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3月20日訊】（新唐人記者宋風綜合報導）薄熙來被免職後，重慶領導層的人事變動還在繼續。有消息稱，市委宣傳、組織兩部門負責人很快會換人，被視為薄熙來智囊的重慶市委常委兼兩江新區區委書記徐鳴，也很可能被撤換。此外，挺薄的主要網站受限，有“紅歌角”之稱的重慶人民廣場立了告示牌：不准在廣場唱歌跳舞。北京持續多年的景山公園紅歌會也被取締，毛像、橫幅消失。有人稱，週日還有人被抓走。
但網路上有兩種不同聲音：一些反對或質疑重慶模式的人，為薄熙來被撤職而叫好，而一些人通過其它網站為薄的遭遇鳴不平。
挺薄勢力在活動 聲音漸弱
北京大學教授孔慶東3月15日在「第一視頻」節目中仍然為重慶唱紅打黑搖旗吶喊，並為薄熙來叫冤，號稱：薄熙來被撤職，是反革命政變。不過，據傳孔慶東被北大停課。
而另一位著名左派人士司馬南也被指與薄熙來關係十分密切。消息靈通人士透露：黃奇帆在揭發交代薄熙來問題時說，薄熙來下令要把司馬南扶植為學雷鋒的標兵...司馬南一直在按照薄熙來的指示收集和散佈攻擊溫、習的資訊，他兒子在美國的學費均由薄熙來特批撥款。
此外，大連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大連實德集團總裁徐明、藝人趙本山等與薄有密切利益瓜葛的富商，也遭到了出入境限制。左派網站“烏有之鄉”等挺薄的文章全部撤除，甚至還被關閉了幾日。
據傳，中共高層除了周永康以外，目前已經沒有公開挺薄的人了。
學者如何看唱紅打黑
中國憲法學研究會副會長、華東政法大學教授童之偉曾經寫了一篇有關打黑的報告，對重慶打黑中的一些不足進行了披露，引起震動。薄去職後，童教授寫了篇《應當反思些什麼》的文章。
童教授認為打黑真正的難點是嚴格依法辦事、平衡地實現保障公民權利和自由與懲治犯罪活動兩個目的。如果目的只是為了解決城市治安問題，那任何掌握了公權力的人靠心狠、手黑、敢於違法亂紀使用暴力，都可以把黑惡犯罪活動壓制下去。
另外，重慶打黑過程辦案透明度低，僅僅通過個別有外地律師介入的案件披露出一部分內幕，就足以讓人在一定程度上洞悉其嚴重程度。這包括：辦案人員為掩蓋自己涉嫌違法犯罪行為，鼓勵和利誘刑事被追訴人誣陷自己的辯護律師；離間和挑撥律師與其當事人的關係；非法拘禁和廣泛關押犯罪嫌疑人的近親屬；千方百計阻擋獨立性較強的外地律師到本地辦案；普遍違背程式，利用職權脅迫犯罪嫌疑人或其他公民作偽證，等等。
學者吳祚來則揭露，重慶日報為了吹捧“唱紅” 滿足薄熙來的臉面，曾經製造假新聞，三次假借吳祚來個人名義，說唱紅歌可以提升精神。吳祚來指出，唱紅是利用紅歌在挾持民意，證明自己的紅色正統地位，以挑戰中央政府可能的政治改革。
記者姜維平也認為，“唱紅”是煽動個人崇拜，“打黑”是挑動群眾鬥群眾，1966年是抓“地富反壞右”，是“黑五類”，如今是“黑社會”；過去是抓“走資派”，現在是“保護傘”；過去搞“語錄本”，現在是《讀點經典》；過去是“送最高指示”，現在變成“紅色短信”...等等。這些東西都是文革的沉渣泛起，是溫家寶所說的文革殘留與封建意識。
重慶模式的實質
時評人王思想分析指出，唱紅打黑抄襲了1930年代的中華蘇維埃模式。9•18事變以後，中國先後出現了兩個割據之國，1931年江西的中華蘇維埃，1932年東北的滿州國。中華蘇維埃利用江西的稀土資源獲取一部分財政收入，同時還有一筆常年收入，那就是打土豪分浮財。宣傳隊一面大肆宣傳所謂馬列主義，一面對地主進行妖魔化，讓大家樹立仇恨，佔有地主的財產。
唱紅為什麼一定要與打黑結合在一起？原因就在於重慶忠實地學習並繼承了1930年代的這一模式。
