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台:政變經又熱北京 十八大險象迭現

2011年12月16日評論
【新唐人2011年12月15日訊】 鳳凰四年內兩談政變經

二○一一年十一月八日至二十一日,這半月當中,鳳凰衛視在「鳳凰大視野」節目中連續播出了十集專題訪談《我的一九七六》──以「傷逝」(周恩來逝世)、「春潮」(天安門四五運動)、「國葬」(毛澤東逝世)及「驚雷」(「抓捕四人幫」)為題回顧三十五年前中共元老派以「宮廷政變」「粉碎四人幫」,實現了劃時代的「非毛」轉折。

與此同步,鳳凰網又連續十五天轉載了相關回憶文章。因為鳳凰台雖然總部在香港,號稱「港媒」,但眾人皆知其實為「體制內」,堪稱「CCTV二台」。加之《我的一九七六》是在京採訪親歷「粉碎四人幫」的許多當事人,如原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副台長楊正泉、原《人民日報》副總編保育鈞、《光明日報》國內部主任王忠人、《中國青年報》攝影記者賀延光等,所以網民稱這一事件為「政變經又熱北京」。

如果離開歷史經驗和現實新動向,孤立地看,此次《我的一九七六》可以勉強解釋為紀念文革結束三十五周年,但有一疑問難以回答:既然要紀念「粉碎四人幫」三十五年,為何不在十月六日開始播出?而要延期到十一月八日,就可能別有所圖。而且,鳳凰台曾在二○○八年同一欄目播出過《一九七六年十月紀事》,也是「粉碎四人幫之政變經」的系列訪談,有什麼必要四年內又老調重彈?

只要想想中共歷史上每次出現「熱談政變經」,總會有政治地震伴隨,就不能不讓人對這次「北京又在熱談政變經」產生特別的注意和猜測,它是否又是一次「驚雷」的前兆?

中共史上三次「熱談政變經」

史料記載,中共史上至少有三次「熱談政變經」,結果皆造成了皇儲的非正常死亡或更換。

前兩次「熱談政變經」,出現於一九六○年代──其時國際上流行政變,僅蘇聯七年之中就出現兩次政變,一九六四年十月赫魯曉夫被政變下台──毛澤東在一九六四年二月與金日成會見時,首次提出了「中國可能政變」之說。經過兩年的不斷大談「中國可能政變」,毛如慈禧太後以「一把手政變」更換了「二把手」,在一九六六年拿下皇儲劉少奇,換上林彪。而林彪不知厲害,聽信周恩來的引誘,於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又放談政變經,結果讓毛起疑,只得於一九七一年使林葬身溫都爾汗,貢獻了一個永遠的「九‧一三事件」和「五七一工程」之謎。

第三次「熱談政變經」,是在一九七六年了,江青等又大談「資本主義復辟」和「繼續革命」(政變經),結果就有了「十月驚雷」,毛培養的以「江青為主席」為首的堅持文革集團成為階下囚。

十年文革,其實就是一個天天談政變經的十年動亂。

歷史一再證明,只要北京開始熱談政變經,多半是政局不穩、換旗在即的改朝之兆。

中秋過後山雨欲來

此次北京又熱談政變經的現實背景,更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諸多景象。請看二○一一年九月以來──

九月八日,《朱鎔基講話實錄》高調在全國統一發行──以懷念改革,反對倒退為主旨的「朱鎔基四卷」,表明了對胡錦濤新政讓改革倒退為「下海」的極端不滿:中共的「前台」與「後台」出現嚴重分歧。

十一月六日,華國鋒骨灰歸葬山西交城之信息向公眾公開──華國鋒遺囑拒絕骨灰放入八寶山,大有「死後退出中共」之志。而黨內「擁華派」公開召開「紀念華國鋒任中共中央主席三十五周年」會議,坦然表達了對鄧小平推翻華國鋒的強烈不滿。從山西政府花費億萬元建造豪華「華陵」,顯示了「擁華派」不可小視。

