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3月9日訊】從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到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能夠按照黨章規規矩矩地每五年召開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可以說是這三十年裡中共在政治體制方面最大的進步了。在此之前的三十年，從中共七大到八大是十一年，從八大到九大是十三年，後來由於林彪事件和毛澤東去世，十大、十一大都是提前召開的。但是，即使黨代會能夠按期召開，政治制度化、秩序化方面仍有嚴重的欠缺。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連續三任黨的最高領導人都沒能幹滿任期，江澤民則做了十三年總書記、十五年軍委主席。
在中共十二大政治報告中，可以看到嚴重的精神分裂症。一方面是胡耀邦要求「抓緊制訂改革的總體方案和實施步驟」，「改革和完善國家的政治體制和領導體制」，「把我國建設成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另一方面是胡喬木、鄧力群等人塞進去的東西：「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我國已經發展到建立起作為共產主義社會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是向著未來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目標不斷前進的」。從這種文字上的自相矛盾，可以看到當時黨內改革派與還原派路線鬥爭之激烈。
1983年1月20日，胡耀邦在全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作了題為《四化建設與改革問題》的報告。他說：「要搞四個現代化，必須進行一系列的改革，沒有改革，就不可能實現四個現代化。改革要貫穿四個現代化的整個過程。」改革要「全面而系統地改」，「一切戰線，一切地區，一切部門，一切單位，都有改革的任務，都要破除陳舊的、妨礙我們前進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風，都要鑽研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總結新經驗，創立新章法。」《人民日報》按照這個報告的精神進行了宣傳。2月16日，胡喬木找《人民日報》負責人胡績偉、秦川、王若水談話，批評《人民日報》的改革宣傳。他說：「十二大要宣傳共產主義，宣傳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胡耀邦報告「全文與十二大沒有聯繫，有同十二大精神不相符合的地方。十二大才開幾個月，十二大算數不算數？」3月17日，在中央財經小組向政治局常委的匯報會上，陳雲也對胡耀邦發難，指責胡「說『一五』時期搞156項是走了彎路，這種看法不是歷史唯物主義，是唯心主義。」他責問胡耀邦：「連『一五』都要改？」「還要不要十二大決議？」鄧力群在既沒有向鄧小平報告、也沒有向書記處請示的情況下，就在新華社國內工作會議和《紅旗》雜誌聯絡員會議上傳達了陳雲對胡耀邦的批評。胡喬木、姚依林在書記處尚未決定的情況下就向各省、市和中央機關發出了召開批評胡耀邦的中央工作會議的通知。這一回合，鼓吹「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還原派差一點就把改革派胡耀邦拱下台。
一直要到1984年，鄧力群所說的「鄧陳合作」才告破裂。這一年10月的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全面改革經濟體制的條件已經具備」，至於胡耀邦所說的包括「一切戰線」的「全面改革」，要等到他下台以後的十三大才被寫進中央文件。胡喬木、鄧力群等還原派勢力，也是在十三大上被驅逐出中央高層。自然，在1989年「六四」以後，還原派再次佔據了中國政治舞台的中心，中共十三大通過的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已經被擱置了二十五年。
在中共十八大召開前夕，國人再次看到中共高層頻繁發作精神分裂症。相形之下，王立軍事件就是小菜一碟了。
一方面，《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寧要微詞，不要危機》，聲稱：「現實中，或是囿於既得利益的阻力，或是擔心不可掌控的風險，或是陷入『不穩定幻象』，在一些人那裡，改革的『漸進』逐漸退化為『不進』，『積極穩妥』往往變成了『穩妥』有餘而『積極』不足。這些年來，一些地方改革久議不決，一些部門改革決而難行，一些領域改革行而難破，莫不與此有關。」「寧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機。」「不失時機地推進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繼續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改革創新」。據說，這是傳達了胡錦濤最近講話中的精神。最有意思的是，評論員文章正面引用了張木生批評胡錦濤的「抱著定時炸彈擊鼓傳花」和孫立平的「轉型期陷阱」，寫道：「如果怕這怕那、趑趄不前，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極態度，甚至將問題矛盾擊鼓傳花，固然可以求得一時輕鬆、周全某些利益，但只能把問題拖延成歷史問題，讓危機跑在了改革前面，最終引發更多矛盾、釀成更大危機，甚至落入所謂『轉型期陷阱』。」
