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6月15日訊】「唱紅打黑」是過去幾年重慶最引以為驕傲的「名片」，風靡一時。
對於唱紅歌，如果是你個人行為，喜歡唱紅歌，因著紅歌引起對過去的溫馨回憶或者難忘經歷，這本是無可厚非的，是個人的自由。但是，你非要動用本來不多的國庫資金，上升到公權力的施政行為，強勢之下，強行捆綁3000多萬重慶人民跟你一起唱紅歌，這就是黑暗了。因為唱紅歌，對於養育自己的父母重病去世，也不管不顧，更是人性淪喪，大逆不道的了。當然，監獄裡面的犯人也豪情滿懷的唱「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那也是滑稽之至的笑話奇談了。
至於打黑，演變成為黑打，罔顧司法程序，長官意志，言出法隨，生死一任己意，更是典型的專制回潮。記得當時一位律師朋友跟我說：他代理一個涉黑犯罪嫌疑人的案子，官司打到二審了，卻無法見到當事人。我是一個不怎麼瞭解司法程序的人，但是，也明白代理律師無法見到當事人，一定不正常。最近看到重慶著名律師孫瑜先生的博文《也曾苟且》，才真正明白：過去三年，重慶在一派繁榮的外表下，演繹了多少「紅色恐怖」！孫律師的博文，揭出了冰山一角，而重慶打黑黑幕的全部揭開，不知道要到什麼時候！
附：
孫瑜：也曾苟且
孫渝簡介：重慶百君律師事務所主任，一級律師，兼任重慶市律師協會副會長、重慶市律師協會黨委委員、重慶市人民政府立法評審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國際經濟仲裁委員會仲裁員、重慶市仲裁委員會仲裁員、西南政法大學兼職教授、西南政法大學國際投資與金融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員、四川外語學院客座教授，先後獲得「重慶市第二屆十佳律師」、「重慶市誠信執業百優律師」、「全國優秀律師」等殊榮。
看歷史上各色人物的沉浮，雖也唏噓，但總有隔世之感，那些血雨腥風的事，畢竟離自己很遠，殊難真切感受其間的恐怖。看客的心思，莫不盼望英雄輩出，期待他們的生猛與無畏，最好能「怒向刀叢覓小詩」，非如此不覺得過癮。倘身臨其境，置身腥風血雨之中，才會懂得，原來做英雄並不容易。對大多數人而言，隱忍乃至苟且，或許是很常見的選擇。
過往三年重慶發生的種種，謂之「紅色恐怖」，似不過分。颶風過崗，人皆伏草，有風骨的角色，反而少見。這便是常人的態度，當然也很符合常情。說到「常情」，繆哲先生曾有高見，他說：儒家的毛病，是陳義過高，對常人作不平常的要求；而情理的界限，卻應以常人為度。境界高，當然好。但懸為所有人的鵠的，其奈常人的情操何？保身家，保妻子，遇事多想自己，這是常人的願望，也是權利的人情之淵。承認「權利」，就得承認常情之正當。拿過高的境界要求人，以之摧折常情，不是腦袋糊塗，就是心懷鬼胎。
這裡的常情，說白了就是明哲保身，是人的一種本能。雖然如易中天所言，面子是中國人的寶貝，但當真為了這個寶貝去弄險的，卻是少數。重慶打黑，黑打者眾，無辜被關押的、被掠奪的，屢見於我們身邊，這對素有正義夢想的法律人來說，是很駁面子的事情，但未必有幾人如趙長青般敢於疾呼，如孫發榮般敢於抗爭。大多數人不敢，我也不敢。有人嘲笑別人的隱忍乃至苟且，就是為了養家餬口的一杯羹，───這或許可笑，倘若那些折腰之舉是為了免於人禍，還有人笑得出來麼？
