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4日訊】 在《斷裂》一書中，孫立平對中國當下社會概括為二個字——斷裂。他著重從經濟模式和社會構架方面進行了描述。
對這種經濟上的斷裂，在世界許多國家都存在，各國政府千方百計地通過稅收和政策予以干預和彌合。在我國，這種斷裂相對性更強。和30年前相比，這種經濟上的落差並不是絕對地更大了，而是相對地更大了。斷裂之下，溫飽(吃飽飯、衣服無補丁)基本都達到了，唯有發展機會的不均，相對顯得更加突出。
在這個斷裂面上，文化的斷裂比起經濟來更顯得觸目驚心。
我們常說現在是信息社會，誰控制了信息，誰就控制了最有效的社會資源。現代社會發展的加速度提高就是因為信息傳播速度的飛速提高。中國官方對民間的最有效的控制首先就是信息控制。信息在中國一直是稀缺資源，當然這是人為的。官員可以看內參看CNN，「普通老百姓」只配看CCTV。
從信息資源的佔有情況，可以看到整個社會文化的斷裂狀況。大城市擁有的信息量最大，其次是中小城市。經過層層過濾，再加上手段落後，農村幾乎得不到任何有價值的信息。
文化最發達的是一線城市：深圳、廣州、上海、北京等。這些城市文化設施齊全(有些甚至集全國人的錢興建)，文化資訊發達，文化活動頻繁，交流廣泛。這裡的人們文化素養最高，特別是國際先進文化的影響，使社會公民意識已經初步萌芽，先進的人類文化開始在這裡紮根。同時，媒體力量和民間思想日益緊逼官方的防線，正逐步成長;官吏的文化素養在物質豐沛後也在同步提高，使政府由管理型向服務型轉變，法理上的公務員意識有可能逐步取代傳統的「父母官」思維。在資本自由社會的大背景下，社會正艱難地走向人類文明的權利文化。
其次是一般省會城市。中國的省會城市首先是政治城市。政治是這些城市的第一功能。政治導向在這裡壓倒一切，文化的多元性大大遜色於一線城市。在經濟上抽取省域鮮血製造的繁榮中，文化上缺少鮮活的民間因素。一些省份在努力挖掘地方文化，最後挖出來的都是腐朽的古代忠孝專制官場文化和權力文化。這種文化的腐朽來源於城市權力者的保守愚昧，青年人在這種窒息中難以得到多少健康成長的機會，他們多處於被壓制狀態，找不到自己青春的舞台。
再往下就是一般地市一級城市。這類城市的凝固性非常明顯，人口的流動遠遠弱於省會城市。區域文化的近親繁殖使文化嚴重退化，文化設施較為簡陋，除過「老幹部活動中心」外，青少年宮、體育館(場)、圖書館、公園、電影院、博物館等大多關門大吉。權力籠罩之下，這類城市除過供官員免費享受(有人埋單)的「娛樂城」之外，吃文化是唯一發達的文化。另外還有國粹的「麻將文化」。網絡在這類城市被妖魔化也極為嚴重。媒體力量從這裡已經解體。青年人從這裡開始也徹底失勢。
如今中國的縣城紛紛往「城市」的方向發展。在驅逐無數原住農民後，新城區在青紗帳裡拔地而起，巍峨的政府大樓對著一個10幾萬平方米的大廣場，這是通行全國的新縣城模式。在大批懷有抱負的青年人逃離家園後，縣城文化的沒落不可避免。從毛萬歲生理死亡之後，中國專制體制的權力就不斷發生下移，從一人獨裁到集體領導，再到群龍無首。中央與地方的博弈實際仍是中國傳統的胥吏與文官的權力爭奪，此消彼長，地方權力一直在擴張，權力的失控也主要體現在缺乏監管的地方一級。「縣官不如現管」，作為中國最低一級的城市，地方官吏的地頭蛇成色十足，法律在「天下無敵」的權力面前幾乎付之闕如。從某種意義上說，縣委書記集社團大佬、政府首腦、公司董事長和大法官於一身，權傾一方，是名副其實的「百裡侯」。
