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3月1日訊】【導讀】目前在台灣對「二二八事件」的談論，幾乎是圍繞在「元凶是否是蔣介石」、與「涉案人員的責任歸屬」上。本文則是從一個幾乎被忽略、甚至被遺忘的角度，來探討「台灣共產黨」與「二二八事件」的關係，一段您可能未曾聽過的歷史。
二二八事件當天舊台北市的様子 （網路圖片）
（續前）無可諱言，歷史解釋與新聞報導一樣，很難絕對的客觀，都存在著「立場」的問題，因此不僅是國民黨、民進黨，甚至包括中國共產黨（中共也經常在紀念228事件，把它認為是一次失敗的「起義」。），都在搶奪「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解釋權」。因此，新聞報導與歷史解釋的客觀，必須是在新聞自由與學術自由中，才能得到體現的「可能」。
《「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是由「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真相研究小組召集歷史、法政學者共同參與，歷時年餘而完成，是繼1992年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之後，探討事件責任歸屬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這份報告代表著從台灣本土人士的觀點，來看「二二八事件」的責任歸屬問題，主要有九點結論。
一、「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原因
國民黨長期以來，將「二二八事件」定位為台灣人要當家作主，脫離中國的叛國暴動，參與者是暴民、亂民。但近數年來二二八史料公開與研究成果，指出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因素才是爆發「二二八事件」的原因。1947年2月27日的緝煙事件，只是引燃火山爆發的導火線。是國府治台政策不當，引起民眾抗爭，而要求改革的運動。國民政府不思改革之道，反扣以「叛亂」之名，從中國派兵鎮壓，實施清鄉，逮捕槍決知識菁英和民眾。事件之後，國府掩蓋事實真相，嚴密監控異議份子，造成無形的恐佈氣氛，致使二二八成為台灣社會的最大禁忌。
二、蔣介石是事件原凶，應負最大責任
主要論點在於：事件發生前，蔣介石透過黨、政、軍、特等單位的報告，已掌握台灣訊息。事件發生後，許多台灣組織透過不同管道，向中央呼籲不要派兵來台，並要求懲治陳儀，赦免參與民眾，但蔣介石仍然選擇在3月5日指派21師師長劉雨卿率兵赴台鎮壓。3月8日，軍隊到台灣後，立即展開屠殺和清鄉的鎮壓工作。
事件後蔣介石非但沒有懲處陳儀處置不當，反而擢升他為浙江省主席，下令屠殺高雄市民的彭孟緝也高升為台灣省警備司令，這就表示蔣介石也認同他們兩位的鎮壓屠殺的作法。作為國家最高領導人，唯有蔣才能決定派兵來台，也唯有蔣的支持，陳儀等才敢漠視台灣民意，任意非為；也唯有蔣的默許，軍隊才敢任意逮捕，不經審判，槍殺無辜。因此，這份報告認為：蔣介石是事件原凶，應負最大責任
三、陳儀、柯遠芬、彭孟緝等軍政人員應負次要責任
陳儀、柯遠芬、彭孟緝等三人自始至終主張鎮壓，只是陳、柯兩人在援軍未到之前，故意採取妥協態度。其實在事件開始，陳儀即向南京政府呈報，要求派兵鎮壓。此三人應負起鎮壓台灣人民的責任。陳儀更因施政不當，用人不明，造成社會亂象，要負起更大責任。
四、張慕陶、史宏熹、劉雨卿是鎮壓行動的共犯。
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整編第21師師長劉雨卿，此三人雖是執行任務，但不分青紅皂白屠殺民眾，縱容部下從中掠取錢財的行徑，是鎮壓行動的共犯。
五、情治人員的責任
情治人員調查進步人士、製造黑名單、到處捉人、祕密殺害，因此被殺害的人民不下千數。在事件中推波助瀾，做為日後羅織罪名、逮捕、槍決的證據，應負起共犯責任。
六、半山的責任
所謂半山人士，是指出身台灣，在日治時代前往中國，加入國民黨，在國民政府和國民黨工作的人。在事件後，有些半山受到統治當局的倚重，實際參與鎮壓行動，成為鎮壓的共犯。如軍統局台灣站長林頂立、曾任新竹長的劉啟光、事件後接任警務處長的王民寧等。清鄉工作的進行，多流傳是因半山的協助，軍警才能羅列名單，逮捕台灣菁英。
