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4月22日訊】方勵之先生的去世，等於是給1987年被鄧小平點名開除黨籍的、曾引發了一陣中國民主運動風潮的三位人物的命運畫上了一個句號。他們全都在沒能親眼看見民主制度在中國實現的情況下，長眠於美國。想來實令人悲嘆。
方勵之、劉賓雁和王若望的可貴之處，都在於他們身居中共黨內高位，不計個人利益得失，發出知識人的思考的聲音，良知的聲音。不要說在當時，即使今天，又有幾個身居高位的知識分子、文化人能為中國的政治改革而高喊幾句？今天的文化人們，好像位置越高，越成為中國腐敗的一部分。正因為有這樣的背景和現實，四分之一世紀過去，回首往事，更加倍感覺他們當年的難能可貴。
在方、劉、王三位的大膽言論影響到全國之際，我正好在廣東編輯以敢言著稱的《深圳青年報》。值得我們驕傲的是，三位先生當年以文字形式表達的最大膽的言論，都是在這張報紙上發表的。今天我寫下這篇文字，給三位先生的歷史，也給和他們同時被消了音的《深圳青年報》留下一段記錄。
一黨制還是多黨制
方勵之86年的一篇引起讀者廣泛注意的文章，題目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是一黨制還是多黨制？」文章觸及到中國制度的根本點：只有打破共產黨的一黨專制，實現西方的多黨競爭、由人民投票選擇的民主制度，中國才會有希望。這不是高深的理論，但能高喊出常識，則是壯舉。
這是方勵之在青島一個會議上接受採訪的文字，標題是我們起的。在共產黨的報紙上，公開討論「一黨制還是多黨制」在當時（1986年）是絕無僅有的，即使今天（26年過去了，令人唏噓！）中國媒體仍對這個議題噤若寒蟬，不敢觸碰，因為這是禁區，這是共產黨的權力根基。
方勵之後來被撤銷了科大副校長的職務，不知和發表這篇文章有沒有一點關係。《深圳青年報》雖然是由於發表「勸鄧小平退休」等文章被中宣部派人查辦，但最後被關閉，這篇文章是「罪證」之一。由於方勵之的這篇文章是我簽發的，所以我在被反省期間，這成為一條罪狀。
那篇文章之後，方勵之曾到廣州開會，於是李正天（李一哲大字報的執筆者之一）主辦的《中國人本學會》和我主辦的《深圳思想俱樂部》準備就此話題再舉行一個研討會。雖然我們兩個組織是完全非官方的民間社團，討論這個議題又很敏感，而方先生當時已在危險的風口浪尖上，但他非常爽快地一口答應了我的邀請，感覺他沒有任何小心謹慎地斟酌參加這種討論可能給他帶來什麼麻煩。雖然那個研討會最後被當局毫不客氣地阻止，沒能開成，但方先生的「不怕」和敢於「公開表達」對一黨專政的不滿，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報紙沒有批評是最大的不真實
另一位被鄧小平開除黨籍的劉賓雁在我們報紙上的言論，其勇敢程度不低於方勵之。劉賓雁曾到訪《深圳青年報》，他在報社的長篇談話被我們發了一個整版，題目是：「中國一直在進行著一場無聲的充滿血和淚的大辯論——與深圳青年報記者談中國改革大趨勢」。劉賓雁尖銳地指出，「建國以來，我們為了維護三個概念而付出了很大代價。第一個是社會主義盡善盡美；第二個是我們的黨光榮偉大正確；第三個是資本主義一無是處。……為了證明這三個概念正確無誤，人成了工具，整體淹沒了個人」。劉賓雁特別強調記者要勇於報導真實、批評時政，「我們的報紙不應是官辦、官訂、官看的『辦公室讀物』」「報紙沒有批評是最大的不真實。有多大程度的公開，就有多大程度的民主。」他還大膽直言：中共掌權之「解放後的自由不是擴大而是在縮小」。
現有體制培植個人專橫
同樣被鄧小平點名開除黨籍的王若望也是有話直說，沒有任何權衡利弊的心計。他的文章也成了我們報紙後來遭殃的「罪狀」之一，但那是我們自找的。他的一篇評論共產黨專橫的約稿被《深圳工人報》拿到後，認為內容「太厲害」了，不敢發。我們就把它拿過來發表了，還起了個新的標題：「現有體制培植個人專橫」。這樣直接挑戰共產黨的獨裁體制的文章，別說在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國，即使今天在官方媒體上也是絕對看不到的。