北大社會學博士生馮軍旗以25萬字的博士論文《中縣幹部》，極其典型地記錄了一個中國縣級權力體系，世襲的「政治家族」完全壟斷了縣域以內的所有政治、經濟和暴力資源。該縣21個大家族和140個小家族佔據了各部門要職，基層權力完全被壟斷，社會階層走向固化，普通人家出身的年輕人根本不可能憑藉才幹獲取政治前途。該縣2009年財政收入2億多元，支出卻達到8個多億，全部被這些壟斷家族揮霍一空。馮軍旗的這份田野報告比當年費孝通的《江村經濟》更加傳神地成為一個中國隱喻。現實比小說更殘酷更可怕，《紅樓夢》在中國從來就不是一個夢。
因為文化的貧困，在縣域這個封閉內向、逆向淘汰的官場醬缸，反智化和流氓化已經成為一種常態，家族化的黑社會色彩十分濃郁。主旋律文化是這裡唯一的表面文章和道場文化，但常常反應遲鈍，關公戰秦瓊，不能「與時俱進」，不少地方仍停留在毛時代，毛萬歲得到了與關公和觀音的同等地位。這種對毛萬歲的「神化」既有中國傳統多神教的習慣，也有民間化的「會道門」色彩。毛萬歲最終淪為了鍾馗。除過相對於官方思維的滯後，這也是一種熟視無睹，聊勝於無。官方權力對民間文化無情露骨地嚴厲打壓，使道德危機在這裡也最為嚴重。
鄉鎮農村是中國社會最底層的社會群落。現代信息的匱乏，使傳統的草根文化在這裡依然有所保持，但前景總有點黯淡。當一輩子沒坐過電梯，沒見過飛機的農民，坐在自己家的炕頭上，打開電視，看到的是燈紅酒綠的官場電視劇、無病呻吟的白領電視劇、變態陰謀的皇帝電視劇，那感覺就如同看外星人上吊一般荒誕。
文化是人類必須的東西，民間宗教近些年在鄉村發展極為迅速。宗教作為文化之集大成者，為鄉村提供了獨特的文化色彩。社戲、廟會、祭祀慶典、誦經交流等等，這裡的下裡巴人文化絕對不同於那些自以為是的城市。這種草根文化充滿幾分自治精神，多少彌補了法律軟弱和道德危機的困境。
相較之下，縣城往往淪為最沒有文化的地方，許多地市城市和省會城市也不過是一個稍大點的縣城而已。官場文化一支獨大，如東方不敗之笑傲江湖。文化的蕭條導致這裡口腹之慾發達，吃文化無比繁榮，性生活數量較高而質量較低。這種反文化傾向也使人更容易產生滿足感和幸福感。對他來說，世界就縣城這麼大，時間就今天這麼長。也可以說，這種縣城文化主流是一種文盲文化加流氓文化。或者說，是狗文化兼太監文化。
一線城市的文化發達和多元化使社會紛繁複雜，令人產生無以適從的感覺，鬱悶和焦慮也極為普遍，這是文化產生的副作用。但就發達強健的文化總體而言，作為個體的人總可以從氣象萬千的文化中找到自己精神的皈依，使人生超越自我，成為一個文化的文明的人，這實際構成一個人的理想。
面對信息社會和全球化浪潮，中國鄉村的未來前途未卜。與城市中老年人扭秧歌唱紅歌相反，農村的無數中老年人自發組織起來，通過募捐修廟辦廟會，對自己家園的文化建設之赤膽熱衷著實令人感動;這些厚道傳統的民間信仰和草根文化維護了底層中國人的生命尊嚴，豐富了人生的意義，體現了人對自己家園的熱愛和善良人性。儘管其中有些東西對現代青年人不一定是很有幫助的，但作為一種文化自救活動，鄉村力量無疑是令人敬佩的。這裡有真正的民間，儘管經常受到官方的干涉，民間文化在這裡仍然艱難地生長。這裡也常常讓許多人忽略和遺忘。
在傳統智慧裡，中國有「三生」的信仰，再加上宗族延續的穩定性，人們充滿鄉梓之情和羞恥感。從文化來說，人與自然的關係比較密切，生老病死都是一種對自然的接受。因此農村老人因為傳統文化，常常更能坦然地面對死亡恐懼，這是「破除迷信」的城市老人所無法體會的。城市老人只相信此生此世，對未來唯一的責任就是自己的兒女，普遍存在對死亡的恐懼。
在《信任》一書中，美國學者福山把人類社會分為兩類，一類是「高度信任社會」，以美國為代表;另一類是「低度信任社會」，以華人文化圈、意大利、韓國為代表。在「高度信任社會」中，經濟發展呈現繁榮景象;而在「低度信任社會」中，經濟狀況卻危機四伏。「在中國文化中，對外人的不信任通常阻礙了公司的制度化。」