另一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主任李長春在3月2日召開的「全國深入開展學雷鋒活動座談會」上講話說：「深入開展學雷鋒活動，採取措施推動學習活動常態化，是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的一項重要任務，是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打牢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鬥共同思想道德基礎的一項重大舉措。要充分認識新形勢下深入開展學雷鋒活動、弘揚雷鋒精神的重大意義，在全社會迅速興起學雷鋒活動的熱潮，最大限度地動員和凝聚各方面力量積極參與，使雷鋒精神成為激勵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奮力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精神力量。」就差沒用「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這個胡喬木式的話語了。
十年前，柴子文在《雷鋒的媒體宣傳與時代變革》一文中畫過一張「雷鋒宣傳統計圖」。雷鋒宣傳的強度是波浪型的，最高的四個波峰分別出現在召開中共十大的1973年，召開中共十一大的1977年，陳雲、胡喬木、鄧力群等人企圖把胡耀邦趕下台的1983年，把趙紫陽趕下台之後經濟上「治理整頓」、政治上「反和平演變」的1990年。顯然，從毛澤東把「學雷鋒」運動作為發起「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學雷鋒」的每個高潮都是黨內路線鬥爭激化的重要表徵。那麼，作為二十多年來強度最高的一次「學雷鋒」運動，是否預示了黨內高層路線鬥爭的一次攤牌，是否將會迎來類似1980年代中期的一次改革高潮？有些人確有這樣的預期，但更多的人則沒有如此樂觀。
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裡寫道：「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偉大的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卑劣的笑劇出現。」目前中共高層的「改革派」，如果只是模仿三十年前的胡耀邦和趙紫陽，簡單重複一些「政治體制改革」的話語，那麼只會被視為「卑劣的笑劇演員」。
人們不大相信，現在的「改革派」是真心實意的。首先，三十年前的黨內改革派，曾深受「文革」之苦，通過體制改革杜絕「文革」的再次發生，是有心理基礎的；而現在的黨內高層，是「摸著石頭過河」上癮的既得利益者，他們對現行體制沒有切膚之痛，幾乎個個撈得盆滿缽滿。其次，三十年前的黨內改革派，通過走出國門，深切瞭解到「斯大林—毛澤東」體制是導致中國與發達國家距離拉大的根源，因此具有強烈的改革動力；而現在的黨內高層，對於「中國模式」沾沾自喜，對於「西方模式」不屑一顧，因此具有強烈的保守動機。第三條是最重要的，在胡耀邦、趙紫陽鼓吹「全面改革」之前，他們已經做了許多改革的實事：平反冤假錯案，農村廢除「人民公社」、實行「承包制」，城市開放個體經營、向企業「放權讓利」等等；而現在的黨內高層，在「六四」二十多年後仍不肯對死難者家屬做一點表示，「領導幹部財產公示」這麼一點小事都辦不到，1954年憲法中的「公民有居住和遷徙的自由」都恢復不了，中共十三大通過的「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就更當沒這回事了。
沒有人能夠相信一個精神分裂症患者，也沒有人能夠相信一個穿上前人服裝的拙劣模仿者。今天的「改革派」必須確立憲政民主的大目標，並採取足以取信於人的實際措施，才有可能走出「危機」。
《中國人權雙週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在中共十二大政治報告中，可以看到嚴重的精神分裂症。一方面是胡耀邦要求「抓緊制訂改革的總體方案和實施步驟」，「改革和完善國家的政治體制和領導體制」，「把我國建設成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另一方面是胡喬木、鄧力群等人塞進去的東西：「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我國已經發展到建立起作為共產主義社會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是向著未來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目標不斷前進的」。從這種文字上的自相矛盾，可以看到當時黨內改革派與還原派路線鬥爭之激烈。
1983年1月20日，胡耀邦在全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作了題為《四化建設與改革問題》的報告。他說：「要搞四個現代化，必須進行一系列的改革，沒有改革，就不可能實現四個現代化。改革要貫穿四個現代化的整個過程。」改革要「全面而系統地改」，「一切戰線，一切地區，一切部門，一切單位，都有改革的任務，都要破除陳舊的、妨礙我們前進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風，都要鑽研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總結新經驗，創立新章法。」《人民日報》按照這個報告的精神進行了宣傳。2月16日，胡喬木找《人民日報》負責人胡績偉、秦川、王若水談話，批評《人民日報》的改革宣傳。他說：「十二大要宣傳共產主義，宣傳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胡耀邦報告「全文與十二大沒有聯繫，有同十二大精神不相符合的地方。十二大才開幾個月，十二大算數不算數？」3月17日，在中央財經小組向政治局常委的匯報會上，陳雲也對胡耀邦發難，指責胡「說『一五』時期搞156項是走了彎路，這種看法不是歷史唯物主義，是唯心主義。」他責問胡耀邦：「連『一五』都要改？」「還要不要十二大決議？」鄧力群在既沒有向鄧小平報告、也沒有向書記處請示的情況下，就在新華社國內工作會議和《紅旗》雜誌聯絡員會議上傳達了陳雲對胡耀邦的批評。胡喬木、姚依林在書記處尚未決定的情況下就向各省、市和中央機關發出了召開批評胡耀邦的中央工作會議的通知。這一回合，鼓吹「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還原派差一點就把改革派胡耀邦拱下台。