國內作家傅國湧先生去年寫了篇文章，題目是「回到1986年《深圳青年報》的言論」，認為現在中國的報紙遠不如當年《深圳青年報》大膽敢言，並列舉了一些我們報紙曾發表的言論，除了劉賓雁、方勵之、王若望等人的文章之外，他還點出了一些其他「出格」文章的標題，例如欽本立的「要淡化黨的權力觀念」，於浩成的「政治不公開，人民無法參政也無法監督」，王若水的「把民主和人權的吶喊推向更高層次」等。
或許是傅先生沒有看到，他沒有引用那篇被中宣部整頓時認為「最出格」的文章，是一位工程師寫的，題目是：「中國的改革需要推倒新的『三座大山』」：馬列主義、斯大林主義、毛澤東思想。文章認為，只有這樣，中國人民才能有前途，中國才會有希望。後來有人評議說：這樣觀點的文章應出現在台灣的報紙上，作者和報紙都不要命了。結果是，報紙真被革了命。
常識的聲音沖垮專制的城牆
傅國湧的文章感嘆說，「這樣的報導，這樣的大標題，相隔25年，許多同胞看到還是禁不住發出驚嘆。有一次把我這篇報導的照片放在博客和微博上，就引起了很多網友的圍觀，在新聞界從業的朋友見了這樣的報導尤其感慨不已。」
如果僅僅是對社會現狀發些牢騷，卻刻意繞開、不觸碰制度問題，那明顯是一種狡猾。體制問題在26年後的今天更是清清楚楚，任人皆知。我們看到不少名人、媒體頗為高調地「痛斥」社會不公、社會腐敗等等，但談到體制嘛，還是「離了共產黨活不了」。這不是認識問題，而是一目瞭然的精明算計。目睹現狀，回首往事，更令人懷念劉賓雁、方勵之、王若望等人率真、沒有心計的勇敢。今天已經有無數的人什麼話都敢講，可惜沒有《深圳青年報》這樣「天真」的報紙了。
值得慶幸的是，在科技刷新人類歷史的今天，我們不必再靠名人振臂一呼，不必再絞盡腦汁地依賴官方媒體，千百萬普通民眾在互聯網上發出的常識的聲音，將會是越來越洶湧澎湃的潮水，最終沖垮中國專制的城牆。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方勵之、劉賓雁和王若望的可貴之處，都在於他們身居中共黨內高位，不計個人利益得失，發出知識人的思考的聲音，良知的聲音。不要說在當時，即使今天，又有幾個身居高位的知識分子、文化人能為中國的政治改革而高喊幾句？今天的文化人們，好像位置越高，越成為中國腐敗的一部分。正因為有這樣的背景和現實，四分之一世紀過去，回首往事，更加倍感覺他們當年的難能可貴。
在方、劉、王三位的大膽言論影響到全國之際，我正好在廣東編輯以敢言著稱的《深圳青年報》。值得我們驕傲的是，三位先生當年以文字形式表達的最大膽的言論，都是在這張報紙上發表的。今天我寫下這篇文字，給三位先生的歷史，也給和他們同時被消了音的《深圳青年報》留下一段記錄。
一黨制還是多黨制
方勵之86年的一篇引起讀者廣泛注意的文章，題目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是一黨制還是多黨制？」文章觸及到中國制度的根本點：只有打破共產黨的一黨專制，實現西方的多黨競爭、由人民投票選擇的民主制度，中國才會有希望。這不是高深的理論，但能高喊出常識，則是壯舉。
這是方勵之在青島一個會議上接受採訪的文字，標題是我們起的。在共產黨的報紙上，公開討論「一黨制還是多黨制」在當時（1986年）是絕無僅有的，即使今天（26年過去了，令人唏噓！）中國媒體仍對這個議題噤若寒蟬，不敢觸碰，因為這是禁區，這是共產黨的權力根基。
方勵之後來被撤銷了科大副校長的職務，不知和發表這篇文章有沒有一點關係。《深圳青年報》雖然是由於發表「勸鄧小平退休」等文章被中宣部派人查辦，但最後被關閉，這篇文章是「罪證」之一。由於方勵之的這篇文章是我簽發的，所以我在被反省期間，這成為一條罪狀。