傳統的中國鄉土文化是一種熟人文化圈，一切就建立的「禮」之上，孔子曾經不遺餘力的恢復周禮，古老的「禮」文化保證了一種文明秩序。但隨著現代化和城市化的發展，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轉變，這是中國3000年來從未有的變局，熟人圈消失之後，禮崩樂壞，社會又墜落到原始野蠻的「壞人社會」中去。
發生小悅悅悲劇的廣佛五金城可以說是中國「陌生人社會」的一個縮影，人們對生活和工作在自己周圍的人都漠不關心。眼下中國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遷移自由，人們離開了熟悉的有著長期穩定人際關係的鄉村環境，來到城裡。在這裡親情和友情通常都會讓位於對財富的追求。金錢關係已經成為中國最普遍的人際關係。
對於「每個人對每個人的戰爭」的「壞人社會」，西方世界一般是以宗教和法治來治理的，但中國既欠缺宗教精神，也欠缺法治精神，中國當局試圖以政治來治理，或者說以權力來建立秩序。近些年官方向鄉村派駐了大量的「村官」(河南省委書記甚至打算在各個大學增設「村官系」「村官專業」)，不知這些「官」會在多大意義上挽救或者扼殺這些微弱的鄉村文化。但乳臭未乾的「村官」帶著三個表去鄉村「布道」，對文化的建設意義是令人懷疑的。儘管鄉村的「大鍋」(衛視天線)已經被官家砸光了，但砸腦袋估計還需要點大無畏精神。
在陌生人生活變為壞人社會時，傳統的禮文化出現了變異，就是黑社會化，以「規矩」(潛規則)來重新建立秩序，最終形成一個又一個的「圈子」，每個圈子內部構成一個熟人社會，也就是好人社會。這種圈子文化在中國各行各業都非常普遍，文人們黨同伐異，同一個圈子內互相吹捧，不顧職業道德。法治社會始終難以在中國紮根，對於熟人和陌生人，往往有不同的「禮」，類似「華夷之別」。比如社團對內(熟人)用的是「家法」，雙規。對外(陌生人)則直接就是刑拘。這種法制實際還是中國的禮文化，與人人平等的理性的「法治精神」相去甚遠。
這種社會結構的文化斷裂在互相隔絕中並不明顯，甚至相安無事。一線城市的多數白領小資不瞭解其它「窮山惡水」——「何不食肉糜」;許多鄉下「紅脖子」也不理解城裡的「大狗」——為何要冒著生命危險浪費自己的錢去登雪山……在社會日益頻繁的交流中，這種雞同鴨講的局面往往顯現出尷尬、無奈和難堪的個體體驗。古老的鄉村文化與現代的城市(大城市)文化大相逕庭，風牛馬不相及。縣城文化的抱殘守缺和整體不振使其文化競爭力與大城市進一步拉大。
同時，作為文化的主體，人的價值在不同文化語境下的體現是完全不同的。青年人對文化的認可和傳承決定著文化的未來力量。青年人接受力強，進入大城市接受現代文化的洗禮，使城市文化更加繁榮壯大。但對縣城文化和鄉村文化來說，青年人沒有話語權和影響力，甚至處於被同化被邊緣化的境地。從某種意義上，互聯網對縣城的意義比大城市更大一些，它使人們在一個虛擬的世界裡擺脫了地理上的閉塞，世界在這裡變平了。
縣城文化在官場文化和權力文化的主導下，自然很難回歸鄉村式的草根文化，但向真正的城市文化進化也顯得不甘心和不願意。這種弱智醜陋的縣城文化正大量體現在當下的主旋律文藝作品中，其結果是進一步壯大和發展了脫胎於小農意識的中國小市民文化——準確的說是市儈文化，而與健康的權利文化和公民文化漸行漸遠。毫無疑問，總數量將近3000的這些縣城是現實中國的主體構成；所謂大城市並不是真正的中國，而是當下中國的理想和虛擬，當然生活於其中的人們是幸運的。
