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5月22日訊】（新唐人記者劍彤綜合報導）十八大前的中共政壇，在薄熙來事件衝擊下，難掩躁動情緒。有台灣媒體刊文指出，中共政治改革多年來一直滯後，重慶、廣東和浙江模式，都是在體制內強化政權合法性的嘗試，各有其重大缺陷。
重慶模式
台灣《旺報》5月22日發表社論，分析了中共改革的三條道路。
首先是薄熙來的重慶模式。文章說薄氏所使用的「改革」手段，是開動強大的政府機器，由上而下推行的。「這種辦法，毛時代的中國、納粹時代的德國都使用過，缺乏新思維，反倒有戕害民主法治人權的弊端，這是連一些同情重慶模式的學者都承認的。」
據《路透社》報導，目前重慶街頭，仍有大量在建的半拉子基礎設施、辦公樓、住宅社區。龐大的工地，不僅紀錄著原市委書記薄熙來推行「重慶模式」的政績，也尤如饑餓的巨獸，等待吞食新的巨額資金投入。
曾任擔任過世界銀行和IMF顧問的香港大學教授許成鋼說，所謂的重慶模式是政治人物為政治目的大搞的政績工程，並沒有考慮財力和商業效益情況。可以說，重慶債務問題早都埋下了隱患，只不過最近的政治事件加快了問題的曝發。
時事評論家文昭說，實際上薄熙來「唱紅打黑」所謂的「重慶經驗」，是想畫出一條路線，為今後共產黨權力換屆以後，樹立他個人的權威，居心叵測。事實上對現在的胡錦濤中央和未來的習進平和李克強這一代領導班子構成挑戰了。
文昭說：「他在推廣他的重慶經驗的過程中不遺餘力，他不僅動員很多中共的政治局委員，還有中央委員到重慶來肯定他的經驗，他曾經把幾個常委都弄到重慶去，去肯定他這個經驗去稱讚他，這樣一來對胡錦濤中央來施加壓力，這樣就好像是所謂的眾望所歸、民心所向，好像就是一定要把他推到中央了。」
王立軍2月事發後，中共官方新華社快訊主編溫誌丹在微博發貼稱，王立軍一事意味重慶唱紅打黑被間接否定，重慶模式接近破產。
廣東模式
社論所提到的第二條中共政改道路是汪洋主導的廣東模式。在薄熙來倒台之前，汪洋和薄一直在參與一場罕見的，公開的，關於誰的做法才是對中國最好的模式的爭論。
社論指出，和薄熙來相比，汪洋少了好大喜功與特立獨行，多了些開明平實作風。不過，廣東模式在政治改革上著墨有限，烏坎經驗固然意義不小，但本質上卻是既有法治的落實。
文章分析，廣東的改革之所以受人關注，一是對外開放較早，鄰近香港，社會上自由空氣較濃，公權力較受到約束，二是近來推動社會體制改革，在社會組織管理上有所放開，至於其他政治體制上的革新，的確相當有限。
汪洋在廣東發起「解放思想」，挑戰江的政治命根子「三個代表」﹐試圖把廣東建成胡的「科學發展觀」實驗基地。他在廣東率先進行了行政體制改革試點﹐樹立烏坎選舉樣板﹐受到中央保守派阻力﹐汪洋喊出了要為政改「殺出一條血路」﹑「向黨和政府開刀」等。《中國事務》主編伍凡指出﹐胡錦濤企圖依靠汪洋來提出一個「騰籠換鳥」的經濟政策﹐代替現有的高能耗、高投資、低效率﹑以出口為主的，而犧牲環保﹑犧牲工農利益的經濟模式，讓廣東成為實現他的「科學發展觀」的基地。這成為後來「廣東模式」的一部分。
汪洋近期言論大膽破禁。
《德國之聲》5月16日報導《中國南方（廣東）確定了前進方向》。報導寫道：目前在中國南方廣東主政的汪洋，可能會更上一層樓，因廣東的經濟模式符合北京領導人的願望。
報導援引《法蘭克福彙報》說：「汪洋的勝利也是其信念的勝利。作為改革者，他相信透明、參與和私營經濟。廣州是第一批公開預算的大城市。」
作為改革派大員，汪洋最近提出了一系列政改方案。
5月9日，在廣東第11屆黨代會報告裡，汪洋語出驚人，強調說：「我們必須破除人民幸福是黨和政府恩賜的錯誤認識。」汪洋同時提到，要切實加強對黨員領導幹部尤其是「一把手」的監督，進行領導幹部個人財產申報試點。
