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20日訊】財產申報不是新事物，而是舊事物，幾乎伴隨著改革開放三十年。改革開放三十年經濟取得巨大成就，政治也取得不少成果，但政治發展在總體上與經濟發展不相適應，與市場經濟相匹配的政治民主沒有建立，司法不獨立，新聞不自由，政治權力濫用與腐敗觸目驚心。
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之一就是官員財產申報制度，這個制度一直沒有建立起來。過去還能聽到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現在樓梯響也聽不見了，好像裡面的人失蹤了或者跳窗逃跑了。
八十年代是個財產申報的好時機，那個時候官員財產少。官員的財產少主要原因有：第一，「文化大革命」之後起來的一批領導幹部有政治理想，有政治抱負。第二，經過三十年的運動，領導幹部對於腐敗懷有恐懼感，不敢貪污。第三，改革開放剛開始不久，官員除了一些特權外還沒有撈經濟利益的機會。第四，市場經濟剛開始，每一個人的收入並不多，萬元戶就是一個標誌。第五，所有人都怕政策變，掙錢的收入擔心沒保障，擔心回到過去把錢收回去。第六，姓社姓資的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左的東西還左右著人們的頭腦，發家致富還沒有完全浮出水面。第七，經濟發展還沒有成為社會主流意識，官員們對發展經濟還處在走一走，看一看的水平上。這在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後才使人們的行為和價值觀念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第八，當時人們對於腐敗的官員是發自內心地痛恨。第九，自從八十年代中期，有一段時間大談政治體制改革，還成立了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所，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相呼應的呼聲越來越高。所有這些客觀因素，都不利於官員撈錢腐敗。
沒有想到的是，在八十年代末，因為那場政治風波，政治體制改革一下子停了下來，然後就是三年的停滯時期，經濟體制改革被治理整頓所代替，政治體制改革銷聲匿跡，「左」的呼聲甚囂塵上，搞市場經濟就是搞資本主義，搞民主化就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在這樣一個大環境下，任何政治體制的改革都會被視為異端。這種情況，在鄧小平南方談話中才得到部分改觀。但是，有了八九之末的政治風波，鄧小平的改革觀就成了錯位的改革觀，一方面，明確提出經濟體制改革必須要大膽地試，大膽地闖，經濟體制的目標就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另一方面，政治體制改革在收縮，民主不提了，只提幹部隊伍的建設，明確了幹部隊伍建設的「四化目標」，也就是說，只要把幹部隊伍建設好，就能把市場經濟發展好。幹部隊伍加市場經濟的模式，而不是民主加市場經濟的模式自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後正式形成。
幹部加市場經濟模式最終形成了權貴資本主義經濟，這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形成，在二十一世紀強化。權貴經濟形成之後，權力成為市場經濟的主體，使市場經濟扭曲變形。更為主要的是，權力本身在這一過程中積累了巨大的資本和財富，這些資本和財富並不是靠市場，而是靠權力，權力在政治升值的同時，在經濟領域也得到了升值，如果說資本家的剝削是經濟剝削，就是剝削也是必要勞動時間和剩餘勞動時間，也就是說工人工作的前提是獲得自己的工作收入，有工資。而權貴資本主義的特點卻是超經濟剝削，沒有投入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沒有先期投入場房、設備、資金，沒有管理，甚至沒有投入生產要素，僅僅靠權力本身，批地、抬高地價、搞雙軌制等就獲得了巨額的收入和回報，而這種回報又見不得光，又不受法律保護，所以他們得自我保護，有錢沒權的，形成黑社會，有權有錢的，形成白黑社會，運用公權保護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想讓他們進行財產申報，難度加大，甚至是不可能進行財產申報，對這些人進行財產申報，實際上就是進行財產清算。
改革開放三十年，也是既得利益集團形成的三十年，也是既得利益做大的三十年，也是既得利益集團綁架政治體制改革的三十年。既得利益集團不但綁架了政治，使政治邁不動步子，而且也綁架了經濟，使經濟發展的目標從屬於政治利益，同時還綁架了文化，使文化成為政治的工具，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成了既得利益集團的意識形態，文化的娛樂功能成為既得利益集團對外人的施捨和恩賜。既得利益集團形成新的圍城，只是與婚姻不同，城裡面的人根本不想出去，城外面的人根本進不去，於是才有了官二代、富二代的自我繁殖，也有了窮二代的自我繁殖。既得利益集團，其主體是權力既得利益集團，其它既得利益集團都是權力既得利益集團的衍生品，沒有權力既得利益集團的保護，其它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命運隨時灰飛煙滅，其它既得利益集團的財產隨時被充公、被廉價拍賣。重慶的打黑變成黑打，吳英案件就是明證。