文章來源：《中國選舉與治理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對這種經濟上的斷裂，在世界許多國家都存在，各國政府千方百計地通過稅收和政策予以干預和彌合。在我國，這種斷裂相對性更強。和30年前相比，這種經濟上的落差並不是絕對地更大了，而是相對地更大了。斷裂之下，溫飽(吃飽飯、衣服無補丁)基本都達到了，唯有發展機會的不均，相對顯得更加突出。
在這個斷裂面上，文化的斷裂比起經濟來更顯得觸目驚心。
我們常說現在是信息社會，誰控制了信息，誰就控制了最有效的社會資源。現代社會發展的加速度提高就是因為信息傳播速度的飛速提高。中國官方對民間的最有效的控制首先就是信息控制。信息在中國一直是稀缺資源，當然這是人為的。官員可以看內參看CNN，「普通老百姓」只配看CCTV。
從信息資源的佔有情況，可以看到整個社會文化的斷裂狀況。大城市擁有的信息量最大，其次是中小城市。經過層層過濾，再加上手段落後，農村幾乎得不到任何有價值的信息。
文化最發達的是一線城市：深圳、廣州、上海、北京等。這些城市文化設施齊全(有些甚至集全國人的錢興建)，文化資訊發達，文化活動頻繁，交流廣泛。這裡的人們文化素養最高，特別是國際先進文化的影響，使社會公民意識已經初步萌芽，先進的人類文化開始在這裡紮根。同時，媒體力量和民間思想日益緊逼官方的防線，正逐步成長;官吏的文化素養在物質豐沛後也在同步提高，使政府由管理型向服務型轉變，法理上的公務員意識有可能逐步取代傳統的「父母官」思維。在資本自由社會的大背景下，社會正艱難地走向人類文明的權利文化。
其次是一般省會城市。中國的省會城市首先是政治城市。政治是這些城市的第一功能。政治導向在這裡壓倒一切，文化的多元性大大遜色於一線城市。在經濟上抽取省域鮮血製造的繁榮中，文化上缺少鮮活的民間因素。一些省份在努力挖掘地方文化，最後挖出來的都是腐朽的古代忠孝專制官場文化和權力文化。這種文化的腐朽來源於城市權力者的保守愚昧，青年人在這種窒息中難以得到多少健康成長的機會，他們多處於被壓制狀態，找不到自己青春的舞台。
再往下就是一般地市一級城市。這類城市的凝固性非常明顯，人口的流動遠遠弱於省會城市。區域文化的近親繁殖使文化嚴重退化，文化設施較為簡陋，除過「老幹部活動中心」外，青少年宮、體育館(場)、圖書館、公園、電影院、博物館等大多關門大吉。權力籠罩之下，這類城市除過供官員免費享受(有人埋單)的「娛樂城」之外，吃文化是唯一發達的文化。另外還有國粹的「麻將文化」。網絡在這類城市被妖魔化也極為嚴重。媒體力量從這裡已經解體。青年人從這裡開始也徹底失勢。
如今中國的縣城紛紛往「城市」的方向發展。在驅逐無數原住農民後，新城區在青紗帳裡拔地而起，巍峨的政府大樓對著一個10幾萬平方米的大廣場，這是通行全國的新縣城模式。在大批懷有抱負的青年人逃離家園後，縣城文化的沒落不可避免。從毛萬歲生理死亡之後，中國專制體制的權力就不斷發生下移，從一人獨裁到集體領導，再到群龍無首。中央與地方的博弈實際仍是中國傳統的胥吏與文官的權力爭奪，此消彼長，地方權力一直在擴張，權力的失控也主要體現在缺乏監管的地方一級。「縣官不如現管」，作為中國最低一級的城市，地方官吏的地頭蛇成色十足，法律在「天下無敵」的權力面前幾乎付之闕如。從某種意義上說，縣委書記集社團大佬、政府首腦、公司董事長和大法官於一身，權傾一方，是名副其實的「百裡侯」。