這當然不是危言聳聽。過去幾年之於重慶的法律人，特別是律師，不啻一場噩夢。警察權的極度氾濫，致起訴權和審批權深受掣肘，律師的辯護則越顯凋落，幾近於「雜音」了。如果僅僅是人微言輕，別人不把你說的話當回事，尚可理解，蓋數十年的司法實踐，律師已經習慣了這種待遇。倘律師之言，被視為異端，成了某些人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則律師之辯，非但對牛彈琴，簡直就是與虎謀皮。事實正是這樣，當初趙長青老師為黎強辯護，於情於理於法，不失中規中矩，他一如既往地擺事實，講道理，態度平和，言語懇切，措辭之間，絕少逼仄，亦給控方留足面子，其言其表，正是我數十年熟知的先生風範。然，便是這樣的說理，也有人恨之入骨，不惜惡言相向，極盡威脅與中傷，更有五毛為其扣上了種種不堪的帽子（參見拙文《網絡時代的公案》，2009年12月6日。）。所幸先生德高望重，諸事謹慎，不曾授人以柄，遂得免於興師問罪。及至後來，李莊出場，以血氣方剛挑戰極權，讓某些人憋在肚子裡的一口惡氣終於噴薄而出，從而釀成悲劇。
重慶權力之巔的心機，首見於官方在黎強案上的過度反應，透過五毛們的種種言詞，明白無誤地傳遞出一種信息：「打黑」不但要高歌猛進，而且要以漂亮的方式完成訴訟過程。「敢同惡鬼爭高下，不向霸王讓寸分」，───在這樣的定性面前，犯罪嫌疑人已然「惡鬼」或「霸王」，為之辯者，豈非幫兇？中傷先生，算是宣戰；入罪李莊，則是殺雞給猴看。彼時彼景的重慶律師界，已是風聲鶴唳，人人自危。
也幾乎在同一時期，一些重慶律師正悄然遭遇黑打。某張姓律師，人胖，海歸，一介書生。他受聘為一開發商擔任法律顧問，日常所事，無非起草合同和審查合同，除此之外，即使有心與老闆親近點，人家也未必肯。忽一日，老闆涉黑被抓，警察索素材於張律師，惜乎胖哥生來一根筋，不會編故事，搪塞之間，惹惱了警察，以涉嫌包庇罪將其刑拘於某「農家樂」，日日手銬腳鐐伺候，一關就是三十餘天，若非檢察院有青天，早被歸為黑社會同黨了。另有一劉姓律師，遭遇與之相似，不同的是，人被關了六十餘天，卻不知道自己涉嫌何罪。
以上所述，若非親聞，實不敢輕信於攸攸之口。在這樣的恐怖中，不恐懼，反倒失之常情。品德上有高調的人，自然不屑於常情，倘身臨其境，凡事拿自己的安危去設想，勢必苟且者眾，高調者寡。當初，李莊在庭審中，從不認罪到認罪，戰術上近似迂迴，戰略上實為苟且，或者，說得中聽一點，叫妥協。對這樣的選擇，我認為符合常情，是很可理解的。畢竟，漫漫長夜，要靠自己的軀體去接受煎熬。今天，李莊的機會來了，這正應了我此前說過的一句話：「挾天理有賴乘勢，持鐵證亦需待時」（參見拙文《半是江湖半是岸》，2010年4月25日。），解決法律上的問題，或需借助政治的契機，這就是中國的國情。
這些年，和很多人一樣，我也活得很苟且。成天和無聊的存在周旋，想說的話不能說，想做的事不敢做，除了情急之下的偶爾張目，餘下的時光，多耗於發呆了。有一天，我無意中讀到了李敖先生的下述文字：「在專業化的時代裡，政治其實也是一種專業、一種專家才能玩的複雜職業。沒有專業訓練的人，貿然發表政見，搖旗吶喊也好，遊行示威也罷，其實都可能造成『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的危險。」我以為這話很對，或是李先生經歷牢獄之災後的經驗之談，其於我輩，不無點撥之功。於是，我在書的空白處作了題記：「有時候，政治就像一條瘋狗，我們唯一應該做的，就是離它儘可能遠一點。」我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做的，落實到行動上，便是拒絕染指涉黑案。於我看來，圍繞這類案件所透顯的種種，似已超出了法律的範疇，更像是另一個專業的遊戲了。我學習刑法近三十年，卻不能參詳其中的玄機，閉關自悟，算是一種無奈的選擇。