同日下午,在俄羅斯訪問的溫家寶來到普希金市,面對歡迎人群朗誦普希金著名的《自由頌》,這不啻於公開亮劍向左派下戰書──中共黨內的自由派已經強大。

十一月十五日,《南方都市報》以整版篇幅圖文並茂地悼念改革家任仲夷(前中共廣東省委書記),振聾發聵地公開了任仲夷的「政治遺囑」:「廣東有今天…… 耀邦、紫陽也功不可沒。」──言外之意,趙紫陽不平反,天理難容!這是趙紫陽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被迫含冤辭職二十二年、二○○五年一月十七日病逝六年來,中共喉舌首次公開出現為趙紫陽評功鳴冤的文字。在十八大召開前夕,中共黨內改革派又從廣東集結出發,公開呼籲為趙紫陽翻案昭雪。

十一月十七日,山西太原和河北石家莊的左派集會焚燒廣東南方報系集團旗下報刊,聲討南方報系為「漢奸賣國媒體」──文革復辟派與改革派的決鬥已箭在弦上。

十一月二十日,鳳凰台政商之道節目中,批評胡錦濤剛剛結束的歐洲之行慘敗──將只可私下說的「請求歐洲承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放在枱面上說,結果受到公開拒絕的奇恥大辱。令中國陷入美國新包圍圈,如文革時一樣又成為「光榮的孤立」──胡內政腐敗導致外交也全面失敗,國內外一片危機,不讓胡壽終正寢的倒胡潮已洶湧澎湃。

十一月二十一日,廣東又發生陸豐民眾四千人大遊行事件後,重慶的薄熙來派與廣東的汪洋派,在凱迪等網上展開了激烈對罵。這一諸侯公開宣戰,顯示中共黨內矛盾急劇升級,文革派的「五七一計劃」已在進行。

三種交班模式皆出自帝王傳統

十一月二十二日,《南方都市報》以整版篇幅意味深長地介紹「大清接班人模式之困:雍正危機處理收官與補漏」,讓人們明白,中共十八大前夕如此刀光劍影,關鍵是「十八大」太不尋常了──改革開放三十二年來,中共接班人模式皆是強人指定: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胡錦濤,都由鄧小平指定。而「十八大」雖然已定習近平接班,中共卻已進入失去強人的時代,無論江澤民還是胡錦濤,都已沒有指定誰為皇儲的權威,這就讓「十八大」不可避免地會出現「野心家」蠢蠢欲動。

考之中共接班人模式,只有三種:

一是強人指定:「建國」前,由共產國際和蘇共指定認定(陳獨秀等);「建國」後由毛、鄧指定。

二是宮廷政變:一九七六年十月「驚雷」拿下「四人幫」──葉劍英當時面對有人讓他主持中央工作的建議,婉言謝絕說:「我是軍事幹部,搞軍事的,如果那樣做,不就讓人說是『宮廷政變』嗎?」這證明葉劍英深知十月「驚雷」就是宮廷政變。

三是非常時期的黨內民主產生:「建國」前的經典是一九三五年「遵義會議」,毛澤東乘機突然上位取得軍權,後於一九四五年「七大」正式登基;「建國」後的典範是一九七八年「三中全會」,鄧小平以攝政方式先架空華國鋒再予放逐。

中共這三種交接班模式,其實全來自中國古代君主制度。據《史記》,中國所有的權力交接模式,早已在五帝和三代(夏商周)時奠定。

中共的三種交接班模式,不過是帝王(強人)指定式的變形,即使有時是黨內民主交接班,也越不過帝王傳統的「堯舜禪讓」或「諸侯自主選帝」,與現代民主依然格格不入。

中共要想「十八大」平穩,根本途徑只有一條,徹底擺脫帝王傳統的模式,真正實施現代民主制度,還權於民,絕不能以一姓一族一黨之興衰決定一國人民之興衰。

文章來源:《動向雜志》316期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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