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6月12日訊】我常常抱怨自己命運不濟，一是碰上了三年災害，成天肚子餓得咕咕叫，所幸沒有淪為數千萬餓鬼之一魂；二是遇上了文革浩劫，神差鬼領般地發瘋造反，大學夢斷，落個上山下鄉接受再教育……反而思之，命運再多舛，比起那些罹難冤獄的人來說，還是幸運的。在階級鬥爭為綱時代，任何一個好端端的良民隨時隨地都有可能被扣上階級敵人的帽子，被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或交人民管制，或蹲監坐牢，甚至吃槍子兒。我引以為欣慰的是，兩次在劫脫逃。
第一劫，是在大饑荒年月，我上小學六年級。父親的工作單位是個經營日雜商品的全民單位。隆冬的一個週末，清理倉庫，好多零散的鞭炮被當作垃圾堆在門外。我和住在一個大院裡的秦小二（他上五年級）一嘀咕，就每人裝了半書包。晚飯後，我們倆把書包一提就到外面尋開心去了。哪有孩子不喜歡放爆竹的，平時沒得放，惟有到了過年時候才能享受幾天，而且沒有鞭爆，每頓飯前只准放三個散爆竹，家裡捨不得錢多買，是沒有錢多買。
父親經常出差，擔心我清早睡過了頭，專門給我買了個小鬧鐘。鬧鐘走不了幾天就會慢下來，每星期要到郵電局對一次時間。那時候，沒有收音機，很難到對鐘的地方，只能跑到郵電局對。郵電局營業到晚上八點半，我們一路溜躂，對了鐘往回走時，已是九點鐘了。我們站在城河的冰凍上（當時河水結冰約半尺厚），秦小二把偷他爸的香煙拿出來，我們一人點著一支，把爆竹倒出來猛放開來。長的尺把一串，短的三五個一串。對著火就扔，不停地點火，不停地扔出去，噼噼叭叭響個不停。那時節無甚娛樂，老百姓除了餓還是餓，「人是一盤磨，睡倒就不餓」，整個縣城一片死寂，連狗叫的聲音都沒有，惟有爆竹聲在夜空裡久久迴蕩，好開心，好過癮。
爆竹不多了，我跟秦小二說，留點過幾天再放吧，兩個人就拉著手往家裡跑。商業局大院離城河只幾百米遠，等我們跑到大門前時才發現後面追上來一支隊伍，約摸十好幾個人，正規軍服，荷槍實彈（縣武裝部駐軍），拉成個半圓形，一個個槍口衝著我們倆。兩個兵上來搜身，從頭摸到腳。秦小二嚇得嚎啕大哭。當兵的從我口袋裡拽出了鬧鐘，便大叫道：「看看，還帶著鐘，是對準時間放的！」於是就有人下命令了：「肯定是國民黨特務，帶走！」
就在我們倆被扭住胳膊要被帶走的時候，門衛陳叔從便門中披著衣服走了出來，他滿臉陪笑道：「嗨嗨，什麼特務？我們院的倆孩子，一個是秦局長的，一個是老石同志的。」
一個兵質問陳叔：「你說的當真？你敢擔保？」陳叔說：「我以黨籍擔保！」那個兵（看樣子是個官兒）走近陳叔和他耳語道：「首長以為是蔣匪反攻大陸，攻打縣城了。」陳叔大笑道：「嘿嘿，怎麼可能呢，借給老蔣一個天膽，他也不敢哪！」
多虧陳叔沒睡著，及時相救，要不然，「班房」那是蹲定了，即便第二天被保出來，寒冬臘月的一夜也難熬呀，更何況還要背上蔣匪特務的黑鍋。
工作許多年以後，我還經常琢磨這樁荒唐事。龜縮於台灣一隅的國民黨反動派，怎麼有能力反攻大陸呢？我們硬是要大張旗鼓地宣傳「警惕蔣匪反攻大陸」，搞全民皆兵總動員，為啥呢？其實，真正的目的，在於轉嫁危機，轉移視線，轉移注意力。一說戰備，要打仗了，老百姓哪個還敢叫喚餓？餓死人也不無所謂，畢竟打仗是頭等大事。不能說這是欺騙，應該說這是維穩的良策，精明的「陽謀」。
第二劫，發生在「四人幫」覆滅前夕。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治喪期長達近20天。國家元首死了，官方及公共場所禁止一切娛樂活動，乃國際通例，理所應該。但是，公安機關為此部署專項查禁嚴打，未免過分了。老百姓婚慶嫁娶不准貼喜聯散喜糖辦喜宴，招待親朋不能置酒水，違者輕則治安拘留，重則判刑坐牢。因為這檔子事，當時不少人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一時間公安拘留所人滿為患，我差一點兒也被抓進了進去。