汪洋講話一結束，國內的媒體紛紛以汪洋的大膽言辭為標題做報導。有輿論認為，汪洋與溫家寶形成了「南北呼應」，這些現象表明有可能是傳言所指的溫家寶若干政改方案在黨內得到了認可。汪洋可能在試圖尋找走向廢除共產黨的一黨獨裁和完全實施民主制度的過程當中，但是否成功，還有待觀察。
浙江模式
至於第三個模式，則是部分學者所推介的浙江模式。社論分析，浙江道路的獨特性首先在私營經濟的壯大，事實上，學者口中筆下的「浙江模式」原先更多的是在討論「經濟」，而非「政治」。
而浙江經濟模式能否在其他地區複製，社論指出「實在大有疑問」，而其自身的瓶頸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下也更加明顯，轉型升級、自主創新、環境與勞動等問題，都不斷侵蝕浙江模式的經濟基礎。浙江部分地區的政改經驗的確彌足珍貴，但連新華社的評論都指出「在稍大一點的層面上就很少看到有真正發自官員集體內心的治理改良嘗試」。
2011年9月21日失蹤的溫州信泰集團董事長胡福林，據傳欠款高達20億元。大批保安把守在溫州信泰集團新廠房門口。（網絡圖片）
社論還特別提到，人們在看到浙江先進之處時，也別忘了錢雲會事件、血鉛和毒膠囊案件也都是發生在這塊土地上的。
2011年，「民企之鄉」浙江溫州陷入工廠倒閉潮！當局透露僅9月22日一天，該市就有9個工廠老闆跑路，多因資金鏈斷裂，而欠薪糾紛隨時形成群體事件。而同月21日失蹤的溫州信泰集團董事長胡福林，據傳欠款高達20億元。至去年12月，浙江再度湧現新一波企業主跑路潮。中國媒體統計去年截至10月初，浙江全省有228名企業主跑路，甚至9人因此走上絕路。
經濟學者謝田指出，中國民營企業完全是政府一手造成的，民營企業不得不靠「高利貸」周轉資金，而高利貸則拖垮了企業。民營企業在中國陷入了僵局。
因此，社論說，由於既得利益集團的抵制，體制內的改革動力十分微弱，有改革理想的人們難免會期待權力格局的變化能成為改革啟動的契機。由於王立軍進入美國領事館和薄熙來下台等一系列事件，十八大前夕的大陸局勢也更為複雜。
重慶模式
台灣《旺報》5月22日發表社論，分析了中共改革的三條道路。
首先是薄熙來的重慶模式。文章說薄氏所使用的「改革」手段，是開動強大的政府機器，由上而下推行的。「這種辦法，毛時代的中國、納粹時代的德國都使用過，缺乏新思維，反倒有戕害民主法治人權的弊端，這是連一些同情重慶模式的學者都承認的。」
據《路透社》報導，目前重慶街頭，仍有大量在建的半拉子基礎設施、辦公樓、住宅社區。龐大的工地，不僅紀錄著原市委書記薄熙來推行「重慶模式」的政績，也尤如饑餓的巨獸，等待吞食新的巨額資金投入。
曾任擔任過世界銀行和IMF顧問的香港大學教授許成鋼說，所謂的重慶模式是政治人物為政治目的大搞的政績工程，並沒有考慮財力和商業效益情況。可以說，重慶債務問題早都埋下了隱患，只不過最近的政治事件加快了問題的曝發。
時事評論家文昭說，實際上薄熙來「唱紅打黑」所謂的「重慶經驗」，是想畫出一條路線，為今後共產黨權力換屆以後，樹立他個人的權威，居心叵測。事實上對現在的胡錦濤中央和未來的習進平和李克強這一代領導班子構成挑戰了。
文昭說：「他在推廣他的重慶經驗的過程中不遺餘力，他不僅動員很多中共的政治局委員，還有中央委員到重慶來肯定他的經驗，他曾經把幾個常委都弄到重慶去，去肯定他這個經驗去稱讚他，這樣一來對胡錦濤中央來施加壓力，這樣就好像是所謂的眾望所歸、民心所向，好像就是一定要把他推到中央了。」
王立軍2月事發後，中共官方新華社快訊主編溫誌丹在微博發貼稱，王立軍一事意味重慶唱紅打黑被間接否定，重慶模式接近破產。
廣東模式
社論所提到的第二條中共政改道路是汪洋主導的廣東模式。在薄熙來倒台之前，汪洋和薄一直在參與一場罕見的，公開的，關於誰的做法才是對中國最好的模式的爭論。