那篇文章之後，方勵之曾到廣州開會，於是李正天（李一哲大字報的執筆者之一）主辦的《中國人本學會》和我主辦的《深圳思想俱樂部》準備就此話題再舉行一個研討會。雖然我們兩個組織是完全非官方的民間社團，討論這個議題又很敏感，而方先生當時已在危險的風口浪尖上，但他非常爽快地一口答應了我的邀請，感覺他沒有任何小心謹慎地斟酌參加這種討論可能給他帶來什麼麻煩。雖然那個研討會最後被當局毫不客氣地阻止，沒能開成，但方先生的「不怕」和敢於「公開表達」對一黨專政的不滿，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報紙沒有批評是最大的不真實
另一位被鄧小平開除黨籍的劉賓雁在我們報紙上的言論，其勇敢程度不低於方勵之。劉賓雁曾到訪《深圳青年報》，他在報社的長篇談話被我們發了一個整版，題目是：「中國一直在進行著一場無聲的充滿血和淚的大辯論——與深圳青年報記者談中國改革大趨勢」。劉賓雁尖銳地指出，「建國以來，我們為了維護三個概念而付出了很大代價。第一個是社會主義盡善盡美；第二個是我們的黨光榮偉大正確；第三個是資本主義一無是處。……為了證明這三個概念正確無誤，人成了工具，整體淹沒了個人」。劉賓雁特別強調記者要勇於報導真實、批評時政，「我們的報紙不應是官辦、官訂、官看的『辦公室讀物』」「報紙沒有批評是最大的不真實。有多大程度的公開，就有多大程度的民主。」他還大膽直言：中共掌權之「解放後的自由不是擴大而是在縮小」。
現有體制培植個人專橫
同樣被鄧小平點名開除黨籍的王若望也是有話直說，沒有任何權衡利弊的心計。他的文章也成了我們報紙後來遭殃的「罪狀」之一，但那是我們自找的。他的一篇評論共產黨專橫的約稿被《深圳工人報》拿到後，認為內容「太厲害」了，不敢發。我們就把它拿過來發表了，還起了個新的標題：「現有體制培植個人專橫」。這樣直接挑戰共產黨的獨裁體制的文章，別說在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國，即使今天在官方媒體上也是絕對看不到的。
國內作家傅國湧先生去年寫了篇文章，題目是「回到1986年《深圳青年報》的言論」，認為現在中國的報紙遠不如當年《深圳青年報》大膽敢言，並列舉了一些我們報紙曾發表的言論，除了劉賓雁、方勵之、王若望等人的文章之外，他還點出了一些其他「出格」文章的標題，例如欽本立的「要淡化黨的權力觀念」，於浩成的「政治不公開，人民無法參政也無法監督」，王若水的「把民主和人權的吶喊推向更高層次」等。
或許是傅先生沒有看到，他沒有引用那篇被中宣部整頓時認為「最出格」的文章，是一位工程師寫的，題目是：「中國的改革需要推倒新的『三座大山』」：馬列主義、斯大林主義、毛澤東思想。文章認為，只有這樣，中國人民才能有前途，中國才會有希望。後來有人評議說：這樣觀點的文章應出現在台灣的報紙上，作者和報紙都不要命了。結果是，報紙真被革了命。
常識的聲音沖垮專制的城牆
傅國湧的文章感嘆說，「這樣的報導，這樣的大標題，相隔25年，許多同胞看到還是禁不住發出驚嘆。有一次把我這篇報導的照片放在博客和微博上，就引起了很多網友的圍觀，在新聞界從業的朋友見了這樣的報導尤其感慨不已。」
如果僅僅是對社會現狀發些牢騷，卻刻意繞開、不觸碰制度問題，那明顯是一種狡猾。體制問題在26年後的今天更是清清楚楚，任人皆知。我們看到不少名人、媒體頗為高調地「痛斥」社會不公、社會腐敗等等，但談到體制嘛，還是「離了共產黨活不了」。這不是認識問題，而是一目瞭然的精明算計。目睹現狀，回首往事，更令人懷念劉賓雁、方勵之、王若望等人率真、沒有心計的勇敢。今天已經有無數的人什麼話都敢講，可惜沒有《深圳青年報》這樣「天真」的報紙了。
值得慶幸的是，在科技刷新人類歷史的今天，我們不必再靠名人振臂一呼，不必再絞盡腦汁地依賴官方媒體，千百萬普通民眾在互聯網上發出的常識的聲音，將會是越來越洶湧澎湃的潮水，最終沖垮中國專制的城牆。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