然而，這種模式不可能持續。地主的財產終究有分完的時候，財富還是要依靠人們主動去創造。重慶依靠財政撥款以及打土豪的收入來收買下層民眾的做法，無法持續，更不可能推廣到全國。這就像中共上臺後，又通過人民公社收回去一樣，那些曾經歡呼的貧農徹底傻了。
吳祚來在德國之聲發表文章認為，薄熙來在重慶沒有為民有任何真正的舉措：譬如沒有支持獨立候選人競選人大代表；沒有組建工會；沒有幫助農民土地維權，更沒有像"革命前輩"那樣，主張農民成立農會，讓農民通過自己的組織來維護權益。薄熙來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彰顯自己的權勢。甚至剛剛的兩會期間，重慶人大代表張明渝因為通過微博揭露了重慶某些領域的黑暗面，立即在北京寓所被強行押解回重慶，直到薄熙來被免職，才重獲自由。資訊封鎖與宣傳控制，使人們不能認識薄熙來真相，更多的重慶人只能被動接受重慶的洗腦，所謂重慶人民喜歡薄熙來，原因也在此。
沒有民主法治就沒有共同富裕，官員也人人自危
吳祚來指出：沒有民主法治前提的共同富裕是一個謊言。毛時代通過共同富裕，誘使農民將私有土地交給國家或集體，直到現在農民還沒有要回自己的土地。國家要解決的一是社會公平正義，二是基本保障，要保障每一個人的基本人權，以及醫療、養老、失業保險，現在的政府連農民土地問題都不能解決，卻想一步解決共同致富問題，這不是謊言又是什麼？
資深傳媒人黃秀輝撰文指出，從王立軍 “休假式治療”到薄熙來被免，官員成了“高危職業”。他認為，官員高危來自“黑社會化”的執政方式；官員高危來自“成王敗寇”的強權政治——權力交接靠指襲，權力更替靠政變，權力分配靠買賣，權力運行靠暴力；官員高危來自選擇性執法，中共明知道自己的幹部絕大多數是壞的，但為了“顯示中央反腐決心”，就要選擇性地執法，就要抓典型。
黃秀輝強調，只有民主政治和司法獨立才能保障官員的安全，才能為熱愛權力的人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的平臺和一種文明的政治博弈方式，才能讓自己的子孫後代活在一個有安全感和安全預期的社會。
但網路上有兩種不同聲音：一些反對或質疑重慶模式的人，為薄熙來被撤職而叫好，而一些人通過其它網站為薄的遭遇鳴不平。
挺薄勢力在活動 聲音漸弱
北京大學教授孔慶東3月15日在「第一視頻」節目中仍然為重慶唱紅打黑搖旗吶喊，並為薄熙來叫冤，號稱：薄熙來被撤職，是反革命政變。不過，據傳孔慶東被北大停課。
而另一位著名左派人士司馬南也被指與薄熙來關係十分密切。消息靈通人士透露：黃奇帆在揭發交代薄熙來問題時說，薄熙來下令要把司馬南扶植為學雷鋒的標兵...司馬南一直在按照薄熙來的指示收集和散佈攻擊溫、習的資訊，他兒子在美國的學費均由薄熙來特批撥款。
此外，大連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大連實德集團總裁徐明、藝人趙本山等與薄有密切利益瓜葛的富商，也遭到了出入境限制。左派網站“烏有之鄉”等挺薄的文章全部撤除，甚至還被關閉了幾日。
據傳，中共高層除了周永康以外，目前已經沒有公開挺薄的人了。
學者如何看唱紅打黑
中國憲法學研究會副會長、華東政法大學教授童之偉曾經寫了一篇有關打黑的報告，對重慶打黑中的一些不足進行了披露，引起震動。薄去職後，童教授寫了篇《應當反思些什麼》的文章。
童教授認為打黑真正的難點是嚴格依法辦事、平衡地實現保障公民權利和自由與懲治犯罪活動兩個目的。如果目的只是為了解決城市治安問題，那任何掌握了公權力的人靠心狠、手黑、敢於違法亂紀使用暴力，都可以把黑惡犯罪活動壓制下去。