北大社會學博士生馮軍旗以25萬字的博士論文《中縣幹部》，極其典型地記錄了一個中國縣級權力體系，世襲的「政治家族」完全壟斷了縣域以內的所有政治、經濟和暴力資源。該縣21個大家族和140個小家族佔據了各部門要職，基層權力完全被壟斷，社會階層走向固化，普通人家出身的年輕人根本不可能憑藉才幹獲取政治前途。該縣2009年財政收入2億多元，支出卻達到8個多億，全部被這些壟斷家族揮霍一空。馮軍旗的這份田野報告比當年費孝通的《江村經濟》更加傳神地成為一個中國隱喻。現實比小說更殘酷更可怕，《紅樓夢》在中國從來就不是一個夢。
因為文化的貧困，在縣域這個封閉內向、逆向淘汰的官場醬缸，反智化和流氓化已經成為一種常態，家族化的黑社會色彩十分濃郁。主旋律文化是這裡唯一的表面文章和道場文化，但常常反應遲鈍，關公戰秦瓊，不能「與時俱進」，不少地方仍停留在毛時代，毛萬歲得到了與關公和觀音的同等地位。這種對毛萬歲的「神化」既有中國傳統多神教的習慣，也有民間化的「會道門」色彩。毛萬歲最終淪為了鍾馗。除過相對於官方思維的滯後，這也是一種熟視無睹，聊勝於無。官方權力對民間文化無情露骨地嚴厲打壓，使道德危機在這裡也最為嚴重。
鄉鎮農村是中國社會最底層的社會群落。現代信息的匱乏，使傳統的草根文化在這裡依然有所保持，但前景總有點黯淡。當一輩子沒坐過電梯，沒見過飛機的農民，坐在自己家的炕頭上，打開電視，看到的是燈紅酒綠的官場電視劇、無病呻吟的白領電視劇、變態陰謀的皇帝電視劇，那感覺就如同看外星人上吊一般荒誕。
文化是人類必須的東西，民間宗教近些年在鄉村發展極為迅速。宗教作為文化之集大成者，為鄉村提供了獨特的文化色彩。社戲、廟會、祭祀慶典、誦經交流等等，這裡的下裡巴人文化絕對不同於那些自以為是的城市。這種草根文化充滿幾分自治精神，多少彌補了法律軟弱和道德危機的困境。
相較之下，縣城往往淪為最沒有文化的地方，許多地市城市和省會城市也不過是一個稍大點的縣城而已。官場文化一支獨大，如東方不敗之笑傲江湖。文化的蕭條導致這裡口腹之慾發達，吃文化無比繁榮，性生活數量較高而質量較低。這種反文化傾向也使人更容易產生滿足感和幸福感。對他來說，世界就縣城這麼大，時間就今天這麼長。也可以說，這種縣城文化主流是一種文盲文化加流氓文化。或者說，是狗文化兼太監文化。
一線城市的文化發達和多元化使社會紛繁複雜，令人產生無以適從的感覺，鬱悶和焦慮也極為普遍，這是文化產生的副作用。但就發達強健的文化總體而言，作為個體的人總可以從氣象萬千的文化中找到自己精神的皈依，使人生超越自我，成為一個文化的文明的人，這實際構成一個人的理想。
面對信息社會和全球化浪潮，中國鄉村的未來前途未卜。與城市中老年人扭秧歌唱紅歌相反，農村的無數中老年人自發組織起來，通過募捐修廟辦廟會，對自己家園的文化建設之赤膽熱衷著實令人感動;這些厚道傳統的民間信仰和草根文化維護了底層中國人的生命尊嚴，豐富了人生的意義，體現了人對自己家園的熱愛和善良人性。儘管其中有些東西對現代青年人不一定是很有幫助的，但作為一種文化自救活動，鄉村力量無疑是令人敬佩的。這裡有真正的民間，儘管經常受到官方的干涉，民間文化在這裡仍然艱難地生長。這裡也常常讓許多人忽略和遺忘。
在傳統智慧裡，中國有「三生」的信仰，再加上宗族延續的穩定性，人們充滿鄉梓之情和羞恥感。從文化來說，人與自然的關係比較密切，生老病死都是一種對自然的接受。因此農村老人因為傳統文化，常常更能坦然地面對死亡恐懼，這是「破除迷信」的城市老人所無法體會的。城市老人只相信此生此世，對未來唯一的責任就是自己的兒女，普遍存在對死亡的恐懼。
在《信任》一書中，美國學者福山把人類社會分為兩類，一類是「高度信任社會」，以美國為代表;另一類是「低度信任社會」，以華人文化圈、意大利、韓國為代表。在「高度信任社會」中，經濟發展呈現繁榮景象;而在「低度信任社會」中，經濟狀況卻危機四伏。「在中國文化中，對外人的不信任通常阻礙了公司的制度化。」