一直要到1984年，鄧力群所說的「鄧陳合作」才告破裂。這一年10月的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全面改革經濟體制的條件已經具備」，至於胡耀邦所說的包括「一切戰線」的「全面改革」，要等到他下台以後的十三大才被寫進中央文件。胡喬木、鄧力群等還原派勢力，也是在十三大上被驅逐出中央高層。自然，在1989年「六四」以後，還原派再次佔據了中國政治舞台的中心，中共十三大通過的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已經被擱置了二十五年。
在中共十八大召開前夕，國人再次看到中共高層頻繁發作精神分裂症。相形之下，王立軍事件就是小菜一碟了。
一方面，《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寧要微詞，不要危機》，聲稱：「現實中，或是囿於既得利益的阻力，或是擔心不可掌控的風險，或是陷入『不穩定幻象』，在一些人那裡，改革的『漸進』逐漸退化為『不進』，『積極穩妥』往往變成了『穩妥』有餘而『積極』不足。這些年來，一些地方改革久議不決，一些部門改革決而難行，一些領域改革行而難破，莫不與此有關。」「寧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機。」「不失時機地推進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繼續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改革創新」。據說，這是傳達了胡錦濤最近講話中的精神。最有意思的是，評論員文章正面引用了張木生批評胡錦濤的「抱著定時炸彈擊鼓傳花」和孫立平的「轉型期陷阱」，寫道：「如果怕這怕那、趑趄不前，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極態度，甚至將問題矛盾擊鼓傳花，固然可以求得一時輕鬆、周全某些利益，但只能把問題拖延成歷史問題，讓危機跑在了改革前面，最終引發更多矛盾、釀成更大危機，甚至落入所謂『轉型期陷阱』。」
另一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主任李長春在3月2日召開的「全國深入開展學雷鋒活動座談會」上講話說：「深入開展學雷鋒活動，採取措施推動學習活動常態化，是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的一項重要任務，是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打牢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鬥共同思想道德基礎的一項重大舉措。要充分認識新形勢下深入開展學雷鋒活動、弘揚雷鋒精神的重大意義，在全社會迅速興起學雷鋒活動的熱潮，最大限度地動員和凝聚各方面力量積極參與，使雷鋒精神成為激勵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奮力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精神力量。」就差沒用「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這個胡喬木式的話語了。
十年前，柴子文在《雷鋒的媒體宣傳與時代變革》一文中畫過一張「雷鋒宣傳統計圖」。雷鋒宣傳的強度是波浪型的，最高的四個波峰分別出現在召開中共十大的1973年，召開中共十一大的1977年，陳雲、胡喬木、鄧力群等人企圖把胡耀邦趕下台的1983年，把趙紫陽趕下台之後經濟上「治理整頓」、政治上「反和平演變」的1990年。顯然，從毛澤東把「學雷鋒」運動作為發起「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學雷鋒」的每個高潮都是黨內路線鬥爭激化的重要表徵。那麼，作為二十多年來強度最高的一次「學雷鋒」運動，是否預示了黨內高層路線鬥爭的一次攤牌，是否將會迎來類似1980年代中期的一次改革高潮？有些人確有這樣的預期，但更多的人則沒有如此樂觀。
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裡寫道：「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偉大的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卑劣的笑劇出現。」目前中共高層的「改革派」，如果只是模仿三十年前的胡耀邦和趙紫陽，簡單重複一些「政治體制改革」的話語，那麼只會被視為「卑劣的笑劇演員」。
人們不大相信，現在的「改革派」是真心實意的。首先，三十年前的黨內改革派，曾深受「文革」之苦，通過體制改革杜絕「文革」的再次發生，是有心理基礎的；而現在的黨內高層，是「摸著石頭過河」上癮的既得利益者，他們對現行體制沒有切膚之痛，幾乎個個撈得盆滿缽滿。其次，三十年前的黨內改革派，通過走出國門，深切瞭解到「斯大林—毛澤東」體制是導致中國與發達國家距離拉大的根源，因此具有強烈的改革動力；而現在的黨內高層，對於「中國模式」沾沾自喜，對於「西方模式」不屑一顧，因此具有強烈的保守動機。第三條是最重要的，在胡耀邦、趙紫陽鼓吹「全面改革」之前，他們已經做了許多改革的實事：平反冤假錯案，農村廢除「人民公社」、實行「承包制」，城市開放個體經營、向企業「放權讓利」等等；而現在的黨內高層，在「六四」二十多年後仍不肯對死難者家屬做一點表示，「領導幹部財產公示」這麼一點小事都辦不到，1954年憲法中的「公民有居住和遷徙的自由」都恢復不了，中共十三大通過的「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就更當沒這回事了。
沒有人能夠相信一個精神分裂症患者，也沒有人能夠相信一個穿上前人服裝的拙劣模仿者。今天的「改革派」必須確立憲政民主的大目標，並採取足以取信於人的實際措施，才有可能走出「危機」。
《中國人權雙週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