另外，重慶打黑過程辦案透明度低，僅僅通過個別有外地律師介入的案件披露出一部分內幕，就足以讓人在一定程度上洞悉其嚴重程度。這包括：辦案人員為掩蓋自己涉嫌違法犯罪行為，鼓勵和利誘刑事被追訴人誣陷自己的辯護律師；離間和挑撥律師與其當事人的關係；非法拘禁和廣泛關押犯罪嫌疑人的近親屬；千方百計阻擋獨立性較強的外地律師到本地辦案；普遍違背程式，利用職權脅迫犯罪嫌疑人或其他公民作偽證，等等。
學者吳祚來則揭露，重慶日報為了吹捧“唱紅” 滿足薄熙來的臉面，曾經製造假新聞，三次假借吳祚來個人名義，說唱紅歌可以提升精神。吳祚來指出，唱紅是利用紅歌在挾持民意，證明自己的紅色正統地位，以挑戰中央政府可能的政治改革。
記者姜維平也認為，“唱紅”是煽動個人崇拜，“打黑”是挑動群眾鬥群眾，1966年是抓“地富反壞右”，是“黑五類”，如今是“黑社會”；過去是抓“走資派”，現在是“保護傘”；過去搞“語錄本”，現在是《讀點經典》；過去是“送最高指示”，現在變成“紅色短信”...等等。這些東西都是文革的沉渣泛起，是溫家寶所說的文革殘留與封建意識。
重慶模式的實質
時評人王思想分析指出，唱紅打黑抄襲了1930年代的中華蘇維埃模式。9•18事變以後，中國先後出現了兩個割據之國，1931年江西的中華蘇維埃，1932年東北的滿州國。中華蘇維埃利用江西的稀土資源獲取一部分財政收入，同時還有一筆常年收入，那就是打土豪分浮財。宣傳隊一面大肆宣傳所謂馬列主義，一面對地主進行妖魔化，讓大家樹立仇恨，佔有地主的財產。
唱紅為什麼一定要與打黑結合在一起？原因就在於重慶忠實地學習並繼承了1930年代的這一模式。
然而，這種模式不可能持續。地主的財產終究有分完的時候，財富還是要依靠人們主動去創造。重慶依靠財政撥款以及打土豪的收入來收買下層民眾的做法，無法持續，更不可能推廣到全國。這就像中共上臺後，又通過人民公社收回去一樣，那些曾經歡呼的貧農徹底傻了。
吳祚來在德國之聲發表文章認為，薄熙來在重慶沒有為民有任何真正的舉措：譬如沒有支持獨立候選人競選人大代表；沒有組建工會；沒有幫助農民土地維權，更沒有像"革命前輩"那樣，主張農民成立農會，讓農民通過自己的組織來維護權益。薄熙來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彰顯自己的權勢。甚至剛剛的兩會期間，重慶人大代表張明渝因為通過微博揭露了重慶某些領域的黑暗面，立即在北京寓所被強行押解回重慶，直到薄熙來被免職，才重獲自由。資訊封鎖與宣傳控制，使人們不能認識薄熙來真相，更多的重慶人只能被動接受重慶的洗腦，所謂重慶人民喜歡薄熙來，原因也在此。
沒有民主法治就沒有共同富裕，官員也人人自危
吳祚來指出：沒有民主法治前提的共同富裕是一個謊言。毛時代通過共同富裕，誘使農民將私有土地交給國家或集體，直到現在農民還沒有要回自己的土地。國家要解決的一是社會公平正義，二是基本保障，要保障每一個人的基本人權，以及醫療、養老、失業保險，現在的政府連農民土地問題都不能解決，卻想一步解決共同致富問題，這不是謊言又是什麼？
資深傳媒人黃秀輝撰文指出，從王立軍 “休假式治療”到薄熙來被免，官員成了“高危職業”。他認為，官員高危來自“黑社會化”的執政方式；官員高危來自“成王敗寇”的強權政治——權力交接靠指襲，權力更替靠政變，權力分配靠買賣，權力運行靠暴力；官員高危來自選擇性執法，中共明知道自己的幹部絕大多數是壞的，但為了“顯示中央反腐決心”，就要選擇性地執法，就要抓典型。
黃秀輝強調，只有民主政治和司法獨立才能保障官員的安全，才能為熱愛權力的人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的平臺和一種文明的政治博弈方式，才能讓自己的子孫後代活在一個有安全感和安全預期的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