傳統的中國鄉土文化是一種熟人文化圈，一切就建立的「禮」之上，孔子曾經不遺餘力的恢復周禮，古老的「禮」文化保證了一種文明秩序。但隨著現代化和城市化的發展，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轉變，這是中國3000年來從未有的變局，熟人圈消失之後，禮崩樂壞，社會又墜落到原始野蠻的「壞人社會」中去。
發生小悅悅悲劇的廣佛五金城可以說是中國「陌生人社會」的一個縮影，人們對生活和工作在自己周圍的人都漠不關心。眼下中國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遷移自由，人們離開了熟悉的有著長期穩定人際關係的鄉村環境，來到城裡。在這裡親情和友情通常都會讓位於對財富的追求。金錢關係已經成為中國最普遍的人際關係。
對於「每個人對每個人的戰爭」的「壞人社會」，西方世界一般是以宗教和法治來治理的，但中國既欠缺宗教精神，也欠缺法治精神，中國當局試圖以政治來治理，或者說以權力來建立秩序。近些年官方向鄉村派駐了大量的「村官」(河南省委書記甚至打算在各個大學增設「村官系」「村官專業」)，不知這些「官」會在多大意義上挽救或者扼殺這些微弱的鄉村文化。但乳臭未乾的「村官」帶著三個表去鄉村「布道」，對文化的建設意義是令人懷疑的。儘管鄉村的「大鍋」(衛視天線)已經被官家砸光了，但砸腦袋估計還需要點大無畏精神。
在陌生人生活變為壞人社會時，傳統的禮文化出現了變異，就是黑社會化，以「規矩」(潛規則)來重新建立秩序，最終形成一個又一個的「圈子」，每個圈子內部構成一個熟人社會，也就是好人社會。這種圈子文化在中國各行各業都非常普遍，文人們黨同伐異，同一個圈子內互相吹捧，不顧職業道德。法治社會始終難以在中國紮根，對於熟人和陌生人，往往有不同的「禮」，類似「華夷之別」。比如社團對內(熟人)用的是「家法」，雙規。對外(陌生人)則直接就是刑拘。這種法制實際還是中國的禮文化，與人人平等的理性的「法治精神」相去甚遠。
這種社會結構的文化斷裂在互相隔絕中並不明顯，甚至相安無事。一線城市的多數白領小資不瞭解其它「窮山惡水」——「何不食肉糜」;許多鄉下「紅脖子」也不理解城裡的「大狗」——為何要冒著生命危險浪費自己的錢去登雪山……在社會日益頻繁的交流中，這種雞同鴨講的局面往往顯現出尷尬、無奈和難堪的個體體驗。古老的鄉村文化與現代的城市(大城市)文化大相逕庭，風牛馬不相及。縣城文化的抱殘守缺和整體不振使其文化競爭力與大城市進一步拉大。
同時，作為文化的主體，人的價值在不同文化語境下的體現是完全不同的。青年人對文化的認可和傳承決定著文化的未來力量。青年人接受力強，進入大城市接受現代文化的洗禮，使城市文化更加繁榮壯大。但對縣城文化和鄉村文化來說，青年人沒有話語權和影響力，甚至處於被同化被邊緣化的境地。從某種意義上，互聯網對縣城的意義比大城市更大一些，它使人們在一個虛擬的世界裡擺脫了地理上的閉塞，世界在這裡變平了。
縣城文化在官場文化和權力文化的主導下，自然很難回歸鄉村式的草根文化，但向真正的城市文化進化也顯得不甘心和不願意。這種弱智醜陋的縣城文化正大量體現在當下的主旋律文藝作品中，其結果是進一步壯大和發展了脫胎於小農意識的中國小市民文化——準確的說是市儈文化，而與健康的權利文化和公民文化漸行漸遠。毫無疑問，總數量將近3000的這些縣城是現實中國的主體構成；所謂大城市並不是真正的中國，而是當下中國的理想和虛擬，當然生活於其中的人們是幸運的。
文章來源：《中國選舉與治理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