七、社會團體與媒體工作者的責任
國民黨接收台灣之後，黨政軍特各種勢力進入台灣，相互搶奪地盤、從事黨國不分的派系鬥爭。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操控社會團體，打壓異已。
媒體責任方面，中央通訊社作為國民黨的黨營機構，也負有為中央收集情報的職責，其所傳達的訊息對於蔣介石派兵的決定，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因此應負起報導不公、曲解真相、傳達錯誤訊息的責任。
八、線民、告密者、構陷者的責任
線民、告密者、構陷者提供情報資訊，擴大加深「二二八事件」的傷害程度，有其應負的責任。但情治單位及主政者未加查證，即採信片面之詞，以致釀成禍害，其責任應該重於線民、告密者、構陷者。
九、「二二八事件」造成的傷害
台灣菁英受此摧殘，幾乎傷亡殆盡，死亡人數據行政院二二八研究小組估計約18,000至28,000人，但迄今仍無法掌握確實數目。倖存者則銷聲匿跡，不敢再過問政治。
雖然「二二八事件」的當事人今天已大多不在世上，但是責任的追究仍是非常有意義的，因為民主政治就是責任政治，那麼當無辜善良的百姓受到公權力的欺凌時怎麼辦？也就是當「政府殺人」時，當「政府犯罪」時，該怎麼辦？
雖然責任的追究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但只要不是採取暴力報復的手段，所有在公眾領域的理性討論、學術研究、歷史反省、與司法審判，不論其結果如何，都是值得嘗試與鼓勵的，都會是台灣在走向成熟民主社會的過程中，極為珍貴的經驗與教訓。
這也是告訴世上掌握權力的領導人，如果為所欲為，甚至以權力欺凌、殺戮善良無辜的老百姓，不僅會被人民所唾棄，尚且還要下台負責，並面臨司法的審判。台灣的中正機場、所有叫「中正」的場所可能都得面臨「改名」，甚且「中正紀念堂」可能有一天都可能「換人坐坐看」！
這不就說明了：誰幹了壞事，誰就必須面臨責任的追究。這個歷史的教訓，不僅是對藍綠台灣的，也是對紅色中國的！
（待續）
文章來源：《大紀元》
二二八事件當天舊台北市的様子 （網路圖片）
（續前）無可諱言，歷史解釋與新聞報導一樣，很難絕對的客觀，都存在著「立場」的問題，因此不僅是國民黨、民進黨，甚至包括中國共產黨（中共也經常在紀念228事件，把它認為是一次失敗的「起義」。），都在搶奪「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解釋權」。因此，新聞報導與歷史解釋的客觀，必須是在新聞自由與學術自由中，才能得到體現的「可能」。
《「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是由「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真相研究小組召集歷史、法政學者共同參與，歷時年餘而完成，是繼1992年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之後，探討事件責任歸屬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這份報告代表著從台灣本土人士的觀點，來看「二二八事件」的責任歸屬問題，主要有九點結論。
一、「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原因
國民黨長期以來，將「二二八事件」定位為台灣人要當家作主，脫離中國的叛國暴動，參與者是暴民、亂民。但近數年來二二八史料公開與研究成果，指出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因素才是爆發「二二八事件」的原因。1947年2月27日的緝煙事件，只是引燃火山爆發的導火線。是國府治台政策不當，引起民眾抗爭，而要求改革的運動。國民政府不思改革之道，反扣以「叛亂」之名，從中國派兵鎮壓，實施清鄉，逮捕槍決知識菁英和民眾。事件之後，國府掩蓋事實真相，嚴密監控異議份子，造成無形的恐佈氣氛，致使二二八成為台灣社會的最大禁忌。