人的苟且，很近於一種生存態度，雖失之消極，卻別於墮落。與仗義直言比，苟且是卑微的；與搖尾獻媚比，苟且是自愛的。倘與助紂為虐比，苟且簡直堪稱高尚了。我說這些話，無意自表，而是寄望人們客觀看待在強人淫威下沉默而馴服的芸芸眾生，他們當中的很多人，也曾苟且，然從來沒有停止過對強人的詛咒，對陽光的憧憬，甚至，時不時地，對強人的意志也陽奉陰違，悄然抗爭。如果說，圍觀是一種力量，苟且則是對力量的儲蓄。伏草的稟性在於，先低頭活下來，復求伸張。重慶的命運沒有滑向深淵，黨中央的英明固然居功至偉，然與一批體制內外苟且著的人，也不無關係。
陳丹青先生談及「立人」，曾恨恨地說：要論做人的堂堂正正，敢作敢當，今人之於民國人，全是奴才，我在所有大學看到的都是奴才，當然我本人就是資深奴才。於我看來，僅就丹青先生說話時橫眉瞪眼的那副模樣，不大像奴才，反倒頗有些魯迅先生的遺風。至於賀衛方先生，我看也不像奴才，他在黑雲壓城時寫給重慶法律人的那封公開信，是頗具風骨和膽識的。或有一種人，譬如某些大唱讚歌的，他們會舉雙手贊同丹青先生的說法，蓋大家都是奴才，真正的奴才也就不足為奇了。和這些人相比，曾經苟且的人，或可居於上流了。
文章來源：《博客中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對於唱紅歌，如果是你個人行為，喜歡唱紅歌，因著紅歌引起對過去的溫馨回憶或者難忘經歷，這本是無可厚非的，是個人的自由。但是，你非要動用本來不多的國庫資金，上升到公權力的施政行為，強勢之下，強行捆綁3000多萬重慶人民跟你一起唱紅歌，這就是黑暗了。因為唱紅歌，對於養育自己的父母重病去世，也不管不顧，更是人性淪喪，大逆不道的了。當然，監獄裡面的犯人也豪情滿懷的唱「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那也是滑稽之至的笑話奇談了。
至於打黑，演變成為黑打，罔顧司法程序，長官意志，言出法隨，生死一任己意，更是典型的專制回潮。記得當時一位律師朋友跟我說：他代理一個涉黑犯罪嫌疑人的案子，官司打到二審了，卻無法見到當事人。我是一個不怎麼瞭解司法程序的人，但是，也明白代理律師無法見到當事人，一定不正常。最近看到重慶著名律師孫瑜先生的博文《也曾苟且》，才真正明白：過去三年，重慶在一派繁榮的外表下，演繹了多少「紅色恐怖」！孫律師的博文，揭出了冰山一角，而重慶打黑黑幕的全部揭開，不知道要到什麼時候！
附：
孫瑜：也曾苟且
孫渝簡介：重慶百君律師事務所主任，一級律師，兼任重慶市律師協會副會長、重慶市律師協會黨委委員、重慶市人民政府立法評審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國際經濟仲裁委員會仲裁員、重慶市仲裁委員會仲裁員、西南政法大學兼職教授、西南政法大學國際投資與金融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員、四川外語學院客座教授，先後獲得「重慶市第二屆十佳律師」、「重慶市誠信執業百優律師」、「全國優秀律師」等殊榮。