有人會說，官員財產申報會引發政治和社會的不穩定，這是一個猜測。猜測是一個沒有得到實證的猜測。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做的驚人報告沒有引發蘇聯的動亂，粉碎「四人幫」那麼大的政治事件不但沒有引發不穩定，反而大快人心。財產申報只是政治體制改革動的小手術，並不是歷史的重大事件，同時又是大快人心的事，這種改革，只會得到國人的擁護，而不會引發不穩定。說財產申報引發社會不穩定，是被既得利益集團綁架的說法，而不是國人的共識，其實質是把持既得利益不放。官員財產申報不是官員的要求，而是人民的要求，人民的要求得不到滿足才會引發不穩定，人民的要求得到滿足，不穩定的可能性就會失去。財產不申報才會引發社會不穩定。
進一步說，財產申報最大的不穩定是社會革命，而革命在中國是這種有可能性的。中國去年的群體性事件有13萬多，這些群體性事件的基本特性是維權與抗爭，如果群體性事件得不到及時有效地處理，就有暴發革命的可能性。但可能性並不等於現實性，革命的可能性也會轉化為現實民主建設的可能性，比如烏坎群體性事件之後變成了村民選舉、村民自治，使人們看到了真實的民主。就是13萬起的群體性事件，也沒有一件是針對官員的財產申報的，官員的財產申報沒有成為群體性事件的導火索。但是，財產申報會引發官場大地震，腐敗的官員，尤其是腐敗的高官會因此而丟官，會受法律的審判，會受到法律的懲罰。財產申報也會引發政局變動，但也不會引發政治內部革命，只會引發黨內民主規則、法治規則的訴求。
有人會說，官員財產申報會侵害官員隱私問題。對此，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敬波說不存在財產申報侵害官員隱私的問題。他舉例說：在許多國家，財產申報是官員因其公職帶來的法定義務，不但不會侵犯隱私權，反而應該主動、真實、及時地申報、公開。中青報對2908人在線調查，92.4%的人認為有必要在全國範圍內建立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既然如此，就不能使財產申報沒了時間表，否則官員的財產也就成了哥德巴赫猜想。官員的財產申報，是當官必須付出的代價，是防止權力腐敗的重要內容。
財產申報制度已經等了快三十年，人們對官員財產申報越來越沒有信心，越來越失望，用一句歌詞來表達人們的心態就是：等得花兒謝了，等得心兒碎了。在這段時間裡，八年抗戰結束，打國民黨內戰結束，抗美援朝結束。戰爭打完了，也打贏了，財產申報卻打輸了。
新一輪的政治體制改革，就從財產申報開始。財產申報成本低，且得人心。
文章來源：《中國選舉與治理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之一就是官員財產申報制度，這個制度一直沒有建立起來。過去還能聽到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現在樓梯響也聽不見了，好像裡面的人失蹤了或者跳窗逃跑了。
八十年代是個財產申報的好時機，那個時候官員財產少。官員的財產少主要原因有：第一，「文化大革命」之後起來的一批領導幹部有政治理想，有政治抱負。第二，經過三十年的運動，領導幹部對於腐敗懷有恐懼感，不敢貪污。第三，改革開放剛開始不久，官員除了一些特權外還沒有撈經濟利益的機會。第四，市場經濟剛開始，每一個人的收入並不多，萬元戶就是一個標誌。第五，所有人都怕政策變，掙錢的收入擔心沒保障，擔心回到過去把錢收回去。第六，姓社姓資的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左的東西還左右著人們的頭腦，發家致富還沒有完全浮出水面。第七，經濟發展還沒有成為社會主流意識，官員們對發展經濟還處在走一走，看一看的水平上。這在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後才使人們的行為和價值觀念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第八，當時人們對於腐敗的官員是發自內心地痛恨。第九，自從八十年代中期，有一段時間大談政治體制改革，還成立了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所，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相呼應的呼聲越來越高。所有這些客觀因素，都不利於官員撈錢腐敗。
沒有想到的是，在八十年代末，因為那場政治風波，政治體制改革一下子停了下來，然後就是三年的停滯時期，經濟體制改革被治理整頓所代替，政治體制改革銷聲匿跡，「左」的呼聲甚囂塵上，搞市場經濟就是搞資本主義，搞民主化就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在這樣一個大環境下，任何政治體制的改革都會被視為異端。這種情況，在鄧小平南方談話中才得到部分改觀。但是，有了八九之末的政治風波，鄧小平的改革觀就成了錯位的改革觀，一方面，明確提出經濟體制改革必須要大膽地試，大膽地闖，經濟體制的目標就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另一方面，政治體制改革在收縮，民主不提了，只提幹部隊伍的建設，明確了幹部隊伍建設的「四化目標」，也就是說，只要把幹部隊伍建設好，就能把市場經濟發展好。幹部隊伍加市場經濟的模式，而不是民主加市場經濟的模式自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後正式形成。