當時我在縣商業局工作，住在機關統包的東方紅賓館。一天中午三位老同學到我房間裡來玩，見桌子上擺著兩瓶洋河大曲（緊俏商品，憑票供應），偏要過過酒癮。於是我就讓前面飯店給送來四個小菜盤，在房間裡小喝起來。酒後，我們幾個去逛街瀏覽大字報專欄了。
事後知道，賓館一個姓李的服務員向公安局報告，說我在房間裡設宴請酒。兩個警察到房間撲了個空，就去我的工作單位抓人。
下午三點我剛到辦公室，王局長就把我叫去了。他氣惱地拍著桌子訓斥：「你是想嘗嘗八大兩的味道怎麼的？你的膽子夠大的了，竟敢違反禁令喝酒，公安局來抓你來了！」王局長見我惶恐有點顫抖，聲音緩和了些：「我給他們打了保票，說你滴酒不嘗，沾酒就過敏，絕不可能喝酒。不然，他們守在這裡不走，非把你抓走不可。」我很感激感動，下意識地給王局長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眼眶濕濕地，說：「多謝王叔！」因為他曾經與我父親同事過。
直到現在我也理不開這個糾結，人民共和國的「忠君」意識怎麼比皇權專制時代還厲害？古時時候，皇帝駕崩治喪，也只是朝堂舉哀，皇親國戚和文武百官守靈弔孝，坊間黎民百姓該怎麼著還怎麼著。不料想，人民共和國卻變本加厲有過之無不及了。用毛澤東的話說，革命幹部都是人民的勤務員。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也就是個最大的「勤務員」，僅此而已，有必要強制全國老百姓家家戶戶哭喪「齋戒」嗎？實在不可思議！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5月9日在廣東省黨代會上作報告時指出：「必須破除人民幸福是黨和政府恩賜的錯誤認識」。這一先河之語，對於中華民族傳統的「皇恩浩蕩」的意識是個顛覆，是民主法制理念的飛躍，具有醍醐灌頂之意。幾十年來，我們一直被矇蔽在「領袖是人民大救星」的誤區。悖謬的理當反正，顛倒的理當再顛倒過來。其實，人民是領袖的大恩人，沒有人民的不懈犧牲和沒完沒了的付出，哪裡有你的領袖的江山寶座？沒有人民這個衣食父母，各級黨委政府及其官員只能喝西北風。近年來，中央反覆強調「不折騰」，意在告誡全黨，萬萬不要再折騰老百姓了。按照這個理念理解，即便是「最大的勤務員」駕鶴西去，也不應該強迫全國老百姓如何如何。
文章來源：《博客中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第一劫，是在大饑荒年月，我上小學六年級。父親的工作單位是個經營日雜商品的全民單位。隆冬的一個週末，清理倉庫，好多零散的鞭炮被當作垃圾堆在門外。我和住在一個大院裡的秦小二（他上五年級）一嘀咕，就每人裝了半書包。晚飯後，我們倆把書包一提就到外面尋開心去了。哪有孩子不喜歡放爆竹的，平時沒得放，惟有到了過年時候才能享受幾天，而且沒有鞭爆，每頓飯前只准放三個散爆竹，家裡捨不得錢多買，是沒有錢多買。
父親經常出差，擔心我清早睡過了頭，專門給我買了個小鬧鐘。鬧鐘走不了幾天就會慢下來，每星期要到郵電局對一次時間。那時候，沒有收音機，很難到對鐘的地方，只能跑到郵電局對。郵電局營業到晚上八點半，我們一路溜躂，對了鐘往回走時，已是九點鐘了。我們站在城河的冰凍上（當時河水結冰約半尺厚），秦小二把偷他爸的香煙拿出來，我們一人點著一支，把爆竹倒出來猛放開來。長的尺把一串，短的三五個一串。對著火就扔，不停地點火，不停地扔出去，噼噼叭叭響個不停。那時節無甚娛樂，老百姓除了餓還是餓，「人是一盤磨，睡倒就不餓」，整個縣城一片死寂，連狗叫的聲音都沒有，惟有爆竹聲在夜空裡久久迴蕩，好開心，好過癮。
爆竹不多了，我跟秦小二說，留點過幾天再放吧，兩個人就拉著手往家裡跑。商業局大院離城河只幾百米遠，等我們跑到大門前時才發現後面追上來一支隊伍，約摸十好幾個人，正規軍服，荷槍實彈（縣武裝部駐軍），拉成個半圓形，一個個槍口衝著我們倆。兩個兵上來搜身，從頭摸到腳。秦小二嚇得嚎啕大哭。當兵的從我口袋裡拽出了鬧鐘，便大叫道：「看看，還帶著鐘，是對準時間放的！」於是就有人下命令了：「肯定是國民黨特務，帶走！」