看歷史上各色人物的沉浮，雖也唏噓，但總有隔世之感，那些血雨腥風的事，畢竟離自己很遠，殊難真切感受其間的恐怖。看客的心思，莫不盼望英雄輩出，期待他們的生猛與無畏，最好能「怒向刀叢覓小詩」，非如此不覺得過癮。倘身臨其境，置身腥風血雨之中，才會懂得，原來做英雄並不容易。對大多數人而言，隱忍乃至苟且，或許是很常見的選擇。
過往三年重慶發生的種種，謂之「紅色恐怖」，似不過分。颶風過崗，人皆伏草，有風骨的角色，反而少見。這便是常人的態度，當然也很符合常情。說到「常情」，繆哲先生曾有高見，他說：儒家的毛病，是陳義過高，對常人作不平常的要求；而情理的界限，卻應以常人為度。境界高，當然好。但懸為所有人的鵠的，其奈常人的情操何？保身家，保妻子，遇事多想自己，這是常人的願望，也是權利的人情之淵。承認「權利」，就得承認常情之正當。拿過高的境界要求人，以之摧折常情，不是腦袋糊塗，就是心懷鬼胎。
這裡的常情，說白了就是明哲保身，是人的一種本能。雖然如易中天所言，面子是中國人的寶貝，但當真為了這個寶貝去弄險的，卻是少數。重慶打黑，黑打者眾，無辜被關押的、被掠奪的，屢見於我們身邊，這對素有正義夢想的法律人來說，是很駁面子的事情，但未必有幾人如趙長青般敢於疾呼，如孫發榮般敢於抗爭。大多數人不敢，我也不敢。有人嘲笑別人的隱忍乃至苟且，就是為了養家餬口的一杯羹，───這或許可笑，倘若那些折腰之舉是為了免於人禍，還有人笑得出來麼？
這當然不是危言聳聽。過去幾年之於重慶的法律人，特別是律師，不啻一場噩夢。警察權的極度氾濫，致起訴權和審批權深受掣肘，律師的辯護則越顯凋落，幾近於「雜音」了。如果僅僅是人微言輕，別人不把你說的話當回事，尚可理解，蓋數十年的司法實踐，律師已經習慣了這種待遇。倘律師之言，被視為異端，成了某些人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則律師之辯，非但對牛彈琴，簡直就是與虎謀皮。事實正是這樣，當初趙長青老師為黎強辯護，於情於理於法，不失中規中矩，他一如既往地擺事實，講道理，態度平和，言語懇切，措辭之間，絕少逼仄，亦給控方留足面子，其言其表，正是我數十年熟知的先生風範。然，便是這樣的說理，也有人恨之入骨，不惜惡言相向，極盡威脅與中傷，更有五毛為其扣上了種種不堪的帽子（參見拙文《網絡時代的公案》，2009年12月6日。）。所幸先生德高望重，諸事謹慎，不曾授人以柄，遂得免於興師問罪。及至後來，李莊出場，以血氣方剛挑戰極權，讓某些人憋在肚子裡的一口惡氣終於噴薄而出，從而釀成悲劇。
重慶權力之巔的心機，首見於官方在黎強案上的過度反應，透過五毛們的種種言詞，明白無誤地傳遞出一種信息：「打黑」不但要高歌猛進，而且要以漂亮的方式完成訴訟過程。「敢同惡鬼爭高下，不向霸王讓寸分」，───在這樣的定性面前，犯罪嫌疑人已然「惡鬼」或「霸王」，為之辯者，豈非幫兇？中傷先生，算是宣戰；入罪李莊，則是殺雞給猴看。彼時彼景的重慶律師界，已是風聲鶴唳，人人自危。