幹部加市場經濟模式最終形成了權貴資本主義經濟，這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形成，在二十一世紀強化。權貴經濟形成之後，權力成為市場經濟的主體，使市場經濟扭曲變形。更為主要的是，權力本身在這一過程中積累了巨大的資本和財富，這些資本和財富並不是靠市場，而是靠權力，權力在政治升值的同時，在經濟領域也得到了升值，如果說資本家的剝削是經濟剝削，就是剝削也是必要勞動時間和剩餘勞動時間，也就是說工人工作的前提是獲得自己的工作收入，有工資。而權貴資本主義的特點卻是超經濟剝削，沒有投入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沒有先期投入場房、設備、資金，沒有管理，甚至沒有投入生產要素，僅僅靠權力本身，批地、抬高地價、搞雙軌制等就獲得了巨額的收入和回報，而這種回報又見不得光，又不受法律保護，所以他們得自我保護，有錢沒權的，形成黑社會，有權有錢的，形成白黑社會，運用公權保護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想讓他們進行財產申報，難度加大，甚至是不可能進行財產申報，對這些人進行財產申報，實際上就是進行財產清算。
改革開放三十年，也是既得利益集團形成的三十年，也是既得利益做大的三十年，也是既得利益集團綁架政治體制改革的三十年。既得利益集團不但綁架了政治，使政治邁不動步子，而且也綁架了經濟，使經濟發展的目標從屬於政治利益，同時還綁架了文化，使文化成為政治的工具，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成了既得利益集團的意識形態，文化的娛樂功能成為既得利益集團對外人的施捨和恩賜。既得利益集團形成新的圍城，只是與婚姻不同，城裡面的人根本不想出去，城外面的人根本進不去，於是才有了官二代、富二代的自我繁殖，也有了窮二代的自我繁殖。既得利益集團，其主體是權力既得利益集團，其它既得利益集團都是權力既得利益集團的衍生品，沒有權力既得利益集團的保護，其它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命運隨時灰飛煙滅，其它既得利益集團的財產隨時被充公、被廉價拍賣。重慶的打黑變成黑打，吳英案件就是明證。
有人會說，官員財產申報會引發政治和社會的不穩定，這是一個猜測。猜測是一個沒有得到實證的猜測。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做的驚人報告沒有引發蘇聯的動亂，粉碎「四人幫」那麼大的政治事件不但沒有引發不穩定，反而大快人心。財產申報只是政治體制改革動的小手術，並不是歷史的重大事件，同時又是大快人心的事，這種改革，只會得到國人的擁護，而不會引發不穩定。說財產申報引發社會不穩定，是被既得利益集團綁架的說法，而不是國人的共識，其實質是把持既得利益不放。官員財產申報不是官員的要求，而是人民的要求，人民的要求得不到滿足才會引發不穩定，人民的要求得到滿足，不穩定的可能性就會失去。財產不申報才會引發社會不穩定。
進一步說，財產申報最大的不穩定是社會革命，而革命在中國是這種有可能性的。中國去年的群體性事件有13萬多，這些群體性事件的基本特性是維權與抗爭，如果群體性事件得不到及時有效地處理，就有暴發革命的可能性。但可能性並不等於現實性，革命的可能性也會轉化為現實民主建設的可能性，比如烏坎群體性事件之後變成了村民選舉、村民自治，使人們看到了真實的民主。就是13萬起的群體性事件，也沒有一件是針對官員的財產申報的，官員的財產申報沒有成為群體性事件的導火索。但是，財產申報會引發官場大地震，腐敗的官員，尤其是腐敗的高官會因此而丟官，會受法律的審判，會受到法律的懲罰。財產申報也會引發政局變動，但也不會引發政治內部革命，只會引發黨內民主規則、法治規則的訴求。
有人會說，官員財產申報會侵害官員隱私問題。對此，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敬波說不存在財產申報侵害官員隱私的問題。他舉例說：在許多國家，財產申報是官員因其公職帶來的法定義務，不但不會侵犯隱私權，反而應該主動、真實、及時地申報、公開。中青報對2908人在線調查，92.4%的人認為有必要在全國範圍內建立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既然如此，就不能使財產申報沒了時間表，否則官員的財產也就成了哥德巴赫猜想。官員的財產申報，是當官必須付出的代價，是防止權力腐敗的重要內容。
財產申報制度已經等了快三十年，人們對官員財產申報越來越沒有信心，越來越失望，用一句歌詞來表達人們的心態就是：等得花兒謝了，等得心兒碎了。在這段時間裡，八年抗戰結束，打國民黨內戰結束，抗美援朝結束。戰爭打完了，也打贏了，財產申報卻打輸了。
新一輪的政治體制改革，就從財產申報開始。財產申報成本低，且得人心。
文章來源：《中國選舉與治理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