就在我們倆被扭住胳膊要被帶走的時候，門衛陳叔從便門中披著衣服走了出來，他滿臉陪笑道：「嗨嗨，什麼特務？我們院的倆孩子，一個是秦局長的，一個是老石同志的。」
一個兵質問陳叔：「你說的當真？你敢擔保？」陳叔說：「我以黨籍擔保！」那個兵（看樣子是個官兒）走近陳叔和他耳語道：「首長以為是蔣匪反攻大陸，攻打縣城了。」陳叔大笑道：「嘿嘿，怎麼可能呢，借給老蔣一個天膽，他也不敢哪！」
多虧陳叔沒睡著，及時相救，要不然，「班房」那是蹲定了，即便第二天被保出來，寒冬臘月的一夜也難熬呀，更何況還要背上蔣匪特務的黑鍋。
工作許多年以後，我還經常琢磨這樁荒唐事。龜縮於台灣一隅的國民黨反動派，怎麼有能力反攻大陸呢？我們硬是要大張旗鼓地宣傳「警惕蔣匪反攻大陸」，搞全民皆兵總動員，為啥呢？其實，真正的目的，在於轉嫁危機，轉移視線，轉移注意力。一說戰備，要打仗了，老百姓哪個還敢叫喚餓？餓死人也不無所謂，畢竟打仗是頭等大事。不能說這是欺騙，應該說這是維穩的良策，精明的「陽謀」。
第二劫，發生在「四人幫」覆滅前夕。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治喪期長達近20天。國家元首死了，官方及公共場所禁止一切娛樂活動，乃國際通例，理所應該。但是，公安機關為此部署專項查禁嚴打，未免過分了。老百姓婚慶嫁娶不准貼喜聯散喜糖辦喜宴，招待親朋不能置酒水，違者輕則治安拘留，重則判刑坐牢。因為這檔子事，當時不少人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一時間公安拘留所人滿為患，我差一點兒也被抓進了進去。
當時我在縣商業局工作，住在機關統包的東方紅賓館。一天中午三位老同學到我房間裡來玩，見桌子上擺著兩瓶洋河大曲（緊俏商品，憑票供應），偏要過過酒癮。於是我就讓前面飯店給送來四個小菜盤，在房間裡小喝起來。酒後，我們幾個去逛街瀏覽大字報專欄了。
事後知道，賓館一個姓李的服務員向公安局報告，說我在房間裡設宴請酒。兩個警察到房間撲了個空，就去我的工作單位抓人。
下午三點我剛到辦公室，王局長就把我叫去了。他氣惱地拍著桌子訓斥：「你是想嘗嘗八大兩的味道怎麼的？你的膽子夠大的了，竟敢違反禁令喝酒，公安局來抓你來了！」王局長見我惶恐有點顫抖，聲音緩和了些：「我給他們打了保票，說你滴酒不嘗，沾酒就過敏，絕不可能喝酒。不然，他們守在這裡不走，非把你抓走不可。」我很感激感動，下意識地給王局長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眼眶濕濕地，說：「多謝王叔！」因為他曾經與我父親同事過。
直到現在我也理不開這個糾結，人民共和國的「忠君」意識怎麼比皇權專制時代還厲害？古時時候，皇帝駕崩治喪，也只是朝堂舉哀，皇親國戚和文武百官守靈弔孝，坊間黎民百姓該怎麼著還怎麼著。不料想，人民共和國卻變本加厲有過之無不及了。用毛澤東的話說，革命幹部都是人民的勤務員。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也就是個最大的「勤務員」，僅此而已，有必要強制全國老百姓家家戶戶哭喪「齋戒」嗎？實在不可思議！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5月9日在廣東省黨代會上作報告時指出：「必須破除人民幸福是黨和政府恩賜的錯誤認識」。這一先河之語，對於中華民族傳統的「皇恩浩蕩」的意識是個顛覆，是民主法制理念的飛躍，具有醍醐灌頂之意。幾十年來，我們一直被矇蔽在「領袖是人民大救星」的誤區。悖謬的理當反正，顛倒的理當再顛倒過來。其實，人民是領袖的大恩人，沒有人民的不懈犧牲和沒完沒了的付出，哪裡有你的領袖的江山寶座？沒有人民這個衣食父母，各級黨委政府及其官員只能喝西北風。近年來，中央反覆強調「不折騰」，意在告誡全黨，萬萬不要再折騰老百姓了。按照這個理念理解，即便是「最大的勤務員」駕鶴西去，也不應該強迫全國老百姓如何如何。
文章來源：《博客中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