以不指責隨時準備著逃生的人，但我覺得應該肯定有勇氣承擔的人，這就是道德的積極意義所在。
范美忠為面臨地震獨自逃跑所作的辯護和路人視小悅悅倒地而不救，似乎風馬牛不相及，其實兩者有相通之處，那就是缺乏了「我是有救助他人的義務」這樣的一種對生命敬畏意識的培植養成。
我在對自己的追問中，才明白有一種勇氣並不能只存活於自我的美化和想像中，而是需要不斷的提醒自己，讓這種意識深化於內心，在緊要關頭才會作出正確的抉擇，而不是成為愴惶逃跑的懦夫。這也是王陽明所強調的知行合一之境地吧？只「知道」，而沒有實踐，算不上真知，只有知行合一才是真正的知。
我在《平庸的惡》中也曾借用阿倫特的這個理念，對這種道義觀念的缺失作出過分析：「中了平庸之惡這種毒的人，對待他人像是對待一個物，在這些人眼裡，一切可以轉換為利益得失的計算，而失去對於生命的敬畏。…… 平庸的惡，就是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放棄了自己的思想，使人完全物化了。……在處理人與人關係時，放棄了一些最基本的原則或做人準則，顯然是一件可怕的事。」
現在我們的教育不僅缺乏對「敬畏生命」這些道義原則的教育，還在實施著與之相反的物化教育，我們的國家和社會何談人世的溫暖和彼此的救濟呢？
且看下面這則新聞：
2011年10月，在西安市未央區第一實驗小學，一些被老師認為學習思想品德表現差的學生被強制戴上了綠領巾，以顯示與表現好的學生所戴紅領巾的區別。一名一年級學生告訴記者，調皮的學習不好的學生都得戴綠領巾，而且老師要求上學和放學都不能解開，不然就在班上點名批評，進行羞辱。
多麼可怕的標籤，我們的小學生就像一件貨物一樣被打上了合格和不合格的標籤，一目了然這不正是抹煞人格的物化教育手段嗎？且不說綠領巾，就是那紅領巾和一黨制度，起的也是這樣的作用，對人加貼標籤，分類管理，貼上好標籤的擁有特權，反之，政治地位甚低，順昌逆亡的馬戲團規則，讓多少人淪為小丑啊？
當人不成其為人時，還能指望孩子長大後按人的規則行事嗎？這些只不過是批量複製的合格廢品，我們工廠制的機器化教育大生產終於結出它的惡果來，不但有葯家鑫這樣撞人又殺人的親友們眼中的好學生，也有漠視幼小的悅悅倒在血泊中視而不見的十八名普通路人。
從某種意義上，我們都是葯家鑫，都是那十八名路人，張妙和小悅悅的生命是一面巨鏡，它映照出了我們內心的醜惡和冷漠，但願我們沒有接受上帝測驗的人們能夠及時警醒過來，扶正自己的內心，謙卑的在生命面前保持一定的敬畏之心。
To be or not to be ?是該做出選擇的時候了！
文章來源：《博客中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