也幾乎在同一時期，一些重慶律師正悄然遭遇黑打。某張姓律師，人胖，海歸，一介書生。他受聘為一開發商擔任法律顧問，日常所事，無非起草合同和審查合同，除此之外，即使有心與老闆親近點，人家也未必肯。忽一日，老闆涉黑被抓，警察索素材於張律師，惜乎胖哥生來一根筋，不會編故事，搪塞之間，惹惱了警察，以涉嫌包庇罪將其刑拘於某「農家樂」，日日手銬腳鐐伺候，一關就是三十餘天，若非檢察院有青天，早被歸為黑社會同黨了。另有一劉姓律師，遭遇與之相似，不同的是，人被關了六十餘天，卻不知道自己涉嫌何罪。
以上所述，若非親聞，實不敢輕信於攸攸之口。在這樣的恐怖中，不恐懼，反倒失之常情。品德上有高調的人，自然不屑於常情，倘身臨其境，凡事拿自己的安危去設想，勢必苟且者眾，高調者寡。當初，李莊在庭審中，從不認罪到認罪，戰術上近似迂迴，戰略上實為苟且，或者，說得中聽一點，叫妥協。對這樣的選擇，我認為符合常情，是很可理解的。畢竟，漫漫長夜，要靠自己的軀體去接受煎熬。今天，李莊的機會來了，這正應了我此前說過的一句話：「挾天理有賴乘勢，持鐵證亦需待時」（參見拙文《半是江湖半是岸》，2010年4月25日。），解決法律上的問題，或需借助政治的契機，這就是中國的國情。
這些年，和很多人一樣，我也活得很苟且。成天和無聊的存在周旋，想說的話不能說，想做的事不敢做，除了情急之下的偶爾張目，餘下的時光，多耗於發呆了。有一天，我無意中讀到了李敖先生的下述文字：「在專業化的時代裡，政治其實也是一種專業、一種專家才能玩的複雜職業。沒有專業訓練的人，貿然發表政見，搖旗吶喊也好，遊行示威也罷，其實都可能造成『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的危險。」我以為這話很對，或是李先生經歷牢獄之災後的經驗之談，其於我輩，不無點撥之功。於是，我在書的空白處作了題記：「有時候，政治就像一條瘋狗，我們唯一應該做的，就是離它儘可能遠一點。」我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做的，落實到行動上，便是拒絕染指涉黑案。於我看來，圍繞這類案件所透顯的種種，似已超出了法律的範疇，更像是另一個專業的遊戲了。我學習刑法近三十年，卻不能參詳其中的玄機，閉關自悟，算是一種無奈的選擇。
人的苟且，很近於一種生存態度，雖失之消極，卻別於墮落。與仗義直言比，苟且是卑微的；與搖尾獻媚比，苟且是自愛的。倘與助紂為虐比，苟且簡直堪稱高尚了。我說這些話，無意自表，而是寄望人們客觀看待在強人淫威下沉默而馴服的芸芸眾生，他們當中的很多人，也曾苟且，然從來沒有停止過對強人的詛咒，對陽光的憧憬，甚至，時不時地，對強人的意志也陽奉陰違，悄然抗爭。如果說，圍觀是一種力量，苟且則是對力量的儲蓄。伏草的稟性在於，先低頭活下來，復求伸張。重慶的命運沒有滑向深淵，黨中央的英明固然居功至偉，然與一批體制內外苟且著的人，也不無關係。
陳丹青先生談及「立人」，曾恨恨地說：要論做人的堂堂正正，敢作敢當，今人之於民國人，全是奴才，我在所有大學看到的都是奴才，當然我本人就是資深奴才。於我看來，僅就丹青先生說話時橫眉瞪眼的那副模樣，不大像奴才，反倒頗有些魯迅先生的遺風。至於賀衛方先生，我看也不像奴才，他在黑雲壓城時寫給重慶法律人的那封公開信，是頗具風骨和膽識的。或有一種人，譬如某些大唱讚歌的，他們會舉雙手贊同丹青先生的說法，蓋大家都是奴才，真正的奴才也就不足為奇了。和這些人相比，曾經苟且的人，或可居於上流了。
文章來源：《博客中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