社論指出，和薄熙來相比，汪洋少了好大喜功與特立獨行，多了些開明平實作風。不過，廣東模式在政治改革上著墨有限，烏坎經驗固然意義不小，但本質上卻是既有法治的落實。
文章分析，廣東的改革之所以受人關注，一是對外開放較早，鄰近香港，社會上自由空氣較濃，公權力較受到約束，二是近來推動社會體制改革，在社會組織管理上有所放開，至於其他政治體制上的革新，的確相當有限。
汪洋在廣東發起「解放思想」，挑戰江的政治命根子「三個代表」﹐試圖把廣東建成胡的「科學發展觀」實驗基地。他在廣東率先進行了行政體制改革試點﹐樹立烏坎選舉樣板﹐受到中央保守派阻力﹐汪洋喊出了要為政改「殺出一條血路」﹑「向黨和政府開刀」等。《中國事務》主編伍凡指出﹐胡錦濤企圖依靠汪洋來提出一個「騰籠換鳥」的經濟政策﹐代替現有的高能耗、高投資、低效率﹑以出口為主的，而犧牲環保﹑犧牲工農利益的經濟模式，讓廣東成為實現他的「科學發展觀」的基地。這成為後來「廣東模式」的一部分。
汪洋近期言論大膽破禁。
《德國之聲》5月16日報導《中國南方（廣東）確定了前進方向》。報導寫道：目前在中國南方廣東主政的汪洋，可能會更上一層樓，因廣東的經濟模式符合北京領導人的願望。
報導援引《法蘭克福彙報》說：「汪洋的勝利也是其信念的勝利。作為改革者，他相信透明、參與和私營經濟。廣州是第一批公開預算的大城市。」
作為改革派大員，汪洋最近提出了一系列政改方案。
5月9日，在廣東第11屆黨代會報告裡，汪洋語出驚人，強調說：「我們必須破除人民幸福是黨和政府恩賜的錯誤認識。」汪洋同時提到，要切實加強對黨員領導幹部尤其是「一把手」的監督，進行領導幹部個人財產申報試點。
汪洋講話一結束，國內的媒體紛紛以汪洋的大膽言辭為標題做報導。有輿論認為，汪洋與溫家寶形成了「南北呼應」，這些現象表明有可能是傳言所指的溫家寶若干政改方案在黨內得到了認可。汪洋可能在試圖尋找走向廢除共產黨的一黨獨裁和完全實施民主制度的過程當中，但是否成功，還有待觀察。
浙江模式
至於第三個模式，則是部分學者所推介的浙江模式。社論分析，浙江道路的獨特性首先在私營經濟的壯大，事實上，學者口中筆下的「浙江模式」原先更多的是在討論「經濟」，而非「政治」。
而浙江經濟模式能否在其他地區複製，社論指出「實在大有疑問」，而其自身的瓶頸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下也更加明顯，轉型升級、自主創新、環境與勞動等問題，都不斷侵蝕浙江模式的經濟基礎。浙江部分地區的政改經驗的確彌足珍貴，但連新華社的評論都指出「在稍大一點的層面上就很少看到有真正發自官員集體內心的治理改良嘗試」。
2011年9月21日失蹤的溫州信泰集團董事長胡福林，據傳欠款高達20億元。大批保安把守在溫州信泰集團新廠房門口。（網絡圖片）
社論還特別提到，人們在看到浙江先進之處時，也別忘了錢雲會事件、血鉛和毒膠囊案件也都是發生在這塊土地上的。
2011年，「民企之鄉」浙江溫州陷入工廠倒閉潮！當局透露僅9月22日一天，該市就有9個工廠老闆跑路，多因資金鏈斷裂，而欠薪糾紛隨時形成群體事件。而同月21日失蹤的溫州信泰集團董事長胡福林，據傳欠款高達20億元。至去年12月，浙江再度湧現新一波企業主跑路潮。中國媒體統計去年截至10月初，浙江全省有228名企業主跑路，甚至9人因此走上絕路。
經濟學者謝田指出，中國民營企業完全是政府一手造成的，民營企業不得不靠「高利貸」周轉資金，而高利貸則拖垮了企業。民營企業在中國陷入了僵局。
因此，社論說，由於既得利益集團的抵制，體制內的改革動力十分微弱，有改革理想的人們難免會期待權力格局的變化能成為改革啟動的契機。由於王立軍進入美國領事館和薄熙來下台等一系列事件，十八大前夕的大陸局勢也更為複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