二、蔣介石是事件原凶，應負最大責任
主要論點在於：事件發生前，蔣介石透過黨、政、軍、特等單位的報告，已掌握台灣訊息。事件發生後，許多台灣組織透過不同管道，向中央呼籲不要派兵來台，並要求懲治陳儀，赦免參與民眾，但蔣介石仍然選擇在3月5日指派21師師長劉雨卿率兵赴台鎮壓。3月8日，軍隊到台灣後，立即展開屠殺和清鄉的鎮壓工作。
事件後蔣介石非但沒有懲處陳儀處置不當，反而擢升他為浙江省主席，下令屠殺高雄市民的彭孟緝也高升為台灣省警備司令，這就表示蔣介石也認同他們兩位的鎮壓屠殺的作法。作為國家最高領導人，唯有蔣才能決定派兵來台，也唯有蔣的支持，陳儀等才敢漠視台灣民意，任意非為；也唯有蔣的默許，軍隊才敢任意逮捕，不經審判，槍殺無辜。因此，這份報告認為：蔣介石是事件原凶，應負最大責任
三、陳儀、柯遠芬、彭孟緝等軍政人員應負次要責任
陳儀、柯遠芬、彭孟緝等三人自始至終主張鎮壓，只是陳、柯兩人在援軍未到之前，故意採取妥協態度。其實在事件開始，陳儀即向南京政府呈報，要求派兵鎮壓。此三人應負起鎮壓台灣人民的責任。陳儀更因施政不當，用人不明，造成社會亂象，要負起更大責任。
四、張慕陶、史宏熹、劉雨卿是鎮壓行動的共犯。
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整編第21師師長劉雨卿，此三人雖是執行任務，但不分青紅皂白屠殺民眾，縱容部下從中掠取錢財的行徑，是鎮壓行動的共犯。
五、情治人員的責任
情治人員調查進步人士、製造黑名單、到處捉人、祕密殺害，因此被殺害的人民不下千數。在事件中推波助瀾，做為日後羅織罪名、逮捕、槍決的證據，應負起共犯責任。
六、半山的責任
所謂半山人士，是指出身台灣，在日治時代前往中國，加入國民黨，在國民政府和國民黨工作的人。在事件後，有些半山受到統治當局的倚重，實際參與鎮壓行動，成為鎮壓的共犯。如軍統局台灣站長林頂立、曾任新竹長的劉啟光、事件後接任警務處長的王民寧等。清鄉工作的進行，多流傳是因半山的協助，軍警才能羅列名單，逮捕台灣菁英。
七、社會團體與媒體工作者的責任
國民黨接收台灣之後，黨政軍特各種勢力進入台灣，相互搶奪地盤、從事黨國不分的派系鬥爭。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操控社會團體，打壓異已。
媒體責任方面，中央通訊社作為國民黨的黨營機構，也負有為中央收集情報的職責，其所傳達的訊息對於蔣介石派兵的決定，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因此應負起報導不公、曲解真相、傳達錯誤訊息的責任。
八、線民、告密者、構陷者的責任
線民、告密者、構陷者提供情報資訊，擴大加深「二二八事件」的傷害程度，有其應負的責任。但情治單位及主政者未加查證，即採信片面之詞，以致釀成禍害，其責任應該重於線民、告密者、構陷者。
九、「二二八事件」造成的傷害
台灣菁英受此摧殘，幾乎傷亡殆盡，死亡人數據行政院二二八研究小組估計約18,000至28,000人，但迄今仍無法掌握確實數目。倖存者則銷聲匿跡，不敢再過問政治。
雖然「二二八事件」的當事人今天已大多不在世上，但是責任的追究仍是非常有意義的，因為民主政治就是責任政治，那麼當無辜善良的百姓受到公權力的欺凌時怎麼辦？也就是當「政府殺人」時，當「政府犯罪」時，該怎麼辦？
雖然責任的追究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但只要不是採取暴力報復的手段，所有在公眾領域的理性討論、學術研究、歷史反省、與司法審判，不論其結果如何，都是值得嘗試與鼓勵的，都會是台灣在走向成熟民主社會的過程中，極為珍貴的經驗與教訓。
這也是告訴世上掌握權力的領導人，如果為所欲為，甚至以權力欺凌、殺戮善良無辜的老百姓，不僅會被人民所唾棄，尚且還要下台負責，並面臨司法的審判。台灣的中正機場、所有叫「中正」的場所可能都得面臨「改名」，甚且「中正紀念堂」可能有一天都可能「換人坐坐看」！
這不就說明了：誰幹了壞事，誰就必須面臨責任的追究。這個歷史的教訓，不僅是對藍綠台灣的，也是對紅色中國的！
（待續）
文章來源：《大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